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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不值一钱之物，留有何用，不如丢掉算了。”年轻人听他这样说，便一边顿足，一边作出懊丧的样子。
　　他们两人的谈话被坐地一边的一个妇人听到了。这个妇人年约50余岁，衣着朴素，样子像是个佣人，手里提着一个青布包袱。老妇人抬头看了看两个谈话的人，便伸手从衣襟里取出一张纸票，对着那年轻人说：“请先生给我看看，这张票还有没有用？”年轻人接过票看了一眼，又还给那妇人，然后说：“这是宏大钱庄的期票，你也将要吃倒账了。”
　　那妇人听他这样一说，便失声痛哭起来，边哭边说：“这200元期票，是盛家太太给的，我五六年的工钱都在这里了。如今这票一钱不值了，我可该怎么办？”年轻人做出好心的样子，劝她说：“你到无锡，可以托人去取，幸亏为数不大，或者可以领到现款呢。不必如此伤心了。”
　　这时船已抵埠，乘客纷纷登岸，那两个男人也扬长而去。那妇人登岸后，逢人便问宏大钱庄的情况。知情的人告诉她宏大钱庄资本雄厚，决无倒闭之理。她托人去宏大钱庄领取钱款，没想到期票却是一张伪票，而真票已被那船上的年轻人掉了包。那妇人知道自己受了骗，五六年的辛苦就这样付诸东流了，她后悔万分，真是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
　　像这种骗窃一个孤苦妇人的窃贼，实在是没有任何人性可言。窃贼这种骗盗行为所造成的危害，不仅涉及一个妇人，也可能祸及她的全家。可见，窃贼的行为所带来的社会危害是相当严重的。
　　盗贼的变种—海盗，在旧中国的沿海一带活动也十分猖獗。他们不仅拦截船口，抢劫财物，甚至动刀动枪，惨杀无辜。其行为真可谓构成了对社会的极大犯罪。如在旧上海，由于官府对海面的控制不力，无法保障水上治安，所以海盗不仅敢在上海附近的海面上抢劫轮船，而且敢在长江口、吴淞口作案。1930年发生的怡和洋行德和轮遭遇海盗事件即是一例：
　　1930年1月13日，德和轮满载货物和旅客，从汉口驶向上海。14日晚间，当轮船行至长江口时，船舱内不时传来旅客们的说笑声，大家都知道再有一两小时即可到达上海了，所以心情很是愉快。不料此时突然从东面开来两艘海盗船，飞速驶近德和轮边。海盗站在甲板上喝令德和轮停驶，伪称要检查违禁品，并准备登上德和轮抢劫。德和轮上的船长、船员们马上看出来者不善，船长随即命令德和轮开足马力前进。海盗看到德和轮不听从命令，便开枪射击。此时德和轮上一乘客正坐在船边栏杆上，海盗看到这一人影后，即作为射击目标，子弹射中该乘客的要害，当即毙命并落入江中。海盗不知落入江中的是一尸体，以为是活人，企图抓一人质。待将其打捞上来后，才发现是具尸体。海盗们在恼羞成怒的情况下，用刀破其腹以泄愤，顿时尸体上鲜血淋漓，惨不忍睹。湖北汉阳人，31岁的更夫李汉，从窗口观望海盗的剖尸暴行，被海盗发现，举枪向他射击，枪弹射中胸部，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待吴淞水警听到枪声率巡逻舰数艘浩浩荡荡来到出事地点时，盗轮早已逃得无影无踪（资料来源：《德和轮海中遇盗》，1930年1月17日《申报》）。
　　盗贼以其反社会性的行为，造成了对社会的严重危害，因而也成为全社会所谴责和要求惩罚的对象。


窃贼行为的选择性


　　窃贼行为的选择性主要表现在其行动前、行动中、行动后所采取的种种选择，包括对行窃时间的选择和对行窃方式的选择等。
　　窃贼在行窃之前，一般都要进行周密的计划。首先是根据行为的对象，即行盗的对象，选择是独立作案还是集团作案。在确定了这一点之后，还要选择适当的时间、地点，甚至季节等。他们对选时很讲究，一般情况下，雨天、雾天和冬季是窃贼作案的黄金季节；夜间则是窃贼作案的最佳时机。如李政在《该闻录》中所记：张咏在四川从政时，曾亲闻一个偷儿介绍：“三月至八月，夜短，多蚊蚋，人必少睡，故不敢为盗。九月至二月，夜长天寒，多畏寒懒起，乃可为盗。”张咏听后，颇为感慨地说：“盗亦有道，诚然哉！”
