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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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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外面总是比里面还叫得凶:“他妈的,揍死他,枪毙!”
那破鞋女人看见势头不好,怕挨打,便躲到屋里去。江世荣一肚子火,却再也不敢强了,他心想:“他妈的,该咱倒运!好汉不吃眼前亏。可是他不敢想——枪毙就枪毙吧!许多的影象刺激着他,陈武不就是榜样么。他心一横,跑到里面,又拿出一个红布包,当众一躬到地,哭丧着脸央求道:”好爷儿们,咱江世荣对不起各位乡亲,请大家宽大咱,咱欠各位的实在太多,没法还,只好把地折价,这是咱的红契,全在这里了,一百二十七亩。望各位高抬贵手,咱一定做个好公民。……“
大家看他低了头,把红契也全拿了出来,于是便打退堂鼓,原来就没有更进一步的计划的,大家做好做歹,才把红契拿了,还说:“好,咱们算着看吧,有多的还你,不够你再想办法吧。”
一声“走吧”,屋里屋外的人,便都哄的一下抽步走了,只听见一阵杂沓的脚步声,虽然还夹杂着一些骂,但那只充满着得意。江世荣走到院子里,用失神的眼色送着逝去的人影,望望灰暗的天空,他不觉的“唉”了一声。同时屋子里“哇”的一声嚎啕起来女人伤心的哭。
39 光明还只是远景
把红契拿回到农会的九个佃户,现在就由他们来处理江世荣的土地了。这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九个人挤在郭富贵家里,农会派了韩廷瑞来帮他们写帐。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做起,只觉得心口上有很多东西,他们要倾吐出来。这三天来的生活,变化得太剧烈了,尤其是那里边的三个年纪大的,有一个说:“唉,前天农会叫咱说说咱这一生的苦处,咱想,几十年过来了,有过一件痛快的事么?别人高兴的事,临到咱头上都成了不高兴的事。那年孩子他娘坐月子,人家看见咱,说恭喜你做了上人呵!咱心里想,唉,有什么说场,他娘躺在炕上,等咱借点小米回去熬米汤呢。咱跑了一整天也没借着,第二天才拿了一床被子去押了三升米回来……又一年,咱欠江世荣一石八斗租,江世荣逼着要。咱家连糠也没有了,可是咱怕他,他要恼了,就派你出伕。咱没法,把咱那大闺女卖了。唉,管她呢,她总有了一条活路吧。咱没哭,心里倒替她喜欢呢。——横竖咱没有说的,咱已经不是人啦,咱的心同别人的心不一样了。咱就什么也没说。农会叫咱一块儿去拿红契,咱不敢去,人也老了,还给下辈人闯些祸害做啥呢。可是咱也不敢说不去,咱就跟着走一趟吧。唉!谁知今天世界真的变了样,好,他江世荣一百二十七亩地在咱们手里啦!印把子换了主啦!穷人也坐了江山,咱真没想到!唉,这会总该高兴了,说来也怪,咱倒伤心起来啦!一桩一桩的事儿都想起来哪!”
另一个也说了:“以前咱总以为咱欠江世荣的,前生欠了他的债,今世也欠他的债,老还不清。可是昨天大家那么一算,可不是,咱给他种了六年地,一年八石租,他一动也没动,光拨拉算盘。六八四十八石,再加上利滚利,莫说十五亩地,五十亩地咱也置下了!咱们穷,穷得一辈子翻不了身,子子孙孙都得做牛马,就是因为他们吃了咱们的租子。咱们越养活他们,他们就越骑到咱脖子上不下来。咱们又不真是牲口,到底还是人呀!咱们做啥像一只上了笼头的马,哼也不哼的做到头发白!如今咱总算明白了,唉,咱子孙总不像咱这辈子受治了啦!”
第三个老头也说:“江世荣的地,咱们是拿到手了。只是他还是村长,还有人怕他,得听他话,咱们这回还得把他村长闹掉!再说有钱人,压迫咱们的也不光他一个,不把他们统统斗倒也是不成。咱说,这事还没完啦!”
这时也有人说:“平日江世荣好神气,你们看他刚一见咱们,还想给咱们耍威风,怎么一下就像见了火的蜡一样,软了,又打躬,又作揖?咱看,这都是见咱们人多,人多成王,他也知道咱们如今有了靠山,有八路军共产党撑咱们的腰啦!”
