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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臣孽子-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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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下二人，经问询二人为白氏姐弟（汉族），父母已补贼匪杀害，女子为报答士贤的救命之恩，恳请同弟弟跟随士贤，侍奉左右。士贤见这姐弟二人无依无靠，遂生恻隐之心，便予应允，白氏姐弟因而由汉族改为回族，后士贤渐与该女产生纯真爱情而结为伉俩，在北平一直生活了20多年，但在这20多年里，夫妻二人经常回到白氏的家乡沧洲访贫济苦，力所能及地督促当地官员为群众多办好事实事；士贤还多次亲自带领军队来沧州清剿匪寇，安抚百姓，所以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与拥护。同时他自己也对沧州这块圣土和这里的人民产生了亲切深厚的、难以割舍的情感。
公元1399年，朱元璋之长孙朱允炆在南京继位当了皇帝，燕王朱棣为了夺帝位以“清君侧”为由举兵南下“靖难”，经三年多的南北拉锯式争战，终攻破南京，于1403年在故都南京称帝，即历史上的明成祖。丁士贤也因“靖难”有功，官直京卫正三品指挥使，掌禁卫。这年全家又由北平府至南京江宁府二郎岗居住（江宁府为南京城内之府）。由于北方百姓经“靖难”之役，又加之紧随其后的“燕王扫北”之劫，济南以北天津以南造成赤地千里、旷无人烟，明成祖便采取了“徒大族以实空地”之策。此时，因被丁士贤所救之爱妻白氏思念家乡沧州之情日甚，又因士贤年事渐高，日益思念当年生活、战斗过的沧州与沧州的人民，他便响应朝廷这一移民号召，并为遂白氏与自己之迫愿，于是辞官隐退，于永乐二年（1404年）秦请皇上并经其“恩准”赐地后，携全家再次北迁于沧州东南七十里王莽河北岸，辟田地，立庄园，六子分六院，建立丁家庄（即现在的孟村丁庄子村），已厌倦残酷战争的丁士贤带领子孙们开始过起辛勤耕作、习文练武、怡然自得、无忧无虑的田园富庶生活。
明永乐四年（1406年），丁士贤回河南怀庆府探亲访友、巡视故里，不幸病逝，葬于当地本族坟茔。丁氏后人将十贤公奉为孟村（丁庄子）丁氏一世始祖，且子孙后代爱国敬业、传承武风、辈出英豪，丁大力…丁发祥是丁家七世；后面我们将介绍他，如何名振中外武林的、在中国武术史上第一位以武术打败外国强人的中华著名武林宗师、成为孟村八极拳祖师丁发祥。
附录：据八极宗师“神枪”李树文之徒孙、八极拳名家齐德昭所主持编著的《八极拳谱》所载（同时也是齐德昭秉承师爷李树文的八极拳之源流观点）：雍正五年（1727年），丁发祥在京所收另一高徒、清皇宫善扑营（训练大内侍卫的教育机构）总教头张四成（四川人，回族，1646—1739年，绝非于1354年元末在高邮起义自称诚王建国号大周的张士诚），因遭诬陷被降旨捉拿，他遂扮成僧人逃出京城，因回民不佛教无出家之说，他便不愿穿袈裟，所以人称“懒披裟”和尚（《沧县志》和个别八极拳谱将其绰号讹传为“癞”或“癖”）。他为遵师之遗命“将八极拳传回故乡孟村”而来到孟村镇，但孟村也张贴着通辑他的画像告示，他不敢在此停留，便又向东南云游至山东海丰县（现为庆云县）后庄科村，有幸结识庄主吴天顺（回族），便收其15岁爱子吴钟为徒，传其八极拳术。“懒披裟”从此养发还俗，蔽居吴俯，援艺十二载。吴钟成为一代武学宗师后，又将八极拳创为八极门派，使其发扬光大，且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时值44岁）始遵师命为完成师爷丁发祥之遗嘱，来到沧州孟村镇丁府少六院传援八极豢（少六院即丁发祥之嫡系子孙），对八极拳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可惜的是，因八极长拳术在丁家秘不外传至今已鲜有人练，濒临绝迹）。当时孟村人拜在吴钟站下为徒的有丁孝武、吴永、王长锡等人，后丁孝武和吴永又将八极拳传给罗疃村人李大仲、张克明。从此八极拳又重新回到孟村一带开始盛行和流传。张四成93岁高龄逝于后庄科村并葬于该村吴氏坟茔，吴钟遵师如父，为其养老送终，并于70岁还乡养老，逝后亦葬于恩师墓旁。吴钟与其师张四成的故事至今还在后庄科村流传。谱中说，“八极拳的故乡，是河北沧州孟村，据查无疑。但吴钟不是八极的始祖，更不孟村镇人”，所以，该谱（即李树文之支脉）将“邋遢真人”尊为八极拳一世，将丁发祥尊为二世，将张四成和“神力王”达嘛肃尊为三世，将吴钟尊为四世。
