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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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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了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经济特区——深圳，而这偶然很快就演变成了必然。
凤凰卫视财经评论员朱文晖认为深圳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主要来自两个原型：其一，1979年1月6日，中国交通部在香港的下属企业招商局向国务院提交报告，要求在蛇口设立工业区。这虽然只是一个企业行为，却从深层触动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它需要各方面的配套。其二，广东省在1979年初讨论在汕头和宝安建立“出口特区”的想法，建设深圳和珠海出口商品基地时，要求中央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给予广东充分的自主权，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为此，邓小平指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第一个原型很快就在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袁庚的主持下启动了。荆棘丛生的蛇口，第一个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第二个原型则在1980年3月24…30日，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上提出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当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置“经济特区”，这就意味着深圳特区正式诞生。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说：“它的诞生，是炸开了当时经济体制的一个缺口，将深圳推向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巨变源头开始，深圳梦开始起步。”
但是，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提及当时情况，却这样说道：“国家拿出3000万元的贷款专供开发深圳经济特区，这一数字的微不足道与日后开发浦东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见，特区在当时纯属试验性质，中央政府对之并不抱战略性期望。”
这是一场梦想与现实的较量。深圳在“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口号下，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格言中，力图向世人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这一过程中，深圳创造了很多个“第一”。
1980年，时任深圳市房管局副局长兼罗湖区建设工地总指挥骆锦星就在他的《敢为天下先，黄土变成金》的文章里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那时有香港人对我说，‘你们是捧着金饭碗没饭吃，英女王能把黄土变成金，你们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将黄土变成金？’”他被一语惊醒。于是盘算通过出租土地来换现金，但是，这一想法在当时无疑于一个深海炸弹，他翻遍了马列原著，希望找到社会主义理论支持，终于让他在《列宁全集》里查到这段话“……住宅、工厂等等，至少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有了革命导师的金玉良言，骆锦星也敢大胆去想了，于是，他支了这一招，就是采用补充贸易法：深圳出土地，香港投资商出钱，建城房子按比例分房子或分利。
当时，香港妙丽集团董事长、《天天日报》社长刘天就听说了这一消息，第二天就迫不及待从罗湖桥来到深圳。由于那时从香港到深圳还没有公交车，更没有出租车，情急之下，他找来一辆自行车让别人骑着，他则坐在后架上一路颠簸来到深圳市政府临时办事处。
双方在爽快的谈判之后，刘天就开发出了一个楼盘，那就是著名的“东湖丽苑”。第一期共有108套新房，他把房子的图纸设计出来后就开始在香港叫卖，仅三天，108套还在图纸上的房子就一售而空了。“东湖丽苑”的一炮成功，让深圳人大大开窍，他们很快拿出新方案，提出了收取土地使用费的思路，每平方米收土地使用费4500港币，这个地价仅相当于河对岸的香港的1/11。深圳用收进的数亿元钱削掉土丘、填平沟壑，开通公路，通电、通水、通邮政。从1980—1985年的5年里，深圳实际利用外资亿元，累计完成基建投资亿元，建成了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工程，初步形成了九个工业区，香港和国外商人纷纷涌进特区办厂、开公司。
老蛇口人常林石经常说：“这在当时可能是无意，但是在今天看来，这却是中国第一个商品房的雏形。”事实上，这只是当年深圳所创造的无数先例、“第一”中的一件而已，之后，深圳还创下了物价改革、企业产权转让、住房制度改革等众多“中国第一”。这些“第一”在常林石看来体现出的最大特点就是“放权”，在深圳发展早期，这点表现尤为明显。
正如《大道30》所总结的那样：深圳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教科书，比经济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为整个中国所提供的观念价值和制度价值。但是，常林石很遗憾，现在的深圳开始慢慢地失去了这些特点，很多改革都在原有的体制里面兜圈圈，制度创新没有突破，现在官员的行政级别和机构设置和内地已经没有任何差别，无特可言，当年深圳政府机构办事的雷厉风行现在已不是深圳特色，再往前走，还能走多久，还有什么问题没解决，需要考虑。
