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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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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农会管得可太多了,你的那个东西硬不硬起来,咱农会还得管上一手么?”张步高得意洋洋地。虽然在黑暗中看不清他的脸色,语气中的报复味是很重的。他这一句话把满屋子人都说得大笑了,站在远处的也听清了,都响起朗朗的哗笑。
那个青年感到被羞辱了,他已再不能忍受,气汹汹的冲到张步高面前,只想伸出拳头来:“你欺侮人,你仗着你是农会组织,你欺侮人……”
杨亮正感觉得这玩笑开得太过分,想走过去解围,看见从人群中已经站出胡立功。胡立功一手拉住那个年轻人,一手按住张步高,说:“老乡,别生气,老张这个话可真说得不好。你们爷儿是一家还是两家,农会当然要管,农会得按理说,也不能怕麻烦。农会主任!
你们农会还是讨论出一个章程来,照章程办事,对不对?“
“对,胡同志说得对,”程仁也觉得适才闹得不大好,赶忙来收场,他转向那年轻人说:“你回去,你和你爹的事,等咱们农会商量了再告诉你。”
张步高已趁势溜到了外屋,那年轻农民就不好再多说了,却并不即刻退走,他站在那里不动。
“你姓什么?”胡立功便问他。
“咱姓郭,叫郭富贵,咱爹叫郭柏仁。”
“你爷儿俩都是佃户?”
“是,他们都是种的别人的地,他爹种李子俊的八亩山水地,他种江世荣十亩旱地,一个在南头,一个在东头,相隔十里地。”群众中不知是谁代替他答了。
胡立功又向郭富贵说道:“你种江世荣的地,你要找江世荣去算账;你爹种李子俊的地,就要找李子俊去算帐。一个户口两个户口没关系,你懂不懂?”
旁边的人便附和着胡立功的话:“是呀!你们冤各有头,债各有主,各算各的,不就结了?”
“咱不会算,咱是会员,农会为啥不给咱去算?咱爹更不成。”
“要算账容易,你不会,我教你,只要你敢去;农会只能帮助你,却不能代替你,你明白不?”
“咱一个人去?”
“你怕么?”
“咱一个人说不上。”
“那么,你邀几个人去,……”胡立功正要问还有哪些人是江世荣的佃户,程仁却走出来打断了他的话,“你们挤在这里做啥呀,不买东西的出去,这里是合作社嘛!”程仁一边大声喊,一边悄悄的拿肘子碰杨亮,一边就去碰那个年轻人。有些人慢慢的走出去了。任天华点着一盏清油灯走到里间来。杨亮看见有个三十来岁的人站在房门边,两个圆鼓鼓的眼睛四面睃着,勉强赔着一副笑脸,想走进来又逡巡着。胡立功也注意到他,问道:“你找谁?”
“咳,……不找谁,主任,您,……”
“这是咱们的江村长。”站在胡立功旁边的李昌说了。
“咳……咱就是江世荣,打前年起章品同志就常到咱家里,还住在咱家里……”他小声的嘟哝着。
里屋外屋一共还剩七八个人,却都不说话。
杨亮对胡立功使了个眼色,说:“回家去吧。”他打头里就朝外走。
“对,”胡立功紧跟了出来,到了院子里悄声说:“哼!这些家伙可活动得厉害呢,小学校里那个任教员,也不是个好东西。”
他们俩到了街上,街上已经全黑了,他们就大步的朝韩家走去。在到家的转角处,仿佛有个黑影蹲在那里,胡立功急声问:“什么人?”
那个人却低低的答道:“放哨的。”杨亮走近去看,果然是个民兵,他已站了起来,杨亮好声的问:“你吃过饭没有?”
“吃过了。张裕民正在你们那里呢,董主任也在。”“呵,”他们已经走到了家,杨亮才又低声的说:“这村子可不简单,咱们告诉文采和老董,好好的计划着办吧。老董回来了更好,他总比咱们熟悉。”
26 区工会主任老董
屋子里很热闹,里峪还跟来了几个人,他们用热切的眼光望着文采同志。老董红涨着脸坐在炕那边,看样子已经说了半天了,只听他说:“那是个小村子,不行,他们也不会画表格,也不会打算盘,又没个地主,有几家富农,富农也不顶个啥。有个富农叫杨万兴,是个坏家伙,可以斗争一下。可是谁也不敢讲话,大家都说,人少了斗不起来。开了个干部会,全没信心。开了个农会,就咱一个人叨叨。赖泥下窑,烧不成个东西,白下力。谁也不说话,全像哑子一样……”
文采坐在炕这边哈哈的笑着,那几个干部有时点头,有时说“是呀,对着啦”来证实老董的汇报。这时胡立功也在旁边参预着他们的谈话,他插上去问:“你们那里就没有一个人会拨算盘?你们那个学校里的教员也不会?”
