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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残影-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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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森的《中国刑罚》出版后，一时大热。很久以后，上海及香港等开放口岸仍有手绘的仿制品流传。业界的一般看法是，这些仿本是根据沪港两地外商的订单逐册绘制的。
手绘本的出现，较梅森一书晚得多，一般出现于十九世纪中晚期，但画幅上仍署“蒲呱”的名字。蒲呱这时即使未作古，也不可能再挥笔作画了，因此明显是后人冒名顶替。手绘本的技法，比之蒲呱的原作，也稚拙很多。
仿制的手绘《中国刑罚》虽以梅森一书为参照，却都有变化。个别画幅，如以木盒装人等场景，则是原创的。因是手工绘制，兼之流传稀少，这些作品虽为仿制，却并不便宜。
市场实例
本书展示的一册，内含十二幅手工绘制的水彩画，封面为硬板布面线装，未注明出版商、年代、画家及编著者。该书在欧洲市场标价2，000美元。
第五章 奇装异服（1）
西方对中国服饰的兴趣
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因照相技术尚未问世，所有的视觉再现，唯有依赖绘画。当时，欧洲国家以绘画再现新发现的风气盛行，而神奇的中国，更是成为焦点。上一章节所说的中国酷刑书，即产生于这一背景，而本章节谈论的中国服饰书，也是如此。
正如中国人看西方人的打扮一样，从西方人的视角看，中国的服装自然是奇装异服了，很能吸引大众的兴趣。因此，纪录中国服饰的书籍，在欧洲各国纷纷涌现。其中最主要的两本均出于英国人的手笔，名字也雷同，都起名为《中国服饰》。其中一本由梅森著，出版于1800年。另一本由亚历山大著，出版于1805年。此外法国人布列东也著有名闻遐迩的《中国的艺术与服饰》一书，于1811年在巴黎出版。
一．梅森的《中国服饰》
（George Henry Mason。 Costume of China。 William Miller；London；1800）
广州版
梅森的《中国服饰》是其《中国酷刑》一书的姊妹篇。该书最早在中国广州成书，时间约为1789年。但正式出版的地点是伦敦，时间则是1800年。
广州版的《中国服饰》目前已从市面绝迹，其最后一次成交记录是在2003年，由伦敦的“艺术基金”（The Art Fund）从不知名的卖家手中购得，出价为17，000英镑，已交由牛津郡的Ashmolean 博物馆收藏。
根据“艺术基金”提供的资料，该书分为原稿及成书两部分。原稿含60幅手绘的水彩画及文字说明。据书中说明介绍，该些水彩画全部在中国广州绘制。在成书上，每幅插图都标有“Pu Qua； Canton； Delin”字样。“Pu Qua”即为“蒲呱”，“Canton”是广州，而“Delin”估计是商号，可能是“德龄社”之类的译音。
英国版
直到1800年，梅森的《中国服饰》才在英国发行首版。该书的首版保留了广州版的全部60幅插图，均为手工上色。每幅画以英、法两种文字解释。文字共有十四页，未标注页码。图画尺寸大小不一，内页的尺寸则为×厘米。刻板的工匠注明是Dadley。
以后再版时，便删减为四十八幅插图。插图内容上至官员贵妇，下至贩夫走卒，笔触无一不及，生活的覆盖面相当宽广。其绘画风格与《中国酷刑》一样，采用了西式的透视、明暗、投影等技法，写实特征浓厚，又融入中国的白描手法，自有一种独特的东方趣味。这种风格，一直影响到后世的连环画。由于绘制精美，西方世界对这些插图的兴趣长盛不衰，至今还是招贴画网站的常销货。
梅森在序言中称，他收集的画作，原来只作私人收藏，无意公诸于众。藏了十年后，经不住一帮朋友的怂恿，终于还是将其刊印出版。
市场实例
欧洲市面上，该书的首版本已寥若晨星，本书展示的，为目前唯一在售的一种，标价倒是极合理的，只有5，106美元。
二．亚历山大的《中国服饰，含四十八幅彩色雕版印刷画》
（ALEXANDER； *INGS。 William Miller； London，1805）
亚历山大简介
