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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巷战中，炮火的使用无非是两种方式。第一，用小型的直瞄火炮进行有选择的射击，就像我们上次对西区的攻击一样，这种方式固然可以直接命中对方的火力点，但炮手也直接暴露在对方的火力覆盖下，在直射火力下，双方被命中的几率是对等的，况且城市的建筑物太多，地形复杂，有些火力点构筑在你的火力死角上，这种战术弊端太多，推进速度慢，伤亡也大。第二种方式就简单得多，用重炮向一个区域集火射击，落弹面积以平方米计算，火力覆盖后的区域内，有生目标将全部摧毁……”张重正在喝水，手一哆嗦，水都洒到胸前，他打断杜长海的话反驳道：“这里面有个前提，要看这场巷战发生在哪里，如果是在敌方的国土上，你可以不必考虑炮火的破坏力，反正打烂的是敌方的城市，你的目的是歼灭敌国的有生力量，摧毁敌人的抵抗，使用什么手段并不重要。比如二战时的柏林战役，城市几乎打毁了一半。如果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你必须要考虑到炮火对城市的破坏和平民的伤亡。我国城市的特点是人口密度太大，低矮建筑密集，每一颗炮弹都能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我军在解放上海时也是考虑到这一点，严禁各部队使用炮火，只用轻武器也照样占领了城市。”杜长海嘲笑道：“亏你还当过军官。战争就是使用暴力这种极端手段，战争是什么？是流血的政治，战争能不流血吗？战争中平民伤亡从来就是军人的数倍，这是规律，是避免不了的。惧怕伤亡就没有胜利。你刚才提到1949年上海战役，我也记得，我军在攻击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时伤亡惨重，原因是对面的百老汇大厦是个巨大的火力支撑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仅靠轻武器就想冲过苏州河，根本不可能。其实，要是个爱惜战士生命的指挥员，不管什么禁令不禁令，用一个榴弹炮团就轰垮了它，能减少多少伤亡？一座楼嘛，打毁了可以重建，打仗不能太小家子气，要有点气魄。军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胜利，至于手段，只要你能想到的，都可以用。”张重倏然变色道：“我明白了，你说了半天，无非是一个意思，对西区的进攻，非使用重炮不可？”杜长海毫不理会张重的脸色说：“当然，我已经决定了，咱们的本钱有限，拼伤亡咱们拼不起，打仗不能硬拼，要打巧仗，火力可以弥补兵源的不足，不过咱们现有的”152“加榴炮还不够，我现在对130火箭炮团很有兴趣。”张重用商量的口吻说：“老杜，我看这件事还需要从长计议。第一，听说野战军已进入一级战备，宣布如有抢夺军火的，一律开枪自卫，咱们现在去抢火箭炮，肯定会和军队发生冲突，一旦开火事情可就大了。第二，就算搞到了火箭炮，咱们能真向西区射击吗？你知道，那玩艺儿太厉害，一门炮十九颗炮弹，能覆盖多大的面积？要是数十门炮……老天，你不是开玩笑吧？你真下得去手？一次齐射能毁掉半个城市，老杜，你该不是脑子出了毛病……”杜长海沉下脸训斥道：“我看你才脑子出了毛病。**说：对**革命分子绝不能施仁政。老张啊，**革命分子已经武装到牙齿了，他们在杀害我们的战士，不把他们消灭行吗？我看你的是非观念非常模糊，立场也有问题。我要问问你，你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什么态度？

　　　　你对《解放日报》的那篇社论《“文攻武卫”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口号》究竟是怎么认识的？“张重不是个善于辞令的人，在杜长海的一连串逼问下显得理屈词穷。他嘟囔着：”咱是个小老百姓，关心那么多大事干啥？其实……都是老百姓。都无仇无冤的，观点不同吵两句骂两句也就算了，干吗这么你死我活的？动枪不算还要动炮……“杜长海恨铁不成钢地教训道：”糊涂呀，麻木呀，要是所有的人都像你这么想，那谁来革命？谁去解放全人类？谁去保卫我们的红色江山？当年鲁迅先生对中国人的这种麻木痛心疾首。想不到，直到今天还有你这样麻木的人，老张啊，你真该好好学习学习呀。“张重不以为然地说：”好好。关于我的学习问题以后再说，关键是现在该怎么办？“杜长海果断地说：”今晚就行动，多派些人去，我就不信驻军敢向革命左派开枪，那个姓李的军长没这个胆子，全国还没这个先例呢，再说野战军的马政委也是支持咱们的。“张重叹了口气说：”我没啥好说的啦，咱们各尽各的职责，干吧。“杜长海笑了：”这就对啦，有意见可以保留，命令还是要坚决执行的。“田雨近来有些手忙脚乱，家里凭空添了四个孩子，操心的事太多了。