当代极具权威的著名武术理论文化研究家及武术家、武术专业教育学硕士学位获得者、国家体育总局武馆中心科研部主任康戈武，在对丁发祥和八极拳有历史经过艰苦的精心考证后，在其畅销名著《中国武术实用大全》一书中披露研究成果如下：“据《沧县志》载，近代八极拳传自清代康熙间人吴钟，初盛于河北沧州孟村，吴钟得自一名‘癞’的云游道人。近年发现的材料证明，吴钟本山东海丰人（现山东庆云县），得传于化名‘懒披裟’的僧人，僧本名张四成，张之师为孟村人丁发祥，丁得传于云游道人黄绝道长。吴钟仅是遵师嘱将此拳传回沧州孟村者”（该书210页“八极拳”一节）。沧州著名作家周宝忠也在其名篇《“神州壮士”丁发祥》中写到：“明末清初，民间盗贼蜂起，沧州一带兵痞土匪更是多如牛毛。为保身家性命财产，丁发祥开始习练八极拳和铁砂拳。苦练三年，功夫学成”。成为可喜的是，康戈武先生中以代表官方的论断，一是证明了八极拳确系发祥于沧州孟村，是名副其实的“孟村八极”，而非山东后庄科村为其发祥地；二是至少可以将孟村八极拳的历史再上推近百年，即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实为中国传统武术宝库中一珍贵而灿烂的文化瑰宝。一首胜擂后兵部官员赞颂并赠给丁发祥的七绝，足以让发祥公和丁氏家族乃至所有中国人豪气云天：“庞眉碧目有光辉，玉骨宛然体若飞。镆铘兼程多造化，夷狄曾闻丁令威。”
从这资料上可以看出，丁发祥和其徒弟张四成被通缉了，可是为什么被通缉仍然孟村还是免赋税钱粮呢？这就有微妙之处了，与这待遇相同的就是朱氏皇族，一方面被天下通缉，抓到后就杀掉，一方面在明朝皇陵和凤阳，妥善保护皇陵，并派人维护，免去赋税钱粮……。
而且可以联想一下的是，确实八极拳三世是姓张，而且是被通缉的和尚，读者去驰骋您丰富的想象力吧。再指出一点谬误就是把达喇肃尊为三世，这是别的谱上所没有的，我认为是其个人穿凿附会，因为八极拳在北京满人中间没有传人是历史证明的，这还要怎么解释吗？丁发祥就根本没把八极拳教授给满人，这就是历史事实。我没有确凿的资料证明，不知道丁发祥是否为了造反而进北京城，但史料公认，丁家家资富有，不会为谋生奔波求索，而且丁发祥五十来岁打擂，绝对是一个爱国之人，而且丁发祥功成不做官，与其徒弟被通缉联系起来，还是说丁发祥到北京，绝不是糊口谋生，绝非去当护院教师，绝非为了当官发财，更不是为了旅游养老，排除这些原因，你想想还有什么？丁发祥在得到皇帝赐匾嘉奖，六部送匾褒扬，继续在民间行侠仗义，凭自己的“尚方宝剑”惩治贪官污吏，不过是一种官方状态下的造反而已，我不是满清的支持者，但是我认为这种状态才是理想社会，有君主和强势的官方机构，同时允许民间支持民间义士站出来惩治贪官污吏，这我认为是康乾盛世的真正原因，这种民间与政府的互动，斗争与协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强盛的有力推动。
大明孽子 四十六章献陵书院1
朱慈悲没见到杨起凤，起身继续北行，来到献陵书院，师傅王余佑曾屡次到这里游学，所以朱慈悲很重视这里，师傅讲天下文武之道，书院很重要，这次去过河南辉县的夏峰书院之后，发现这里和夏峰书院有很多相似之处。
夏峰书院后面是苏门山，前面是百泉，献陵书院后面是高大的献陵，前面是奔流的黑龙港河，夏峰书院苏门山山顶有啸台，是魏晋时孙登的长啸之处，献陵书院后的献王陵上献王祠是献王刘德祭祀之所：附录：夏峰书院百泉湖畔，邵夫子祠堂的石柱上，刻有这样一副对联：精义入神，著皇极经世六十卷；同声相应，有夏峰继轨五百年。这副对联的意思是说，邵雍研究的精密理论，已经达到了随心所欲的神妙境界，因而能写出６０卷《皇极经世》这样的传世巨著；天地万事万物是相互感应的，相同的声调产生应和，相同的气息产生吸引，因此，和邵雍相隔５００年之久的夏峰先生，宗邵雍之衣钵，继邵雍的轨道，和邵雍同声相应，相继成为一代大学者。
