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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护她的人。对于柳如是来说，她想得到的无非是一种安全感和一种乱世中时代感的实现。

美貌与才华，现实与浪漫，世俗与高雅，都幸运地光照在柳如是身上，这是个在历史上引起无数人遐想的著名女人。她的性格中有着一种浪漫的毒素，她跟普通女子一样，总怀有一种少女般的爱的憧憬；但柳如是的出众在于，她从不将爱情视为至高无上的东西。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深深知道：男人掌握世界，女人靠掌握男人掌握世界。于是她有了一种与其他女子不同甚至男子也不能比拟的救国情怀，也有了一生的情与爱、缠绵与依赖。

崇祯十三年十一月，柳如是女扮男装，突然来到常熟虞山，访钱谦益于半野堂，并在钱家度岁。钱谦益对柳如是的突然出现并不以为鲁莽，反而对她的大胆简洁非常欣赏，而且花甲方年的他能有这样出色的女子主动追求，亦是喜出望外。他那种如获至宝、惊喜非常的心情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这自然也落在了柳如是精明的眼中。于是，寂静的半野堂中荡漾起一老一少一对忘年之交的笑声，他们一同踏雪赏梅、寒舟垂钓，相处得竟是那么和谐。

柳如是十五岁沦落风尘，阅人可谓丰富。多才多情的公子为数不少，可有几个是出于真正关心体贴女人？几个能真正了解她、尊重她？也许她心中还忘不了陈子龙，然而女人对陈子龙那样的英雄人物只不过是陪衬。像柳如是这样的惊世才女追求的却是独立与自尊，除了不甘作金屋小妾的意志外，还潜伏着一个卑贱者向贵族豪门挑战的欲望和抱负。如今遇到的钱谦益，才华自不用说，二十八岁就考成了探花郎，诗词享誉一方，虽说年纪大些，可有情有趣，对她又是这般关照，与他在一起，她觉得生活是那么安稳恬静、有滋有味，年纪相悬又算得了什么呢？

这次试探性的来访后，柳如是基本上已经下定了决心。

崇祯十四年正月底，柳如是与钱谦益在嘉兴鸳鸯湖分别后，钱谦益过西湖来游黄山，同行的有吴伟业和另一秦淮名妓董小宛。在那里，钱谦益写了不少游黄山诗，表露了对柳如是的爱慕之情。柳如是的和诗则情思缠绵，成了两人定情书。正像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所写，钱谦益接读此诗必魂销心醉，大为感动。钱谦益虽是大名士、大诗人，但以诗书闻名的俏丽女妹柳如是年方二十三岁，而此时他已是五十九岁的大胡老翁了，黝颜鲐背，发已幡然。钱谦益历尽了坎坷仕途，因此感到赢得年轻貌美才女的爱情不是易事，这使得他对柳如是的珍惜与陈子龙等名士格外不同。正因为钱谦益对柳如是的相知、相惜、相敬，雅洁不俗，使得柳如是在并非基于爱情的基础上而委身嫁给了他。

从那个时候起，钱谦益将柳如是比作卓文君，而柳如是把钱谦益比作“才高博洽”、“博通经籍”的东汉大才子马融，说：“天下惟虞山钱学士始可言才，我非才如学士者不嫁。”钱谦益则回答说：“天下有怜才如此女子者耶，我亦非才如柳者不娶。”

崇祯十四年六月，钱谦益冒天下之大不韪，在茸城湖上设彩船，以正妻礼仪娶柳如是为如夫人。

当天，接到钱谦益喜帖前往祝贺的绅士和看热闹的平民百姓，挤得人山人海。此时的钱谦益更是返老还童，喜笑颜开。

在沿岸人群欢声笑语的声浪中，只见一艘装饰得五彩缤纷的彩船从湖的一端驶来，湖面忽然响起阵阵箫鼓、飘来缕缕清香。船中端坐的柳如是，如鲜花丛中一只彩蝶，引起沿岸一片喝采声。

当时所有人都不知道钱谦益如此大张旗鼓迎娶的就是秦淮名妓柳如是。有人憋不住便向钱谦益打听：“请问钱翁，新娘是何方仙姑临凡？”这位被幸福沉醉了的新郎却顾左右而言他：“请诸公多多饮酒，至于在下的新夫人，会让诸位认识的！”

当白发新郎钱谦益上到画船，把新人从画船迎上彩船的时候，他才高声宣告说：“将与在下结为百年之好的这位美人，就是佳人兼才子，艺苑篷山第一流的柳如是姑娘。”