　　　　自从前两年保姆张妈去世后，家里就再也没请保姆，只有个厨师是按李云龙的职务配的。这个八口之家的家务可不是厨师的职责。李云龙从不在家庭生活上操心，他认为多了四个孩子不过就是吃饭时多摆四副碗筷的事，他喜欢家里热闹，巴不得再多来几个孩子，一个是养，十个也是养。至于养这么多孩子要操多大心，他从来没考虑过。

　　　　田雨却不能不操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中国所有的学校都停了课，孩子们如脱缰的野马，可是没人管了。都是半大不大的孩子，成天无所事事，最容易出问题，更何况外面炮火连天的战事正猛。

　　　　赵家兄妹四人由于从小的家庭环境，性格都比较安静。李健已经是中学生了，早过了调皮捣蛋的年龄，惟独李康正是讨人嫌的年龄，三天两头在外面惹是生非，这事赖不着别人，好像和李云龙的遗传基因有点关系，至少田雨是这么认为的。

　　　　那天李康和别的孩子不知为什么动手打了架，对方比他大两岁，显然已不属于一个级别了，交手没几下李康就放弃了抵抗，当他捂着被打肿的半边脸回家时，正碰上李云龙出门，李云龙一见便拉下了脸，他不问打架的原由，只问过程，当得知李康挨了打就放弃了抵抗时，李云龙便勃然大怒：“娘的，什么叫打不过？打不过就不打啦？怎么跟他娘的汪精卫一个论调？真给老子丢脸，我昨养出这么个熊儿子来？”他一怒之下，命令李康在客厅的壁炉前罚站两个小时。临走还留下三个问题供儿子参考：1。为什么屡战屡败？（因为打架吃亏已不止一次了）2。为什么一见对方比自己大就放弃了抵抗？这是否有欺软伯硬的思想在作怪？3。如何吸取教训？

　　　　李云龙走后，李康踌躇了一会儿，还是决定老老实实去罚站。站一会儿倒没什么，可三个问题使他很伤脑筋，如何回答才是正确答案？他心里实在没底。正想着，他的两个大哥，李健和赵山回家了，他们见老弟在罚站便问了原由，在哥哥们的指点下，李康很快写出了一份书面检讨：1。因为敌强我弱，所以总打败仗。2。因缺乏我军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致使还未交手便已怯三分，未能以气势夺人。3。今后要知彼知己，不打无把握之仗，应充分创造条件造成局部优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不依不饶，打得对方讨饶为止。写罢检讨，两个哥哥找出了三根体操棒，对李康说：“走，找那小子报仇去。”当天晚上，那孩子的家长就找上门来告状了，因为他家孩子的脑袋挨了李康一体操棒，肿了个核桃大小的包。

　　　　当时李健和赵山在一边看着，只是起到威慑的作用。李康自然变得骁勇异常。李云龙义愤填膺地向那家长声称，一定要好好教训那三个小免崽子，太不像话了。

　　　　田雨在一边冷眼看着没说话，她都知道一旦人家走后李云龙会说些什么。

　　　　果然，等李云龙把人家客客气气送出大f1，一转身便喜形于色道：“喂，这几个小兔崽子，总算长了点儿出息。”田雨对丈夫这种“护犊子”行为很不满，她说：“老李，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不问谁对谁错，打赢了就表扬？体这是在培养孩子身上的暴力倾向，这个世界已经充满暴力了，你还要把这些东西带到家里来？