时至201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迎来了她的30岁生日。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大家最关心的话题是：谁能给深圳“第二次高潮”？因为就在深圳3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的背后，弥漫着一股焦躁不安和忧心忡忡的情绪，这是来自北京、广州和深圳的经济专家的一致判断。
从最直观的经济数据上看，让经济特区一直引以为豪的“深圳速度”近年来在国内已毫无优势可言。“天津近几年来的经济增长率每年均在16％以上，深圳的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大概是11％左右”，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坦言，“一个经济特区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来支撑，那么特区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就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了。”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宏观经济室主任党国英表示，当中国经济向世界全面开放之时，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央给予经济特区的优惠性政策优势已逐渐消失。“创造特区就是为了让特区经验给全国分享，总给某些地区特殊政策，别的地方还怎么发展啊？”党国英分析说，“从某种角度说，创办特区的初衷就是为了让特区‘不特’，让全国来学特区。在中国全面走向世界之后，特区‘窗口’意义下降，这块招牌现在已经不再包含多少政府资源。”
这是深圳不得不面对的尴尬，无论是最初的“战天斗地”，还是如今的改革动力弱化、改革精神淡化，实际上深圳始终都是一个参赛者的身份，习惯于为自己寻找一个“假想敌”，然后在竞争中，搏输赢。否则，这座城市就会失去了前进方向，甚至是发展的动力。“过去改革的主要动力很明显，那就是改变贫穷的状况，”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郭万达说，“现在深圳人均GDP超过1。3万美元，很快就成为世界级的发达经济区，那么未来深圳特区发展的动力在哪？”这是眼下，深圳最大的困惑，她被自己的“速度”绊住了。
传奇缔造者
万科的董事会主席王石在接受《城市中国》关于“深圳再生”专题采访时说：“归根结底，深圳的成功在于：制度因素。深圳能涌现出优秀新兴企业群体，更像是历史必然进程中的偶然事件，那样的制度环境，那样的机遇，已经不可再现。在未来，只有涌现出更多优秀的新兴企业，深圳才能证明自己，并昭示历史本身。”
1983年，任职广州一机关干部的王石辞去了公职，孤身一人奔赴深圳。那年头，能在国家机关里谋上一官半职是大多数人的目标。但是，王石却做了这样“离经叛道”的决定，而这一举动也有个新名词叫“下海”。
来深圳后，王石经历了一年的扑腾，也悟出了些许门道。1984年，他组建了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任总经理，利用特区在进口方面的优惠，“倒卖”起当时非常走俏的录像机，公司规模和利润急剧膨胀。1988年时，公司的净资产已经从1984年的“0”跃增至1300多万。提起这段发家史，王石也会很坦然：“在市场秩序和规则建立以前，成功的背后肯定是投机，是冒险……英雄莫问出处”。但是，王石的野心决不止步于昙花一现的暴发户，很快他就和同事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尽管遇到无法想象的阻挠和压力，公司还是迅速地完成了股份制转换，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按照国际惯例向社会公开发股的工商企业，并且更名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发展、深宝安等一道，被称为股市的“老五股”。
凤凰涅槃，经历了这次改造，万科赢来了之后戏剧性的发展。万科从1988年开始介入房地产开发，由于缺乏政府背景，他们拿的第一块地的地价高出市场价十倍以上！对此，万科人有一个形象的说法：当年的万科就像个野孩子，别的孩子有饭吃，万科却得自个找饭吃，甚至是去抢饭吃。正是由于自己是个迟到者，万科才自我定位为“领跑者”以此激励自己不断提高。这点让同行觉得万科人都有点“怪”：从最初的“物业管理牌”到“规划牌”、“环境牌”，再到如今的“环保概念”、“高科技智能化概念”。
万科的故事可以说的很长，但是万科却是当年深圳新兴企业的集体缩影：“灵活”、“创新”、“大胆”、“拼搏”。这个城市的试验培育了这样的因子，以至于不管你来自哪里，只要到了深圳也会被这种氛围所冲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你追我赶。
“外贸之都”的尴尬
上世纪80年代，“千年商埠”广州也在改革开放的传奇中为自己谋得了一席之地。当时，以香港资本为主要投入的“三来一补”企业群落成为最前沿的新生力量，日夜轰鸣的机器声推动着珠三角制造业的发展。有产就有销，产销结合自然催动了贸易的繁荣。
广州自唐宋时就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在对外贸易方面，除了在全国范围内最早设置市舶司之外，商品的经营也占全国之冠。北宋《萍洲可谈》记载：“崇宁初，三路（广东、福建、两浙），各置提举市舶司，三方唯广最盛”。广州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清朝时的“十三行”更是广州早期商贸的雏形，当代，著名的“广交会”又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窗口。再者，广州处于珠三角的中心，这地缘优势与历史背景都使广州对“外贸之都”的地位当仁不让。
