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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着白夜航行
　　　　　　　　　　　　　　　　　　　　　　　　　　　　　　　两封关怀来信　


　　那个住在鸡屁股底下的中年男人的来信使我感受到了中国式的求爱。他首先大谈特谈了一番士拉故的天气和环境，诸如八卦式的古堡群、蓝色的充满鱼群的河流、出其不意出现的牦牛、羚羊、麋鹿群等，然后笔锋一转漫不经心却又是精心炮制地写道：“上周马孔多携一年轻女子来土拉故，他们在这儿住了五天。我安排的食宿，现在他们已经去新疆的喀什了。”　

　　读到这里我微微一笑将信撕成几条，让它们到肮脏的废纸篓去享受夏日浑浊的燥热。　

　　接着再拆另外一封来信，是读者来信，便盼望从中看到赞许的话使自己改变心情。撕开封口，费力地拽出十几页薄如蝉翼的纸，翻了三页却只字未见，一时恍惚自己什么时候加入了特务组织，需要一种特殊药水的浸润才得以使字迹显现。第四页、第五页、第六页仍然是空白，空白得让人不知所措。第七页充满神秘。第八页有一股死亡之气从幽玄的地狱之门横溢而出……经历了十二页漫长的空白，如同走过了拒绝敞开的十二扇门。第十三扇门心怀鬼胎地拉开一条缝，里面的人恶作剧地说：祝你经期愉快！　

　　六个歪歪扭扭的字带着一个古怪的惊叹号在第十三页上龇牙咧嘴地望着我。信封上没有详址，从规规矩矩的邮戳上可以认出它的发源地是洛阳。洛阳纸贵。洛阳有让人百看不厌的石窟。当然，还有被武则天贬出京城在异地蓬勃兴起的牡丹。此外，还有微黄的河水，河上的涟漪和落雁。　

　　除第十三页纸被掷进字纸篓，其他十二页美丽的白纸全部被我收留了，毕竟从古到今好东西都让人难以割舍。　

　　六月中旬了。天气预报图上的全国各地气温持续上升。电风扇彻夜开着。卖冷饮的生意可真红火。我下了过水面，吃得汗涔涔的。饭后，已是十九点了，落日还悬在西天拖泥带水地不肯下去，我心烦意乱地抓过一本书，打算在阅读中沉静下来，可文字第一次对我失去了镇静作用，我便求助于那本被翻得破烂不堪的世界地图册。是谁第一个把中国版图比做一只报晓的雄鸡的？我觉得比喻成母鸡更吉利，母鸡可以下蛋，这意味着一种创造，而公鸡的叫声却华而不实，再动听的叫嚣也比不上稻米、水、柴、蔬菜更有助于人类。按照那个蹩脚的比喻，土拉故就是这雄鸡屁股下的一个小镇。而我则住在鸡头上，哈尔滨，对于冬天来说这是个极其动听的名字。　

　　土拉故到哈尔滨，如果从中画上一条直线的话，简直可以说是将这只雄鸡当胸斩为两截。它的直线距离何其遥远，信在路上整整走了九天。　

　　这地图是我上高中时作为考大学的地理教材所备下的，所以某些地名旁边加了许多注脚，如在菲律宾旁边天蓝色的太平洋上我记着：“以农林产品加工业为主。盛产椰子、水稻、烟草、甘蔗、玉米。”而另外一些地方则写着港口科伦坡、卡拉奇、孟买、马德拉斯等的概况。在这册地图上我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是：水稻、玉米、石油、天然气、橡胶、胡椒、茶叶、花生、蓖麻子、小麦、地毯、黄金、金刚石、铁、铬、白银、石棉等等，它们全是物质的。　

　　浏览地图可以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比如我看到印度，我就来到这个国家的街道了。美丽的女人打着赤脚到河边汲水裙子拖得很长很长。我还看到了亚马逊河流域长势不错的庄稼。哦，还有撒哈拉大沙漠上的骆驼和旅人。当然，伦敦的老式街道经常雾气弥漫，艾菲尔铁塔跟雪茄烟一样充满了燃烧的魅力。想入非非是我独身生活的一大痹好。　

　　打开电视，“世界各地”节目正在播放“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个头发斑白但魅力十足的男主持人像以往一样手持一本厚厚的书朝我们走来，他置身的环境看上去是座旧房子，充满了博物馆的气息，壁炉里熊熊燃烧的炉火显得暖意融融。主持人在介绍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次飞行表演，我的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炉火。就在我凝神关注炉火的那一瞬间，马孔多猝然破门而入，微笑着向我走来。一个念头突如其来地跃出脑海，而且坚定不移：我必须同马孔多一起到漠河去看那个只有夏至才出现的白夜。　