韩廷瑞在八路军呆过,这时便鼓励他们,说八路军怎么好,死活就为穷人。王新田是个年轻人,听了这些,热心得很,他跳起来说:“咱明天就要告同志们去,把你们的话全告给他们,咱们要不起来闹斗争,不好好把钱文贵斗一斗,咱可不心甘。那年咱才十四岁,把咱派到广安据点去修工事,说咱偷懒,要把咱送到涿鹿城里当青年团员去。咱爹急得要死,当青年团员就是当兵当伪军嘛!咱爹就找刘乾,那会儿是刘乾当甲长。咱爹也是火性子,把刘乾骂了一顿,骂他没良心;刘乾没响,第二天同两个甲丁来绑咱,甲丁还打了咱爹,咱爹就要同刘乾拚命。刘乾倒给咱爹跪了下来,说:”你打死咱,咱也是个没办法。你不找阎王找小鬼,生死簿上就能勾掉你儿子的名字了?‘后来还是别人叫咱爹找钱文贵,钱文贵推三阻四,后来还是咱们卖了房子,典了六石粮食,送到甲公所才算完事。咱爹还怨刘乾霸了咱们六石粮食;直到刘乾卖地还帐,后来他又疯了,咱爹才明白是谁吃了冤枉啦!爹不敢再说什么了,惹不起人家呀!哼!要是斗他呀,只要大伙干,咱爹就能同他算帐,要咱那房子!“
大家都几乎去想过去的苦日子了。郭富贵也说了许多,不过他总觉得还是赶快把江世荣的地分好,他记得文采说过要借这个来使别的佃户都着急,都自己去找他们的主家算帐,这样斗争就容易闹起来。所以他催着大家,并且说:“咱们这一露脸,可别垮台呢。同志们和干部们都给说了,这是给穷人办事。咱自己就不打算要这个地了,咱们把这些地分给那些顶穷的人,让村上人看起来说咱们公道,不自私就成。咱年轻,也没老婆孩子。怎么也能吃上一口,咱是不要这地的。你们有老有小,留下一点也应该,可不要留得太多,咱们留个不多不少。村子上受他害的人多啦,咱们也要想想他们的苦;农会也说了,地大半都种在咱们手里,总得看着让出来,咱们提出来的意见拿到大会上去评,总要众人说好才成。”
昨天他们回到农会后,文采,杨亮,张裕民几个人商量了。大家的意见是,先把江世荣的地分了。但一时又不可能开群众大会,推选评地委员,只好暂时决定,就让这几个佃户去做一个初步的分配,再拿给群众讨论,为的好使这几天已经波动起来的热潮更高涨上去,也更坚定这些胜利者的信心。所以他们九个人便又临时成了评地委员了。
消息一传播出去,许多人都着急了,一伙一伙的跑到合作社来找农会。他们告江世荣的状,他们也要求找江世荣算帐去,他们要求没收他的家产,为什么还让他住那么好的房子?
那房子是他当甲长时新修起来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为什么还让他存那么多粮食?他有一夹墙的粮食,他们知道他房子后面有一条窄巷,那是他藏粮食的地方;为什么让他柜子里收藏着那么多衣服?如今多少人正没有衣穿呢。他们吵着吵着,有些人就涌到江世荣家里去了;江世荣正在四处活动,找干部,想给他多留些地呢。大家看见人不在,又怕干部被他说糊涂了,听了他的话,于是更多的人便又去找杨亮、文采,要求把那些东西全搬出来。死怕自己闹左了的,机械的抱住几条“政策”的文采,觉得这已经不是土地的问题,不愿意管这些事,反而劝大家罢手。可是这些人不散,有些人便要自己去搬。民兵也走了过来。大家说:“你们跑来干什么,来看守咱们么?”杨亮和文采商量了半天,才算得到了他的同意,所有江世荣的浮财,让农会没收了再说。文采看情势,不去管也不成,便把这责任交给农会。程仁便带上民兵去贴封条,把柜子,缸,不住人的房子,通通封了起来,只留下一间住房,一间厨房给他们暂住。可是一群群的人还跟着去看,还不相信,还要嚷着:“咱们不动手,只看看,有你们农会来办着就对啦!只要不是给江世荣留下来的就成!”他们在旁边指点着,监视着,结果把江世荣日用的油盐罐都封上了。江世荣已经回到家,向大家作揖打躬,要求少贴几张。那个破鞋红着一双眼,气狠狠的坐在他们院子里的碾盘上;还有人说:“这碾盘也要贴上一张条子。”又有人说:“怕他搬到哪儿去?不要贴了!……”
到下午,白银儿也跑到合作社来找农会,说江世荣怎么强迫她,她死了男人,没法过活,她要嫁人,江世荣不准,只准她请神。他常邀些人来赌钱,抽头钱给她,有时他把头钱也拿了。如今江世荣还欠她七八万块钱呢。农会的人忙得要死,大家懒得理她,看热闹的人也说:“回去吧,你们的账可多着呢,还是在炕头去算吧。”白银儿又说,江世荣要她造谣,说白先生显神,真龙天子在北京,好让村子上的土改闹不起来。大家才又笑了,骂道:“刘桂生的小保儿,就是你们害死的!都是你说人心不好,天爷爷罚的,刘桂生老婆哭得死去活来,小保儿的病便耽误了,要不到新保安,涿鹿城里去找大夫看看,总也有点巴望嘛!‘人心不好’,就你们的心不好!”