“没有一个拨得好的,教员当然会啦!”
“那就成,会加减法就成了。这个问题不是可以解决了么?”那个干部还在迟疑的笑。
“表格咱们给你们画个样子,拿做负担的户口册做底子,再重新调查一下,把自耕地、出租地、租种地、典当地、租外村地、外村租地分开来填写,再把水地、山水地、坡地、旱地、果木园、葡萄园、菜园注清楚。只要调查周到,没有遗误就行。你们只那么四五十户人家,就你们几个凑凑也就凑到一块儿了,那有什么难?字写不好,不要紧,只要你们有数,别人也看得清,就行,你们说是不是?”
那几个干部在胡立功的愉快的影响和鼓励之下,比较活泼起来,他们说:“同志说的全对,咱们就是没闹过,只要你们来教教咱们就好,咱们就是请同志住到咱们村里去嘛。”他们又拿恳切的眼光望着文采,等文采说话。
张裕民又催着文采去开会,文采临走才答应里峪的人,明天他要亲自去看看。这把那几个人可喜欢透了,几个人拥在文采的后边,走了出去,连声说:“早一点来呵!到咱们那里吃早饭去吧。”
屋子里只留下他们三个人,杨亮问老董吃过饭没有,老董说在里峪吃过了,于是他们又重新谈到这村上的事。
老董今年够五十岁了,面孔红红的,上嘴唇和下巴颏光光的,胸脯臂膀长得顶有劲。打共产党从南山刚伸到三区来的时候,他就跟着打游击。有人嫌他年岁大,他说:“别看咱大几岁,咱们比比力气,比比腿劲,种庄稼不让你们,打游击更不让呢。”那时在三区负责的是章品同志,便把他收留了。开始只跟着跑,也不会使枪,看见了敌人,脚只往上跳,迈不开步子,嘴里酸辣,大伙儿笑他,可是经过了几次,他说:“死活一般大”,就不怕了。他们给了他一杆水连珠,又没有子弹,只好用七九子弹,打完一次,就要用通条通一次。这一带原来都是敌人占领的地方,据点又多,一时刚刚搞游击,可不容易。有一次,他们二十来个人,跟章品同志在一个村子里开会,被敌人特务知道了,开来三四十人,还带一挺机关枪。那时他们只有一句话:“咱们革命要革到底,跳黄河一齐跳!”他们撤出了村子,埋伏好,敌人已经追到了。敌人清楚他们的力量,只有六杆枪,再加两杆水连珠,两杆湖北造;又全是刚放下锄头,才拿起枪的,瞄不准,心里慌。敌人开他们玩笑,大声喊:“三区游击队,我们交枪。看呵……这全是三八大盖,要不要?”
