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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名家精品文集-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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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热或太冷的汤水不要喝，太燥太腻的食物不可多吃。
光线不足，不要看书。
诸如此类之嘱告或指点，极其多；并且随时随地不放松。
还记得九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底一小串钱（那时所用铜钱有小孔，例以麻线贯串之），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人吵闹，终不可得。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见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亦不喊我看。他却在纸条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
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
写后交与我看，亦不作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即此事亦见先父所给我教育之一斑。
到十四岁以后，我胸中渐渐自有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之行事。先父认为好的，便明显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十七、八、九岁时，有些关系颇大之事，他仍然不加干涉，而听我去。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学。那些事例，待后面即可叙述到。
我从小学起一直到现在，回想一下，似乎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主动的；无论思想学问作事行为，都象不是承受于人的，都是自己在那里瞎撞。几乎想不出一个积极的最大的能给我帮助的人来。我想到对我帮助最大的最有好处的，恐怕还是先父。
先父给我的帮助是消极的，不是积极的。我在《思亲记》上曾说到这意思。我很奇怪，在几十年前那样礼教空气中，为父亲的对儿子能毫不干涉。除了先父之外，我没有看见旁人的父亲对他的儿子能这样的信任放任。恐怕我对于我自己的儿子，也将做不到。先父对我的不干涉，最显著的有三点：
（一）我在中学将要毕业的时候，一面考毕业试验，一面革起命来。本来在未毕业时，已与革命党人相通，毕业后便跟着跑革命。第二年*成立，照普通说，这时应当去升学，不应当去干没有名堂的把戏。——我们那时的革命，虽也弄什么手枪炸弹，但等于小孩子的玩艺，很不应如此。而我不想去升学，先父完全不督促，不勉强我。先父的人生思想是向上的，有他的要求主张，可是他能容纳我的意思而不干涉。何以能如此？我现在还完全想不到。
（二）后来我由政治革命，由社会主义转到佛家，自己终天东买一本佛书，西买一本佛书，暗中自去摸索，——这也是主动的瞎撞，一直瞎撞若干年。——先父也不干涉。先父有他的思想，他自以为是儒家的，可是照我的分析，先父的思想与墨家相近，可说表面是儒家而里面是墨家的精神，对于佛学很不喜欢。我既转向佛家，我就要出家，茹素，不娶妻，先父只将他的意思使我知道，而完全不干涉我。这就成就我太大。那时我虽明白先父不愿的意思，但我始终固执，世界上恐怕找不出象我这个固执的人来。