白银儿看见不理她,又怕那七八万块钱甩了,更怕有什么连累,便远远坐在门外边,看见一有干部来,便迎上去叨叨咕咕,后来人们只好说:“等开大会的时候你去说吧,只要老百姓都相信你的,也许给分上二亩胜利果实呢。好今别在这街头上说吧。”
这些情形,虽然还不足说明群众已经起来了,但却是部分的有了觉悟的萌芽,已经开始回想,自己的苦痛怎么样了,已经自动的来清算了,这是在这村子上从来没有过的情形。文采同志从他的极少的经验中,觉得群众发动得太好了,甚至想也许有了过火的地方。他非常欣赏着这些小小的胜利,欣赏着这些成功,他觉得这都是因为有他在这里领导。像张裕民他们,也觉得出乎意料,过去虽然有过斗争大会,但那总不像今天这样的无秩序,那是在一呼百应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今天却是乱嚷嚷,干部常常是在群众调动之下办事,连文采也只得依从大家,要不立即去贴封条,说不定不等命令就动手了。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这虽然只是一点点火,却可以预见到前途的光明。工作组在兴奋的情绪中,便要求加速工作,于是本来暂时搁置下来的分歧,也就立刻要求一致,于是矛盾便更尖锐了。杨亮根据他同群众的接近,——这大半都是贫农,他们都曾对钱文贵提过意见,——认为钱文贵是一个最阴险的、地主阶层里面的头子,为着使老百姓翻身,主要应该打击他。对张裕民的看法也很尖锐的提到眼面前了,张裕民是雇工出身,今天仍是没有隔夜粮食,也并没有脱离最苦的群众,他在他们里面有威信,怎么能把他和群众对立来看呢?不能机械的看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同不能机械的看什么所谓抗属一样。可是文采同志却认为他是投降了干部,毫无理由的对张裕民更不信任起来。然而他自己又并不深入群众,求得客观事实,只一味把个别人的诽语,如张正典的话,强调起来。更把他过去偶然去白银儿那里赌钱的事,夸张为流氓,或江世荣的狐群狗党,……这样的来看事实,如何能有是非皂白呢?杨亮虽然也缺乏工作经验,但他比较能冷静看事,比较的接近了一些贫农,得到了些从群众那里来的呼吸,所以他是比较了解这里的问题些。可是由于他年轻,由于他还没有从工作中积累成相当的魄力,和能说服人的分析能力,尤其因为文采在这里是负责的,他不能决定什么问题,便使他对文采常常感到头疼,甚至后悔同这样的人一起工作。本想来多面向群众,学习些东西,谁知自己伙里,却是这样的麻烦,比发动老百姓更复杂困难。
但文采正在沾沾自满于对江世荣的胜利的时候,他并不懂得,这只是激动了群众的情绪,这还不能说,群众已完全觉悟,形成了一个运动。他却把这个估计得过高了,他已经在担心,当一个运动来的时候,必然会走到左的方面去。因此他觉得在这种时候,领导者就更要善于掌握,更要审慎的听从群众那里来的,各式各样的声音,这时最怕是自己也跳到浪潮里去,让水沫模糊了自己的眼睛,认不出方向。因此他就更坚决的不接受意见,而只从事布置类似的斗争。他正在极力搜求替顾涌做过短工的人,因为他没有佃户,只有短工。但替他做过工的太多了,一时又不能找出一些骨干来。好些村干部也都替他打过短,可是连他们也不积极。文采认为,他们不特被些有钱人的小恩小惠,和某些奉承所麻痹,而且他们居然把他的儿子顾顺,吸收到青联会去当了副主任。仅从这一点,他便又判定了干部的阶级路线差,这是要注意研究的。张裕民说得好听,他们几人都从没有分到胜利果实,那么,他现在一天到晚不下地,他吃的什么呢?赵得禄不就借了江世荣的粮食么!他恨不得立刻召集群众大会,把这些自私自利的干部,这些幼稚的工作者,都好好地教训过来。他认为时机已到,再不能迟缓了!
