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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用他们的生命做无谓的冒险，也不会丢下被敌人切断的部队不管。所以，我极力向军长、
　　　　师长说明：不允许丢下任何部队让敌人压垮和消灭；要奋力解救被切断的部队，除非主要指
　　　　挥官本人通过分析认为，解救这些部队会损失同样多的部队甚至更多的部队。
　　　　下面不妨举一个例子说明我们所采取的做法。我听说，某军长在给一位师长的指示中命
　　　　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扼守某个阵地。于是，我命令马上把这段话勾销。只有集团军司令本
　　　　人才可以向一支大部队下达这样的命令。我对他们说，除非我亲自勘察了地形，观察了现场
　　　　的情况，并确定有这样做的必要，否则，我决不下达死守阵地的命令。
　　　　军长和师长们对于我的有关配置强大的兵力以便在昼间实施反冲击的指示还是遵照执行
　　　　的，但是，我发觉他们助措施不够有力。结果，我们失掉了许多重创敌军的好机会。我知
　　　　道，我必须竭尽全力，确保不再发生此类事情。


　　　　下面的士兵肯定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失败情绪，但是，总部乃至华盛顿认为我们有可能
　　　　被迫全部撤离朝鲜半岛的这种带失败情绪的看法多少会传到下边。十二月底，参谋长联席会
　　　　议将如下看法通知麦克阿瑟：中共部队现在十分强大，如果他们全力以赴，完全可以迫使联
　　　　合国军撤出朝鲜。
　　　　在中国的新年攻势取得胜利之后，麦克阿瑟同意：如果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改变其决定
　　　　（不向我们提供大规模增援；不封锁中国海岸；不空袭中国大陆；不许轰炸满洲的基地；不
　　　　放国民党军队“出笼”），则在没有极其重大的政治原因的情况下，“我们的部队应以作战
　　　　情况允许的速度尽快撤离朝鲜”。
　　　　我从不认为敌人能把我们赶出朝鲜，也不同意从朝鲜撤退。当然，我是随时准备遵照上
　　　　面的命令将这支军队带到任何地方去的——返回日本或者再次越过“三八”线。但是，我认
　　　　为，不管什么决定，都应尽量提前作出。这样，如果下达撤退的命令，我便能做好充分的准
　　　　备，秩序井然地撤退，将部队顺利地由港口运走。我非常清楚，如果突然决定实施预先毫无
　　　　计划的撤退会造成怎样的后果：没有时间搜集足够的船只尽快将部队顺利转移出去；无法预
　　　　先周密地部署防御圈；无法按照轻重缓急的顺序合理安排撤退行动。如果做出了撤退的决定
　　　　并过早地泄露出去，甚至仅仅出现有关这种决定的谣言，这会对南朝鲜政府产生怎样的影
　　　　响，我也是清楚的。因此，我强烈要求，如果做出撤退决定，一定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
　　　　严防走漏风声。
　　　　此外，还有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即如何来安置南朝鲜的军队、地方官员以及战俘。我
　　　　们决不可将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武器装备又很差的南朝鲜士兵（在以往的艰苦岁月中，他们
　　　　一直很英勇地与我们并肩战斗）、李总统及其政府弃置不顾，丢给虎视耽既的敌人。我们只
　　　　能坚决履行我们的义务，保障这些人员以及政府和民间机构中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全体人员的
　　　　安全，除此而外，没有其他办法。我当时估计，这一类人员的总数接近一百二十万，并且就
　　　　此向上面作了汇报。
　　　　战俘问题是个很棘手的问题。如果我们真要撤退，如何处置这些战俘，我还没有现成的
　　　　办法。但是，我认为，我现在就得将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而且，还必须强调一下问题
　　　　的复杂性，因为，为了看管这些战俘，我们要派出很多的部队，并且要为战俘拨出大量的食
　　　　品和物资。
　　　　这个问题以后究竟会棘手到何种程度，我那时当然是没有预料到的。
　　　　关于在何种情况下撤出朝鲜的问题很快就定了下来。
　　　　杜鲁门总统以其一贯具有的洞察力做出决定：只有迫于军事上的需要，美军才撤离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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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岛。他授权麦克阿瑟，在他认为迫不得已时，可以自行将部队撤出朝鲜，以便确保部队的