这一宣布，竟引起了爆炸性效应，大名鼎鼎的钱谦益学士，用如此铺张的大礼，邀集了这么多的达官巨绅，隆重迎娶的原来是一个妓女！官吏们、绅士们才发现自己来为这样的婚姻捧场，就是承认其合法性，完全是上当受骗了。

钱谦益这种蔑视社会规范的作法引起社会公愤，认为他“亵朝廷之名器，伤士大夫之传统”，物议沸腾。看热闹的老百姓也火上加油，大肆笑闹，纷纷拣砖取瓦，掷打彩船，整个湖面都沸腾起来。而钱谦益在舱中“吮毫濡墨，笑对镜台，赋催妆诗自若”，挥笔写道：“买回世上千金笑，送尽生平百岁忧。”其欣喜珍惜之情跃然纸上。而处于二十三岁妙龄的柳如是见钱谦益为了她冒天下之大不韪，并且无怨无悔时，也有了一种到了大树下面的安全感，得到了极大的心理满足。

钱柳结合以后，确实过了一段“好日子”。两人日夜厮守，一起赋诗作文，著书立说。柳如是学问奇高，钱谦益作史书，柳如是能随时为他查证资料。于是钱谦益在他的书斋后另造了一座藏书楼，专门供柳如是读书，命名“绛云楼”，尊柳如是为“绛云仙子”。有“红学”者认为，曹雪芹设计的绛云轩其实就是来自柳如是的绛云楼（绛云楼于顺治七年毁于大火）。

钱谦益还命人在红豆山庄中为柳如是特筑一楼，他亲临现场督工，仅以十天时间，一座精美典雅的小楼就建成了。钱谦益根据《金刚经》中“如是我闻”之句，将小楼命名为“我闻室”，以暗合柳如是的名字。因为柳如是的名气，绛云楼和我闻室也跟着名闻天下。

这对忘年夫妻朝夕厮守在新居，儿女情和诗文趣，使他们的结合并不亚于少男少女们的新婚燕尔。老情郎时时入迷地欣赏着他娇艳的少妻，嘴巴还对着柳如是的耳朵轻轻说：“我爱你乌黑头发白个肉。”伶俐的少妻则应声回道：“我爱你雪白头发乌个肉。”这真是老夫少妻间最为绝妙的情话。这组情话还被柳如是写进了《奉答牧斋》一诗，化为“春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

但两人的结合却是很不为“公论”所许的，一致认为“谦益愈放废”了。两人到浙江旅行，回到常熟时被看不顺眼的人们追着赶打，满船都是砖头、瓦块。钱谦益还为柳如是写了无数艳诗，其中就有十分肉麻的长诗。这些诗被魏雪窦等所编选的《吴越诗逊选录》另列一卷为“艳体诗”。朱鹤龄说，“见一越友选时贤诗，噎薄艳体，另为一编”，即指此事。这就说明了钱柳结合在当时引起的“清议”。

柳如是为妓时洒脱大胆，和文人名士尽意交游，指点烟霞，品评文字。柳如是既嫁，也并没有从此改弦易辙，收拾个性，做起中国家庭中的贤妇角色。她依旧狂放不羁，和钱谦益的一班朋友饮酒作乐，往往酩酊大醉，“咳吐千钟倒玉舟”，颇有太白遗风，实无闺阁风范。钱谦益居然毫不介意，反而称赞她“佳人那得兼才子，艺苑蓬山第一流。”

更为当时世人诧异的是这位老儒有时厌倦应酬，竟会委托柳如是穿上男人服装，外出代他拜访客人，“竟日盘桓，牧斋（钱谦益号）殊不芥蒂。尝曰：此吾高弟，亦良记室也。”

钱谦益对柳如是充分尊重、充分信任的态度可见一斑。柳如是这个出身卑微又自视极高、极其要强好胜的女子，终于找到了能够给她平等地位的人。可以这么说，嫁给钱谦益是她一生中最明智的选择。

柳如是下嫁后写了不少诗篇，如《奉和小岁日京口舟中之作》：首比飞蓬鬓有霜，香奁累月废丹黄，却怜镜里丛残影，还对尊前灯烛光。错引旧愁停语笑，探支新喜压悲伤。微生恰似添丝线，邀勒君恩许并长。

诗里面有一种迷离的情感和淡淡的哀愁，似乎闻不到她的笑声，隐约只见娉婷袅娜的身姿。这不由得令人遐想，不知道她到底表现的是什么情感，她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那首著名的《春日我闻室作》也同样流露了浓郁的惆怅之情：裁红晕碧泪漫漫，南国春来正薄寒。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画堂消息何人晓，翠帐容颜独自看，珍重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栏。（数诗皆据《吴越诗逊》卷二十二《名媛诗》，朱朗诣评：“如是骨理皆妍，故是艳宗。”）

