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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2015年第4期-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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耸�67。6万人次。而同一年中国前往其他几个周边国家韩国、日本、俄罗斯和越南的游客人数分别是425万人次、183万人次、92万人次和177万人次，这几个国家来华的游客人数分别为397万人次、287万人次、218万人次和136万人次，都是印度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即使是只有300万人口的蒙古国，2013年来华游客数都达到了105万人次，前去的中国游客也达23。6万人次。
三是双方学习和懂得对方语言的人太少。在印度，学习中文和能讲汉语的人不多，同样，在中国，学习和懂得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泰米尔语等印度主要语言的人也少得可怜。中国现已在全世界开办了460多所孔子学院，600多个孔子课堂，但迟迟未能在印度开办孔子学院，直到最近才有了一所。而在中国，开设印地语、孟加拉语、乌尔都语的院校也是屈指可数。
四是在中国的印度人很少，在印度的华人华侨数量也不多。海外华人华侨是沟通居住国与祖国的重要桥梁。中国人素以吃苦耐劳、适应性强著称，很容易在海外落地生根。但在印度的情况却很不乐观。1949年以前，印度尚有5万～6万华侨华人，现在却不到5000人，而且人数仍在减少。东南亚有2000万华人华侨，欧美有数百万，俄罗斯有10万，日本也有7万。即使在非洲，现在也有20万～30万华人华侨，其中约10万人是近年的新移民。
由于交流不够，中印两国对对方都存在着许多模糊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在中国，一些人既不了解印度，也很看不起印度。一说到印度，就认为它既贫穷落后，又脏乱差、软散懒，要比中国落后几十年。在他们看来，中国只能同美国、欧盟、俄罗斯、日本玩，没必要同印度玩。也有些人喜欢把印度当作中国的对手或敌人，什么事都要拿印度来与中国比较一番。但这还算好，表明他们还看得起印度。笔者认为，这样的认识既肤浅又危险。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印两国国内的民族主义一直处于高涨状态。正如新加坡的郑永年教授所说，“如果说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日本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印度的民族主义则主要是针对中国的”。作为比中国弱的邻国，印度本来就对中国的崛起抱有戒心。一旦出现边界摩擦、经济纠纷等，印度国内很容易出现针对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论。
应该说，实现中印友好是有基础、有条件的。如果抛开近几十年的不愉快，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印之间从未发生过冲突。中国人和印度人都是天性向善的和平民族，都是具有古老文明的智慧民族。尽管有喜马拉雅山相隔，双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仍千年不断，也从未有过兵戎相见的历史。
消除互不信任的最好方式就是加强人文交流，它不同于政府间的官方外交，既不涉及领土、主权等敏感话题，也不涉及利益谈判，很容易实现和推进。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增加了，双方的误读、误判自然就会减少，也就能更容易地实现国家关系的改善。
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受到印方高规格、热情、隆重的接待。中印达成了具体的中—印文化交流计划，双方将拓展青年、文化、教育、旅游、宗教、媒体等众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我们期待着中印间的“交流赤字”尽快减少，并最终消除。
（作者为云南大学教授、副校长）
南海之外看“丝路”
作者：王庚武 字数：3494
2015年1月18日，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基地铁路专运线试运行。专运线开通运行后，将有效提升连云港作为“一带一路”交汇点门户的辐射能力，连云港港口也将成为哈国通过中国进出口过境运输惟一港口。
“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
我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趣由来已久。1913年，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首先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他在其所著《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丝路有陆、海两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1954年，我完成了个人的首个研究成果——《南海贸易：南中国海华人早期贸易史研究》。由于当时大多数人认为“丝绸之路”更多指的是“陆上丝绸之路”，学界对“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相关的讨论还不多，因此那时我在论述南海贸易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一术语。1968年，日本学者、艺术史学家三杉隆敏在其出版的《探索海上丝绸之路》一书中详细地介绍了“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他是一名陶瓷专家，因此，我对他为何不把“丝绸之路”称为“陶瓷之路”感到十分好奇。当时他为了研究陶瓷的分布，穿越南中国海从日本一路到达中东，并且追踪陶瓷制作工艺的发展。通过这一系列的研究，他得出一个结论：海上商路正是“陆上丝绸之路”的翻版。三杉隆敏十分着迷于古老的“陆上丝绸之路”，在其研究“海上丝绸之路”之前，他已经有了许多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因此，在1968年他将这样一条“陶瓷之路”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多年后，我在访问中国东南亚研究中心期间见到了陈炎教授，后来他成为了我的朋友。当时，他在经过暂停工作数年之后撰写了第一篇从中国视角出发的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文章，并将其成书于1981年出版。
真正的全球化始于海洋
