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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你也没法留下索尔仁尼琴式的坚定晓畅的文字，甚至连鲁迅式的隐晦艰涩也行不通，因为言说本身不再可能。这实在让那些“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为难，最基本的劳动方式已经无效，等于完全被剥夺了劳动权。他们要么放弃自己的人生立场，消解生命的意义和世界的意义，要么另辟蹊径，曲折地延伸生命，担当世界。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经常陷入这样的境遇之中，积累了应付劫难的丰富经验。在魏晋那样的乱世，曾经有过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唤作“竹林七贤”。他们流连于山水，像纨屟子弟一样颓废放浪，纵酒行乐，却常常趁着人家不注意，向那人烟稠密和冠盖云集的地方，骂出他们的蔑视和愤恨。直到今天，阮籍、嵇康、刘伶等等这些自外于正统思想和正统体制的人，还负有半痴半傻半疯半狂的名声。可当我们以自身的经验感应到了他们血脉的冲撞，我们终于知道，他们才是良知未泯的人，他们的精神变态，正是那个时代所能找到的“正视人生”的方式，他们的变态人格本身，成了印证严酷时代的最真实的文本。被剥夺了劳动权利和言说权利的良知未泯者，只能这样用他们的披头散发，他们的奇形怪癖，来发泄对于血雨腥风的仇恨，对于尸骨遍野的忧患。他们唯有牺牲自己的常态和体面而言说内心深处的耻辱。
　　魏晋以后，直到晚清，名士风气绵延不绝。他们褴褛衣衫，污秽面目，狎妓纵酒，自诩*。他们着意消解人生的意义，不无夸张地嘲讽人生，玩弄文字，游戏世界。那时的君主虽然对文化人特别留意，可对那些痴狂怪诞的名士，却认为无伤大体和大雅，任其潇洒又逍遥。这等于为那些不愿意或没机会卖身投靠的文化人留下了一条苟延残喘之路。那些名士们就这样躲在专制世界的夹缝里，小心翼翼地自辱自虐——我没有能力担当起我的责任和我的耻辱，我只有通过自辱自虐来曲折地表达我的意志，表达我对外界的抗议和对自身的恶心。
　　我曾极度蔑视过古人的这种名士风度。但在某一天，当我为自己的正常而羞愧时，我忽然对那些变态而又痛苦的人钦敬不已。在我们空前的麻木衬托之下，古人的变态显得高贵起来，因为在这变态之中，深隐着他们对于自身精神创伤的觉察，对于自身精神软弱的怜悯与羞愧。
　　真是不幸，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耻辱，既没有在文字之中得到相应的记录，也没有以别的符号别的形式得到生动的表现。以没有言说权利来作辩解是无力的，因为言说之外的某些形式是永远剥夺不掉的。如果我们的心灵没有完全麻木，如果我们的灵魂没有完全堕落，如果我们良知犹存，如果我们还为自己的耻辱痛心疾首，那就不可能不对自身和世界作出真实的反映。即使没有言说的权利，疯狂和自虐的权利总是有的。一切都可能失去，唯有疯狂和自虐，上帝永远为我们留着。我们如果没有利用这种权利，责任不在外部，而完全在我们自身。
　　而且，在我看来，当我们在人性的荒漠里深味过生命的寒凉和绝望，当我们终于从一道又一道死亡之门爬过，耻辱感和反抗欲应该膨胀得无边无际，即使解除了一切外部压力，言说也不足以表达我们的痛苦和恶心。除了疯狂和自虐，实在没有别的出路可找。
　　在反思和批判的理性尚未诞生时，我们是多么需要义无反顾的偏执狂。
　　然而没有。
　　我们没有疯狂的学者和学说，没有疯狂的作家和作品。
　　如果这意味着个体人格和民族心态的健全多好。
　　然而不是。这只能意味着民族的麻木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
　　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许是因为无力担当，而假装看不见苦难和耻辱，持一种逃避的态度。可是久而久之，我们就真的看不见了，这时候说逃避还抬高了我们。我们实际上完全失去了良知，失去了生命感受力，失去了生命本身，以至于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精神创伤。
　　实际上我们的精神创伤是如何地深重啊。