外面的流言因此多起来了。明清易代之际，野史笔记特别喜欢记载有关柳如是的佚闻逸事，她一时竟成了新闻人物。

黄淳耀曾经到钱谦益家里做西宾，柳如是要和他诗筒唱和，竟然吓得这位老夫子要卷铺盖逃走。当时有诗说钱谦益闭户著书，“松圆邀翰墨，河东媚房拢”，意思是钱谦益左有清客程松圆，右有爱妾柳如是。可见当时一般士大夫对柳如是男子般的狂放不羁以及钱谦益对她的尊重是相当不以为然的。

这些暗中讽刺柳如是的记录还要算是比较“蕴藉”的，赤裸裸的丑闻更是不少。野史中记柳如是养着不少“面首”，随时更换，一旦厌倦了就赶走甚至杀却。又有一次她的一个相好被捕下狱，钱谦益十分不安，立即出面保了出来，说不然就会使柳夫人不欢。这些故事的真实性相当值得怀疑。柳如是身为女子，却狂放不羁，无闺阁风范，当时对她风言风语、造谣生事的大有人在。

在柳如是心中，真正眷念的恐怕是那段与陈子龙刻骨铭心的爱，缱绻温馨的爱情生活和分离的伤感应该是她在红豆山庄夜晚回忆的主要内容。或许，伴随着回忆，黑暗中会浮现出一个妩媚的笑。这个笑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短暂。直到陈子龙在反清复明的战场孤军奋战、事败身死后，那个倾国倾城的笑，到此就被彻底地埋葬了。

弘光二年五月，清军打到南京，二、三十万南明守军望风而逃，弘光帝朱由崧丢下南京自己逃命去了，此事史称“乙酉之变”。

柳如是看到明朝灭亡的命运已无可挽回，一脸悲切而圣洁的表情，便劝钱谦益一同以身殉国，来个“你殉国，我殉夫！”，一同跳水自尽。但钱谦益却十分不安，他走下水池，试了试又走了上来，抬头对柳如是说：“水冷得很，我们不如改日再来吧？”这是典型人物的典型动作，贪生怕死，不愿为故国作烈士。柳如是没有想到，这个名满天下的东林党首领，竟是一个软骨头，在极端失望之下，她“奋身欲沉池水中”。

钱谦益早料到烈性妻子的打算，忙追上去将她紧紧抱住。这时，家丁回来报告说清军快要进城了。钱谦益便吩咐使女们好好守住夫人，绝对不能出事，自己则匆勿去找马士英商量。刚到马士英的住宅，他看到大门洞开，守门的卫兵已无影无踪。钱谦益猜到马士英已经出逃，于是去找赵之龙和王铎，三人商议的结果是：一致同意投降。

钱谦益于是赶到城外，代表南明政权，跪在大雨中迎接清军。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诗，讽剌钱谦益说：“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钱泳《履园丛话》评论说：“虞山钱受翁，才名满天下，而所欠惟一死，遂至骂名千载。”

之后，钱谦益向豫亲王多铎献上了金银实物和珍贵古玩百来件。这件事后来被人拿来大做文章。但在当时的情况下，钱谦益不得不这么做。

陈康祺在《即潜纪闻》中说：《柳南随笔》载豫王下江南，残明诸臣咸致重币，以虞山钱牧斋所献为最簿。其所具柬帖第一行细书“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翰林院学士臣钱谦益”尾亦如之。其贡品乃流金银壶，法琅银壶各一具；蟠龙玉杯、宋制玉杯、天鹿犀杯、葵花犀杯、芙蓉犀杯、法琅鼎杯各一进；法琅鸽杯、银镶鹤杯各一对；宣德宫扇、真金川扇、戈阳金扇、戈奇金扇、百子宫扇、真金杭扇各十柄；真金苏扇四十柄、银镶象箸十双。以是为薄，则厚者可知！

可见当时南明官僚人人争相巴结多铎，钱谦益不过是不得已而随大流，他送的礼也是所有官员中最轻最薄的。

钱谦益虽然另投新主，但他内心强烈的矛盾心理比任何人都要强烈。当他看到被拘押在多铎军营中的弘光皇帝时，他竟然忍不住失声痛哭，在其故主面前一跪不起。在强烈的羞愧心理驱使下，钱谦益决定尽余力做点事情。他努力游说多铎，说吴地百姓一向驯顺，因此不需诉诸武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平定。在得到多铎的保证后，钱谦益利用他个人的影响力劝说江南各地的士绅，说“天与人归”。钱谦益这样做并非要替满清效力，他只是看到扬州大屠杀的可怕结局，希望能阻止清军屠刀之下的成千上万的汉人被杀死。

