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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井四郎的长子说：“在伯母（三男夫人）那里，没听说过，也没看见过那样的照片，是否有人为了隐匿出处而使用了石井家的名字？伯父家里遗留下来的东西，在伯母死后，都由我和母亲亲自过目之后处理的，没有发现那些有问题的照片和遗物。我是石井家唯一的后代，不可能不通过我而把遗物外流出去。伯母将认为没有用的东西送给别人的可能很小。伯母于三年前夏天去世，去世前三个月，住在千叶县的医院，由我们看护。但是，在我们的记忆里根本没有A先生与伯母接触一事……”

A：我没有去过医院。

——和老太太最后见面是什么时间？

A：她去世前一年多，不，或许是更早些（A先生已记不清楚）。总之，遗物没有了，自然也就不去了。由于好久没有见面，老太太给我哥哥打电话说，让我有时间去玩。

——石井四郎的长子说：“即使有父亲的遗物和照片，事先未经我们的同意，伯母随便托付给别人的可能性极小。我的结论是：父亲和伯父不会保存着书（《恶魔的饱食》）中刊载的那些照片。”

A：只要问问老太太的邻居就会知道。我乘坐一辆浅蓝色的轿车出入老太太家的。还有老太太的守墓人砂泽也认得我。我去老太太家时，从未见过他的长子，即使是亲戚，如果不关心的话，也不会注意到那些陈旧的遗物和照片。

——据采访石井的长子的新闻报道说，他怀疑A先生持有的照片和资料，是出自石井家的。

A：从石井家得到的，这一点是没有错的。石井的长子对旧东西没有兴趣，所以没有注意到，这并不奇怪。

——遗物的出处发生了争论，如果提交法庭去辩论，你能出庭证实你所保存的资料是从石井家拿出来的吗？

A：肯定能够作证。

以上关于资料出处问题的对话，是根据与A先生会谈时的录音带整理出来的。

A先生在接受《读卖周刊》记者采访时，为了隐匿自己的身份，曾否认他是照片的提供者，编造了“他与下里先生10年前就相识，曾寄放在下里先生那里一纸箱东西”的谎言，这就使情况愈加混乱。2月上旬A先生的儿子向光文社提供信息之后，A先生与下里先生才初次见面。

我也可以控告A先生，在这期间，我和光文社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以及在社会和国际信用上的损失之大，是非金钱所能计算的，而且，给支持《恶魔的饱食》一书的各方面人士带来的损失和麻烦也是不可估量的。但是，控告A先生也推脱不了我的责任，反而会把责任转嫁到A先生身上。因此，在A先生把真实情况告诉我，并保证不推翻证词的前提下，我暂且不向A先生要求赔偿损失和控告其诈骗罪。

被彻底蒙骗了的是我。但是，我还是决定相信在应该信赖的冈本进先生作证的情况下A先生所说的话。

有一种猜测的说法，认为《恶魔的饱食》（第一集）的资料可能是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事先准备好了的，只不过是利用我的名义发表出来而已。还有人猜测说，这次误用照片事件，大概是为搞垮《恶魔的饱食》一书的一种谋略。但这些猜测都落空了。

众所周知，我在《赤旗》报星期日版上刊载推理小说《死器》（责任记者为下里正树先生）执笔中，有的地方涉及到了731部队，有一位原部队人员指出记述中有不准确的地方，并提出若作者愿意，需要详细了解731部队的情况，可以联系面谈。

我立刻派下里先生到他那里去。在采访过程中，得到了《恶魔的饱食》（第一集）的附录要图。这就是撰写《恶魔的饱食》的契机。下里先生是我10年来的朋友，我很早就注意到了他的能力，希望有朝一日能在工作中得到他的帮助。在《赤旗》报委托我撰写连载小说《死器》时，实现了这个愿望。我又同《赤旗》报交涉，把《恶魔的饱食》以《死器》副产品的形式，作为它的延伸强行取得了版面。

当时《赤旗》报对731部队的认识还很肤浅，对于刊载《恶魔的饱食》的态度是消极的。当时，我提出，在《恶魔的饱食》执笔期间，请下里先生做我的责任编辑。这个条件被接受了。下里先生是以我的秘书的身份参加有关《恶魔的饱食》的工作的。