一时间，“粤货北伐”倍显意气风发。大江南北都流传这样一句广告词：“好空调、格力造”；《女友》专栏作家桃之夭夭也爱在其时尚杂文里“淘广州外贸”。商品捎带着“粤语文化”、“粤菜馆”一路北上，让整个上世纪80年代的内陆都摇曳生姿起来。
但是，如今的这种盛况却渐行渐远，正如企业界流传的一句话：上世纪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山东，21世纪看浦东。中国经济版图上呈现出一片南雁北飞的景象，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浦东大开发启动，珠三角的强势地位便遭威胁，一方面政策优势与区位优势丧失，中国加入WTO，全国都呈现出全面开放的格局；另一方面，成本优势也丧失，当年香港工业北移首先登陆珠三角，现在长三角城市却成为国外工业转移的首要对象，长三角土地规模和人口规模是珠三角的两倍，从城市化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来看，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35个城市，有10个位于长江三角洲，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该地区也占了一半。
深圳、广州这两座珠三角“双子星”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浪潮中闪闪发光，但实验性的产业结构却磨损了它的光芒：外资带来的“世界工厂”和内资促成的散兵游勇使得其在新时代的资本市场角逐中，缺少了战略依托和核心竞争力。
2。速度“话事”
话事，读蛙（wa，阳去声）士（xi，阳去声）。本义是用说话去传述事情，引申为行使权力。广东人的饭桌上常常出现这样有趣的现象：大家推来让去，总不去吃那只唯一的鸡头、鱼头或乳鸽头一类。因为或鸡首或牛头，均有一个指挥全身各系统的大脑和一张代表大脑发号施令的嘴巴。广东人对这一首脑行为一言以概之：“话事。”
改革开放以来，在广东“话事”的一直是经济发展和这一发展所必需的现代化速度。但是，过快的速度和白热化的竞争，也让广州，尤其是深圳逐渐失去了“广东味儿”。易中天说“深圳是一座没有方言的城市”，而即便是粤语主阵地的广州，也在亚运年“掘金”之际，让广州人感到尴尬。
一位资深旅行社经营者说，广州也想趁2010年亚运会之际学上海世博会，搞旅游开发，但是“前几年还比较流行广深珠游，可展示改革开放的成果和面貌，而现在内地城市也发展起来了，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已经没有太多东西吸引内地游客。对国外游客而言，广州本地的传统文化如西关文化等，随着城市的大拆大建，也已逐渐消失”。
30年内扩张30倍
“深圳不像北京、上海那样耐读，也不像它们那样易读。北京有城门，上海有外滩；北京有胡同，上海有里弄。望城门，串胡同，一路吃着冰糖葫芦或萝卜赛梨，一路听着嫩黄瓜般清脆的北京话，你会发现自己很快就进入了北京城。逛外滩，走里弄，一面辨认着旧租界和老公寓，一面听上海人用直截了当的上海话飞快地讨价还价，你很快就会感觉自己已置身于上海滩。北京和上海，在你心目中是感性具体的，也是生动鲜活的，还是形象鲜明的。”（《读城记》）
那么深圳呢？我想，造成深圳城市语境缺失的原因正是在于它的年轻，与北京、上海搁一块，立马就没有历史上下文的照应了，唯一找到的坐标便是深南大道。
深南大道是深圳的标志，30年内从200公里拓宽到6000公里——整整30倍的记录，也是典型的“深圳速度”。深南大道位于深圳特区中部；东起罗湖区沿河路新秀立交，西至南山区南头特检站，全长28公里，横穿罗湖、福田、南山三区，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城市主干道和景观大道。最初，深南大道只有7米之宽，设计部门提出要将其拓宽至50米。关于这个提议，很多人反对：“小小的深圳，有多少车啊？需要修这么宽的路吗？修这么宽的马路要花费多少钱？简直是资源浪费嘛。”难怪当时的人们会这样想，有谁会料到它几乎记载了深圳的变迁史。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边还在议论，那边已经有人开始建设了。建设者们把道路中的一个个山头铲平，把路拓宽、拉直。与此同时，一幢幢高楼沿深南路拔地而起。1983年，最早的2。1公里长的一段深南路拓宽已完成，这时，人们发现，就连50米宽的路也开始堵车了。
深圳的发展总是在一眨眼间，50米后，深南大道又迎来了它的再次拓宽。
赴新加坡学习考察后，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重新定位深南路：全路段设计标准宽度为140米，两边绿化带各30米，路面净宽80米，并在路中间预留了16米绿化带，以做将来建设轻轨之用。140米的宽度同样招来非议，有人甚至提出，这个宽度快赶上长安街了，但是后来被拓宽的这个140米至少说明了一点：深圳发展实在太快了。
拓宽与堵车就像一个胶片被快进，从空白的画片到越来越多的车辆占据画面位置，这座城的快速现代化在这条道上被淋漓尽致的演示。对于它，有人这样赞颂：
深南大道是这个城市的精神象征和精神归属，
它展开了这个城市的开放胸怀：市民中心，中心公园，世界之窗，五洲宾馆；
它见证了这个城市一天天长高：国贸大厦，地王大厦，报业大厦；
它雕塑了这个城市的美好瞬间：小平画像，拓荒之牛，深圳的深红，舶来的深蓝；
它拨动了这个城市的文化旋律：深圳书城，深圳大学，深圳大剧院，深圳科学馆；
它激活了这个城市的发展脉络：华侨城，科技园，高交会馆，赛格电子广场。
只是，这条大道总少了点人文韵味，千篇一律的现代化模样带来了城市历史的“缺场”。
深圳速度
穿梭在深南大道上，你总会看到一座高160米、53层的国际贸易大厦，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之前，这是国内最高的建筑。当时，这座建筑不仅创下了最高的记录，还创下了另外三最“最早”、“最先”、“最快”。它是我国最早实行招标的建筑工程；是我国最先大面积应用滑膜施工的建筑；是创下“三天一层楼”最快建筑纪录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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