无论怎么说，变节行为在道德上始终是要受到谴责的。钱谦益后来受到了许多名士的大力批评，但他一直努力安慰自己说，正是由于他自己甘心忍辱负重，才使毫不必要的流血得以避免，许多人的生命得以保全。这是一种羞耻与骄傲混杂在一起的复杂情感，钱谦益认为他用名节为代价，作出了自我牺牲。“文字狱”的核心人物吕留良（许多传奇故事中认为，他的女儿吕四娘为了家仇，设法潜入紫禁城，杀死了大兴文字狱的雍正皇帝）后来也曾经表示出类似的个人情感困扰，他说：现在我知道了，以饥饿求死容易，以牺牲节义求生存难。

钱谦益后来确实帮助过一些忠君之士摆脱了满清的迫害。比如，他帮助黄宗羲使浙江忠君之士王珝将军安全获释，所以黄宗羲后来在著作会有称赞钱谦益的传记。1655年，顾炎武因杀死家仆而被满清地方政府捕下狱时，也曾通过一个朋友请钱谦益帮忙，钱谦益出面奔走，帮助顾炎武出狱。

在非常时刻，斗争之尖锐、复杂超乎人的想象，因为未来时局的发展是难以预测的，总会出现许多脚踩两只船的情况。钱谦益迎清兵入城，反映了他对强权的屈从，但他不像吴三桂、洪承畴等人，并没有进一步为虎作伥，并没有将满清的权力奉为统治权威，无论是当时他为避免江南出现更多的扬州十日而四处奔走，还是后来他积极谋划反清复明，都充分证明了这点。但历史总是用道德的尺度来评价，难道一定要钱谦益投水自尽才是利国利民吗？还是“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难”？许多时人都很希望有个答案。

死亡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过的不再存在。人死其实十分简单，复杂的是为什么死。

清初反清志士王思任有一段话颇为精辟：“可以死，可以无死，英雄豪杰自知之也。英雄豪杰一死不足了其事，则可以无死；其事已了而死至，则可以死。……使必以一死为贵，则死而死矣，何济人世事。”

陈寅恪先生曾说：“牧斋之降清，乃其一生污点。但亦由其素性怯懦，迫于事势所使然。若谓其必须始终心悦诚服，则甚不近情理。”认为钱谦益降清是因为性格怯懦，但我更倾向于认为钱谦益降清对他在崇祯一朝仕途的绝望，以及他对在南明仕途的期望，毕竟，他是名扬海内的大才子，他始终有些不甘心，这是他“首鼠两端，居心反复”的根本原因。但他这种期望很快就破灭了，不仅仅是后来清廷并未封他做丞相，更主要的是因为他的爱妻柳如是对待他的冷淡态度，刺激加重了他因为失节而产生的悔恨的心理。

但柳如是却始终不能原谅丈夫的不死投降事清行为。一次，钱、柳二人出游，看到一处泉水清澈，钱谦益想脱鞋袜洗脚，柳如是站在一旁冷笑道：“你当这是秦淮河么！”柳如是实在严冷得很。只一句话，就完全吐露了她对钱谦益的鄙视、厌恶。

1645乙酉年秋天，清政权召南明降臣去北京接受封职。北上的当天，众降臣都携带妻妾，唯独柳如是不肯随行，她身穿大红服装，屹立道旁，一言不发，悲愤地看着自己那晚节不保的丈夫在清军的押送下离她而去。

明朝皇帝姓朱，柳如是着红袍，暗示自己的反清复明之志。众降臣面对一个女子这种壮举，都感到羞愧难当。钱谦益更恨不得钻到地下，他悔恨交加，在途中写下了“衣朱曳绮留都女，羞杀当年翟茀班”这样深深自责的诸句。

『注：翟茀，古代贵族妇女乘坐的车饰的雉羽，翟茀班，谓妇女辈。』

钱谦益的心情可谓是失落之极了，这种不被妻子原谅和理解的原因仅仅源自于他的没有舍身取义。在今人看来，确实很难以理解。但从另一个方面，却说明了柳如是强烈的政治倾向。

传闻钱谦益北上、柳如是留居南京时，乘机与人通奸，“子（钱谦益的儿子）愤之，鸣官究惩。及归，怒骂其子，不容相见。谓国破君亡，士大夫尚不能全节，乃以不能守身责一女子耶？此言可谓平而恕矣”。柳如是通奸之事无论真假，钱谦益对她的宽容可见一斑。

钱谦益到了北京，得到了“秘书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明史副总裁”的官衔，但半年后就称病返回老家，用诗酒消耗他剩馀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