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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进一栋工厂的建筑，从窗户走进了后院。这真是一个奇妙的通道。工厂里有4名工人，专心摆弄着汽车发电机一类的机械部件。后院有一个用水泥铺的很坚固的像摔跤场那样的圆台子，上面装着一个类似吊环的游戏器械。

“这一带就是司令部的旧址。”现在后院周围的房屋是工厂工人们集会和娱乐用的。

“1945年8月，第100部队把设施炸毁撤退以后，从秋天开始，周围的村庄发生了传染病。从翌年的1946年起的7年间，附近的榆树村、永吉村暴发性地流行起霍乱病。在一夜之间，有的人家全家人全部死亡。”

读者的来信报告说，在这一时期，长春近郊也发生了霍乱病。

731部队“留下的礼物”是鼠疫，第100部队留下了霍乱病。731部队放出了鼠疫跳蚤，而霍乱菌则通过污染了的食物，经口腔进行污染。据说，孟家屯的水井是霍乱病的病源，可能是第100部队在撒退时把霍乱菌投入了水井。正如一句谚语所说：“只顾眼前，不管将来。”

院内的草坪上，日本人种的一串红（又称万年红）可怜地盛开着。只有它，成为第100部队留下的遗痕。第100部队表面上一直称作“军马防疫厂”的旧址，现在已变成汽车工厂，不能不令人感到有一点因缘。

从孟家屯回来的途中，我们顺便参观了吉林省革命博物馆。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东西，那就是在哈尔滨东北烈士纪念馆展出过的硬铝制的细菌培养器。731部队的“专用器具”怎么会在长春呢？王瑛副馆长回答我的问题时说：“这是1946年，住在平房附近有位叫刘忠的母亲从平房731部队旧址拾来的。可是不久，他母亲在一夜之间就发病去世了，家属也被传染而死，只有刘忠和他的祖母活了下来。当时村里也有46人丧生。1971年我去平房附近的金星生产队调查，见到了当时26岁的刘忠。我问他从平房带回了什么，他给我看了这个容器。据说，刚捡回来时里面有格子，开始时不知是做什么用的，所以就当猪食槽用了。在发生瘟疫时，连家畜也都死光了。”

后来王副馆长把这个容器带到了长春。这个硬铝制容器，的确就是731部队的“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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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7章　北野政次的罪迹

日本军事医学的发祥地

9月24日，我们从长春乘飞机去沈阳。尽管飞机是上午8时起飞，时间比较早，许行先生、王玉臻女士、王文洁女士以及吉林人民出版社徐秉洁先生和冯刚先生等，还是都赶来送行。虽然我们逗留时间不长，但每次向中国的一座城市告别时，都感到与结成朋友的人们有一种依依惜别之情。他们热诚的款待，使我们留恋之情深深地扎在这短暂停留过的土地上。

从长春到沈阳，乘坐的是苏制安24型双引擎飞机，用了40分钟。在40名乘客中，除我们外都是中国人。听说，他们都是因公出差的干部。大家把空中小姐赠发的纪念章都珍藏起来。

访问沈阳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参观731部队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中将曾在那里取得微生物教授职称的伪满洲医科大学旧址，现在是中国医科大学；二是参观1932年9月关东军在抚顺市近郊平顶山屠杀3000人的遗址。据说，那里现在成了纪念馆，还保存着遇害者的尸骨。

飞机准时抵达沈阳。在机场，我们受到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副主席韶华先生、于铁先生等人的欢迎。来到沈阳，又立即感到了夏天的炎热。这里比哈尔滨、长春的气温高得多。沈阳的街道比长春更有活力，熙熙攘攘的行人和车辆，给人一种杂乱的印象。沈阳曾经是清朝的都城，古都历史悠久。在工商业者居住区内，有不少行将倒塌的房屋。

去旅馆之前，韶华先生领我们游览了沈阳故宫。他建议我们不要放弃一切参观，只为寻觅731部队旧址而忙碌，也要放松一下才好。他面容光泽，目光温和，是一位完全可以用慈祥来形容的态度和蔼，举止大方，具有长者风度的人。

沈阳的故宫，兴建于1625年，是仅次于北京故官的清朝皇宫。参观过北京故宫之后，这里就是小故宫了。但是，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令人感到它是巧夺天工的古代建筑艺术的汇集。