亚历山大 （William Alexander； 1767～1816） 生于英国肯特郡，父亲是马车制造匠。他于1784年入皇家学院学画，一直学到1792年。这一年，他被选为马戛尔尼使团的低级画师，随马戛尔尼勋爵访华，当时大约25岁。不想，出发后，亚历山大的顶头上司便露出技艺生疏的原形，无法胜任使团的主要绘画工作。于是，整个远行计划的正式绘图任务，便大多落在亚历山大的肩上。他以强烈好奇心，捕捉新世界所见的一切，作品大多是素描和水彩。回英国后，与此行有关的书籍，纷纷以他的作品为插图的底本，以铜版雕刻印制。这些书，包括了副使斯当东所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及巴罗的《中国旅行记》等。他的画在斯当东的书中，是以黑白印刷的。好在他自己出了彩色的《中国服饰》及《中国衣冠举止图解》（Picturesqu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ress and Manners of the Chinese 1814）两书，留下了当时中国的精美记录。
第五章 奇装异服（2）
回国不久，他被聘为大马洛军事学院的图画教授，1808年，转任大英博物馆的印刷画及素描画管理员，直至去世。他的绘画生涯，以描绘英国风景为主，也绘制了大量的古董图。他的作品由英国各大博物馆收藏，其中收藏最丰的是梅斯顿博物馆。
亚历山大虽算不得一流画家，却受过严格科班训练，画技纯熟，画风与梅森一书的插画迥异，繁复而灵动，现场感强，形象栩栩如生，是西方主流风格了。该书四十八幅插画均为铜版雕刻印刷，手工上彩。内容包含各式建筑、船只、三教九流、生活百态等。
亚历山大的《中国服饰》与梅森的《中国服饰》有几大区别：首先，梅森书中的画，是专为表现中国服饰而作的，其中的服饰种类，几乎涵盖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而亚历山大书中的画，则选自他入华时创作的素描及水彩。由于创作时并非专门针对服饰一项，因此，这些画与服饰的关系，并不密切，更多是在表现风景与建筑。
其次，梅森书中的图画，全部出自是广州的中国画匠蒲呱之手，画面聚焦人物本身，背景被彻底虚化。虽然人物五官仍带西洋特征，但中国风格总体较浓，匠气十足。而亚历山大的图画，则全是自己的创作，有场景，有纵深，技法超过蒲呱，西洋风格明显，较少匠气。
第三，梅森的书出版在前，亚历山大的书出版在后。亚历山大一书的出版，明显是受到梅森一书的启发，乃是效尤之作。因此，总体而言，梅森的书称为《中国服饰》，是名副其实的；而亚历山大的书虽然画艺高出蒲呱，但以同名刊行，有附会的嫌疑。
头版早期版本
即便同为1805年的头版，该书也有先后之分。最早的版本较粗糙，为灰色硬纸板封面，有些前面有副标题页和出版社广告，有些则没有副标题页和广告，但有献词和两散页的订购者名单。这两种早期头版，大英图书馆都有收藏。
市场实例
亚历山大《中国服饰》头版的早期版本，当下已是凤毛麟角，最近才发现又有一册在纽约露面。该书为四开本，外部尺寸为13 3/4×10 5/8英寸，带印刷厂的日期水印。书前有标题页，书后有出版商的广告，但没有献词页和订户名单页。全书共收48枚手工上色的彩图，均为亚历山大所作。封面为原始的灰色硬纸板，未经切割。该书有一个蓝色布面盒子，为后来新配。
该书的售价为 6，500美元。
头版正式版本
本书图示的为头版的正式的版本，推出时间较前两者略晚。红色皮封面，四角有轻微磨损。外部尺寸为10×英寸。内里收图48枚，尺寸为×34厘米，书页三边烫金。该书目前在美国加州出售，标价5，929美元。
三．布列东的《中国艺术与服饰》
（BRETON de la Martinière； Jean…Baptiste ； ou choix de costumes； arts et métiers de cet empire； repréntés par 74 （sic） gr*ures； la plupart d'après les originaux inédits du cabinet de feu M。 Bertin； ministre； acpagnés de notices explicativ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Paris； Demonville for Nepveu； 1811）
法文版
见英国人连连出版中国服饰书籍，法国人岂容他们专美，也于1811年出版了自己的专著，即为布列东的《中国艺术与服饰》一书。
《中国艺术与服饰》一书为布列东著，但资料却完全来自法国耶稣会神父贝丁（M。 Bertin）的收藏。贝丁神父于1762～1880年任法国国务秘书，并负责中国北京地区的耶稣会传教工作。据记载，他曾设法让两名中国教徒到法国学习科学，并在其学成归国时，让他们捎回了400幅艺术品及工艺品的图画。贝丁神父不惜工本，大量收购来自中国的奇珍异物，并竭力收集对中国各种事物的文字描绘或图像，只要能够染指，绝不放过任何机会。而贝丁神父收集的图像资料，自然包括梅森及亚历山大的著作。因此，布列东的《中国艺术与服饰》一书，尽管内容是原创的，插图却大量临摹梅森的《中国酷刑》及《中国服饰》两书。