　　我们无可选择地生存在最严酷的历史境遇中。我们所蒙受的耻辱也许足以激起世世代代的同情和悲悯。也许我们有权向上帝要求抚慰和拯救。然而，上帝只能拯救那些勉力自救者，后人能不能同情我们，首先取决于我们传给他们什么样的精神和血性。如果我们还打算继续生存下去，就应该首先遏止自身的堕落。再不可原谅自己了。再不可为自己辩解了。我们至少必须勇敢一回，残酷一回，必须真实一回，清醒一回，或许可以借此得到一个走向自救的契机。否则，怕是永无得救之日，而且只能说是活该。
　　我希望看见这样一个人，他精赤着身子，很瘦弱，走在血雨腥风的古道上。他手持一支长鞭，每走一步，就朝自己鞭笞一下。他鞭得歇斯底里，然而平静。血印子一道一道像蛇一样缠满了精赤的身子，然而那鞭子依然一下一下地、劈啪作响地劈向那残破的身子。这样的身子，下贱而又荒芜的身子，早就如废铁一样麻木，一直到鞭子穿透这稀烂的肉体，触着了深处的心，这个不幸的人也许才会有一点知觉。
　　然而离这一步还远，所以他唯应鞭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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杞人可以忧天吗？（1）
很古很古的时候，杞国有个人忧虑天会崩下来，地会陷到空处。这本是人类在产生了生命自觉意识之后，对于其外在环境及这环境与自身命运的关系的积极思索。但这位杞国人却因为胆敢怀疑盘古老人所开辟的天地而遗臭万年──千万年来，中国人所加于他的奚落、嘲弄和挖苦，比加于暴君和弄臣的还多。谁都愿意借嘲弄这个可怜的杞人来显示自己的聪明、理性和稳重，谁都愿意通过消灭杞人的奇思异想来建立自己对于这个并不了解的世界的猜想与信任。连李白这样高远的意识和伟大的生命，也无法从中感觉到一丝卓然不群的思想火花，竟也人云亦云地嘲讽道：“杞国无事忧天倾”。中国人是如何地缺乏宇宙意识，缺乏文化想象力，尤其是如何地缺乏思想自由，缺乏对于卓越见解的赏识与宽容，单在“杞人忧天”这一条成语中，即可得到有力的证明。
　　古时是嘲讽“忧天忧地”，后来是扼杀“忧国忧民”──谭嗣同、秋瑾、刘和珍、遇罗克……一个个忧者全被杀害了，同时还极力压制“忧历史忧民族”。鲁迅先生就因为有“忧历史忧民族”的毛病而落得群起而攻之，以至于使他连心中的“忧”都不敢充分表达。1926年底，鲁迅指出自己“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同时哀叹“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怕要未必有了罢。”（《坟·写在〈坟〉后面》）。鲁迅的预言是否如实？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是否有过“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机会？十年之后，也就是1936年，鲁迅还一再强调自己为了避免危险而不敢直言不讳，凡说话作文“只好一味含胡”（《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可见，直到鲁迅逝世，他并没有将他所想说的话尽情说出。
　　那么，鲁迅先生的未尽之言究竟是什么呢？这位中国最敢说话的斗士为什么不能毫无顾忌地说个言尽意至呢？
　　在那些已经说出的话里，鲁迅先生所表现出的尖锐和深刻远远超过了当时和此后的国人。他查遍中国的陈年旧账，总结出“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交相更替的独特历史规律，并指出“吃人”即是其内在本性。狂人、疯子、夏瑜、子君这些反抗者被吃掉了，闰土、祥林嫂、华老栓、孔乙己这些不懂得反抗的人们也被吃掉了。尤其可悲的是，许许多多阿Ｑ和小Ｄ们，貌似鲜活，也不乏挣扎的愿望，但他们的革命理想不过是报点私仇、谋点私利，心中并无关于自由、尊严、平等的文化想象和价值期待。他们的失败固然悲惨，他们倘若胜利，不是同样悲惨吗？鲁迅对于国民灵魂的揭示和批判，可谓针针见血，但他的深刻并没有到此为止。在他的广阔精神世界里，还有更加令人难以接受也难以理解的意识活动。1932年，他说以上的揭露和批判只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之后所呈现的面貌。如果将那刻意装点的欢容删去，而将那刻意删去的黑暗体验如实地展现出来，那将是怎样强烈、怎样浓重的黑暗呢？裹挟在这黑暗深处的，又是怎样可怕的结论呢？也许是说，中国人再也没法平平安安地活下去了，而只能走向末路。也许是说，这个民族再也没有起死回生的希望了，灭亡是他唯一的出路。也许是说，人本身已经没有挽救的余地了，我们只有等着唱最后的哀歌。要作这一类的推究，似乎很容易，然而要推究得准确，又确实很难。　。　想看书来