关于《恶魔的饱食》误用照片一事，与《赤旗》报和光文社没有任何关系，两者也没有任何责任。

在前些时候，关于误用照片问题，我遭到攻击是很自然的。作为作者，我应当首先承担责任。然而，部分新闻界人士却把对我的攻击偷换成对日本共产党的攻击。一些并不是我的读者，他们恐怕迄今连我写过的书一本也没有读过，有的甚至根本没有看过《恶魔的饱食》，此时，他们以误用照片为口实，来攻击日本共产党及其机关报《赤旗》，企图借此掩饰731部队的罪行和战争责任。

这是明显的偷梁换柱。《赤旗》报只不过为《恶魔的饱食》提供了发表的版面而已。《赤旗》报没有购买包括照片在内的任何资料，采访的全部费用是我筹措的。采访的总指挥是我，作品是我写的。如果我是傀儡的话，那么，采访费用不会由我来负担，下里先生的名字也不会出现。追究“误用照片”的责任是应该的，但是绝不能把它作为“左右”（政治上）之争的武器，并利用它来掩饰731的罪行。

如果攻击的话，应当只把我作为攻击对象。我声明：我绝不是“左右”之争的工具。

作品相关

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追究731部队罪行的书籍及宣传，并非仅仅是《恶魔的饱食》。企图全盘否定《恶魔的饱食》而提出反证词的人们，必然否定迄今发表的一切揭发或涉及731部队罪行的书籍和宣传。

那些攻击《恶魔的饱食》的人们，最终和我爱国的方法有所不同。他们谴责我过分夸张了日本的阴暗面，寡改了历史。可是连他们自己也承认日本存在着那些阴暗面。

是把那些对国家不利的一切全部掩盖起来呢，还是坦率地承认国家过去所犯的错误，立足于深刻的反省之上，以免重蹈覆辙呢？在两者选择中，我选择了后者。

误用照片的责任的确是重大的，我已深切地感受到。但是，对于那种全盘否定《恶魔的饱食》，企图掩饰过去所犯错误的做法，我是绝不屈服的。他们一贯的论调是，日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应当把国家利益置于国民之上来考虑。

这是令人吃惊的时代错误，是一种把日本视为世界孤儿的危险的爱国主义。那些攻击《恶魔的饱食》是夸大日本的阴暗面，篡改历史的人们，却不知他们掩饰日本的阴暗面，不正是对历史的篡改吗？

太平洋战争是日中战争的延长，确实是一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日本国民有义务将对其他民族所犯的罪行告诉我们的后代。国家的罪过和家长的罪过不同。那是国家在统治者的错误指导下，驱使国民集体疯狂中犯下的罪行。如果将这种过错掩盖起来，那么，不了解过去的新一代人，将会多次重蹈覆辙。这一时期，到我这里采访的外国记者，异口同声地提出这样的疑问：即日本人为什么不亲自去追究战争罪犯的责任呢？

对于过去的战争，全体日本人都是共犯，由于教育不断灌输，从而使人们相信那是正义的而参加了战争。我们绝不能再次成为恐怖的共犯。原731部队人员、K大学教授植村肇先生说：“因为是战争，所以没有办法。”然而，我们却不能说因为是战争而没有办法。

发生误用照片问题后，连日来在我工作地方的周围出现了攻击我的宣传车，他们用违反防止噪音条例的高音喇叭，骂我是国贼、非国民和卖国贼等。每当发生这种情况时，政府就出动大批警察来保护我。

宣传车上的人们，要求和我面谈，我表示拒绝。因为要求同不相识的人面谈，毋须穿着迷彩战斗服或行动服，更不必乘坐宣传车进行谩骂。我要求同意见对立的人面谈时，绝不穿战斗服，也不乘坐宣传车，而事先取得联系，必要时带上介绍信。这是会见不相识的人时所必需的程序。

人们有不同的信仰和主张，能够自由地讨论问题，这就是民主。在和平的法治国家里，意见发生对立时，有什么必要让警察来保护呢？在民主主义国家里，本来就不必要保护。这证明日本在言论和行动自由方面还存在着制约。