　　专门在夜间翻墙越屋进行偷盗的窃贼，在作案时都遵循一条要则，即“偷风不偷月，偷雨不偷雪”。其原因是，在雪天或月天作案，皓月当空，白雪铺地，容易暴露行迹。而刮风下雨的黑夜，易于隐藏，风雨响声也可以掩盖行动时发出的响声。所谓“偷风不偷月，偷雨不偷雪”，即是利用时间和天气情况的有利条件来进行偷窃。
　　当然也有在大白天作案的，这则是利用人们不加防范的心理。比如有一天，一帮窃贼开来一辆卡车，走到事先已侦察好家中无人的一家，打开大门，大大方方地把这家所有值得拿的东西都搬上车。邻居还在旁边看热闹，以为是在搬家。待到主人回家后，才知道是光天化日之下家被偷窃。
　　上面这个例子说明，选择最合适的时机，是保证行窃能顺利进行的关键一环。
　　时机选择好之后，接下来就是决定采取最适宜的方式进行偷盗。窃贼为了达到偷盗的目的，一般都身怀诸种偷技，他们可以根据行为对象的不同选择其中之一种，或者数种偷技配合使用。所有这些，都是事先选择好的。当然也有临机应变的时候，但一般情况下，盗贼也总是做好了应变的心理准备，在脑子里考虑到应变的手法之后，才会行动。
　　作案失手时如何逃走，以便做到“偷鸡不成不蚀米”，这是窃贼行为选择的最后一步。技艺再高超的窃贼，都可能有失手的时候，这一点，所有的窃贼都是熟知的。为了防备失手后被抓，他们往往要选择好应付的种种办法。
　　下面这一起发生在上海的抢劫案，窃贼就是在做出了时机和作案方式的充分选择之后才行窃的；而且当作案失手时，也适时地选择了逃逸的办法：
　　1927年12月4日下午2时，上海康定路永和屯4号遭到四五个强盗持枪抢劫。该户户主为豫来纺织公司总工程师雷某。约案发前10天的一个下午，雷总工程师与友人正在家中二楼谈话时，曾有5名男子走到二楼扶梯口，声称找一姓刘的人。雷某告知此户不刘姓，5人遂离去。
　　12月4日下午，这5人中的4人趁雷总工程师不在家之际，来到雷家。此时雷家中有雷母、雷妻及一位16岁的女佣冯少宝。3人听到敲门声后，由女佣打开门。先有一男子进来问：“雷先生在家吗？”答：“不在家。”来者即取出一信交给女佣，女佣转交给雷妻。该男子称：“我们是无锡厂里来的，看信就知道了。”
　　当雷妻正准备看信时，该男子突然由衣袋内拿出手枪，将枪口对着雷妻，令其不得声张。雷妻始知来者是盗匪，转身向后房逃逸。此时门外又进来3名盗匪，将前门关闭。一盗以手枪对住雷母，其他两个盗匪将雷妻拖住，强捋其手上的钻戒及金戒，并以手捏雷妻之嘴，企图以毛巾塞其嘴，但未能将雷妻之嘴捏开。由于雷妻挣扎，钻戒及金戒未被夺去。盗匪怕雷妻喊叫，到厨房内找旧毛巾，准备强塞雷妻之口。
　　女佣曾趁机向后门逃去，但被强盗拖住，将其殴打致右手受伤。一盗进入厨房找绳子，准备将雷妻、雷母及女佣捆缚。女佣趁强盗注意力稍分散时，猛然逃到楼上，随即迅速开窗大呼：“救命！有强盗！”
　　4盗闻女佣呼叫声，惊慌失措，恐事败露，即由前门向东逃跑。女佣对盗匪紧追不放，雷妻连忙到就近的康定路派出所报告，派出所派警员两名协助追赶，至康定路世界殡仪馆隔壁小弄口，强盗进入该弄逃到新加坡路口，不知去向（《警局刑事警官处第二科处理1947年11、12月份强盗案件报告书》，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第131号；转引自郭绪印编著：《旧上海黑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8～269页）。
　　分析这一案件可以看出：盗贼在行动前，首先进行侦察，以找刘姓人家为借口，查得准备偷盗的人家姓雷。随后他们选择了雷先生不在的时机作案。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一男子在家，会给他们的行动造成更大的威胁。这样，当他们进屋时，屋内仅有3位女性。在行窃方式的选择上，他们选择了持枪行劫。因为一般说来，女性比较胆小，亮出手枪会首先在气势上令她们屈服。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雷家的女人并不好对付。首先雷妻并不像一般女性那样软弱，不容易制服，这就使盗贼很难在短时间内得逞。为了制服雷妻，他们花了一些时间。再加上机智胆大的女佣，面对盗匪毫不示弱，而且趁盗贼不注意，跑到楼上大声呼救。盗贼本来是作贼心虚，见事已败露，不敢恋战，只求保命，遂做出了逃跑的选择。盗贼虽未能如愿，但未被当场抓获，也算万幸了。从以上分析来看，这几个盗贼可算是训练有素的，注意了作案时的选择性。


