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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的饱食-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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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部队在撤退工作中感到最棘手的是火化“马鲁太”的尸体。我在前面曾谈到，在口字楼院子里“马鲁太”曾经亲手挖了一个很大的墓坑。各班传达了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的命令。这项任务就是集中被毒气熏死和勒死的尸体。领到任务的部队人员全部集中起来，每两人为一组，把尸体运往坑里。
这些死亡的“马鲁太”中，有的从嘴里吐出白沫，有的从嘴角和鼻孔里流出鲜血。尸体很沉重。部队人员都不敢看“马鲁太”，一个劲地往坑里扔尸体。
一位原部队人员说：“我记得往堆积如山的尸体上浇重油，又扔进柴火，还拣了几张马口铁板盖在上面，然后点了火……尸体没有烧透，后来又重烧了一遍……虽然上司命令要求在火化后‘马上收集骨头，装进草袋里扔掉’，可是骨头太烫，无法下手……结果，到了傍晚，才把骨头收集起来。”
在原731部队人员中，据说有很多人直到今天仍梦见火烧“马鲁太”的情景。
被烧过的“马鲁太”的骨头，装了几十个草袋，用卡车拉走投入松花江内。运输班接到命令到了江边，“打开草袋口，把骨头在江中撒开”。他们是在夜间满身是汗进行这项工作。扔“马鲁太”尸骨的同时，还有几百副手铐和脚镣，也扔进江里。装在玻璃瓶里的几千个人体标本，也随着飞溅的水花沉入松花江。
据原部队人员回忆，撤退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已经是8月13日拂晓。接着又下达命令在平房的铁路专用线的731部队的煤堆边“全体集合”。到这里来集合的有满身臭汗又沾上了煤灰的731部队以干部为中心的许多部队人员。
石井四郎中将站在堆积的枕木垛上。这个曾经率领恶魔部队的大个子，盯着部队人员，一边摘下战斗帽，擦了檫汗，一边提螅ひ艚不啊Ｋ担骸啊芫谩⒑芫靡郧埃谡飧龅胤剑幸恢慷樱擞孟执蒲В丫⌒难邮卵芯俊诶飞险飧雒质遣换嵯У摹�
据说，有人看到，石井四郎部队长像狮子般地吼叫时，从他的下巴上一颗颗大粒的汗珠在往下流淌。由于撤退工作把人搞得筋疲力尽，731部队人员一副发呆的表情望着部队长。“马鲁太”小屋巨大的爆炸声多次打断石井四郎的讲话。
日益扩大的影响——写作过程中的留言
本书自开始执笔以来，得到许多读者真诚的批评和鼓励。到第二集写作期间，直接给我寄来的书信和转来的信件、明信片等，已超过300封。再加上电话，直接反响已多达500人。在如此短期间，得到如此大的反响，对我来说，这是自从《人证》问世以来所未有过的，我想借此机会表示谢意。现就读者的若干质疑与询问谈一谈个人的看法。
关于第一集中的“马鲁太”暴动问题，居住在九州的一位原“731部队人员K·A寄来了一封郑重的信。据K·A先生的回忆，早在1942年初夏，曾在731部队里发生过一次”马鲁太“暴动。
现将K·A先生来信的部分原封不动地引述如下：“……我在部队任职到1943年5月。下面讲的事是我在任职期间发生的。我记得那是1942年六七月间的一天。部队下达了紧急集合的命令，我拿起步枪和另外四名人员一起来到特别班的门口处集合，在入口处领了子弹。特别班的出入口两侧架起了机关枪，两挺机关枪对准了‘8号楼’。”
“我是第一次进入特别班，过去从总部三层楼的窗口看到过‘马鲁太’在室外工作的情景……宪兵把梯子架在8号楼的三层①用手枪射击‘马鲁太’。”
①这位K·A先生在信中多次提到关押“马鲁太”的731部队特设监狱是三层楼建筑，这是应该注意的证词。左右平行的7号楼和8号楼的特设监狱，从外形看来都是二层楼，但数名原731部队人员都作证说：“看起来仅仅是二层楼，但实际上监狱是个三层楼建筑。”K·A先生的信中证实是“三层”的说法，但真相仍隐藏着一个谜。或者说特设监狱有秘密的地下一层，实质上也许就是三层建筑。有的人说“马鲁太”是从地下运进去的。——作者