　　那个日期应该是六月二十一日。　

马孔多拒绝上船　


　　我出其不意的旅行决定并没有使马孔多吃惊，他坐在角落的沙发上吸着烟，腿跷得很高，那布满浓密汗毛的腿使人联想到他来自不毛之地。他的眼睛有一刻眨来眨去眨个不休，仿佛在算计我会不会在出发前夜改变主意。他自认为很了解我反复无常的性格。　

　　六月十六日黄昏，我买到两张开往大兴安岭中心城市加格达奇的硬卧车票。马孔多一声不吭地跟着我回了家。我将两张车票在他面前一亮，他讳莫如深地笑了。离开车时间还有三个小时，我们有充足的时间做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将地图册、蜡封的火柴（我总是担心会落水）、香烟、两套干净的内衣内裤、望远镜、各种必备的药品、手电筒、避蚊油、檀香扇、纸笔等等装进旅行包。做完这些，我开始关闭门窗、切断冰箱的电源、检查水龙头和煤气是否安然无恙，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揣好钥匙，招呼马孔多上车站。　

　　我的房子位于哈尔滨南岗区革新街一带，它毗邻文昌街、奋斗路，沿街是累累的商行店铺，建材商店、副食商场、酒店、粮油店、汽车修配厂、银行、电影院、农贸市场、音像发行部、电脑商场、美容院、表店、鞋店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搬到这里时正是秋天，站在阳台上，可以看见街两侧金黄色的落叶，省图书馆那古色古香的建筑也近在咫尺。天高云淡，正是北方封窗腌菜预备过冬的时令。分到住房的那种卑微的满足使我忽略了窗外的喧闹。然而生活走上正轨后，我才发现正置身一个温柔的陷阱。奋斗路上车流如潮，消防车、救护车和警车那刺耳的叫声经常性地响起，还把窗棂震得咣咣地响，即使入夜也不得安宁。许多纪念碑似的大烟囱在漫漫冬天里无休无止地喷出浓烈的黑烟，阳台上尘垢遍布，空气坏极了。尽管如此，我仍然固执地坐在窗前凭借音乐做灵魂的漫游。然而进入五月以来，随着暑热来临而拉开窗户，我感受到了喧闹对一个人真正的煎熬。音乐的最大音量也消除不了外界的干扰，已经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像白痴一样坐在令人窒息的屋子里翻来覆去地看已经看了千万遍的画册，无所适从。　

　　能在这种穷途末路的时候离开哈尔滨，是我梦寐以求的，更何况向北的旅途又有马孔多为伴呢。　

　　发车时间是十八点四十分。火车很老实地驶过霁虹桥，我看见了不停变幻颜色的信号灯。乘务员小姐带着假笑过来换票，我领到了两枚铁质的硬卧乘车证。我们的铺位一个是九号下，一个是九号中，我让马孔多睡下铺。马孔多喜欢望风景，对这个建议他欣然从命。我将旅行袋扔到行李架上，沏了杯茶生在他身边。火车已经接近松花江大桥了，铁灰色的桥似巨幅屏风一样张开。松花江北岸有徒有虚名的太阳岛，江心岛搭起了许多五颜六色的帐篷，有人在垂钓、划船，但更多的人则在混浊的江水中游泳。江风习习，可以望见江岸斯大林公园里如织的行人。我对松花江在这个季节中的备受蹂躏充满同情。那些受不了超过人体体温酷热的南方人带着时髦的粤语来到这里避暑，他们来自广州、福州、成都、武汉、长沙甚至香港和澳门，他们乘火车和飞机来，汗臭味袭击了这城市形形色色的宾馆。很多机敏的商人一边歇伏一边把手伸向北方人那防备薄弱的钱袋，大笔大笔地做着生意。　

　　火车已经驶向郊区，我才对马孔多说：“刚才那条江就是松花江。”　

　　马孔多耸耸肩，付之一笑。同乘的一些旅伴则对我示以怪异的目光。　

　　车到卧里屯时，太阳已经消失了，窗外的景色有些荒凉。一些采油树在荒原上单调地点着头，永无休止，像是在向上苍叩头祈求洪福和超脱。西边天上有几缕血红的云霓，乘务员催促旅客归铺休息，说是熄灯的时间到了。我倒掉残茶，在洗脸池刷了牙，和马孔多道了声晚安就上了中铺。大平原上凉爽的风将我梳理得舒舒坦坦，魂坠梦乡。大约是子夜时分，忽听下面传来服务员尖厉的呼叫声：“九号下是谁？九号下呢？有没有人？”　