邵雍之后５００年，大学者孙奇逢慕名来到苏门山，再次给百泉文化添上了浓浓的一笔。孙奇逢与黄宗羲、李二曲一起被称为中国明末清初的三大儒，因晚年在苏门山下的夏峰村讲学，世人称其夏峰先生。在中国儒学史上，孙奇逢的地位显赫，《清史稿？儒林传》中，他被列在第一位。
百泉湖西岸，邵夫子祠堂的南面，就是当年夏峰先生讲学的地方，后人为纪念这位了不起的大学者，在这里建起了“夏峰祠堂”。如今，这里已成了辉县市委党校的所在地。“夏峰祠堂”又称为“孙征君祠堂”，据史书记载，明清两代统治者，以及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曾先后１１次征召夏峰出仕做官，都遭到拒绝，后人美誉其为“征君”。
孙奇逢幼年时，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一次，老师问他，假如在围城中，内无粮草，外无援兵，你当如何办？７岁的孙奇逢不假思索，应声而答：“效死勿去！”成人后的孙奇逢还是这种性格，在明末清初的混乱年代，他为了营救恩师左光斗，不惜冒着杀头抄家的危险想方设法。他的这种义举深为时人推崇。从此以后，四方有志之士，慕名从学之人，纷至沓来，络绎不绝。
孙奇逢屡次拒绝征召，除了淡泊名利之外，还有难言的苦衷，他已经清楚地看到明王朝行将倾覆，大局已定，而且对李自成的起义也有看法，认为李自成不过是“为他人办薪水耳”。清朝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几次三番请他出山，孙奇逢均托病不出。
公元１６４５年，清朝廷实行一系列的民族压迫政策，其中一项就是“圈田”：即把北京周边５００里内的汉人土地圈给八旗将士，孙奇逢老家的田地也被圈占，他只得带着全家南迁。当时辉县的百泉和苏门山早已名声在外，尤其是自北宋邵雍起，到元代姚枢、许衡等大批学者在苏门山讲学，百泉湖畔已成为中原理学研究的中心，孙奇逢决定投奔苏门山。
一代学人孙奇逢初到辉县时，生活极其贫穷，全家寄居于旅舍，甚至他的妻子病死后竟无处下葬。当时朝廷的水部副使马光裕敬佩孙奇逢的为人和学问，就将其在苏门山脚夏峰村的土地和房屋慷慨地赠送给他。从此，孙奇逢在百泉湖边安身立命著书立说，讲学论道。
辉县市文物局的张有新局长说到孙奇逢在百泉讲学的盛况时激动不已，自豪之情溢于言表。孙奇逢在百泉湖边住了２５年，这２５年中，他所做的事情概括起来只有８个字：“讲学授徒、著书立说”。
孙奇逢的门人很多，仅从《夏峰年谱》统计，就有２００多人，其中不乏著名学者，如薛文柞、贾三槐、贾尔霖等等。就是在他南迁苏门的途中，不但有士子跟随求学，而且随时都有人带着礼物前来拜师。孙奇逢移居夏峰村后，跟随他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且逐年增多。有退休的大官回家后拜在他门下的，有千里迢迢送儿子到百泉跟他学习的。凡是朝中的公卿大夫出差路过这里时，都是让骑马驾车的随从退避，自己只身一人来见夏峰先生。四方的学者，背着书箱，提着衣服的前襟，弯着腰，见了夏峰先生恭恭敬敬地拜倒在地。朝中的高官，州郡的长官，来到夏峰先生的书院，扫地抹桌，希望先生能多给一些教诲。除了讲学授徒，夏峰先生还著书立说，他写有《理学宗传》、《日谱》、《读易大旨》、《四书近指》等传世的哲学专著。
书院鼎立盛世流芳
说到百泉的厚重文化，历代延续的百泉书院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据历史记载，早在五代末年，百泉就建立了第一所私立书院，拿现今的话说属于社会力量办学的性质，名字叫“太极书院”。主讲人是谁现在已无从考证，只知书院的办学宗旨和教学内容是以易学为主。北宋初年，中国渐渐显露出太平气象，许多文人士子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希望“显身扬名，居官从政”，纷纷要求就学读书，“太极书院”由于基础较好，这时开始“大显身手”。到了北宋中叶，“太极书院”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书院，根本原因是一代著名理学家、名师巨儒邵雍常年在此讲学。因为邵雍的缘故，周敦颐、程颢、程颐等著名理学家相继来到百泉，一边和邵雍切磋学问，一边讲学授徒。一时间，“太极书院”高朋满座，从师者络绎不绝，名声大振。