游击队都气得没办法。章品说:“不怕,你们沉住气,大家都瞄准一个人,瞄那个戴皮帽子的。我叫一、二,你们一齐发,听到没有?”他们就照着这样办,十杆枪同时响,打伤了一个,大家都欢喜得跳起来了。后来还是这样办,一连打伤了三四个,敌人就赶忙逃走了。老百姓马上擀面条,区分所买了五只鸡来,后来县上还奖了他们一支步枪。老董就更死心塌地跟着跑,过了三年比做长工还苦上百倍的生活:睡觉常是连个土炕都没有,就在野地里挖个土窑,铺点草;吃冻成冰了的窝窝。他学会了打枪,他做了一个忠实的党员,只要上级有个命令,死也不怕。后来他们把他放在区上工会工作,工会主任调走后,他就又当主任了。他是一个肯干的党员干部,却还不习惯用思想。他喜欢老老实实的做一两件事,苦一点也不要紧,却怕独当一面,要自做主张。这次区上派他到暖水屯来,虽然因为他是里峪的人,可以熟习些,但主要还是由于已经有了文采几个人,让他跟着当向导,也可以学习学习。区上对于文采是做到了十分敬重和完全相信,老董也就带着他的依靠心理,一道来了。文采又派他去里峪,他就落得顺便回家去看看他久别的哥哥了。暖水屯的情况他既没有去了解,连他过去所了解的,也没有很好向这几个人来反映。
当杨亮和胡立功把这两天来所搜集到的材料告诉他,而又加以分析的时候,他还没认为有什么值得研究,他却考虑到自己有一件事要不要告诉他们。当他回到里峪的时候,他哥哥正闹肚子疼。他哥哥劝他回到村上来,分上两亩地,他年岁也不小了,受的苦也不少了,哥儿俩过两年太平日子吧。他拒绝这个建议,他说他活是共产党人,死是共产党鬼,还得替老百姓办事呢。但他哥哥却说到他自己身体已经不很好,兄弟俩到如今都是光棍,连个女人边也没挨着,就算为老百姓办事,总也得替祖先留个后呀。他哥哥又说本村有个寡妇,年纪虽然已经四十岁了,看样子身体还不错,可以生育,也会做人家;他自己是不行了,他想托人给他弟弟做媒。如今弟弟是个干部,不愁女家不答应。老董是个没讨过女人的人,听到这些话,脸也红了,还不好意思,嘴里说:“你真是说笑话!”心里却不安定起来。村上干部也说他革命有功劳,要给他分三亩葡萄园子。他没说话。他做几十年长工,连做梦也没想到有三亩葡萄园子,他很想要,他还可以抽空回家耕种,他哥哥也能帮他照顾。可是这事万一区上同志不赞成呢?说他自私自利,说他落后呢?同时他又想,他不能吃公家一辈子,他要有几亩地,他还可以吃自己的。说自私自利,他又没有发财,不过他可以有地劳动嘛。毛主席说实行“耕者有其田”,他不是种了几十年的地么,为什么就不可以有田呢?最后他决定,只要不会受处分,他就要地:至于老婆,过一阵再说吧。只是到底会不会受处分,他就捉摸不定了。他只想和面前的两个人商量商量,而这两人丝毫没有体会到他的心情,一点也不给他讲话的机会,全心一意,尽在那里说什么干部作风,打通思想,扩大组织,加强武装……后来他们看见老董精神不好的样子,就说他这两天太辛苦了,要他休息,他们便到会场去了。
这天晚上的会,人数虽然没有第一天多,散会仍然很晚。文采同志为了要说服农民的变天思想,他不得不详细的分析目前的时局。他讲了国民党地区的民主运动,和兵心厌战,又讲了美国人民和苏联的强大。他从高树勋讲到刘善本,从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讲到马西努,又讲到闻一多、李公朴的被暗杀。最后才讲到四平街的保卫战,以及大同外围的战斗。说八路军已经把大同包围起来了,最多半个月就可以拿下来。这些讲话是有意义的,有些人听得很有趣。可惜的是讲得比较深,名词太多,听不懂,时间太长,精神支不住,到后来又有许多人睡着了。但文采同志的热心,恨不得一时把心都呕给他们,让他们什么也明白,所以他无法压缩自己的语言。散会后,他自己觉得非常疲惫,头昏昏的,一到家,倒头便睡了。杨亮他们也就只得把计划推迟到第二天去。可是第二天文采仍没有空,他已经答应了里峪,他连简单的工作也没布置,匆匆忙忙催着老董就走了。而且在里峪滞留了两整天和一个晚上,他在那里又替他们开了两个会,把在暖水屯讲的又重复了一遍。杨亮和胡立功便商量着如何再去进行调查,尤其是要找出证据来,证明张裕民讲的那些事实,和如何在群众中去执行点火的任务。
27 “买卖果子”