　　　　“”哪儿这么严重？孩子打架嘛，打打也好，从小就要培养男孩子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能因为打不过就不打了，这是汪精卫的汉奸论调，打架和打仗一样，气势上不能垮，就算战死也比当亡国奴强。“”老李，你怎么胡搅蛮缠呢？这和亡国奴有什么关系？这是两回事嘛。“”就是一回事。“”你不要偷换概念好不好？“”我没偷什么概念，是我李云龙的儿子就不能当熊包软蛋，打架和打仗一样。“”真不讲理，和你简直没法谈……“”那就别谈了……“没过几天，又是李康惹了祸。他和赵水和赵长捉住了一只野猫。来自北京的赵水、赵长发现一个问题，和北方的猫相比，南方的猫长得很不招人待见，小脑袋、长身子、短毛，很有点儿贱眉鼠眼，不像个正派猫。李康建议要惩罚一下这个小脑袋、长身子的东西，三个孩子便兴致勃勃地设计了一场恶作剧。他们把一块浸了汽油的棉花绑在猫尾巴上点燃，受了惊的猫从院子里窜进了客厅，在家具间上窜下跳，把窗帘都点燃了，幸亏田雨当时在家，她用水浇灭了火，不然非酿成火灾不可。

　　　　田雨近来心情极为压抑，“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她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她毕竟是个有思想并善于思索的女人。她目睹了运动初期愈演愈烈的抄家，残酷的批斗，对人精神和**令人发指地摧残，受难者血淋淋的尸体，同一种族间的自相残杀，以革命的名义制造的流血和死亡。此时的田雨已非彼时的田雨，多年来，她不停地在历史与现实中徘徊，在书本中探寻历史的残梦和悠远苍茫的文化感悟，在感悟人生方面她已渐渐超越了时代。历史真是面镜子，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她看清楚了，1957年那场使大批知识分子沦为贱民的“反右”运动，不过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预演罢了，此时，这个民族真是大祸临头了，这个丧失理性的社会，似乎已抛弃了以往美好的传统。道德、爱心、良知和尊严都已不复存在。而奴颜婢膝、贪婪、告密甚至落井下石等人类最为卑劣邪恶的品质则沉渣泛起，毒汁般侵入人们的血液中，从而造成这个国家大面积地道德滑坡，这个可爱而又麻木健忘的民族，正坐在一列灯火辉煌、歌舞升平的列车上，毫无察觉地被已出轨的车轮急速地带向深渊。她自己也坐在这列火车上，是这样痛苦和无奈，她的父母曾为阻止列车的毁灭而努力过，他们已被车轮碾得粉身碎骨，此时的田雨能做什么呢？

　　　　孩子们的恶作剧使田雨气得几乎发了疯，使她愤怒的倒不是因为险些酿成火灾，而是孩子们虐待小动物的那种残忍的心理，她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使这些纯洁的孩子们变得这样毫无爱心？是谁教他们的？这种以虐待小动物为乐事的性格一旦形成，将来的社会无疑是可怕的。田雨被气得浑身哆嗦，她抄起鸡毛掸子在三个孩子的屁股上狠狠地抽了几下。

　　　　李康是李云龙一手调教出来的，对挨揍已习惯了，他揉揉屁股便逃出了客厅。

　　　　赵长上次玩儿枪已经挨过李云龙的皮带了，他同时也记住了李家的家规：从来就没什么“说服教育”。犯了错误就得挨揍。他咧了咧嘴，总算忍住了没哭。

　　　　而赵水是个女孩子，从没挨过打，连李云龙上次都对她网开一面，只做罚站处理。她没想到平时和蔼可亲、温文尔雅的田雨妈妈今天竞成了这副凶样子，打人打得这么狠。赵水的心里委屈极了，很自然地就想起自己的母亲，母亲从来没有动手打过她，即使她有了过失，母亲也是和颜悦色地给她讲道理，使她主动认错。母亲的脸上永远带着微笑，她经常搂着女儿亲吻着，给她轻轻地唱一支歌催她入睡，那种温馨的母爱如春风拂面使她难以忘怀，至今想起，仍依稀有如天国中传来的歌声。

　　　　赵水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她无声地哭了。

　　　　田雨余怒未消地问道：“赵水，你犯了错还有理了？哭什么？”赵水哭成了泪人，她抽泣着说：“我想我妈妈……”田雨像是被闪电突然击电身子僵直地怔住了，她的思维一下子中断了，停止了……冯楠的面容在她眼前倏然闪过，她的心脏就像猛地挨了一刀，汩汩地流淌出鲜血，她在一霎间就垮了下来，泪如泉涌地抱住赵水泣不成声道，“赵水、赵水，原谅妈妈、原谅妈妈…

　　　　…妈妈不该打你，妈妈一时昏了头，妈妈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对不起……妈妈保证不再打你了……我的女儿啊。你能原谅妈妈吗？……“仿佛是有人突然打开一道感情的闸门，压抑许久的情感如洪水般地奔涌而出，她的痛苦、她的委屈、她的悲凉、她的愧疚…