　　九号下？马孔多。我坐起来对乘务员说：“九号下是我的朋友马孔多的铺位。”　

　　“他人呢？铺上怎么没有人？”乘务员的声音听起来就像被饼干噎着了似的暗哑不堪。　

　　“瞧，他睡得正香，别把他吵醒。”我说。　

　　“九号下根本就没有人，你仔细看看。”　

　　“我说过了，马孔多就睡在那里，你也仔细看看。”借着车厢过道昏黄的壁灯，我见马孔多侧着身，睡得相当投入。　

　　乘务员一屁股坐在九号下铺的边角上（幸亏马孔多蜷着腿，否则会被她给惊着），誓不罢休地命令我：“把你们的乘车牌拿出来让我看看。”　

　　火车经过一个小站，月台上昏黄的光散漫地流进车窗，我满心不悦地将两块铁牌拿出来交给她。她看过之后低声问：“你没有不舒服吧？”　

　　“我很好，如果你不吵醒我的话。”　

　　“这样吧，你的确拥有这张空铺，现在有一个孕妇需要休息，她把铺钱如数给你，如何？”　

　　“请注意看清了，那根本不是一张空铺，而且马孔多也不需要和一个孕妇同床共眠！”我的声音大了起来，乘务员不再争执，她满面狐疑地走了。过了不久，她领来一个男乘务员，两个人在我脚跟前嘀嘀咕咕了半晌，然后鬼鬼祟祟地离开了。我不放心地看了马孔多一眼，他睡得的确很香，那双惯于嘲弄人的眼睛堰旗息鼓了。　

　　加格达奇是座山城，周围的山却少见树木，可以说是被秃山围绕。从地图来看，它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但行政归属黑龙江。二十年前乃至十年前，输送到全国各地的优质落叶松源源不断。早晨七时许列车靠向站台，我换好车票，招呼马孔多一起下车。在车门口，面目浮肿的女乘务员挑衅地问我：　

　　“你那位叫马孔多的朋友呢？”　

　　我说：“他就在我身边。”　

　　“可他彻夜未归，你白白浪费了一张铺。”　

　　“他对我说他昨夜在九号下铺休息得很好，他还梦见列宁了。”我冲她摆摆手，　“你没梦见过大人物吧？”　

　　“我梦见过毛主席。”她说话时，大兴安岭的晨光将她的脸涂抹得一派粲然。　

　　我和马孔多在福泰顺饭馆吃了水煎包，我还喝了一听啤酒马孔多在吃东西的时候吸着烟，紧皱着眉头，那样子像是被我给绑了票。我对他说，我们马上换乘八点四十分开往古莲的火车他点点头。我接着又说，不过我们不在终点下车，离二十一号还有几天时间，我打算到塔河下车坐长途车去呼玛。马孔多抽了一下鼻子，也许他是不适应大兴安岭的冷空气。他那副看似任人宰割的无所谓态度使我的敌对情绪勃然而起，“你在陕西乾县同个寡妇风流了一夜，又在西双版纳幸会了一个傣族姑娘，当然还有土拉故和喀什——别以为我什么也不知道。”　

　　马孔多垂下头，仿佛真是犯了错误似的。我继续攻击他，使他不得有分辨的机会：“当然，你肯定要说作为一个考古学家，去陕西那个到处是秦砖汉瓦的省是必要的，西双版纳也有恐龙化石，而土拉故和喀什，是否有木乃伊？”　

　　马孔多对于我喋喋不休的数落向来报以沉默。“别扮成无罪的羔羊了，别说大兴安岭不值得你来一趟，说不定你会在漠河发现一座有着彩陶和丝织品的远古墓穴呢。”　

　　马孔多和我走在有些空荡的大街上。街面很宽，有个脏兮兮的老头在遛一条比他还脏的狗。站前广场的栏杆后停着为数不多的“拉达”出租车，还有一些捎脚的马车。几位妇女穿着花里胡哨的衣裳在兜售水果、面包、香肠和茶鸡蛋。一家小小的录像厅前竖着一块黑板，上面用红粉笔写着《江湖义胆》、《摧花狂魔》、《街头笑卖情郎》等录像片预告。马孔多把目光放在《摧花狂魔》的片名上，一股本能的喜悦迎合着这致命的诱惑。如果不是时间过于紧张的话，我会让马孔多遂心所愿的。　