自从工作团的同志到了村子上之后,小学校也就更为显得热闹。打架告状的事多了起来,常常会听到里面有人喊起来:“打倒封建小地主!”于是也就有孩子哭了。胡立功去教过一次唱歌,这个歌非常为那些穷孩子所爱唱,一下了课就要高兴的唱:“地主压迫咱,压迫了多少年,……咱们要团结起来把账算,把账算……”清脆的童音,响遍了每个角落。当他们一群群挤在一堆玩耍的时候,他们之中会有一两个顽皮的,故意的用肩去撞那些平日比较穿得好的地主家的孩子,有意的去侮辱他们。而那些孩子便尖声的叫了起来,教员们就不得不常要解决这些纠纷。刘教员从来也不骂这些穷孩子,最多只不过说:“找他们没有用呀,他们不能负这个责。”他又安慰那些在现在变得孱弱了的孩子:“你们将来要好好劳动,靠自己生活,做一个好公民,劝你们的父母,要不,迟早都要挨打的……”但任教员就不是这样,他用威胁的眼光去望着那些没有袜子穿的孩子们,他不敢大声骂他们,只低声的恨道:“别兴头的太早了,看‘中央’军来了,一个一个收拾你们这些兔崽子!”有些孩子便被他吓住了,不敢再调皮,有些孩子便又悄悄的去告刘教员,刘教员把这些都放在心上,不马上说出来。任教员也用劝告的同情的口吻去暗示那些孩子,希望他们把这些含义都带回到家里去。他不只在学校里显得忙碌,放了学又要去串门子。他到过几家地主家里,说几句不冷不热的话,加重别人的不安,然后再给他们一些希望,一些勇气。世界不会长久这样的,有钱的人在共产党里永远是受不完的罪。但共产党是斗不过老蒋的,纵然斗过了,也斗不过一个美国,迟早要把他们扫光的。他本人也并不富有,他是一个没落下来的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可是他对那些有钱人却有同情,愿意为他们奔走,希望在那些人的牙缝里把自己肥胖起来。他不喜欢穷人,嫉视那些替穷人办事的干部。他愿望土地改革不成功,搞出乱子来,至少搞得不好。
当老董从里峪回来的那个傍晚,任国忠又踱到李子俊家里去,这是李子俊最后的一栋家宅了。门廊很高,一上去就有两三个台阶,包了铁皮的大门,虚掩着。他一直冲了进去,一拐弯,忽然两只狗从空廊上向他送来一阵疯狂的狺叫,幸好已经用一根大铁链拴在柱子上。
他快步的站到院子中,喊了声“大哥”,却没有人答应,半天才从上房里走出李子俊的大女儿李兰英。这十一岁的小姑娘也刚从学校回来不久,脸上还留着墨迹,她一看见是学校的教员,便规规矩矩的站着问道:“找爹吗?爹不在家。”
“你娘呢?”任国忠向四周搜索着,只见院子里铅丝上晾着几件小孩的衣裤,和一个大红绸子的妇女的围胸。东屋外边晒了两大筛子果片。
小姑娘迟疑了一下,才说:“娘在后院。”
任国忠心里已经明白,但还要走进去看,这时小姑娘便跑下台阶来,赶快向左转过去。
她走在头前,一边说:“娘有事呢,”看见没有法子阻止住他,便大声嚷:“娘!娘!有人找你,任老师来了!”
一个三十来岁的生得很丰腴的女人,从堆草的房里急忙走了出来,脸上还显着惊惶和不安,却笑着说:“我当是谁呢?快回上房里坐去。”她的花标布衫子上和头发上全挂着一些草。
“大嫂!你把红契藏在草堆里也是不中用的!”任国忠用着坏心思来打趣她。
这个女人曾经是吴家堡首富的闺女,从小使唤着丫鬟仆妇,而且是出名的白俊。她听到任国忠的话,不觉一怔,却立即镇定了下来,笑着回答:“红契么,早拿出来放在抽屉里了。你是来拿红契的么?成!只要农会答应你。”
“咱不是来拿红契的,迟早有人来拿。”任国忠又向她飞过一个分不清是什么意思的眼色。
她并没有把他引向上屋,却引到了东屋。这间屋里有个大炕,炕前安了两口大锅。炕对面立放着两个装碗盏的柜子,像一个杂货铺似的,摆满了油盐酱醋的坛子,都擦得亮亮的。
她用一个放亮的铜勺子在水缸里舀了一勺水,倒在一个花瓷盆里去洗手,手上全是些泥土末。任国忠便又笑着说:“唉,看把你们那些有钱奶奶们折腾的!”
李子俊老婆是一个要强的女人,在娘家什么也不会做,只知道绣点草儿、花儿玩耍。嫁到李家来,头几年日子过的还不错。可是李子俊是个大烟鬼,又耍钱,租子不少,还不够花,年年多少都要卖点地。有一年钱文贵撺掇他当伪甲长,别人当甲长积攒家财,他是个大头,结果给人耍了,又卖了一百亩地和一座房子,才赔清款项。央人求告,送了钱文贵好大一笔人情,好容易才脱了这件差事。这两年,论收入还是不少,他们家是雇得起长工的。雇个人做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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