窃贼作案的偶然性


　　窃贼作案除了具有预谋性与选择性之外，还有某种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窃贼在作案前，并无充分的思想准备，也就是说，不具备上节所说的行为的选择性，只是偶然发现有了行窃的对象，才在贼心的驱使下动手行窃。
　　二是盗窃行为的发出者，其本身并不是窃贼，但由于偶然的见财起意，便做起了窃贼所做的事，将他人之物占为己有。
　　在旧中国，杭州市属的一个大镇子里，有许多当铺。盗贼常常垂涎于当铺中的物品，故盗窃之事不断发生，当地的老百姓因而常受其害。但大家因为畏惧窃贼报复，都忍气吞声，甚至维持治安的警察，也对偷盗之事视而不见，袖手旁观。当地一些知名人士对此忧虑不安，便决定上书省政府，请求政府派兵驻防此地，以威慑窃贼。
　　不久，省政府果然派来了一队士兵。镇上的人们得知，个个兴高采烈，奔走相告，认为这样一来可以高枕无忧了。没想到，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镇上突然闯进了一个数十人的盗窃团伙，这伙人全都将面部涂成黑色，手里拿着武器，所到之处无所不抢。而维持治安的士兵却一个也没有出来阻拦。
　　事过不久，抓住了一个在那天晚上行窃的盗贼。经审问，才得知他就是由省里派来驻防镇子的士兵。于是案子传诉到驻防队队长，要求他严加查办部下。孰料这位队长坚决不肯承认自己的部下有偷窃嫌疑。审讯者只好把抓到的窃贼出示给队长。这位队长却说被捕者早已被撤了差事，已不属于驻防队的人。这样一来，镇中受到损失的商家无法深究，案子也就不了了之。
　　其实，事情很明显，此案就是驻防队所为。而且正是这位驻防队长见财起意，策划了这个假扮强盗的闹剧。从事这次活动的人，在作案之前并不是盗贼，也许作案之后也不会再做偷盗之事，但因为这一偶然蠢举，也就成了偶尔作案的盗贼了。
　　与这些士兵为盗相比，普通老百姓也有偶尔为盗的事情。有的人只因一念之差，偷了别人的财物，过后后悔不迭，发誓此后不再做此蠢事。对于这种一生中只干过一次盗窃行为的人，实可称为偶然行为。当然，也有人虽属是因一念之差而盗，但事后不思悔改，一犯再犯，也就成了一般意义上的惯窃，而不属于偶然行为了。与这种惯窃和偶窃相比，还有一种人既令人可气，又令人可怜，这种人是一些被逼无奈、不得不一盗再盗的人。
　　旧中国的上海，有着数不清的下三赖，统称之为“瘪三”。瘪三们在穷极潦倒时，常常干起一种“收旧货”的勾当。之所以将瘪三收旧货称为“勾当”，是因为他们的收旧货与平常以此为业的收旧货者不同，他们的收旧货多以偷、骗为主，真正采取正当的收买手段的极为少见。即使是收买，也必含有欺骗的性质。因此，对于瘪三的收旧货来说，与其说是“收买”，倒不如解释为“收纳”更为贴切些。
　　瘪三收旧货时的偷，往往是顺手牵羊，他们走街串巷，见物即偷。至于收旧货时的行骗，更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他们一般是引诱大户人家中的某一成员把家中的物品偷出来，低价卖给他。
　　瘪三一经得手，改日还会来买，女仆的贪欲之心一发不可收拾。即使不想再干下去，也因受到瘪三的威胁而成骑虎难下之势。总之，不管愿意与否，在以后的日子里，还是与瘪三联手偷卖主人家中的物品。
　　由一开始偷损坏的物品，发展到后来偷完好的物品；由一开始偷零星的东西，发展到后来偷重大的物件。得寸则寸，得尺则尺，直到某一天被主人发现，赶出门外方止（参见《上海滩黑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女仆偷盗本是偶然所为，但或出于自愿，或出于无奈，一盗再盗，偶然性也就变成了必然性。所以，防患于偶然，是善良人免于走上偷盗之途的最关键的一步。