“中留部长②说把‘红的’拿来！我心想，‘红的’是什么呀？当时没有想起来，当发下防毒面具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剧毒毒气！它装在一个直径为10…20公分的罐里，罐盖上面系有一根红线。在部队里把这种剧毒毒气叫做‘红的’。”
②关于中留部长：参看第一集文中的照片。他喜欢挥毫写“芙蓉万古之雪”，被尊为人格高尚的人，但这种人在731部队屠杀中仍叫喊“拿‘红的’来”，其恶魔本性暴露无遣。——作者
“我和小川君③（翻译）同时也担任部长的警卫，我们接到的报告说有7名苏联军人（逃兵）闹事。他们用手铐突然从背后将一名哨兵打晕，夺走他们的手枪和钥匙，把8号楼二三层的收容者全部放出楼道里，正在大闹。
③小川君：就是第一集中出现旳那个翻译小川。如K·A先生来信中提到的，如果”马鲁太“暴动为实的话，那么，小川就亲眼目睹了两次暴动，不过，如今小川已逝世，无法同本人进行对证了。——作者
“部长召来特别班的技术员，命令把一层的‘马鲁太’全部转移到7号楼去。8号楼一层的十几名年轻苏联女‘马鲁太’①举着双手出来了。我看到其中有一个人，一手抱着孩子，一手举着走出来。
①十几名年轻苏联女”马鲁太“：这也是新揭发出来的事实。过去原部队人员的证词都说女”马鲁太“只有两三个人。如果女”马鲁太“是十几名的话，那么原部队人员中间谈及关于梅毒实验、活体解剖时，他们悄悄地私语的那些淫秽的传闻就有了根据。——作者
“这些女‘马鲁太’被重新关好的同时，打开碳酰氯毒气罐，从一层的窗户扔进去。部长看着手表，命令把门打开，大家一齐跑到二三层楼上去。60多名‘马鲁太’都死了。我对特别班人员处理‘马鲁太’的这种做法，大为吃惊……”
K·A先生在来信中继续回忆“马鲁太”暴动的情况，并联系到日本民族遭受原子弹轰炸的惨祸说道：“你们对原子弹的爆炸是怎么想的？可以说全日本被当作‘核武器’的‘马鲁太’和进行实验的实验场了。数十万同胞在转瞬之间被消灭了，如今仍有许许多多人处在原子弹后遗症的痛苦中。”
此外，住在川崎市的O·A先生和住在多久市的J·T先生提出了下述值得听取的意见，现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一介绍：
“在《恶魔的饱食》（第二集）的结尾处有‘拒做动物的宣言’的一节，对这种看法，我无论怎么想象都是无法赞同的。”
“如果人类把动物视为不如人，并以这种傲慢的思想来指导反核运动的话，那么，同731部队对待‘马鲁太’的想法在某些地方就有关联了。我想我们应注意到人类并非万物之灵这一点。仅就731部队而言，正是由于是人，才有可能完全证明人的本身。这样说，也不过分吧！甚至令人想到所谓富于人情味的人，岂不是指伊藤（石井之误吧）四郎一类人而言了吗？”
“人比其他动物在什么地方、怎么高出一等，我一点也不明白。”
“同人类相比较，动物是没有礼貌、不稳重，但他们直到死亡，除了仅有的一点欲望之外，还有什么要求呢？”
（川崎O·A先生来信摘要）
“但是，如果让我大胆地说的话，为什么今天要重提‘恶魔的饱食’呢？战后巳过了37年——这种说法也许有语病。那么，今天为何又要旧事重提呢？多少有些令人不快。如果这样的话，翻开世界历史来看，战后巳经过去37年，突然又爆发了下一次战争，即使再发生类似‘恶魔的饱食’的情况，也并非怪事。在这个时期，就是现在……我想说的是揭发如此可耻的（本来打算尽量掩盖的）历史上的一幕，有点为时太迟了。”
“从搜集秘密撤退的‘石井部队’的有关资料和信息，直到出版，这一过程是否需要经过漫长的岁月呢？还是森村先生身边碰巧有愿意不惜做出这种努力的人呢！”
“不管怎么说，到1982年出现了教科书问题、修改宪法问题以及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不久又出现了满洲国建国纪念碑问题，等等。人们在议论日本右倾化，担心出现军国主义化的危险，使人不由得感到某种非常可怕的力量，在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开始蠢蠢欲动。在这种情况下出版此类书籍在某种意义说应该是合乎时（宜）的，或者说这是一种巧合吧……”
（多久市J·T先生来信的部分摘要）