金朝时，“太极书院”遭到破坏，在这里就读的学生纷纷南迁，依附于江南各地的书院。到了元代，“太极书院”在原址上恢复重修。因为一些汉族儒士长期的反元情绪，使得书院没有大的发展。随后，当时著名的学者姚枢、许衡、赵复等来这里讲学，使“太极书院”重振雄风，并始终保持着北宋时遗留的自由讲学的风气。元代的“太极书院”讲学内容以理学为主，程朱理学在书院教育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南宋，因此，培养出一批程朱学说的大家。
明万历十二年，“太极书院”改名为百泉书院。到了清朝，公元１７５０年，乾隆皇帝游百泉，书院被改建成供他居住的“万寿行宫”，百泉书院才停止讲学。１８２６年，辉县知县周际华，这个封建时期的地方官为了能让百泉书院发扬光大，捐出自己的俸银在辉县城内购房百间，恢复讲学，仍命名为百泉书院。这些建筑至今仍保存在辉县市城区的书院街上。
张有新局长指着毗邻百泉湖东岸的一排建筑对记者说：“那就是百泉书院的原址，规模大着呢！这里如今是河南省干部疗养院和辉县市肿瘤医院。”张有新说，历史上的百泉书院很有特色，首先是院址的选择上与一般的书院不同，官学大多设在京都或城市，而百泉书院却选择了风景秀丽的百泉湖畔，这绝不是偶然的。书院的前身是“太极书院”，讲学的内容主要是《易经》，易学是极重视天人关系的，因此，“太极书院”在院址的选择上强调天人合一，把自然环境作为教育的一种手段，注重大自然对学生的影响和熏陶。再者百泉书院藏书丰富，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文化中心。宋代时印刷术进步很快，刊刻图书质量高、数量多，无形中促进了书院藏书事业的发展。百泉书院作为当时的最高学府，很多学生都有自己的著作。为了鼓励学生积极从事学术研究，提高教学水平，书院建有刻印机构，因此书院里藏书刻书盛行，保存了许多珍贵的文献典籍，这种风气一直保持到清末。直到今天，辉县市的博物馆里还保存着百泉书院的藏书１万多册，以及清代学者孙奇逢的刻印书版数千块。
另外，百泉书院还有一个特点：在这里读书的学生可以自由流动，不受地域、学派的限制。书院采取“门户开放”的教学原则，来者不拒，走者不留。当时各书院的主讲邵雍、二程、司马光、张载等人的政治主张不同，学术见解不同，学派不同，因此他们规定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书院而不必放弃自己信仰的学派。这种开放型的教学方式十分有利于学术交流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百泉书院从五代末年创办到清代，历时近千年，从宋代开始，又数度成为中原地区理学研究的核心，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苏门啸台左侧的半山腰上，有一处“饿夫墓”，坟墓里面埋葬着一副铮铮铁骨。“饿夫”名叫彭了凡，清兵入关后，他惋惜明朝的灭亡，不愿接受清朝的统治，携带妻儿举家南迁，四处倡导反清复明。途中妻儿相继死于战乱，况且当时大局已定，一介草民如何能够扭转乾坤？绝望的彭了凡带着国破家亡的悲愤心情来到苏门山巅，坐在啸台前说：能和孙登做邻居，一生足以了！然后仿效古代“伯夷、叔齐耻食周粟”，绝食而死。彭了凡死后，当时在百泉书院讲学的大学者孙奇逢按照他的遗愿，用两口瓮上下扣在一起，将彭的尸体立于其中，将其立身而葬，并在其坟前写下“饿夫墓”３字。１９２８年，冯玉祥驻军百泉，书写了“民族精神”４个大字，刻巨石立于墓前。
大明孽子 四十六章献陵书院2长啸
师傅王余佑常于愤激之时，登高长啸，朱慈悲本以为这是一种单纯感情抒发，可是到了夏峰书院之后，才知道，啸有2000多年历史，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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