“窃”与“禁”的利益趋同性（1）


　　窃贼的反社会性对人民生活带来种种干扰和损害，因此防止窃贼的偷窃行为和对窃贼进行制裁，历来都是各代政府关注的问题。但令人遗憾的是，当“窃”与“禁”在利益上趋向相同时，用以防止和制裁窃贼的法律也就成了纸上谈兵。在这里，且不说与执法有关的一系列行为人与盗贼的利益联系，单就人们最直接关注的警察来说，也是往往因为其利益与窃贼利益的趋同性而丧失了执法的根本原则，结果成了与窃贼同样犯罪的人。
　　古时，窃贼们就以种种手法疏通一些职司治安的捕役，使得这些捕役与窃贼们串通一气，美其名曰：“大家发财。”有些捕役家里就是窝赃点，失主报官之后，“比之急则妄咬无辜，以肆其诈；比之缓，则坐地分赃”（参见崇祯《历乘》卷十四）。
　　《明斋小识》里讲的一件事确实令人吃惊：清朝时期，青浦赵屯镇上有个著名的赃窝，窝头姓姚，“自幼作贼，四方草窃依为薮”。这一带凡有家中失窃，都可去姚家认领被窃物件，不过这叫“议赎”，还不能讨价还价。何以会有这等怪事呢？原来衙门里的捕役也靠这个赃窝吃外快，故“盗赃累累列庭，无人敢置喙”。
　　又清代南汇人杨光辅所著《淞南乐府》内讲到的窃牛宰烹一事，亦很有说明意义：“地棍贿通衙蠹，日宰耕牛无算，贼窃牛以贱售之。”衙役和盗贼同流合污，无怪窃贼敢于胆大妄为。
　　到了近代，普通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是：“警察与小偷是一家。”当时盗贼案之所以接连不断地发生，窃贼的胆子越来越大，受害者多不胜举，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警察与窃贼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从窃贼的偷窃活动中图谋私利，完全丧失了执法人的起码道德。
　　警察局常常把没收小偷偷来的东西中无人认领的部分，作为外快（额外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这样一来，警察局很希望多没收一些赃物，也就是希望小偷多偷、多作案。有的小偷偷得的赃物，虽然供出是在某处偷获的，警察局也常常不通知失主认领，因为这样警察局就可以没收。而没收的赃物用作外快，在当时是名正言顺的，不算贪污。赃物没收以后，分局截留一部分，另一部分送总局，也有全部上交的。总局对赃物不定期进行内部公开分赃。也就是抽签贱价拍卖给所属警官。当然，贵重的东西，已被高级警官，如局长、分局长、科长等先享用，零碎不值钱的东西才拿出来拍卖。拍卖价款为警察局的自行收入，任意开价。
　　警察和小偷勾结，相互利用。小偷找警察做“神头”（即后台），以求得警察保护；警察则掩护小偷，为的是能够参与分配赃物。这种警察与小偷同流合污的现象，在旧中国比比皆是。
　　云南省的昆明警察局有一刑警大队，大队下又分若干组，各组由组长率领队员多人，分住在昆明市的八个区。队员可以单独执行任务，为此，他们美其名曰“为了工作”而收罗助手，助手被称为“跑二排”，其中有些人就是小偷，任务是为警察提供情报，其实就是为警察“撵山”（指猎犬为猎人追逐野兽），谋取钱财。“跑二排”的也可以再找助手，叫做“跑三排”，甚至有“跑四排”、“跑五排”的。下一排各对上一排负责。这样警察和小偷就成了合作者。警察为小偷通风报信，吃钱放赏。有的见小偷行窃，不仅不抓，反而加以掩护。小偷窃得的赃物，就共同分赃。还有的警察，挂着警察的牌子，实际上就是贼帮头子，这在昆明叫“舵把子”。一个“舵把子”联系有很多小偷，成了祸害社会的毒瘤。
　　警察和窃贼相互勾结，共同行窃，是旧中国执法部门的一大特色。有的警察为窃贼打掩护，有的包庇窃贼，有的吃钱卖放……形形色色，不胜枚举。
　　1947年8月中旬，《东南日报》刊载出一条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