当地报纸的记者背着摄影包对我们进行了采访。中国医科大学的校园很宽敞，肤色不同的各国留学生夹杂在中国学生中间，谈笑风生，有的正在兴致勃勃地玩手球。

在接待室里，医科大学外事办公室副主任赵文义先生扼要地向我们介绍了学校的沿革。

他说：“医科大学前身是毛泽东于1931年在江西瑞金创立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二万五千里长征时，跟随毛主席迁到延安。”40年在延安改名为‘中国医科大学’。1948年沈阳解放时随军入城，接收了伪满铁股份有限公司创办的伪满洲医科大学和伪满沈阳医学院。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今天的中国医科大学。它巳有51年的历史，为中国医学界培养了2万多名医学干部。每年招收400多名学生，校内设医疗、卫生和儿科三个大系，还办了口腔班和法医班。为了促进同日本、欧美各国的医学交流，还开设了日语班和英语班。学生学习一年外语之后，再用日文或英文专攻医学。医科大学同日本的学术交流尤其频繁，而且在探讨学术问题时，几乎不用翻译。现在有18个国家的留学生在这里学习。

“这所大学同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有其历史的原因。同时，也有许多中国人在这里曾经遭受过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

赵先生最后说：“森村先生一行，为调查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的罪行来我校访问，这对进一步加强中日友好是很有意义的，对此，我们表示感谢。”

接着，赵先生向我们介绍了在座的微生物学讲师周正任先生和解剖教研室讲师张崑先生。

用人体制作的“干松鱼片”

周先生领我们来到校舍最里面的一个房间。在充满福尔马林气味的狭长房间里，杂乱地摆着装有各种标本和文献的柜子、桌子和像棺材一样的长方形箱子。

这里是解剖室。长方形箱子是存放用防腐液浸泡过的尸体的“棺材”。隔壁是停尸间，有许多尸体，还没有进行充分的消毒处理，所以不能参观。他告诉我们，桌子上陈列的许多标本是人脑的切片。这使我们惊讶不巳。

作为用显微镜观察的标本而被固定了的人脑切片，经过染色、蜡浸之后，像冰冷的黑色矿物的碎片一样。我马上联想起调味用的干松鱼片。这简直就是用人体造的“干松鱼片”。

这些大脑标本，是否是从活人身上釆集的呢？这像是把新鲜的鲣鱼的肉，干燥后制成的标本。也许是用活人制成的脑标本。当周先生拿给我们看一篇题为《中国北方人大脑皮质……》的研究论文时，这个问题得到了证实。这篇论文的作者和标本的制作者是“满洲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的竹中义一、大野宪司、铃木直吉、五十岚稔、土岐胜人等日本医学家。

在这些论文中，竹中义一是漫不经心或是有意地写着：“……经常有机会获取极为新鲜的、健康的，特别是没有精神病病历的中国北方人的大脑……”

周先生还向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证据，那就作为日本仙台帝国大学解剖学研究成果，伪满洲医科大学解剖学教研室主任铃木直吉教授1942年用英文发表的论文《中国人脑髄的组织研究》。在这篇论文的第二节“材料与方法”里写道：“头部细胞学构造的研究，是切下一个个脑细胞来进行的。每个标本卡片都是用智力正常，没有生理疾病，健康的中国成年男子的脑髓制成的。”周先生还讲了当时在“满洲医科大学解剖学教研室”当勤杂工的张佩清先生的回忆，他曾亲眼见过当场对8个活人进行解剖的情景。这些在本多胜一先生写的《中国之旅》一书中已详细介绍过，这里不再赘述。

伪满洲医科大学的前身，是日本在1911年创建的以“研究中国医学”为幌子的“南满医学堂”，1922年改称“满洲医科大学”，成为以中国人为实验材料的日本军事医学的发祥地。

走出解剖学教研室，我们来到了被校舍环绕的院子里。在院子一角的地上有一个像水泥箱子般的突出物，从外观上看，就像公共住宅区的垃圾集聚处。入口处有个嵌着铁栏杆的门，推开后就是通往地下室的台阶。