（三）就是不娶妻。这事在他人非干涉不可。我是两弟兄，我哥结婚十年，没有儿子。照普通说，老人都很盼望有孙，尤其先父自*元年至*七年间，始终抱殉道之念——不愿苟活之意，自己存心要死，又当晚年没看见孙，有后无后将不知道；在普通人情，一定要责备我。可是先父半句责备的话都没说。就是我母亲在临终之前，告诉我不要固执己见，应该要娶亲；而先父背后告诉我说：虽然母亲意思如此，可不一定依照，还是以自己意思为主。*七年先父在要殉节的时候，仍无半句话责成我要结婚，他是完全不干涉。这个信任或放任——这放任非不管，另有他的意思，即于放任中有信任。——给我的好处帮助太大，完全从这消极的大的帮助，让我有后来的一切。大概在先父看到这一：这孩子虽然是执拗错误，但自己颇有自爱要强的意思，现在虽错，将来可“对”，这“对”可容他去找，现在不要干涉。先父的意思，恐怕就是这样。
父亲的信任我，是由于我少年时一些思想行径很合父意，很邀嘉赏而来。例如我极关心国家大事，平素看轻书本学问而有志事功，爱读梁任公的《新民丛报》、《德育鉴》、《国风报》等书报，写作日记，勉励自己。这既有些像父亲年轻时所为，亦且正和当时父亲的心理相合。每于晚饭后谈论时事，我颇能得父亲的喜欢。又如父亲向来佩服胡林翼慷慨有担当，郭嵩焘识见不同于流俗，而我在读到《三名臣书牍》、《三星使书版》时，正好特别重视这两个人。但这都是我十四五岁以至十九岁时的事情，后来就不同了。
说到父亲对我的放任，正是由于我的思想行动很不合父亲之意，且明示其很不同意于我，但不加干涉，让我自己回心转意。我不改变，仍然听任我所为，这便是放任了。
不合父意的思想行动是哪些呢？正如《思亲记》说的：
自（*）元年以来谬慕释氏，语及人生大道必归宗天竺，策数世间治理则矜尚远西。于祖国风教大原，先民德礼之化顾不如留意。
实则时间上非始自*元年，而早在辛亥革命时，我参加革命行动，父亲就明示不同意了，却不加禁止。革命之后，国会开会，党派竞争颇多丑剧，父亲深为不满，而我迷信西方政制，以为势所允免，事事为之辩护。虽然父子好谈时事一如既往，而争论剧烈大伤父心。——此是一方面。
再一方面，就是我的出世思想，好读佛典，志在出家为僧，父亲当然不为不悦。但我购读佛书，从来不加禁阻。我中学毕业后，不愿升学，以至我不结婚，均不合父意，但均不加督促。只是让我知道他是不同意的而止。这种宽放态度，我今天想起来仍然感到出乎意料。同时，我今天感到父亲这样态度对我的成就很大，实在是意想不到的一种很好的教育。不过我当时行事亦自委婉，例如吃素一事（守佛家戒律）要待离开父亲到达西安时方才实行。所惜我终违父意，父在世时坚不结婚，其后我结婚则父逝既三年矣。
………【第四十七章 父与羊】………
李广田
父亲是一个很和善的人。爱诗，爱花，他更爱酒。住在一个小小的花园中——所谓花园却也长了不少的青菜和野草。他娱乐他自己，在寂寞里，在幽静里，在独往独来里。
一个夏日的午后，父亲又喝醉了。他醉了时，我们都不敢近前，因为他这时是颇不和善的。他歪歪斜斜地走出了花园，一手拿着一本旧书，人认得那是陶渊明诗集，另一只手里却拖了长烟斗。嘴里不知说些什么，走向旷野去了。这时恰被我瞧见，我就躲开，跑到家里去告诉母亲。母亲很担心地低声说：“去，绕道去找他，躲在一边看，看他干什么？”我幽手幽脚地也走向旷野去。出得门来便是一片青丛。我就在青丛里潜行，这使我想起在高粱地里偷桃或偷瓜的故事。我知道父亲是要到什么地方去的，因为他从前常到那儿，那是离村子不远的一棵大树之下。树是柳树，密密地搭着青凉篷，父亲大概是要到那儿去乘凉的。我已经看见那树了。我已走近那树下了，却不见父亲的影，这使我非常焦心。因为在青丛里热得闷人，太阳是很毒的，又不透一丝风。我等着，等着，终于看见他来了，嘴里象说着什么，于是我后退几步。若被他看见了，那才没趣。
我觉得有这样一个父亲倒很可乐的，虽然他醉了时也有几分可怕，他先是把鞋脱下，脚是赤着的，就毫无顾忌地坐在树下，那树下的沙是白的，细得象面粉一样，而且一定是凉凉的，我想，坐在那里该很快乐，如果躺下来睡一会，该更舒服。
自然。那长烟斗是早已点着了，喷云吐雾的，他倒颇有些悠然的兴致。书在手里，乱翻了一阵，又放下。终于又拿起来念了。声音是听不清的，而喁喁地念着却是事实。等会，又把书放下；长烟斗已不冒烟了，就用它在细沙上画，画，画，画了多时，人家说我父亲也能作诗，我想，这也许就是在沙上写他的诗了。但不幸得很，写了半天的，一阵不高兴，就用两只大脚板儿把它抹净，要不然的话，我可以等他去后来发现一些奇迹，我已经热得满头是汗了，恨不得快到井上灌一肚子凉水。正焦急呢，父亲带着不耐烦的神气起来，什么东西不曾丢下，而且还粘走了一身沙土。我潜随在后边，方向是回向花园去。