　　　　安全，或者完成其保卫日本的根本使命。
　　　　可是，我们仍须做好实施远距离后退的准备，我们甚至有可能被迫退回釜山。关于敌人
　　　　的实力情况，我们此时了解得仍然不够。敌人每天都在广播上吹嘘，决心要把我们赶人大
　　　　海。这一回，我不想组织临时性的防御圈，也不想组织间隙很多的防御。所以，我指定加里
　　　　森·戴维森准将（后晋升为中将和西点军校的负责人，在获得将军军衔之前曾是工兵军官）在
　　　　遥远的南面设置一道防线，以保卫釜山港地区。于是，戴维森动用了成千上万的朝鲜劳工，
　　　　开始规划一个纵深很大的防御地域，构筑大部分堑壕体系，选择炮兵阵地，甚至还设置铁丝
　　　　网。我乘坐飞机由低空沿着选定的防线走向飞过，感到很满意。因为，万一我们真的被迫占
　　　　领这一防御地域，我们将可以在这里牢固地坚守下去。在我第一次检查该地区工作情况的几
　　　　周之后，我再次乘飞机飞越“戴维森防线”，这项工作的进展速度和效率绘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我们从未占领过这些位于我们后方大约二百英里处的防御工事，也没有检验过这些工
　　　　事的牢固程度。但是，不能说这项工作没有起到丝毫作用。附近贫困的农夫几乎把全部的沙
　　　　袋都偷了去，为自己垒墙、垫堤，并且“解放”了大部分铁丝网，对于他们，这些铁丝网就
　　　　象市场上任何畅销的商品一样，是很宝贵的东西。
　　　　在中国军队的进攻迫使我们撤过汉江之后，前面提到的大部分问题才引起我的重视。在
　　　　我担任第8集团军指挥职务的最初日子里，我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在敌人即将发起的这次
　　　　攻势上。不出所料，在进行大规模炮火准备之后，敌人中除夕这天伴随着刺耳的中国军号
　　　　声、用不堪入耳的蹩脚英语尖声威胁着发起了进攻。这一通宵送交给我的报告清楚地表明，
　　　　敌人的这次进攻动用了很大的兵力，我们大概无法抵御。好在我们的后方阵地已经设置就
　　　　绪，所以，我此时还抱有这样的希望，就是通过实施强大的反突击给敌人以严厉的惩罚。
　　　　元旦上午，我驱车由北面出了汉城，结果见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景象。朝鲜士兵乘着一
　　　　辆辆卡车，正川流不息地向南涌去，他们没有秩序，没有武器，没有领导，完全是在全面败
　　　　退。有些士兵是依靠步行或者乘着各种征用的车辆逃到这里来的。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逃
　　　　得离中国军队愈远愈好。他们扔掉了自己的步枪和手枪，丢弃了所有的火炮、追击炮、机枪
　　　　以及数人操作武器。
　　　　我知道，要想制止这些我连话都听不懂的吓破了胆的士兵大规模愦逃，那是枉费心机。
　　　　但是，我还是得试一下。
　　　　于是，我跳下吉普，站到路当中，高举手臂，示意一辆迎面开来的卡车停下。另一头的
　　　　几辆卡车没有减速便从我身边绕了过去。但是，不久，我还是拦住了一支载着南朝鲜军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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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车队。头一辆卡车上的军官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不服从我的示意。不久，整个车队又开动
　　　　了。现在，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深远的后方设立许多哨卡，由我们自己的宪兵在军官带领
　　　　下在那里值勤，以恢复对部队的控制。这种办法果然发挥了作用。混乱不堪的队伍重新编成
　　　　了许多分队，装备了武器，补充了口粮，并且在各自的指挥宫带领下派往新的防御地段。此
　　　　后，这些人大都象训练有素、指挥得当的大多数勇敢士兵一样，仗打得很好。（战争爆发的
　　　　最初几天，南朝鲜部队被敌人的坦克吓跑了，但我丝毫也不责怪这些未经考验的部队。很少
　　　　有什么东西乍看上去能比敌人坦克更吓人的了。坦克的炮口冒着硝烟，似乎正对着你的脑
　　　　袋。它轰轰隆隆地越过了一切障碍想要追上你，把你消灭掉。我甚至还见到过美军部队在坦
　　　　克轰鸣着向他们迫近时吓得丢掉步枪、逃进树林的情景——这还是在己方领土上举行演习时
