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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求俗世报偿。他们的需要，总是最深刻地代表了人性的需要，所以可以说，他们的方向，就是人类解放的方向。
　　每一个历史伟人，都是站在某种特定的文化基座上的。西方天才形象和东方圣人形象，不过是两种文化精神的人格化。对于中西两种文化的态度，也鲜明地表现在对于这两种人格模式的态度上。当中国文化处于嬗变更替、空前痛苦中的今天，一种严峻的选择摆到了每一个知识者面前：你是要做天才，还是要做圣人？
　　答案当然千差万别的，但是肯定会有人作出符合人性要求和历史要求的选择。
　　

从特立独行到三献书稿
废名的文字以宁静淡雅见长，其人却以奇倔孤傲著称于世。无论论文论道，都有藐视天下之气，即使对熊十力这样的一代巨儒和长者，也毫不相让。这对黄冈老乡在争论佛道问题时，由于各不服输，曾经扭打成一团。这则历史上少见的学坛佳话，活现出两个求道者的炽热与纯真。后来为了驳倒熊十力的巨著《唯识论》，废名花了几年时间，写出了浩浩二十章的大作《阿赖耶识论》。俞平伯曾经称道说，像废名这样特立独行的人，在这个时代是极为罕见的。
　　养成特立独行的气质，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坚持特立独行的品性，也许同样需要类似的条件？
　　废名还在北京大学读预科时，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受到周作人的器重和栽培。升入英文系本科后，成为《语丝》杂志的重要撰稿人之一。本科毕业后，受聘在周作人所主持的北平大学国文系任讲师。他每出版一部新著，都由周作人亲为作序，这对于一个青年作家来说，可谓难得的殊荣。1949年以前，他的小说和散文都受到文坛推重。每有一件文化成果产出，即有著名编辑或出版家抢着将它公布于世，以供世人共享。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是不难保持自信的，从而也就不难立其“特”而行其“独”了。
　　在他49岁那一年，发生了根本的转折。那是1949年，北大当局组织员工政治学习。废名痛感自己以前的生活不堪回首，决意放弃文学创作，努力学习新的知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这年他写了《读新*主义论》，送呈毛泽东指正。这本书自然不像当年写《阿赖耶识论》那样立意在驳难，而是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再加上真诚的赞颂。据说事后董必武约见过废名，算是对他的答复。后来，废名还有过两次献书，其结局很有点叫人痛心。
　　第一次发生在1953年。此前一年，他被从北京大学调到东北人民大学（现为吉林大学）。所以他献书的对象是这个大学的领导。年初，他把刚完成的新著《跟青年读鲁迅》书稿送请指正，两年过去了，领导没给过答复，特立独行的废名当然不好意思去催问。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在一个屋角落满灰尘的纸堆里发现了这部手稿，这才物还原主。
　　第二次发生在1965年。废名将《鲁迅研究》《杜甫研究》《美学》三部书稿捧到办公楼，一部一部地交给领导。这三个论题都是当时的显学，写这样的书最能表现他思想上的转变。他一边交书稿一边向领导说，不久就是“七一”了，我这是向党的生日献礼，也是向党汇报自己的工作，请领导审定出版。好几个月过去了，废名没有得到领导的答复。又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某个屋角有一张废弃的书桌，他打开抽屉，看见一叠书稿，书稿上积满了愚昧的尘土。他觉得那些书稿好生眼熟，拿起来一看，正是自己那三部著作。他当时不敢把书稿取回，因为这是给别人的献礼。直到回家以后，他才悲愤地吼叫着说：去把那堆破烂捡回来，我不愿意给他们垫抽屉。从这吼叫里，才透出一点当年“特立独行”的影子。事后他眼疾急发，导致右眼失明，左眼衰微，也许这是特立独行之气的一种转化。不久以后，他的住房被“无产阶级”占领。1967年，在“*”高潮之中，无家可归的废名长辞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