该书的法文原版首版于1811年，分两册六部分，深绿色摩洛哥皮封面，书脊及封面边框大量烫金花饰。书内含100页全页插图，8页折页插图，铜版印制，手工上色。该书对中国的手工行业、能工巧匠及工具行头最感兴趣，不惜花大量笔墨，不厌其烦地描绘。
法文版头版目前已是稀世珍品，市面上在售的，价格都在35；000美元以上。
英文版
法文版的《中国艺术与服饰》出版后，英国人反过来翻译引进，于1812年出了英文版，并一版、再版、三版地连续发行下去。可见欧洲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何等频密。
版
英文版的头版目前流通较少，市场上能见到踪迹的是1813年出的第三版（MARTINIERE BRETON； ＇JEAN…BAPTISTE…JOSEPH＇ 。 CHINA，Its Costume； Arts； Manufactures，Edited Principally From The Originals In The Cabinet of The Late M。 Bertin： With Observations Explanatory；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LONDON： Printed for 。 1813）。该书封面为红色摩洛哥皮，有别于法文版的绿皮封面，外形尺寸为×英寸。与法文版一样，英文版也分为两册，但内中只含四部分，有别于法文版的六部分。每部分分别为128页，125页，135页，160页。此外，英文版共有80幅手工着色的插图，比法文版少了20幅。本书展示的《中国艺术与服饰》照片，为1813年出版的英文版第三版。
《中国艺术与服饰》的早期英文版本（第一至第三版）目前市场价一般在2，500美元至6，000美元之间，与法文版的不可同日而语。
Howlett and Brimmer1824年版
版式内容与版完全一致。此处展示的一套，将四册合装为两册，黑色摩洛哥皮面，烫金文字。内页三边烫金。书况完好，目前在英国出售，售价2，000美元。
第六章 领事馆汉学（1）
外交界的汉学风气
十六、十七世纪，做汉学研究的西方人，几乎是清一色的传教士。到了十八世纪，汉学总算登堂入室，进入欧洲高等学府，但唱主角的还是传教士群体。至十九世纪，汉学的面貌才有了稍许改变，因为驻华的西方外交官及供职于清庭的洋员，也开始纷纷著书研究中国各领域。开始时，外交官及洋员们的研究，主要为材料收集及情况汇报，为传教士群体不齿，讥为 “领事馆汉学”。但他们并不以公文写作为满足，许多人深入研究，争相出书，一时也人才辈出。
开外交人员研究中国之先河的，自然是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有《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等一批著作在前，后来的驻华外交官及大清政府里的洋员们，自然要效仿。著书研究中国的西方官员，随便可举出的，便有德庇时（John Francis D*is； 1795～1890）、麦多士（Thomas Taylor Meadows； 1815～1868）、李太郭 （George Tradescant Lay； 1800～1845）、威妥玛（Sir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麦华陀（ Walter Henry Medhurst； 1823…1885）、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1831～1878）、宓吉（Michie Alexamder； 1833～1902）、赫德（Rober Hart，1835～1911）、道格拉斯（Robert Kennaway Douglas； 1838～1913）、何天爵（Chester Holbe，1844～1912）、翟理斯（； 1845～1939）、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 ； 1849～1926）、霍普金斯（Lionel Charles Hopkins，1854～1952）、马士（Hosea Ballou Morse； 1855～1934）、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57～1928）、骆任廷（Sir 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 1858～1937）、礼密臣（James Wheeler D*idson；1872～1933）、庄士敦（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1874～1938）、辛博森（Bertram Lenox Simpson；1877～1930）等等。其中许多人，是先以传教士身份来华，后来加入外交官或洋员行列，具有双重身份。