（括弧内文字均系作者所加）
另外，在实录中，对汉语的日语注音，得到了许多人士多方的指教。在此深表谢意。
部分媒体提出批评说“恶魔的饱食”是否是日本共产党的宣传品，我想借此机会说明一下个人的看法。
《恶魔的饱食》发表的媒体是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作为秘书协助我工作的下里先生是日本共产党党员，由此产生了这类批评。我估计在这种批评的背后潜伏着下述情况：
可以说，在日本人那里存在着对“到处是收容所的苏联社会”的阴暗印象，存在着“讨厌共产主义”的观念。的确，目前苏联式社会，没有真正的政治上、思想上和人性上的自由。以武力为后盾的露骨的扩张欲望，以及有关国家的一些不明朗的阴暗面，令人不能对苏联放松警惕。它显示出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际之间的差距。
日苏关系的历史和北方领土问题等更促使日本人对苏联产生了更坏的印象，不少人把对苏联的这种印象和共产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把共产主义置于自由和民主主义的对立面上。
我不打算在这里论述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没有这个任务。那些概念本身有很多不同含义。西欧国家和共产主义国家之间对民主主义的解释也不一样。
本来，共产主义是表示同资本主义相对立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一种用语。资本主义立足于私有财产制度和契约自由原则之上，而共产主义思想作为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办法提出了建立一个以财产共有为基础的未来社会。
对此，民主主义主权在国民，作为行使的政治形态，它是同一个君主或独裁垄断权力的君主政治或专制主义相对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结果产生了独裁政治。虽说有过这样一段历史，但是，作为社会经济结构的共产主义与作为政治形态的民主主义相对的概念产生了混乱。它同对苏联式的社会的阴暗印象以及战前和战时的反共教育是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日本人讨厌共产主义思想的基础。
战时或战前，只要一说“赤色”，人们就像细菌一样感到害怕，从贴上这种标签的人家的门前经过时，赶紧快步而过。当时，可以说“赤色”成了罪犯或大坏蛋的代名词。这种思想残余至今在日本人中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不少人并不进行深入的思考，只是觉得讨厌。我的秘书是日共党员，就硬把我和该党拉扯在一起，把《恶魔的饱食》说成好似该党的宣传广告一样，令人感到他们企图利用日本人讨厌共产主义的心理。他们知道许多读者会远离共产党的作品，甚至有这样的情况，他们不惜以执著的态度攻击因我们的过失而误用的照片，攻击的次数大大超过了此书的发行量。
另外，有人认为《恶魔的饱食》为了追踪日本侵略中最残忍的场面，伤害了日本人的自尊心；批判侵略也势必会影响到人们对体制的选择（自由主义社会呢，还是社会主义）。而这些会被别国情报战、谋略战的战略所利用。因为情报的破坏力不比武器差；情报战对于宣传媒体置于政府控制之下的苏联式的社会或独裁国家来说，是单方面有利的。自由主义社会的自由是极权主义社会最廉价、无抵抗的而又有效的战略目标。
的确，在情报战中，保障国民“知道权利”的自由主义社会和没有“知道自由”的极权主义社会相比较，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但是，在报道（思想、言论）自由的情况下，说揭露本国不好的情况，就是伤害了国民的自尊心，甚至会影响到对体制的选择，这种意见是说不通的。我们为了取得包括思想、言论自由在内的人的基本自由为根基的民主主义，付出了无数的代价。我认为对于能够保障不隐瞒对本国不利的情况，可以有公布的自由，这种国家体制，不仅不会伤害他们的自尊心，毋宁说是一种自豪。当要人们对不存在报道自由的社会和保障能够揭发其阴暗面的自由体制做出选择时，人们会毫不踌躇地选择后者。
