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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尘陷落-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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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会两讫呢？”副局长残酷地一笑，“是的。我想得到的东西已经得到了。而你得到了什么呢？告诉你吧，你丈夫的事，我连问都没问。”
苏谨芬当即眼前发黑，颓然跌坐沙发里，然后又“霍”地跳起来，歇斯底里大叫：“畜生，你给我滚出去！”
“恐怕我做不到。”他相当温和，以几乎带点忠诚的口吻说，“我觉得我欠了你很多，我必须补偿。而且……而且我认为自己有点爱上你了。这很奇怪。跟我玩过的女人挺多，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像吃了感冒药似的。喏。今天，我给你送一个‘信封’，希望你给点面子，别从窗口扔出去好吗？”
说罢，副局长离去。
苏谨芬还真想把那个“信封”扔了，但它的分量显然足够制约一个人的随心所欲，她一抖，便抖得满地都是极端的沮丧和无奈，仿佛脆弱的红花绿叶，遭遇寒风便纷纷凋谢了。
过了两个星期，副局长打电话请苏谨芬出去吃饭。她没理睬。不料午夜时分，他喝得醉醺醺的，嘴里嘀嘀咕咕，把她的门敲了个惊天动地，吓得她赶紧开门纳入之，扶他躺下，而且像细心的妻子一般，做了不少处理醉酒的善后工作，直至他沉沉入睡。
第二天早晨，他有点惭愧地说：“你不赴约，我就很孤独呐，一孤独就容易喝醉。这怪谁呢？”
“照你的意思，我是你的冤家罗。”她的话并未准确地表达她的内心，甚至，已经南辕北辙，带点打情骂俏的味道。
整整一天，她在单位上班时，都琢磨着自己的这句话。她渐渐觉悟到，作为一个漂亮的少妇，尤其是一个复婚的女人，丈夫又不在身边，自己骨子里已克服了所有的禁忌，情欲发展事实上也达到了饱和点，她需要而且有权利得到性的满足。
更何况，如今道德相对主义早就论证了道德的相对性了，你拒绝一个男人的要求反而是一件麻烦的事儿。也许你的内心或多或少会感到焦虑，为了避免焦虑，顶不济，你把事情弄得平淡无奇、了无意义和满不在乎就是了。
当夜，苏谨芬便主动邀副局长来吃晚饭，吃毕即上床运作。
也含有对白瑞明跟筱偷情的报复因素。
1997年初夏，白瑞明出狱时，苏谨芬已给那个矮锉儿副局长做了整整4年的情妇，人也变得尖酸冷漠、妖冶风流，再次跟白瑞明离了婚，并且把孩子也扔给了他，过起了纵情享乐的生活。
大众道德所鄙视的，恰恰是人类潜意识所崇拜的。女人尤其要警惕这一点。
某日，苏谨芬在一家旋转餐厅，跟那个曾经忠告她不要轻易复婚的人不期而遇，一定要请昔日朋友喝酒，半醉半醒之际，怆然泪下：“跟婚姻这架风车作战，我输得一塌糊涂……奇怪，你怎么没输呢？”
“很简单，”对方晃了晃酒杯，“我不是堂·吉诃德。”
这位忠告者，就是我。
悲剧的对称有一次，在大街上，我跟一位曾在某社交场合见过面的女记者边走边聊，她告诉我中午要赶回去为两个孩子做饭，瞧她青春洋溢的面容，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她居然有两个上学的孩子。我非常吃惊地望着她，并充满赞美之意：“你显得好年轻。”
话音落地，我知道我错了，因为她留给我一个莫名其妙的笑容。我心里想：不妙。赶快转移话题。
这位女记者跟我的一个好友甚熟，后来好友告诉我：那两个孩子是她再婚丈夫的一子一女。尽管一般情况下，孩子问题是再婚的最大障碍，而且经历过父母离异的孩子，极有可能变得孤僻、怯懦、抑郁、焦急，甚至神经质，但那个家庭好像压根儿不存在这些问题，孩子们健康活泼，跟后妈的关系很好，一家四口其乐陶陶，和睦美满。