北野式的生灵怜悯令

下到台阶底下，有一个小地下室。天花板很矮，两侧的墙壁上设有三层水槽似的水泥隔板。我想起我们在平房见过同样的地下室。不同的是，在里面的墙上建有一个刻着“群灵碑”的船形二层石塔。走近一看，基石上嵌着一块刻有“昭和十六年（1941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建立，北野政次”字样的铜牌。

周先生说：“这个地下室是北野饲养实验动物的地方。在这里专门饲养‘满洲’产的灰田鼠。地下室的温度保持在适宜灰田鼠生存的15℃左右。北野发现，使小动物在黑暗恒温的地下室里处于半冬眠状态后，注射斑疹伤寒菌，就能很快地发病。北野巧妙地利用小动物的生理周期来生产斑疹伤寒疫苗。

根据周先生的介绍，我们才弄清楚平房地下室的真正用途。当时估计为”弹子仓库“的地下室，其实是饲养实验用小动物的饲养室。

周先生还说：“北野给13名中国人注射了大概是在这地下室里培养的斑疹伤寒菌，并且进行了人体实验，残杀了5个人。北野在自己的论文里还介绍了这一实验。把活人当做实验品，良心却不受任何谴责的北野，竟然会为供实验用的灰田鼠立碑。”

听了周先生的讲解，我联想起德川纲吉的“生灵怜悯令”。没有子嗣的纲吉，从生母桂昌院所崇信的隆光那里得知“没有儿子是前世杀生太多的报应”的说法。他为了消除自己业障而发布了世界上最可恶而愚蠢的法令——“生灵怜悯令”。为了慰藉实验动物灵魂建立“群灵碑”，这种想法与动物的生命优于人类的观点是相同的。他们两人的罪孽不同：纲吉是出于迷信，而北野则是在探索医学的过程中践踏了医学者所应有的理念。

群灵碑鲜明地象征着731部队医学者的本质。与其说他们是医术优先于医道，莫如说他们为了探求（医）道而丧失了（人）道。

伪满洲医科大学是以中国人为实验材料，为研究军事医学而设立的“医学机构”。也就是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中国人当做人来看待。大日本帝国和大和民族凌驾于世界和人类之上的傲气，促使他们把中国人作为绝好的实验材料，将医术和医道本末倒置了。

731部队在“为了探求真理”的名义上，又加上了“为了国家”的大义。也就是说，实施了“双重的正当化”。

周先生向我提供了中国方面关于北野政次1939年写的以《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的研究——自制斑疹伤寒疫苗的人体实验》为题的研究论文。北野的这篇论文是使用了13名健康的中国人作为实验材料而写出的。以下是论文中关于人体实验部分的摘要。

自制的人体实验

这个材料是我们在清理阶级队伍，彻底调查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的有关资料时发现的。伪满洲医科大学微生物教研室有个叫北野政次的主任教授。他是在美国的保护下至今未受任何制栽而逍遥法外的细菌战犯。他于1939年2月发表了以《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的研究——自制斑疹伤寒疫苗的人体实验》为题的论文。这是用我国爱国同胞来进行的细菌人体实验。

在这篇论文中，北野政次不打自招地供认了亲手杀害我爱国同胞的极其残忍的罪行。他在这篇“论文”中这样写道：“实验使用的人体都是从未患过斑疹伤寒和急性肠伤寒的人中选出的32岁到74岁的健康男子。除1名商人和1名工人外，其余都是五年前至三十年前期间由山东来到关外（山海关以东）的农民。”

当时这项实验是利用他逮捕的13名中国人的身体来进行的。实验时74岁的宋XX被惨无人道地注射了斑疹伤寒病毒。宋在8天后发病，病后第6天正值发疹期，北野政次亲自对他进行了活体解剖。病理检验的结果证明是斑疹伤寒。

另一个中国人费XX，66岁，北野政次给他注射病毒后发病。由于他身体强壮，熬住了斑疹伤寒菌的侵袭。他发病后的第7天，体温降到正常（37度左右）状态。当天，北野政次亲手将他杀死。其他11名同胞也被分别注射了不同数量不同次数的斑疹伤寒菌。一个月后，北野政次再一次给他们注射病原体——斑疹伤寒立克次氏体。