“海上丝绸之路”这一概念被提出后，很快被众多中国学者所接受，他们开始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和印度洋之间海上贸易历史的研究课题。随后，学界对郑和的远航也产生了巨大的研究兴趣。鉴于此，我和妻子到印尼的东爪哇岛进行了一次考古旅行，探究满者伯夷帝国（位于东爪哇的中心，靠近泗水）的历史。该帝国的建立与蒙古帝国1292年向爪哇的扩张直接相关，这一事件发生在郑和下西洋之前，因此可以表明在郑和之前，中国海军可能已是当时亚洲最具实力的海军了（实际上，这支海军是在宋代发展壮大起来的）。由于蒙古骑兵对于船只知之甚少，因此当忽必烈统治中国、接管这支海军的时候，他们必须依靠汉人的帮助在东南亚开展贸易。
每当回顾“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时，我都会想起这一最为深刻的时代印记，但这并非“海上丝绸之路”特点的全部。在很大程度上，“海上丝绸之路”以贸易为基础，不包含任何暴力和其他的海上军事行动。虽然那一时期的商业竞争与对抗的确包含各种各样的冲突，可是在以商品为基础的贸易时代，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有价值的商品。在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正如历史所记，“陆上丝绸之路”随着中亚各帝国的消亡基本走向终结，“海上丝绸之路”取代了它，并且随着欧洲人通过大西洋到印度洋这条与以往不同的路线来到亚洲，又引入了他们与众不同的商品，使得“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延伸。这种延伸甚至蔓延到了太平洋彼岸，对整个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真正的全球化始于海洋。如果仅仅局限于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是不可能实现完全、真正的全球化的。
通过航海探险将世界连接起来，这正是全球化的开始，当今的全球经济正是“丝绸之路”在海洋上的延伸。哥伦布使其从地中海延伸到大西洋，麦哲伦则使其延伸至太平洋。当然，那时用于贸易的商品并不是丝绸和陶瓷，主要是香料、鸦片和茶叶。跟那时相比，今天的贸易商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继续维持“丝绸之路”的想法，仍然是十分有用的观念。
“新海上丝绸之路”“新”在何处
尽管现在大家不断强调“海上丝绸之路”，但是习近平主席同样谈到了“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因此，认识到两条“丝绸之路”的并存是十分必要的。当然，“陆上丝绸之路”不如“海上丝绸之路”那样高效，这是因为海洋是开放的，而陆上除了陆路的基础设施问题外，通道往往还要受限于国家的领土边界，受到国家间各种规则和法律的制约，这些都使得陆上通道变得较为困难。
当前的形势与历史上有何不同？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当前中国不是本地区的惟一的大国。18世纪以前，中国是本地区惟一的大国，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挑战它。彼时中国同其他“丝绸之路”国家的贸易关系始终践行着非常平和的处理方式。工业革命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区域外大国纷纷进入该地区并在长达两三百年的时间里将自身的意愿强加于亚洲各国。在这一时期，全球贸易格局的整体形势被彻底改变。因此，当前面对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在后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时期重建不涉及大国的和平贸易关系。但这又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众所周知，当今亚洲至少存在三个大国：中国、印度、日本，未来还可能会出现其他的大国，而这些新兴力量将要完成过去很难实现的资源共享。因此，这对我们思索“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复兴”将走向何方是一项挑战。
为什么在面对海上丝绸之路时会对中国产生疑虑
现在一些国家和民众面对中国提出的“海上丝绸之路”有些疑虑。主要有这样几种观点。
第一种认为这是中国一系列反对海上自由航行的应对措施之一。这是荒谬可笑的。中国支持海上自由航行，因此“新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驳斥“中国无论如何都怀疑海上航行自由必要性”的论断，中国不断重申支持海上自由航行是完全正确的。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一旦脱离了航行自由，当下的中国经济将难以生存或只能另辟蹊径。中国人深知这一点，并且我认为他们将永远会支持航行自由。对于只要有威胁海上自由航行的因素就直接联想到中国的看法，我认为是不合理的。
第二种认为中国可能想回归到18世纪之前“海上丝绸之路”时期的地位。我认为这不太可能也不正确。正如我前面所说，中国不再是亚洲地区惟一的大国，还有许多其他地区性大国、竞争者以及包括全球经济复苏等在内应纳入考虑的影响因素。
第三种认为中国提出“海上丝绸之路”是为了应对被遏制的可能性。虽然美国否认他们试图遏制中国，但它的许多举动已经被中国理解为是某种遏制了。中美之间缺乏说服对方解决这个问题的互信与能力，这使得美国及其盟友不得不接受它们正在遏制中国的想法，中国也的确始终怀疑自身正受到遏制。
第四种观点认为“海上丝绸之路”是一种“推回”战略。什么是“推回”？世界上只有一个作为霸权国的超级大国，而这个超级大国无论在未来做什么，都希望在包括亚洲的世界各个角落被视作超级大国。而未来无限存在的霸权，却是中国领导人不能接受的。
我认为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根本性问题应该提出来，那就是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贸易与经济联系”。最近习近平强调的“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就是他的目标，当然是否每个人都能接受这种解释尚有待观察。尽管如此，我也认为强调“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惠及世界的”理念可能是一个积极的做法，但我想补充的是，当今国际贸易的核心已不再仅仅是商品贸易。
此外，我认为“海上丝绸之路”还是科学、技术、现代知识、现代价值观之路，世界上各类最新的东西都能够被更快速地传送，海上通道在传播这些事物时，与航空和网络一样重要。在彼此相互依赖的情况下，“海上丝绸之路”也可以在传播知识经济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当然，如果在“丝绸之路”的故事上产生分歧的话，我们可以把故事的重点放在文化方面，因为文化力量对于任何地区的发展都是必须的软实力。