为女记者的重组之家祝福、欣慰之余，我翻开手头沉重的采访笔记，又不禁百感交集、忧从中来：家庭破碎，废墟几何？废墟上的呐喊，往往是孩子的声音……她16岁，随母姓段名青霞，有一种异国情调，尽管在劳教所，未施脂粉，脸色略显苍白疲惫，但青春丽质仍像早晨八九点的太阳一样。
她向我诉说了父亲（在她的自述里，除了开始时她使用了一次“父亲”的称呼，其余全部用“这个人”或“他”指代）跟母亲离异之后，她悲剧性的人生境遇。
我是个很没劲的人，因为我是个被父亲强奸的人，所以我是个破罐子破摔的人。但我说不上怎么恨他，只是不想见这个人。为什么？如果一定要我恨他的话，我可能更恨我妈，要是我妈不跟他离婚，这个人不会整天酗酒，神思恍惚。这一切便可以避免。我想。
我妈童年时跟外公、外婆从四川到新疆支边，后来外公他们年纪大了，又带舅舅回了老家。我妈就地嫁给了新疆，嫁给了这个人。这个人是个维吾尔大汉，我妈则娇小玲珑。在我的印象中，无论我妈提什么要求，只要可能，这个人都会想办法做到。然而不知为什么，我妈对这个人总是不冷不热。
我13岁那年，搞公安的舅舅不幸被坏人开枪打死，外婆向组织提出要求将咱家四口弄到她身边。我妈先带着弟弟调回去了，我跟这个人暂时留在新疆。谁知不久，我妈花了心，跟这个人离了婚。
这个人很苦闷，开始酗酒，常常从天黑喝到天明。有一天夜里，我起床解手，瞧他趴在地上还要喝，便去抢他的瓶子。大概，当时我穿着妈留下的一件睡袍，而且，我跟妈长得有几分相似，我一抢他的瓶子，他就把我抱住了，一边喊我妈的名字，一边撕扯我的衣服。我扭来扭去，自然无济于事，想大声叫喊我不是我妈，是他女儿，不知怎么回事，也许我太恐慌了，就像一个在铁轨上散步的人，回头劈面遭遇火车，竟一个字也吐不出来……直到下身感觉一阵剧烈的刺痛，我才尖叫一声。这个人突然醒了过来，跪在旁边，张着嘴，直愣愣望着我，手在发抖。而我仿佛虚脱了，好久都没有流泪的意思，他动了动嘴唇，痛心疾首地说对不起我、对不起我妈时，我一下子有了活过来的感觉，不禁嚎陶大哭，爬进卫生间，好像要给自己剥皮似的，狠命用自来水管冲洗自己。
第二天，我被送到爷爷奶奶家，从此我就不想见他，更别说跟他说话了。每次，这个人来爷爷奶奶家，我都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无论他怎么恳求，我也不肯开门。
我的情绪糟透了，学习成绩直线下降。班主任找我谈心，我很反感，满不在乎地撒谎说自己谈情说爱了，吓得其他的女同学都像躲避瘟疫似的疏远我。
一个高年级汉族男生，叫何伟，比我大4岁，自吹是个玩刀子的好手，有很多成人的习惯，比如抽莫合烟，连吐痰的姿势也学着警匪片里大流氓的派头，瞅空老给我献殷勤，还说我特像一个瓜熟蒂落的女人。我操他妈，十分恼火，不时跟他打架。他当然让着我啦。男孩不坏，女孩不爱。一打一打，一不小心跟他打到了床上。他发现我居然不是处女，就问我这是谁干的，居然跑在他前面，像什么话？要拿刀子去捅。受不住他一再追问，我告诉了他真相。他大为不齿，往地上唾了一口，还骂了一句：“你他妈真是个脏货。”
那话让人听了格外羞耻，无地自容，连死的念头都有。
当晚，爷爷奶奶在饭桌上告诉我，我弟弟被拐骗到贵州一个小山村，出了大事，不久前才被有关部门送回老家。我听了十分震惊，随即大哭一常（说到此处，笔者打断了一下段青霞的话头，问她弟弟到底出了什么事，她说后面再讲）。
我跟弟弟的感情很深，小时候给他做过很多动物卡片，我时常想念他，我要去看他。
我从爷爷的抽屉里偷了200多块钱，留了一张字条儿，就大胆地上了乌鲁木齐开往郑州的直快，计划在宝鸡转车，折向成都。
在车上，我一直小心翼翼，不敢打盹，生怕自己也被别人骗了。可后来实在熬不住了，不知不觉睡死过去，错过了中转站，醒来已进入河南。
在郑州，又一错再错，急急忙忙随人流挤上车，站了几个钟头，直到有人来查车票时，我才搞清楚这趟列车开往广州而不是成都。那个女查票员是天下长相最丑的麻婆，一定要我补票。除了流下委屈的泪，你还能怎么着？身上只剩下25块钱了，下一步你怎么回家？听何伟说过，广州是个花花世界，他曾许诺带我去南方玩儿，他堂兄在那一带混得很活泛。好歹要对得住手中的车票是不是？我一咬牙，去就去吧，他妈的花花世界。