几天后，其中5人先后发病。北野为了确认这5名中国人是否染上斑疹伤寒，从中提出一人，以抽查为名，活着进行解剖。北野通过利用中国人进行的活体实验，得出了如下结论：体内注入2毫升的自制疫苗，一个月便能够产生免疫体。

北野政次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在论文中这样写道：“军队或其他集团军要进入这种疾病（伤寒）流行的地区时，提前一个月注射伤寒免疫疫苗效果良好。”

这一语道破了他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细菌战争服务的目的。

关于这篇论文的内容及其下落，在本多胜一先生写的《中国之旅》（朝日新闻社出版）一书中已有记载，在此不再赘述。

铁丝接骨

在另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具骨骼标本。标本像枯树枝一样，“枝”的中间被折断，用铁丝缠上。

周先生提供的中国方面的调查报告，对这具骨骼做了如下的记载：

这具骨骼标本，是伪满洲医科大学遗留下来的。其中两条左右股骨长短不齐，右股骨比左股骨短3公分。右股骨中间的部位用铁丝缠着。由于形成结痂，铁丝巳深陷入骨中，至少已有一年多了。铁丝是用钳子固定住的。被剪断的铁丝端部十分锋利，无时无刻不在刺激着腿部肌肉和神经，其痛苦是可想而知的。骨骼的前后两面均有小孔的痕迹，这是急性骨髓炎转化为慢性骨髓炎之后，从这些化脓的地方整年不断地流脓汁造成的。那么，这具骨骼究竟是什么人的呢？我们查阅了尸体记录，结果得知他是同胞佟报功的骨骼。他被日本军国主义残酷地杀害时，年仅27岁。他的遗体是从小南门监狱送到伪满洲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的。遗体记录卡上写着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骨骼为何成为这种状态呢？

我们根据遗体记录卡的记载，查明他的原籍是距沈阳市25里郊区的双树子村，现沈阳市东陵区深井子人民公社双树子第六生产队。

我们在当地访问了老贫农，找到了佟报功的妻子吴淑珍，她已57岁了。她流着悲愤的泪水，诉说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她丈夫的经过。

她的丈夫原是村里的车夫，刚刚25岁。一天，从沈阳来了几个便衣特务，问他是什么人，为什么来这里？就把他抓走了。吊在大树上，用棍棒把他打成半死状态，当时右大腿被打断，最后关进了南小门监狱。在狱中，把打断的腿用铁丝绑上，“按原样接上”。这种用铁丝连接断骨的手术，在世界上是从未有过的。

由于用铁丝绑着骨头，细菌侵入骨内，感染成骨髓炎，整年往外流脓，其痛苦是难以想象的。佟报功在极度痛苦之中得了严重的肺结核。

佟被捕后，吴淑珍抱着两岁的孩子两次去探监：第一次送去了邻居给她的几个鸡蛋和自己买的一点食品，都被看守抢去了。当她见到佟时，他只说了一句话：“孩子就托付给你啦！”第二次见面时，她的丈夫只能在地上趴着，连仰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其后不久，听说他死了。

抗日作家的证词（二）

到沈阳的第二天，我们决定去抚顺市郊外平顶山的“万人坑”。

1932年旧历中秋节的晚上，关东军以村民涉嫌参加抗日运动为由，在这里把600户人家约3000人赶下山崖，用机关枪扫射，不论男女老少无一人幸免。

关东军为了隐匿罪迹，往尸体上浇了汽油焚烧，最后用炸药炸山埋尸。

现在已挖出800具遗骨，并修建了“殉难烈士纪念馆”。纪念馆对公众是开放的，但是，听说对日本人，为了避免“刺激”，没有特殊要求者，一般是不让参观的。我认为“受到刺激”的应当是中国人，加害者的日本人才应该看一看。这一点也许就是中国人宽宏大量之处吧。附带说一句，听说到这里访问的日本人，平均每年有500人。

关于“万人坑”的情况，已经由访问过当地的许多日本人介绍过，所以，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想说的是，陪同我们参观的韶华先生在乘车前往该地的途中讲的重要证词。

这是在日军开始推行“三光政策”时，通过作家的目睹而叙述的亲自经历的活生生的事实。

以下是根据韶华先生证词录音带整理出来的：“当时，我才15岁，是八路军游击队的宣传员。1941年4月12日，日军在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