杞人可以忧天吗？（2）
实际上，刻板的索引是没有意思的。也许鲁迅本人当初就没有一个简单而又明确的结论。冲撞在他脑子里的，是一个博大而又浑沌的感觉，一种急切而又幽远的灼痛。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以鲁迅的勇气和风格，他决不会在某个一般性问题上吞吞吐吐，也不会因为某个一般性问题不能述说而一直耿耿于怀。只有一个绝对重大而又绝对不同寻常的问题，才会使他分外沉重也分外慎重，虽然一生念念不忘，也终于没有直陈无遗。按着鲁迅关于“你要他掀掉屋顶，他才勉强同意开个窗洞”的独特体会，他若以最极端的方式提出最极端的批评，不是更可以惊世骇俗、震醒国人于麻木沉睡之中么？但是，一旦如实说出，恐怕不但无法掀掉屋顶，连指出要开窗洞的权利也要被剥夺了。当他指出了历史的固疾，揭出了国民的弱点，“酷爱温暖的人们已经觉得冷酷了”，但毕竟还有一些民族优秀分子程度不同地理解他的思想、支持他的抗争。如果不“删削一些黑暗”，而是“*出我的血肉来”，情况将会怎样呢？恐怕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要视之为“枭蛇鬼怪”，使他再也没法“在这社会里”“生活”了（《坟·写在〈坟〉后面》）。杞人只不过忧了一下天，就要承受这么多的嘲讽，倘若有谁胆敢对国人命运、民族前途之类说三道四，还能逃脱“全民共诛之”的“末路”吗？
　　鲁迅是深知中国人的脾气的，所以他终于没有道出那浩茫心事中最黑暗的部分，而是一面体味着古老文化灭亡的悲哀，一面作着并不是“希望光明的到来”，“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　（《两地书·二四》）的“绝望的抗战”（《两地书·四》）。那些“酷爱温暖的人们”便只取“抗战”二字而抹去了“绝望”二字，更不愿意承认正是这“绝望”才是这“抗战”的最深刻最广泛的动力。直到现在，倘若有人代鲁迅说出他的绝望，怕是仍要被指为对鲁迅最恶毒的“贬损”了──国人们总是认为凡有绝望感危机感的人无疑都是狭窄卑陋的。鲁迅是带着对一个浅薄民族的深刻恐惧和同样深刻的不信任而告别这个民族的。
　　我们姑且不说哥白尼正是在忧天意识中发现地球的确处在“空处”，进而发现了日心说并发展了现代天文学；我们也姑且不说达尔文曾指着同胞们说你的祖宗是猴子，尼采曾指着同胞们说你自己还是猴子，你的后代才可能是人，他们却并没有遭到谭嗣同式或鲁迅式的命运。我们甚至也不说鲁迅的绝望感究竟是有呢还是没有，是伟大呢还是渺小，我们只是想要这样问道：如果现在还有人在忧天，能让他说出来吗？如果现在还有人在绝望，能让他说出来吗？如果现在还有人在忧天忧地、忧国忧民、忧历史忧民族之外，还进而要忧现实忧未来，能让他说出来吗？而且，如果这一切忧都恰好与公众的习见和陈见相矛盾（几乎必定是这样的），能让他说出来吗？一个中国人，究竟有没有权利在一片歌舞升平和灯红酒绿之中，在一片麻木的沉睡和愚蠢的哑默之中，保持他卓越的洞见、幽远的焦灼、深广的忧虑，并发出他的悲叹与诅咒、嘲讽与警示？难道麻木不仁、人云亦云、说谎、欺骗就该是中国人永远不变的选择、永远不变的命运吗？
　　倘若我们能够尊重并且聆听那些卓越之士的隐忧，也许这些“忧”就可以在民族生活实践中被逐渐化解。倘若我们永远只要愚蠢与浅薄、谎言与欺骗，永远要借嘲讽那个无辜而又可怜的杞国人来显示我们的理性与自信，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认为鲁迅先生的“忧”是所谓“杞人忧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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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彬彬有礼的反叛者