半夜到广州，像被挤牙膏似的挤出车站，瞧着广场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我一脸茫然，不得要领，稀里糊涂被一辆拉客车载到一家残破不堪的旅店。坐车吃饭花了15块钱，还有10块钱，可旅店最便宜的铺位是12块，16人一间。天！我只好在外面，像一头可怜的小毛驴，干巴巴站了一夜。
我想我已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了，第二天早晨把兜里的钱全花光，跳上一辆车，拿出一副小皮条客的架势，到了中山。
我对自己突然来到异乡，并没有什么陌生感，尽管我来自遥远的新疆，要知道，新疆本来就不是我的故乡。在中山市郊，我谎称自己有16岁了，到一家服装厂应聘，因为发育早，个儿高，很顺利就混进了打工妹行列。
工厂是个小厂，厂子越校榨人越厉害，比四川老地主刘文彩还过分。于是，我联合几位姐妹偷成品（羊毛衫）出去卖，得手两三次，被老板的小舅子抓获了，那家伙歪鼻子斜眼，十恶不赦，当众剥光我们几位的衣服，饱打一顿。被赶出厂子时，我们身无分文。
怎么办？两个年龄大的姐妹提议大家去当舞女，甚至干脆做“鸡”算了。我不干。我觉得自己年龄还小，干那事起码对不起我妈，虽然我妈她一点儿也对不起我。那两个姐妹现在混得蛮不错，有一个很漂亮的被大老板包起来了，成天在家练钢琴，学淑女的坐姿呢。
我再也不想进厂卖苦力，整天浪迹街头，小偷小摸。有一天，我看见从新疆来了一个时装表演队，有俄罗斯人、维吾尔人，当然还有汉人，就死打烂缠地跟着他们。经理像个白面书生，3O岁左右，不肯要我，说我三围不行，个子也没达到1。70米。我苦求他收留我，让我干什么都成。他想了想，引我到一间房，一脸无奈地糟蹋着我，仿佛他糟蹋我是给了极大的面子似的。
做完那事，他又说我鲜嫩可口，只是眼下消瘦了点。苗条可不是消瘦，是一种精致的丰满。也许他看准了，过几年我会长成一个苗条的舞台美人，就跟我签订了5年的低薪合同。
我学了点走台步，看了姐妹的演出，才知道所谓的时装表演，不过是穿着三点式在歌舞厅搔首弄姿罢了，如果有人出高价，你还得全裸。经理暂时没把我撵上台去，是因为他还没尝够我的滋味，那混蛋完全是个性虐待狂，每夜都往死里折腾我，弄得我身上常常青一块紫一块的。
幸好，他很快厌倦了我。我清静了一段时间。有一夜，他单独请我喝茶，我以为他又卷土重来了，有点发怵。结果，他只是问了问我以前在乌鲁木齐就读的学校。
我被他弄得满头雾水，回到宿舍刚脱衣上床，经理冷不丁开门进来，引入一人，竟是何伟！原来，经理就是何伟的堂兄。
经理开门开山说：“段青霞。何伟在新疆那边惹了点小麻烦，来这里避避风。听他讲，你是他的老姘头。从现在起，我就把他交给你了，你要好好伺候他。”
何伟也真不是个东西，当着他堂兄的面，就跃跃欲试要搓揉我。经理一走，我就打了他一耳光：“你他妈不是说我是个脏货吗？我有爱滋病离我远一点。”
“哎哟。还认哪门子真啦？”他嬉皮笑脸的样子，“再说老子就喜欢脏东西提神，好久没开荤了，连吐痰都寡味……”他说了很多脏话，他的脏话很有魅力。我简直被他的脏话迷住了，又喜欢上了他。
第二天，经理给了何伟一个密码箱，给我买了半打衣服，把我们打发去了海口。在那里我们租了一套房子，整天吃喝玩乐。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也懒得寻根究底，今朝有酒今朝醉嘛，直到闻讯经理被来自新疆的公安抓起来了，何伟才惊慌失措地告诉我，他在乌鲁木齐替堂兄杀了一个人，那边正在通缉他呢。
他哀求我不要离开他。我已经死心塌地爱上了这个流氓，当然不会抛弃他。我们东躲西藏，最后又回到了广东，结识了几位愣头愣脑的外乡烂仔。何伟杀过人，烂仔们很敬畏，推他做了头儿，他们计划搞一笔钱，然后偷渡港澳。我想起小时候见舅舅穿公安制服很神气的样子，于是提议大伙扮警察叔叔去搞钱，得到一致响应。