　　　　发生的事情，而且，坦克使用的只是些空包弹。）美第19步兵团的一个营在其友邻的南朝鲜
　　　　部队崩溃之后，也被卷入了无秩序的退却。那天上午，我在师的伤员后送站找这个营的一些
　　　　伤员谈了话，发觉他们情绪十分低落，没有美国士兵在伤势不太严重时通常所表现的那种重
　　　　返部队的迫切心情。问题很清楚，要想使部队鼓起所需要的斗志，还有许多工作有待我们去
　　　　完成。
　　　　总的说来，第8集团军是井然有序地撤退的，几乎带上了全部的武器装备。但是，我们
　　　　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在我们的背后，是无法徒涉的汉江。江面上充塞着大块大块的浮冰，有可能把我们仅有
　　　　的两座浮桥冲散，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汉城以北某处江面仍未消退的汹涌潮水波及这里的冰
　　　　块，更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有十多万联合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连同他们的全部重装备
　　　　（包括英国的“百人队长”式坦克和美国的8英寸榴弹饱）拥挤在汉江北岸的一个狭小的桥头
　　　　堡内。我们感到压力很大的问题是，有可能很快出现这种情况，即数千名惊慌失措的难民会
　　　　冲倒我们的守桥警卫，令人绝望地将桥梁阻塞——而敌炮兵如能利用夜暗掩护，果断地将其
　　　　阵地向前推移，便能很快将我渡口置于其射程之内。
　　　　在与美军的两位军长、南朝鲜陆军参谋长和美军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团长研究讨论之
　　　　后，我们发觉，如果敌军一面对我实施正面进攻，一面对我敞开的东部侧翼（这里的南朝鲜
　　　　军队已仓皇逃走）实施深远包围，就会使我全军处中危险的境地。我还找不到充分的根据证
　　　　明部队能守住各自的阵地，即使下达死命令他们也未必能坚守得佐。因此，一月三日，我要
　　　　求我国驻朝鲜大使通知李总统：我们要再次撤离汉城，由前进阵地实施的撤退行动即将开始。
　　　　我还通知我国大使和南朝鲜政府仍留在汉城的部分机构：自下中三时起，桥梁和来往要
　　　　道除军队之外一律禁止通行。政府的全部车辆必须于下午三时以前撤离汉城，三点以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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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车辆和行人禁止通行。
　　　　当然，发布命令是一回事，而要使命令为人所服从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贯彻这道命令只
　　　　能成功，不能失败，因此，我同意加强一般性的宪兵交通管制。我对第l骑兵师师长助理、
　　　　查尔斯·帕尔默准将（后晋升为将军）很信任，让他亲自在大桥一带全权负责交通管制，以我
　　　　的名义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证第8集团军源源不断地通过。如果让数十万胆战心惊的难民
　　　　离开通往安全地带的唯一公路和桥梁，他们究竟会作出何种反应，我们是无从预料的。因
　　　　此，我特别命令帕尔默准将，要他指示手下的宪兵，如果难民拒绝离开公路，就向他们的头
　　　　顶上方鸣枪；如果还不能阻止潮涌般的人群，就要诉诸最后手段，直接向不听招呼的人开枪
　　　　射击。
　　　　朝鲜人是个温驯的民族，早就学会了适应艰苦的条件。
　　　　他们默默地服从了命令，所以，那怕用部队去吓唬他们一下都毫无必要了。
　　　　我留在现场，在主桥的北端一直呆到天黑，观看着由徒步士兵、卡车、坦克、自行火炮
　　　　以及各种运输工具组成的漫长的队伍缓缓通过。当庞大的8英寸榴弹炮和“百人队长”式坦
　　　　克开过来的时候，我的心都提到了喉咙上；浮桥深源地陷入湍急的流水中，我的心一直悬在
　　　　那里。我知道，拥有战斗装载的“百人队长”式坦克重量超过了这座桥规定的负载能力。但
　　　　是，浮桥还是经佐了坦克的重量，最后一辆沉重的坦克总算顺利地开到了南岸。天完全黑了
　　　　下来。我乘坐吉普车过了桥，挤进各色各样的车辆之中，朝着设在永登浦的只打算过一夜的
　　　　临时指挥所进发。此时，在我的背后，耐心等待的成群难民象古老传说中的一只苏醒过来的
　　　　野兽一样动弹起来。
　　　　武器装备完好无损的第8集团军在汉江以南有了实施机动的余地，他们占领了坚固的防
　　　　御阵地。集团军所属美军三个军中的两个军（美第10军此时尚在南面集结兵力）和两个南朝