　　我们登上火车，车厢很空，座席极不洁净，厕所发出的恶臭令人反胃。我依然让马孔多坐在靠窗的位置。车窗敞开着，可以看见铁路两侧低矮破旧的房屋和夹着障子的菜地。火车过了一个阴森森的桥洞后，我和马孔多同时望见了郊外山顶上的坟场。坟场上野花繁盛，马孔多觑着眼看了我一眼。　

　　我说：“再过五千年，这里将是一个大的考古场，那时会有像你一样热衷考古的人来这里发掘墓葬。那时候电视机的残骸、铝合金的窗架、易拉罐、磁化杯都成为文物了。”　

　　马孔多对我对他工作所持的不友好态度表示出了某种反感，他从T恤衫的口袋里将变色镜拽出来，架在鼻梁上。其实这蛮好，相安两无事，我也懒得看他了。　

　　从车窗外灌进来的风有一股清香的植物气息。天气真不错，一碧如洗。火车经过的地名都与森林有关，松树林、翠峰、林海、新林、翠岗等，但也有比较文化一点的如大扬气和小扬气。从面积上来讲，大扬气不大，小扬气不小，美丽宁静的多布库尔河就从小扬气镇穿过。　

　　“喂，马孔多，别睡着，当心口斜眼歪。”我见他打瞌睡了，就摇他的手臂，那手臂有些凉。　

　　马孔多用手摸了摸眼镜腿，有些口吃地说：“到塔河再叫醒我。”　

　　虽然如此，我仍然很满足，马孔多毕竟又同我坐在了一起。我将头靠在他肩膀上，一般来说马孔多对于女人的亲昵举动总是抱以更热烈的回应，但这次他却无动于衷，他是打定主意和我对抗到底。　

　　塔河是个乱糟糟的小城镇，大约有十万人口，是凶杀案发案频率最高的一个小镇，有一家海外电台称它为“杀人魔城”。我们走出乱哄哄的出站口时正撞见两个手持铁锹的民工在吵架，一个骂“我肏你八辈祖宗”，另外一个骂“我宰了你全家”，吓得我拉起马孔多的手朝东边的长途汽车站飞速跑去。大概是刚下过一场雨吧，小路泥泞不堪，那些废纸、烂菜叶的垃圾堆随处可见，绿头苍蝇乐在其中，手舞足蹈。马孔多已经取下眼镜，他那双多变的眼睛正盯住汽车站门前一个背着大包袱的肥胖的中年女人。那女人宽肩厚臀，阔嘴红脸，似匹结实的母马，马孔多一路的不开心立刻被席卷一空。他情不自禁地朝女人走去，我抢先一步问：　

　　“大嫂，你这是去哪儿？”　

　　“哈尔滨。”女人吐了一口痰，用脚擦了。　

　　“你这是从哪儿来？”　

　　“韩家园子。刚下长途车，俺男人撒尿去了，俺等他。”　

　　“瞧，她与我们的方向正好背道而驰。”我对马孔多说，“他们要去我们来的地方，而我们要去他们离开的地方。”　

　　说话间，一个头发稀疏衣着古板的干瘦男人从厕所走了出来，马孔多嫌恶地掉头而去。我跟在他身后幸灾乐祸地说：“请别说这是庸俗，那女人不过是个小巷子里腌菜的大字不识的女人，不值得你失望。”　

　　马孔多的脚步又轻又快，我听到了他的叹息声。　

　　我们搁浅在塔河，去呼玛的长途汽车第二天凌晨才出发。买了车票，便寻旅店，马孔多背对着我，不知想什么。对于塔河，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荣兴清真饭馆那蓝色的幌子和京京茶馆的门脸我都很眼熟。为了上车方便，我们就住在汽车站旁边的艳艳招待所。我包了一间屋子，三十元钱。屋子里有一对破烂不堪的沙发，三张吱嘎乱响的木板床（马孔多对床很挑剔）一个掉了搪瓷的花脸盘，三双蓝色泡沫拖鞋，此外还有一台十二吋的黑白电视机。一进门，马孔多就倒在一张靠窗的床上蒙头大睡，我洗漱一番，招呼他吃饭，他固执地将背对我面壁沉思。　

　　“其实，我包房子是为了让你充分休息。你别怕，我不让你与我同床。”我以为对马孔多解释这些是必要的。　

　　结果我一个人到一家肮脏得无法形容的小饭馆吃了碗油腻腻的水饺，回到房间躺在床上有些头重脚轻。马孔多已经睡了，他的呼吸如此均匀，他脸部的毛孔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