我对在我身边保护的许多警察表示深切的感谢；同时也希望当信仰和主张发生对立时，确立正确的真正的言论自由，而不需要那样的保护。

我还接到了许多右派分子的来信和电话，其共同的特点几乎都是匿名的。从其言行、订阅的报纸以及所属团体名称，就可以判断他们是右翼。发表意见时，不讲明姓名和住址，我只能认为是对自己的言论不负责任。这次发生如此重大的误用照片问题之后，我估计写第三集将会遇到极大的困难。由于误用照片，整个《恶魔的饱食》的内容都会遭到怀疑，这是不得巳的。但是，如果因这件事而抹杀《恶魔的饱食》全书，使其陷于窘境的话，那么，在731部队屠杀的无数灵魂是不会瞑目的，而且迄今向我们提供重要证词和资料的证人及合作者的努力，也将化为乌有。

我一不留神，陷入了写作前隐藏的可怕的陷阱之中，但是，为了由于日本的侵略非法地被夺去生命和财产的人们，为了不重蹈覆辙，今天，作为作者，我必须全力以赴地捍卫《恶魔的饱食》这部作品。

《恶魔的饱食》第一集和第二集，主要是根据加害者的证词和受害的证词写成的。现巳完成。

加害者想对自己所犯的罪行尽量加以掩盖或缩小，而被害者对所蒙受的损害存在着夸大的倾向。以加害者的证词为主体写成的《恶魔的饱食》第一、二集凝聚着加害者的胆量和赎罪意识。它不是将已经发表过的资料汇编或借用、分析、综合他人的资料，而是基于本人体验的历史证词。根据加害者和受害者双方的证词就能够揭发军国主义，不能因为误用照片问题就将一切化为乌有。

教科书问题，被认为是由《诸君》（月刊）和《文春周刊》等误报。根据两杂志的报道，不存在由于审定而把日军对中国的侵略改写为“进入”的事例，但是，日本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是不折不扣的侵略，文部省迄今在相当长的期间内企图在教科书里不引人注目地去除侵略字样，这也是事实。

严重的并非何时误报，而是在国民不知不觉之间把“侵略”调换成了“进入”这一事实。《产经新闻》立即发表了误报的谢罪消息，获得了一部分新闻界人士和文化人的赞赏。这种谢罪不是向读者，而是向文部省和政府吧！如果真向读者道歉的话，与其说是就误报问题，毋宁说应该道歉的是在此之前没有注意到文部省巳花时间把“侵略”巧妙地改写成“进入”的事实。

关于这次误用照片问题，我接受了许多记者的采访。从他们的报道中可以看出两种倾向：一种是就误用照片追究我作为作者的责任；另一种是以此作为绝好的突破口来攻击共产党，并企图掩盖日本犯下的战争罪行的事实。

追究我本人的责任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把矛头指向别处，我绝不接受这种记者的采访。这是对特定的新闻界人士拒绝采访的理由。

所谓历史，是由体验者的证词或记录积累而成的。包括记忆的出入、不准确之处等的综合，构筑了历史的金字塔。

误用照片和说明文字，都是由于相信照片的真实性而发生的。虽然我们对照片的验证，缺乏充分的注意，但这绝不是故意的。

作者有重大的过失，也不是故意的，不能以这种过失来洗刷日本过去蓄意犯下的罪行。

我们绝不允许搪塞说，那不只是日本犯的罪行（只要是战争，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可能犯同样的罪行）。这种托词是他们为了使犯罪正当化而经常使用的手段。只要加害者不进行反省，战争的悲剧就会重演。把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说成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这种自以为是的，而且是时代错误的爱国主义，最终只能使自己的国家在世界上孤立起来，并导致灭亡。“国家利益”、“大和民族”、“大东亚共荣圈”、“八纮一宇”、“圣战”等想法，导致随意地将中国的领土满洲当做日本的生命线，驱使全体国民进行侵略战争。这些事实，我们是不应忘记的。错误的爱国主义曾酿成一场战争的噩梦。一旦再次爆发战争，被驱赶上战场的将是那些尚未得到国家一点恩惠的年轻人。战争的指导者是不会自己拿起武器上战场的。正是由于我充分认识到日本是个非常美好的国家，为了不再重蹈覆辙，所以才从加害者的角度将（过去的）这种错误记录下来，传达给下一代人。我们并不是不反省的民族。