一天黄昏，公安局集体宿舍几个房间的人一窝蜂去了球场打球。我踩着何伟的肩膀，上了厕所的顶棚，再从那儿爬窗进了宿舍，偷了4套警服，递给接应的伙伴。弟兄们指指我身上，意思是我总不能穿男式警服吧。我正愁情况不熟，不知哪里是女公安的宿舍时，碰巧见到一个女警官，还是二级警司呢，偷偷溜进了另一间男宿舍。我借助厕所旁的大水管掩护，瞅见她把警服脱下丢在窗户边的椅子靠背上，接着又脱了裤子……直到听到里面传来要死要活的哼哼声，我才大胆地伸手进去，刚好够着那衣服和裤子，便轻轻地把它们拖了出来。
我跟何伟他们装扮成公安查车、罚款，才敲诈了5个司机，就被真公安逮住了。
何伟他们怎么样了，我不知道。当然，何伟肯定会被打靶，他毕竟犯了血债。因为当时我还只有15岁半，不到判刑年龄，这不？到妇管所接受教育来了。
就这样了……我弟弟出了什么大事？到现在我还没见他一面，想到这一点，人就揪心。话又说回来，我堕落到这步田地，也无颜见他了。唉！说起他，比我的命运还要悲惨。今天我不想说了。我能不能不说？或者，下一次再告诉你好吗？
我点了点头，走出妇管所时，竟有点不能自持。外面下起了不大不小的秋雨，极似我的心境，街道行人车辆在雨中渐渐变得影影绰绰……后来，为了不使段青霞太难过，我没有冉去采访她，而是从管教人员口中得知了她弟弟的遭遇。
段楠记不起自己有多久没吃东西了，他只知道肚子里有一只青蛙在叫。因此，当他面临食品的诱惑时，亲切地叫了给他买食品的那个人一声脆脆的“叔叔”。在他的记忆中，只有他爸才舍得为他花钱，他妈总是抠门，而那个后爸，几乎从来就没有给他买过好吃的东西。
“小家伙，你多大啦？”“叔叔”跟他套磁。
“9岁。”段楠学着大人的样子打了一个含糊的手势，还故意把年龄加大了一岁。
“你的爸爸妈妈呢？”
他不吭声了，有点警惕地望着“叔叔”。
“叔叔”微微一笑，摩挲一下他的头顶，走了。
段楠又有点失落感，当他混上另一班长途公共汽车时，还在想着那个“叔叔”。
段楠独自一人跑出家，要去远方寻找他爸和他姐。自从他爸跟他妈离婚后，他就再也没见过他们。他估摸，到他爸那儿得坐两天两夜的车，现在已坐了一天一夜，他只盼着天快点儿黑，然后天亮时，就能见到他爸和他姐了。
售票员阿姨注意到了他，正要问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时，“叔叔”又出现了，从前面挤过来，让段楠坐到他的身边去。
段楠很高兴，吃过“叔叔”递过的糖，甚至还给“叔叔”讲了个故事，之后就迷迷糊糊睡着了。
醒来时，段楠发现自己呆在一个相当陌生的环境里，好像是旅馆。“叔叔”送来一碗米粉给他吃，身后还跟着一条黑汉。那黑汉挖着鼻孔，不时乜眼瞅他。“叔叔”跟黑汉咬耳朵嘀咕了几句，走了。
段楠脑中一闪念，感觉不对，想逃。那黑汉不时抬腕瞄表，七分耐心三分焦躁、一根接一根抽烟。你只要一开门，对方就会追出去，你肯定逃不掉是不是？趁黑汉上卫生间撒尿的当儿，段楠灵机一动，一扭开门，迅速转身钻进床底。
他听见黑汉骂骂咧咧冲出了门，好久，才敢从床底下爬出来，赶紧溜之大吉。
他躲进一家布满铁锈色的麻籽榨油作坊蜷缩一夜。他肚里的那只青蛙又叫了，他真想把它吐出来。
在街上顾盼溜达至黄昏，段楠已饿得精疲力竭，像一只蛤蟆似的蹲在公园门口。有人递来一包饼干，他脱口向施舍者叫了一声：“叔叔”叫过之后，才意识到自己错了，因为对方是个女人，很瘦的女人，像个白骨精。
怜悯地，瘦女人从上到下把他打量一圈，牵了他的手，到一家小酒店门口，指着一个胖男人，对段楠说：“他是酒店的老板，学雷锋叔叔，喜欢做好事，能供你饭吃。”
胖男人问了段楠一些基本情况，跟瘦女人交换一下眼神，点点头，说：“孩子，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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