对领事馆汉学家的成就，辜鸿铭是以抹杀为主的。但威妥玛和翟理斯等创造并完善了汉语的拉丁化标音法，编撰华英词典，梳理中国历史，翻译中国典籍，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学术成就不见得在辜氏之下。
领事馆汉学家的著作，成就不论，其原文的头版书，包括编著及译著，常有收藏价值。比如，梅辉立编的《中华帝国与列强条约汇编》头版（William Frederick Mayers；editor； Treaties Between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Together With the Conduct of Foreign Trade；&c。；&c。； &；J。 Broadhurst Tootal 1877），目前市价为1，300美元。又比如，别发洋行1910年出版的马士著三卷本《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Hosea Ballou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I。 The Period of Conflict； 1834…1860； II。 The Period of Submission； 1861…1893； III。 The Period of Subjection； 1894…1911。 ＇THREE VOLUMES＇。）也可值到1，900 美元。
一、德庇时（Sir John Francis D*is，1795～1890）
德庇时生平
德庇时常被视为领事馆汉学家的先驱。他生于1795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赫特福德学院，1813年18岁时，便被东印度公司派往广州分行任书记员。在广州时，他的语言天赋充分显露，短短三年便掌握了汉语。他因喜好中国文学，在公司任职期间以翻译中国文字为乐，成为了公司里的“中国通”，受到特别器重。而在这期间，他最热衷的，应该是中国的格言和谚语，因为他的中英对照格言词典《贤文书》，便是广州期间的产物。
第六章 领事馆汉学（2）
1816年，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率英国使团往北京谒见嘉庆皇帝，他被选为随员同往。后因中英在礼仪方面的歧见，谒见未成，德庇时便重回广州的工厂。1832年，他被委任为东印度公司广州特别委员会总裁，中国人俗称“大班”，主理公司在华贸易业务。
1833年，英国终止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之专利权，新设立驻华商务总监，改向政府负责，德庇时于是成了东印度公司在华的末任大班。随后，首任驻华商务总监律劳卑勋爵于1834年委任德庇时为副总监。不久，律劳卑擅闯广州，触发“律劳卑事件”，同年10月11日病逝澳门。于是驻华商务总监一职由德庇时接替。由于他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看法与英商冲突，饱受种种压力，上任仅百余日，便在1835年1月宣布辞职，返回英格兰。
1844年，德庇时被任命为香港殖民地第二任总督兼驻军总司令。他在香港总督任上呆了四年，至1848年离任。
德庇时在港督任内以疯狂抽税闻名，为了达到收支平衡，德庇时除了以卖地作为政府收入外，又大肆征税，税项可谓名目繁多。他除了透过订立《土地登记条例》、《公众法饮肆及售酒领照营业条例》和《售盐鸦片当押业拍卖商营业牌照条例》等条例，对土地、烟草、酒精、拍卖品、婚姻和墓碑等等征收税款外，更在1845年向*收取“妓捐”。
另外，德庇时又曾在1844年8月透过订立《人口登记法例》，设置总登记官（Registrar General）和总登记官署（1913年改称“安抚华民政务司署”），对全岛进行首次人口普查和户口登记，结果录得全岛人口共23；988人。于是，他无论华洋，一律开征人头税，事件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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