　　　　…一霎间都从心灵的渊底进发出来，与现实的惨痛骤然相撞。她痛哭着向冥冥之中的冯楠忏悔着：“原谅我，冯楠，我不是故意的，我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

　　　　实在是一时糊涂啊，冯楠啊，我后悔啊，我后悔死了……我当初为什么要让你和赵刚见面啊，是我害死了你啊，我将来还有什么脸再去见你们……。冯楠啊，咱们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天理了…

　　　　…连你们这么优秀的一对儿……都活不下去了…。你告诉我啊冯楠，这是为什么……“田雨紧紧地抱着赵水，一刻也不敢松开，这是冯楠的骨肉，是她生命的延续，冯捕和赵刚的鲜血还在这个女孩的血管里流动，只要他们的女儿在，他们的灵魂就不会远去，他们一定在云端里默默地注视着田雨呢，田雨感到一阵欣慰，像拥抱着好朋友的灵魂，她说什么也不敢松手，生怕一松手，赵刚和冯棉的灵魂就会突然逝去。

　　　　杜长海喜欢驾驶汽车，在炮兵团时，他经常亲自开着火炮牵引车，练出一手熟练的驾驶技术。转业以后，就没了开车的条件，一个小小的处长是不会配备汽车的。

　　　　他每天上下班只得蹬着一辆破自行车，心里憋屈得要命。“文化大革命”的兴起，打碎了一切旧的等级观念，杜长海透过混乱的社会现象，发现一丝朦朦胧胧的曙光，自从坐了“红革联”第一把交椅，他终于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专车、秘书和警卫都有了。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像他这种没有背景又缺乏过人特长的人，在处级的位子上累死也不可能得到这么多实际利益。他不喜欢轿车，只对吉普车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认为这种车型最适合军人，尽管他早已退出现役，成了老百姓，但他在心里永远把自己当个军人。当时尽管北京产“212”吉普车已经问世，但产量小得可怜，连**检阅百万红卫兵时，乘坐的车不过也就是“212”吉普。杜长海之流就别想轻易见到了。他退而求其次，给自己配备了一辆苏联50年代出产的“嘎斯69”

　　　　吉普车，这种车的越野性能使他很满意。他每次出行的程序是这样安排，自己亲自驾驶吉普车，副座坐着秘书，后排是两个抱着“56”式冲锋枪的贴身警卫，吉普车后面跟着一辆“解放”卡车，上面坐着他全副武装的警卫班。他这种排场是显得张扬了些，也曾遭到一些人的非议，但杜长海一言蔽之：这是工作需要。

　　　　那天晚上发生的事使杜长海的警卫员们在二十年后还心有余悸。他的一个最贴身的警卫是他的小舅子，他小舅子认为那天晚上姐夫真是撞见鬼了，因为当时几百个全副武装的武斗队员已上车就绪，目标是离市区几十公里的驻军火箭炮团。等了一会儿，杜长海才姗姗来迟，那天晚上他显得很兴奋，他像大人物似的向等侯在卡车上的几百名部下挥挥手，一反常态地要求大家唱个语录歌提提士气。要知道他是个没半点音乐细胞的人，哪怕是唱上一句也要跑调，所以他很自觉地把这个弱点隐藏起来，从来不提唱歌的事。这样说来，那天晚上杜长海就显得不太正常了，他竟然给大家起了个头：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预备——唱！大家都哄笑起来，因为他严重跑调。杜长海没有发怒，而是宽容地说：“别笑，别笑，大家都严肃点儿。今天咱们去执行一项光荣的任务，士气是很重要的，接着唱，接着唱。”杜长海在乱哄哄语录歌声中拉开吉普车的车门，小舅子殷勤地给他关上门，杜长海隔着车窗对小舅子嘱咐道：“告诉你姐，我今晚不回家了。”小舅子见他扭动钥匙发动车子，就在他扭动钥匙这一刹那，轰！一声巨响，杜长海垂直向上从吉普车的帆布顶棚中穿过飞起七八米高。当然，也有的目击者坚持说绝不止七八米高，至少飞起十几米高，并为此事抬了二十年的杠。当时在场的所有的人都认为这起爆炸案是阶级敌人干的，其最大嫌疑自然是“井冈山兵团”。逻辑是现成的，**革命分子把革命组织的杰出领导人一直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当然是要置于死地而后快，但问题不在这里，令人惊讶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