胡立功当然是站在杨亮一面,却也不能解决问题。他们一直辩论到晚上,晚上却来了出人意外的消息。清算江世荣的火虽然被煽起,但热闹的果子园却烟消云散,很多人都回到家去了。曾经使人多么兴奋和欣悦的对果子的统制和发卖,现在却陡的失去了兴致。据说只为了个人的小小口角,刘满和张正典吵起来了,后来还动了手;当时谁也没有劝解或左袒,他们只静静的观察着治安员的态度,等待着事情的结果。这仿佛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但看得出几天来的努力,几乎完全被摧毁,假如不能及时挽回这种颓势,还将迅速的影响开去。这便立刻警告了浅薄的自得。光明还只是远景,途程是艰难的呵!
40 讹地
事情是这样的,原来张正典有二亩水地在河滩边,刘满也有一亩半地在那里,正在他的渠下边。张正典曾经想把自己的三亩山水地来换这一亩半地,这样可以使自己的地联成一片。他和刘满去商量,刘满盘算了一下,两块地收成差不多,甚至那三亩地比自己这一亩半地要多打二三斗粮食,可是费工,负担也要多些,他不情愿。从此刘满轮到浇水的时候,水总常给张正典劫去了;张正典自己不按时浇地,过了时候才来,便同刘满挤在一道争水,于是两人就常常闹架。张正典又透过话去,还是想要这块地。有人也劝刘满放手的好,换了也不吃亏,何苦同个治安员赌气呢。刘满想了想也是,只好同意换地。但不知为什么这时张正典忽然反倒不肯换了,并且说刘满想占他的便宜,拿一亩半地换他的三亩,他不干这种傻事。刘满听到了气的不行,便说了一两句闲话。张正典更堵塞他的渠路使他难堪,意思是让刘满受不住了,就不得不把这块地更便宜的换去,他可以只拿一亩半或两亩地就换了回来。刘满受气不过,就去找干部交涉,说自己宁愿换地。村干部不明内情,只说人家不愿换,就不能强迫别人,不肯管这件事。刘满急了就吵了起来,顶撞了他们几句。当时有几个人就说他调皮捣蛋,还要捆他。那时有些人是听了张正典的一面之辞,还以为刘满硬要换地。刘满斗不过张正典,心里委屈得很,有天在地里又因为浇水他就骂开了。后来张正典也走过来,两个人扭在一块打了一架。张正典反告他打人,村干部又把他骂了一顿,连党籍也停止了。这次刘满却不再闹了,只好在心里怀恨。后来又有人告诉他说张正典原来是想拿三亩地换他一亩半地的,并没安什么坏心,后来是听了他丈人的话,才想贪便宜,借他是个治安员来欺负他的。刘满就更灰心,地也因为不能及时浇水,庄稼也长不好。别人高粱长的一丈多高,谷穗穗又大又密,他的高粱就像他那个常常害病的女人,又瘦又软弱,连阵风也经不起似的。他为着一去地里就生气,好像看见自己抚养的孩子给人糟践了似的难受,有时便看也不去看。从此他便同张正典结上了仇,他总希望有一天能把道理给评出来。
张正典原也没有把刘满放在心上,但自从这次区上下来人闹土地改革以后,他便觉得刘满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他会常常看见刘满跟在他后边,常常觉得从刘满那里射过来的眼光有一股复仇的锋芒,并且还会听到刘满流露出刀一样的话语,这更刺着他的隐痛。在开始的时候,他只害怕把自己拉进斗争的漩涡,他明白由于自己的婚姻,和很多意见的分歧已经得不到一部分干部的支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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