总之，我认为，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我们仍然需要思考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未来能够做些什么。对于中国领导人而言，他们或许看重的是如何把“丝路”的建设放到“和平发展”的大战略中全盘考虑和部署。而从更大的视角来看，海洋通道实现的全球经济、知识的传播，会以知识革命的方式影响我们。这将是对21世纪的一大重要贡献。
（作者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本文为作者2014年9月在新加坡举办的中国—新加坡论坛上的发言，题目和小标题为本刊所加。译者为徐赛、范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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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中国经济外交亮点频现
作者：竺彩华 字数：3102
中国的经济外交，既为中国的发展，更为中国和世界的共同未来。经过多年实践，中国经济外交在2014年开启了新思路、新视野、新局面。
2014年中国经济外交可圈可点
早在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重要演讲时就强调，要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2014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主席再次强调“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而合作共赢的理念在经济领域的接受度要远高于政治、安全领域，因为经济活动不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各国间的合作空间和回旋余地比较大。
2014年中国经济外交有很多亮点。在周边方向，大力推进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建设，与周边国家各层次、各领域的合作全面展开。中泰、中蒙铁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积极推进；中韩、中澳自贸区建设完成实质性谈判，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中国—斯里兰卡自贸区谈判，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进入实质性磋商阶段；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C线通气并启动D线建设；签署了商谈10年之久的上海合作组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开启了上合组织的扩员进程，等等。在大国方向，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签证互惠安排等众多领域合作取得重要进展；中俄在很多重大合作项目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例如，结束长达10年的天然气谈判，签署了《中俄东线供气合同》和《西线天然气管道供气协议》，另外还签署了1500亿元人民币/8150亿卢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进一步拉紧了两国利益融合纽带；中欧合作不断开创新局面，开创了中国装备尤其是高铁装备与技术进入欧洲大陆的先河。在非洲方向，提出了推动“六大合作工程”（中非产业合作、金融合作、减贫合作、生态环保合作、人文交流合作、和平安全合作）、共建“三大交通网络”（非洲高速铁路网络、高速公路网络和区域航空网络）等重要倡议，中非铁路、矿业、农业大项目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在中东方向，提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打造“1＋2＋3”（ 即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新的突破口的合作格局）合作新格局倡议，得到阿拉伯国家的热烈反响。在拉美方向，正式创建中国—拉共体论坛，为中拉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搭建了新平台，实现了我国同发展中国家整体合作机制的全覆盖。
以共同发展的理念团结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2014年，以务实合作为主要内容的“一带一路”建设优先部署联通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蒙古国、塔吉克斯坦等不发达邻国的铁路、公路项目；未来五年，中国还将为周边国家提供两万个互联互通领域的培训名额，帮助周边国家培养自己的专家队伍。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受困于财政短缺时，中国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金砖国家应急基金分别注资100亿美元和410亿美元，创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注资500亿美元，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了丝路基金。
除了上述大手笔外，中国在各层次外交中也更加注重发展理念。2014年北京主办的APEC峰会包括的三大议题（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创新发展，推动经济改革和增长；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建设）无一不紧扣发展问题，不仅如此，中国还出资1000万美元支持APEC组织机制建设。在2014年第 17次“10＋3”领导人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提议实施“东亚减贫合作倡议”，并提供1亿元人民币，开展乡村减贫推进计划，建立东亚减贫合作示范点，并于2015年向东盟欠发达国家提供30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
融开放与包容为一体
经济外交必须融开放和包容于一体。世界各国国情不一，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等方面也存在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既为各国开放带来了资源和优势互补的潜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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