《狂人日记》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其叛逆精神确实值得我们这些学子仰慕。但是，在再三玩味之后，我却禁不住生起一种莫名的怅惘。狂人被看作是几千年文化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反叛者，其宣战的姿态，该是最有磅礴之气和潇洒之风的吧。单是根据作品的标题，我们就有理由要求作者为我们提供一个恣睢狂放、疯头疯脑、横扫一切的恶魔形象，好让我们借此一吐几千年的压抑和憋闷。如果连疯狂也得老老实实、谨小慎微，那我们这个民族哪还有喘息的机会和渠道？
　　不幸的是，《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却正是一位老老实实、谨小慎微的精神病患者。他深谙事理，参破了中国生活的玄机，但只是放在脑子里盘算，静静地坐在那里盘算。他因为这盘算显出那么一点呆头呆脑，就引来从赵贵翁到贫贱百姓到家人到小孩的一致敌视。于是他的行动更加不自由了。他只有把自己反扣在房里，在这几近窒息的窄小空间，孤独地翻翻古籍，独自惊讶于有关吃人的独到发现。
　　有了这个发现之后会怎样呢？他只是觉得整个世界“都笑吟吟地睁着眼睛看我”，觉得“他们想要吃我了！”他的命运是每觉醒一层就多一层痛苦和恐惧，几乎连挣扎的余地都难于找到。狂人最后悟出自己难见“真的人”，我看他首先是难见他的异族兄弟。果戈里笔下的狂人，他是按着自己的意愿勇敢地行动着的。他不但大胆地向科长的女儿写信倾诉心中的爱情，而且一夜之间把自己装扮成堂皇庄严的西班牙国王，从而在精神上可以跟威盖四方的俄国沙皇平起平坐。更早的时候，在塞万提斯笔下所出现的那位西班牙骑士，那位疯疯癫癫的堂吉诃德，当他挥舞长剑向他所认定的罪恶冲锋砍杀的时候，真是充满了征服世界的豪情，他才是叫人扬眉吐气的狂人英雄。可是鲁迅笔下的狂人却是一位如此安静、如此自抑自囚的绅士。我们中国人连发狂也不能忘掉那有形无形的规范和束缚，连发狂也不能有一时片刻的张扬放肆和胡作非为，而只能做一个脚踏实地的、循规蹈距的、彬彬有礼的良民。他几乎从来没有想过要将自己的七情六欲表现出来、表达出来，面对满世界的黑暗和罪恶，他只能静静地“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也就是说，虽然他在精神上有了觉醒，有了非凡的洞察力，可他依然只是一个等待着承受*和凌辱的乖孩子，连撕开脸皮吵闹一通的力量都没有。从这个狂人身上，我们不难体会到，长期以来我们民族所受到的压抑是如何地深重，如何地难以解除，难以摆脱。
　　狂人无法满足我们发泄的愿望，并不是他个人缺乏激情或吝惜激情。我更愿意承认，是因为狂人的环境过于严酷，才使得他无法潇洒起来。前些年，布托的女儿从欧洲回到巴基斯坦，一下飞机就对记者说，她此次回国，是为了进行反对执政者哈克总统的政治活动，那风仪确实洒脱。可她的洒脱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端坐在总统宝座上的哈克先生既没有派军队去扫荡机场，也没有派杀手去扎破布托女士的肝脏或心脏。遥想若干年前，一个名叫孙中山的中国人，为了喊出一句“驱除鞑靼，恢复中华”的口号，竟然要先跑到异国他乡才敢于张口。即使这样，还是在万水千山之外的伦敦身陷囹圄。中国人的这种认真劲儿，实在太出色了。在这样的地方，要做一个英雄，那真是太不容易。我们深察了这样一些国情，再为狂人想想，他除了躲在房子里，一边翻翻“陈年流水簿子”，一边喃喃自语，轻声念叨几句“吃人”之类，也实在难有更潇洒的表现。即使他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做出更加强烈的破坏性行为，那也只能是先破坏了自己。狂人出于保护自己的本能，不想那样做，我们是决没有权利要求他一定要这样做的。我们只能要求自己如何如何，而不应该要求别人怎样怎样。我们不会这样去做，因为我们并没有发狂。狂人也不敢做得更多，大约因为狂人也没有真的发狂。照我的浅见，中国人只要屈居人下，是决不会发狂的。真正发狂的，是那端坐在金銮殿上，把全国的人力财力都投入到修建长城和万寿宫上去的人，和那分而投之──把人力投进监狱、把财力投进自己腰包的人。但这种人的这种行为，在中国不叫发狂，而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