父亲踉踉跄跄地走进花园，我紧走几步要跑回家去，自然，是要向母亲面前去复命。刚进大门，正喊了一声“娘”，糟了，花园里出了乱子，父亲在那里吵闹呢。“好畜牲，好大的胆的羔子！该死的，该宰的！”父亲这样怒喊，同时又听到扑击声，又间杂着小羊的哀叫声。我马上又跑了出去，母亲也跑出来了，家里人都跟了出来，一齐跑向花园去。邻居们也都来了，都带着仓皇的面色。我们这村子总共不过十几户人家，这时候所有的人，差不多都聚拢来了。我很担心，惟恐他们疑惑是我们家里闹事，更怕他们疑惑是父亲打了母亲，因为父亲醉了时曾经这样闹过。门口颇形拥挤了。大家都目瞪口呆，有些人在说在笑。父亲已躲到屋里去休息，他一定十分疲乏了。花园里弄得天翻地覆，篱笆倒了，芸豆花洒了满地，荷花撕得粉碎，几条红鱼在淤泥里摆尾，真个*遍地，青翠缤绝，花呀，菜呀，都踏成一片绿锦。陶渊明诗集，长的烟斗，都睡在道旁。在墙角落里，躺着一只被打死了的小羊，旁边放着一条木棒，那是篱笆上的柱子。大家都不敢到父亲屋里去，有的说，“羊羔儿踢了花呀。”有的说，“醉了。”又有人说，“他老先生又发疯啦。”其中有一个衣服褴褛的邻人，他大概刚才跑来吧，气喘喘地，走到死羊近前，看了一下，说：“天哪！这不是俺那只可怜的小羊吗！”原来父亲出去时，不曾把园门闭起；不料那只小羊游荡进来，以至于丧了生命。我觉得恐怖而悲哀。
明晨，父亲已完全清醒了，对于昨天的事，他十分抱愧。他很想再看看那只被打死的小羊，但那可怜的邻人已于昨夜把它埋葬了。父亲吸着他的长烟斗，沉重地长叹一口气，“我要赔偿那位邻人的损失。”虽然那位邻人不肯接受我们的赔偿，但父亲终于实践了前言。然后，他又亲手整理他的花园——这工作他不喜人帮助——就好象不曾发生过什么一样的坦然。多少平和的日子过了，父亲的花园又灿烂如初。
直到现在，父亲依然住在那花园里，而且依然过着那样的生活：快乐，闲静，有如一个隐士。但是有点衰老了，有些事，便不能不需要别人的扶助。
………【第四十八章 北大忆旧二题】………
马珏
我的父亲马裕藻，字幼渔，浙江鄞县人。他是旧书房里出来的人，为了出外求学，他在老家当卖了东西，给我母亲放了缠足，一起到了上海。祖母气得说他“要造反”。母亲在上海进了上海爱国女子学校。1903年他们俩双双考取官费留学日本，父亲在日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就读，母亲进日本目白女子大学学博物，经过七年苦读，一起毕业。我1910年出生在东京，一岁时回国。
父亲回国后开始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但他不喜上海的繁华纷乱，即与当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联系，到北大任教授教音韵学，后任国文系主任，直到1945年去世。
父亲一生别无所好，惟喜购书、读书。我们家曾搬过两次，每次觅房都有两个要求：一是要有足够的书房，至少要有三四间，室内四周都是大书架，还有大书桌；再一是离北大要近。父亲除了上课以外就是总在他的书房里。他的藏书大多是用红朱标点过的。读书备课，这是他一生最大的乐趣。父亲去世后，按照他的心意，藏书献给了北大图书馆。
小时候我有旧印象，我们家里老有一个叔叔轮流住着。大了我才知道，父亲在北京安居下来以后，觉得不能让几个叔叔老是蛰居家乡，应让他们出来见见世面，就分次一个个接出来，引导他们读书做学问，后来他们均学有所成，成了北京学术界有名的马氏昆仲，与周氏、沈氏昆仲齐名。他们是：马衡（叔平），故宫博物院院长，所著《凡将斋金石丛稿》有开创性的贡献；马鉴（季明），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香港大学校长；马廉（隅卿），北大讲师，脑溢血死在讲台上。和几个叔叔情况差不多的还有我的四舅陈君哲（子俊），是北京大学教文字、文法的教授等等。