也有人批评说，《恶魔的饱食》过分依赖于美国方面的资料。第二集的资料，主要是根据美国的情报公开而取得的。为了确保构成民主主义根本的自由，甚至连对本国不利的情况也能够予以公开（虽说国家安全保障上有限制）。从美国的这种姿态，人们可以看到坚定的民主主义。在《恶魔的饱食》中，没有苏联方面的资料，毋宁说，显示出美国的强大，取得了同“战略成果”相反的效果。在军国主义的统治下，《恶魔的饱食》是绝对不能出版的。今天之所以能够出版，是民主主义的成果。
第02章 美苏在731部队问题上的争执
同约翰·鲍威尔的交谈
关于约翰·W·鲍威尔，只知道他是出生于中国的记者，现居住在芝加哥。除此以外，没有其他任何资料。
1981年秋《原子能科学家公报》旬刊发表了他写的一篇短文。这家杂志是由美国科学家主编、在芝加哥市发行的。
这篇题为“历史上被隐瞒的一章”的论文，揭露了以石井四郎中将为首的731部队，以向盟军提供丰富的细菌战资料为条件得以赦免战犯罪责的经过。
论证的依据，是使用了在美国国立档案馆发现的若干份档案。发现这些档案，并写此论文的就是鲍威尔。由于鲍威尔论文的发表，731部队问题不期而遇地在日本国内和美国几乎同时引起了人们的注目。
鲍威尔也许是一位有美国国籍的中国人……他的年龄多大，为什么对731部队如此关心，他以什么为契机知道有关731部队档案的存在？虽说我们事先已通知了他，但仍不知道他会怎样接待突然来访的日本客人。
鲍威尔的家，坐落在教会大街坡道的中间，是一幢刷了白粉的二层木结构楼房。一层是个有大橱窗的店铺，玻璃窗上写着“鲍威尔商店”几个金色大字。橱窗里摆了些旧的陶制茶壶、用藤编织的椅子、鸟的羽毛、大小不一的发光的金属管制成的旧式西服衣架等，毫不在意零乱地摆放着，是一家旧货商店。
反法西斯主义的记者
我们按了电铃，听到里面有人从二楼走了下来，接着商店右侧的便门打开了，一个满头黄发约六十来岁的白种男子探出半个身子。他穿着一条宽松的茶色裤子和一双旧鞋，身穿红绿条纹的运动衫。此人身材魁梧，气色很好的脸上戴着一副黑边小眼镜，身高约1。75米左右，手中还握着一支钢笔。
“Oh！……Happy to see you！（噢，我很高兴见到你！）”他的话明显地带有对来客等待巳久的高兴语气，他就是约翰·W·鲍威尔本人。
作为简单的礼品，我们向他赠送了《恶魔的饱食》一书和几张照片。鲍威尔眼晴闪着光芒，很高兴，就像机关枪一样，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鲍威尔于1919年生于中国，父母都是美国人。父亲是位有名的记者，在上海发行了名为《中国评论》的杂志。由于受父亲的影响，鲍威尔也成了该杂志社的记者，进行报道，足迹遍布世界各地。
鲍威尔对细菌战表示强烈的关注是在1940年。这一年的五六月间，日军在中国中部城市宁波进行细菌战，731部队出动兵力，从空中撒下了大量的鼠疫跳蚤，使这一带地区流行了鼠疫。无论城市或农村，有很多人都因染上鼠疫而死亡。
鲍威尔说：“凑巧那时我在宁波……日军在当地进行细菌战的结果，使许多中国农民像虫蚁一样，被杀死了……我无比愤怒，对日军产生了反感。”那时，鲍威尔才21岁。
鲍威尔对法西斯主义怀着强烈的仇恨。由于日军侵略上海，发生了父亲被日军逮捕入狱的事件。
日军侵占上海以后，鲍威尔的父亲谴责日本“不宣而战，单方面以武力入侵”，因此，以“侮辱日本天皇”为由而被投入上海监狱。结果，在狱中因营养失调而造成截断双脚的悲惨结局。
后来，他们全家都回到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鲍威尔这个“中国通”得到赏识，入伍从事对敌宣传工作。他的父亲于1947年逝世。
在搜捕赤色分子的旋风中“牺牲”的山羊
战后，鲍威尔很快又来到中国。他想再把杂志办起来，但失败了。于是作为一个记者，开始实地观察起中国革命的实情。
1953年，鲍威尔回到了美国。他写了很多有关中国新政权的文章，成了一位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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