在这里，我谨向读者及支持者表示深切的歉意，并表示我的决心，希望大家今后仍能给予支持。（本文系摘要，原载1983年1月号《文艺春秋》月刊）

作者后记

《恶魔的饱食》出版后巳过了10年。在那以后，对731部队的研究有了进展，发现了不少新资料和新事实。通过加害者的手，勾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纳粹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相并列的罪行，而销毁罪迹和隐瞒证人的做法，使战后在一段时间内，它的全貌一直被封锁在黑暗之中。

在《恶魔的饱食》中，我虽自负“已迫近了731部队的本来面目”，但是，由于后来的研究进展，越发使我期待它更加准确。在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松村高夫的协助下，得以在这位教授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出版了修订版，这是笔者莫大的喜悦。

为了不让战争的罪恶重演，要把战争的实际情况正确地传达给下一代。为了实现永久的和平，加害者真挚的反省和坦白，是必要的。

受害者尽可能地夸大，加害者尽可能地缩小，这是人的心理。部队的所作所为，是日本可耻的战争犯罪，而对这一问题坚持不懈进行研究的事实证明，日本人是有良心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恶魔的饱食》对希望不愿重犯这种过错的人们来说是共同的财富。对迄今由作家和记者挖掘出来的历史事实，再通过学者的手加以补充，进一步完善，我感到格外的幸运。今后，一有机会，我会继续加以补充，希望使之更加接近于真实。

森村诚一

出版者的话

森村诚一所著《恶魔的饱食——日本细菌战部队揭秘》中译本的全集（共三集）即将付梓，诸多感慨，欲一吐为快。

虽然十多年前读过非正式出版的这部作品，以后又看过同样题材的影视剧，当时被震撼的感觉一直梦魇般刻在脑海中，但这次重读修订本的书稿，我仍然陷入深深的压抑、悲愤之中。因为书中所记述的日寇兽行，那一桩桩对中国人残忍、血腥的蹂躏，它所反映出的日军在“为了国家”的幌子下对人类和道义的蔑视和践踏，令人不寒而栗。

森村诚一先生是日本著名的小说家。他的许多小说我都读过，而且喜爱。因为他的小说情节曲折，构思巧妙，文字畅快，而这几点恰恰是绝大多数日本小说所稀缺的因素。但是他在创作高峰时段毅然放弃小说创作，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搜求揭露日本细菌战部队罪行的人证、物证，包括挖掘日本军方和政客以及美、苏政界极力遮掩、毁灭的档案材料，耐心说服731部队成员吐露真相。在此期间，理解、支持他的人少，不理解、反感甚至憎恨他的人多，但他锲而不舍地完成了这部令世界震撼的纪实作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在书中写道：“揭露祖国（军国主义）犯过的错误是伴随着痛苦的，我们忍受着痛苦把这些错误的事实告诉下一代，使他们不要随记忆的淡薄而忘掉老一代人通过宝贵的牺牲而应该学到的教训。”

“我执笔写作《恶魔的饱食》的真正原因，并非仅仅暴露侵略军的残酷性，并揭露其罪行本身，而是要把真相传给不了解战争的下一代人，以防日本人重蹈覆辙。我相信这就是战争体验者的义务。”

这是一个有良知的正义之士的心声，我深感敬佩。

由此我又想到前些年里我社出版的《战后补偿的思考》、《战后日本遗族透析》、《帷幕后的奸雄》、《小泉纯一郎面面观》、《中国人眼里的日本人》、《强掳·诉讼·和解——花冈劳工惨案始末》几本著作的作者本泽二郎、内田雅敏、田中宏、田中伸尚、波田永实等几位日本作家。他们与森村诚一先生一样，为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政治势力对和平、人类的危害，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为了中日人民和民族世代友好，奋力奔波，大声疾呼，甚至不惜在国内遭到孤立和迫害。这几位日本作家，无一例外地热情支持我社出版中译本，并慨然放弃版税。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什么是正直和勇敢。

同样，我想到全力帮助我社将这些日本作家的正义之作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读者的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