　　　　鲜军，依托有利地形扼守着一道防线。不久，第10军便可加入战斗。美第1陆战师和第
　　　　2、第3、第7师也将齐装满员地重返前线，随时准备给一切敢于继续推进之敌以严厉的惩罚。
　　　　但是，在转入进攻之前，我们还有一些工作要做，还要克服薄弱环节，总结教训，纠正
　　　　错误的做法，以及恢复部队的自尊心。设在东京的总部、美国国内的整个军事机构以及设在
　　　　日本的后勤支援司令部，现在都在十分紧张地工作，以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的装甲部队和
　　　　炮兵逐步得到了加强，我们的部队也开始为训练有素的士兵所充实。
　　　　口粮的标准和质量有了提高。战地内科和外科医疗条件达到了第一流水平，成为所有军
　　　　队中最好的战地内外科医疗。
　　　　经过选拔的优秀军官接替了营、团指挥职务，不久便克服了我们在训练上存在的基本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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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当我接管第8集团军的时候，集团军前进指挥所由于在当时来说很合理的原因而设在最
　　　　西侧的一座大城市中；基本指挥所则位于交战地区后方一百五十英里的地方。作为直接指挥
　　　　战斗的指挥所是不应当设在大城市的大楼内助，这种地点容易从身体上和思想上把司令部人
　　　　员与部队人员隔离开来。上级司令部的军官和工作人员会因此而很难同他们所服务的部队打
　　　　成一片。结果，上级机关与部队之间也就无法做到相互尊重与信任；而这种尊重与信任则是
　　　　军事上取胜的极其重要的条件。
　　　　在被迫撤出汉城以后的头几个星期，我把随同我行动的前进指挥组的人数压缩到最少的
　　　　程度。这些人中有我的两位杰出的助手：一位是沃尔特·温顿，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以及后来在加勒比司令部任职期间，我们都曾一道共事；一位是乔·戴尔，他已在我之先到
　　　　达朝鲜，我深感幸运。再就是我的一个勤务兵、一个专车司机以及一个无线电吉普车司机兼
　　　　报务员。我知道，第l军的米尔本将军对集团军司令始终碍手碍脚地呆在身边是不会感到高
　　　　兴和舒服的。但是，我认为，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我的小小的指挥组最好还是同他的前进指
　　　　挥所一起宿营。米尔本将军对我们还是宽宏大量的。采用了这种办法，我们便无须再从兵力
　　　　本来就十分不足的战斗部队抽调任何人员了，我们可以省去警卫人员和炊事人员，还可以随
　　　　时使用军的通信手段和情报网。
　　　　在我那天下午看着最后一辆“百人队长”式坦克冒险缓缓开过汉江约六星期之后，我们
　　　　已经将电话和其他通信器材全部安装就绪，而且，我还在骊州一座光秃秃的绝壁之上开设了
　　　　集团军的前进指挥所。其位置大约在朝鲜半岛西海岸至东海岸之间三分之一的地方，基本上
　　　　处于美第9军的后方，介于西部美第l军的前进指挥所与东部美第10军的前进指挥所正中
　　　　央，当时，两军处在一条直线上。在我后来指挥第8集团军的日子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
　　　　里便是我的家。
　　　　我的生活安排得很简单。我们拥有的物品基本上所有的部队都有，只有很少一点东西才
　　　　是那些与敌人实际接触的部队才有的。我们有两顶8×12英尺的帐篷，两顶帐篷头尾相连，
　　　　形成了两间一套的房子。一顶帐篷里放着我的帆布床和睡袋、一张小桌子、一把折叠椅、一
　　　　个洗脸盆以及一只小的汽油取暖炉，我在吉普车上颠簸一天之后，常常靠这只小炉子舒服一
　　　　下冻得半僵的手脚。另一顶帐篷里也放着一张小桌子，小桌边上紧靠着两把折叠椅，桌上放
　　　　着的胶合板托着一张高质量的作战地域地形图，这是美军工程兵的陆军制图局为我准备的一
　　　　个无价之宝。
　　　　在一个被战争搞得疮痍满目的国家，集团军前进指挥所设立的地点就其位置来说是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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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过了。我们的帐篷曾经架设在光秃秃的汉江堤岸上，下面是快要干涸的河床；在飞机声
　　　　和枪炮声沉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