与父亲经常来往，往往畅谈至深夜而毫无倦色的有钱玄同、鲁迅、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陈百年等，常听他谈起的得意门生有范文澜、陆颖明等。
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的教育是从国家民族的大局来设想的，这些想法今天看来可能有些幼稚，但那时确现了父亲的赤诚苦心。我们姐妹六人，除了小妹、小弟是父亲去世后才上的大学，我大哥从中学时代就留学日本，我三弟也是从中学时代就留学德国，父亲的意图大概是想让他们到这些强国去汲取振兴祖国的营养吧。对我和我二妹两个女孩子，父亲的安排是让我上政治系，让我二妹上法律系。他说“中国妇女地位最低，你们出来要为争取女权做些事情。”他又曾对我们说笑话：“你（指我）出来可以当公使，现在都是公使带夫人，你这个公使可以带丈夫嘛；你（指二妹）学了法律，将来就是离婚，也可以保护自己的权益。”
父亲一生和蔼待人，以好脾气著称，但在气节这根本问题上却毫不迁就。抗日战争时北京沧陷，父亲因年迈高血压未能转徙内地。日本人曾数次命父亲的好友周作人来请他出山任教，父亲让小弟马泰拒之门外不见，周作人还来纠缠，最后让小弟说：“我父亲说了，他不认识你。”这事才算没再继续。父亲过着清寒的生活，盼着胜利，他老人家是1945年4月去世的，去世前总说：“天快亮了吧，天快亮了吧。”吴晓铃先生在1985年10月4日《北京晚报》上曾说：“马幼渔（裕藻）先生在学术界居‘五马’之首，在日本时曾和鲁迅先生同师章太炎。我在离开北平时去向他辞行，他用古体文写下了如下几句赠言：‘余病居边城，远云岭，临岐恫苦，赠处无言，惟祈晓铃默识余衷，互相砥励而已。’真是‘满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对于我则是鞭策。老人不久便抑郁而终。”这段文字可以佐证父亲故去之前的境况。
我在1928年春天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级。1930年转入政治系本科，学到1934年离校。
北大分三院。一院在红楼是文科和部分法科；二院在景山东街，叫马神庙，是理科，有一小礼堂，一般名教授在此演讲；三院在北河沿，译学馆旧址，全是法科，有大礼堂。政治系属法科，我在红楼上课，有时到二院听胡适的课（自由选听），外请学者讲演均在二院。如鲁迅先生讲演就在此。
我记得第一天去沙滩上学，又兴奋又紧张。红楼从一楼到三楼都有教室，每层楼中间有教员休息室。教室的桌椅有分开的，也有在右手处有一扶手可写笔记的。必修课教室固定，选修课任选。同学中大多是男同学，女同学很少，1928年已由几人增至十几人。男女虽然同学，却不轻易交谈，互相不知姓名，因为注册室的人每堂课来点名是看椅子上有人即在点名册上画“到”。
我的老师现在健在的有许德珩先生，同学中知道的有朱穆之、邓广铭和*翰。他们现在都是国家栋梁，而我一无所就，实在惭愧。那时在校学习全凭自己自觉努力，老师都是高水平的，图书馆藏书也极为丰富，就是刚一入学，觉得学校太大，摸不清如何利用这好条件去学习。
北大课外活动特别活跃，可以学习乐器，包括钢琴、提琴，可以学摄影，可以学唱歌，可以学昆曲，还有体育活动，同乡会、同学会等等。我参加过钢琴和昆曲的学习，还曾受清华大学昆曲老师溥侗先生的邀请去合演过《游园》。到了春天有旅游活动，到了冬天，校方在一院的大*场搭起人工溜冰场，下课后同学们成群结队去玩。
1928年秋季入学，12月是30周年校庆（现改为“五四”了），11月即有校庆筹备会来邀我表演节目。我很为难，因为我很少参加文艺活动，只在初中演过一次儿童剧《青鸟》，我扮演“牛奶”一角，就一句台词：“我觉得我要变味儿了。”这次我想拒绝，可他们再三动员，我只好勉强接受了，决定演一段单人舞，起名《倦鹤舞》。由我自己去找孔德学校教体育的女老师排练，这时离校庆只有两个星期了。记得演出在三院大礼堂。当时是隆冬腊月，生了几个大火炉也不管用，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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