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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与他的时代-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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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泄沤ㄖ换褂�1928年梁启超在信中，与梁思成商讨他去哈佛大学做“中国宫室史”还是“中国美术史”的计划，等等。22♀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在重视实物史料，推动中国史学发展方面，另一位杰出人物是傅斯年。傅斯年和胡适类似，鄙视空谈理论，坚持实证主义治学态度，认为所有学科的基本方法都一样—对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傅斯年与胡适也有不同：胡适主要关注文字史料，而傅斯年的研究范围扩充到各种各样的历史文物，可说是王国维的延续。他于1928年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立志要通过对实物史料的科学考察，将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等同起来，成为一种“历史科学”：“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的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23傅斯年相信史家对实物史料的科学考证，再与文献材料相对照，便能获得可靠的历史知识。他的一些警句，如“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史学便是史料学”、“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经常被后人批为片面之论。但考虑到当年的文化语境，傅斯年的夸张言论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不管是新学还是旧学，仍沉溺于主观玄虚理论风气的激进反弹。在我看来，至少有一点，我们应当理解，如同胡适认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傅斯年认为将历史研究作为某些人主观意志驱动下的工具，来推行某种“运动”或“主义”，是不应该的：
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作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24
1928—1937年，傅斯年派遣史语所的考古小组对河南安阳殷墟进行了十五次发掘。该工程是中国考古学史上首次用现代科学方法做长期挖掘，并且殷墟又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有文字记录的考古遗址，因而意义重大。他们挖掘出来的甲骨文、器物和城市、建筑遗址，将中国的信史向上推进了数百年，在史前文化和历史文化之间作了强有力的连接，被誉为可与19世纪希腊特洛伊（Troy）古城发掘和20世纪初克里特岛克诺索斯（CreteKnossos）青铜文化遗址发现相媲美的成就。1937年抗战爆发，史语所的发掘工作中断，先是迁往昆明，后又于1940年10月搬到四川南溪李庄。这期间，傅斯年仍组织团队在云南、四川、河西走廊和关中地区进行调查发掘。他们的工作引进了现代考古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在史学专业化的基础上，促进跨学科的合作，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史学的发展。25
第6节：
梁思成领导的营造学社与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之间有着各种紧密关系。比如，1930年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留美回国后，便成为史语所考古组的重要一员；1932年梁思成被聘为史语所通讯研究员；1935年梁思成专门随梁思永一起去安阳参观史语所的考古发掘（图4）；1939年刘敦桢与史语所研究员董作宾、中央研究院天文所研究员高平子合作，在《中国研究院专刊》上发表了《周公测景台调查报告》；1940年，因抗战爆发而转移到昆明的营造学社被合并入同样迁到昆明的史语所，并跟随它再次迁到四川李庄；1941—1943年，营造学社成员与史语所合作进行过一系列田野调查及考古发掘；梁思成在1944年写出的《中国建筑史》初稿和1946年写的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中关于“上古”建筑，唯一的实物证据就是史语所在殷墟发掘出的宫殿和墓葬遗址，等等。总之，我们可以肯定，自1931年梁思成加入营造学社，带领同仁们展开随后十几年的中国古建筑遗物田野调查，其对实物史料的重视态度、工作方法和一些史料的获得，有来自史语所的影响。┳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当然，在谈到梁思成及其同仁注重田野调查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西方史学发展，以及一批外国汉学家、考古学家在中国的工作对他们的影响。西方的建筑史、艺术史研究自18世纪引入考古学后取得迅猛发展，其影响在19世纪末扩及日本。这些对于曾留学美国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以及留学日本的刘敦桢来说本不陌生。自20世纪初，一些西方学者，如瑞典的喜仁龙（OsvaldSiren）、德国的伯尔西曼（ErnstBoerschmann）、法国的伯希和等，已经在中国积极考察各种实物史料（图5）。而日本学者们（如伊东忠太、关野贞和常盘大定等）则更是在文献研究和实物调查两方面取得了扎实成就。其中伊东忠太1925年出版的《支那建筑史》，集他二十余年对中国建筑的调查研究，对南北朝以前的多种类型建筑有系统的叙述，有力驳斥了西方建筑史家对中国建筑的偏见。该书中译本名为《中国建筑史》，于1937年出版，由陈清泉译，梁思成校订。1929年伊东忠太还和关野贞、冢本靖出版了《支那建筑》图集，汇集了三人在中国各地拍摄的三百多幅中国建筑照片，等等。26这些成果都对梁思成及其同仁产生影响，既为他们开展研究提供了一些知识基础和调查线索，也促成他们“急起直追”（林徽因语）的紧迫感。
总之，梁思成1931年加入营造学社后，与文献考证相结合，进行实地调查古建筑遗物的研究方法，在中国人研究中国建筑史中确实有开创性。但从广义上讲，这种方法在1920—1930年代中国的史学领域中，以及外国人研究中国建筑史中，已经蔚然成风。中国史学自20世纪初开始，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下，呈现出一个不断科学化的趋势。我们可以说梁思成及其同仁于1931年展开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在相当程度上顺应了这个时代潮流。梁思成在1932年第一篇建筑遗物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绪言”中的开篇文字，既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史学引进科学方法论的“时代精神”的积极响应，也是对营造学社接下来十几年开展中国古建筑调查工作的宣言：
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艺术之鉴赏，就造形美术（Plasticart）言，尤须重“见”。读跋千篇，不如得原画一瞥，义固至显。秉斯旨以研究建筑，始庶几得其门径。
我国古代建筑，征之文献，所见颇多读者虽读破万卷，于建筑物之真正印象，绝不能有所得
造形美术之研究，尤重斯旨，故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27
第7节：二、从结论到证据
二、从结论到证据
既已确定要展开田野调查，紧接着的问题就是：中国古建筑遗物种类、数量繁多，散落在大江南北，去找什么，如何去找？据梁思成1958年的回忆，他在1930年代展开的古建筑调查计划中，有对现实因素的考虑：
中国建筑需要调查的很多。我们当时是有意识地搞古。木建筑很难保存，因此尽先把古代记录下来，先古后今，先木后砧。而且因为正是“九一八”以后，日本人可能很快打进来，所以先北方，后南方。物以稀为贵，当时怕火、怕水、怕拆、怕打仗，先搞古是对的28
当然，在现实因素考虑外，他们还有理论上的准备。1932年3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的两篇论文，林徽因的《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以下简称《特征》）和梁思成的《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是二位最早的两篇建筑论文，非常全面地展现出他们的思想。我们可以推测，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关于中国古建筑的知识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书本资料，这包括外国学者关于中国建筑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日本建筑学者的著作，以及中国古典文献，其中有梁思成在1931年集中研读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和一些民间“算例”，还有尚未完全破解的宋《营造法式》；二是有限的古建筑实地考察，恐怕仅集中在沈阳和北平两地的明清建筑，尤其是研读《工程做法则例》时，频频求教于老木匠，并参照北平紫禁城所学到的知识。梁思成首次对明清以前建筑的实地考察—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测绘，是在梁思成、林徽因这两篇论文发表一个月后，即1932年4月。简言之，当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对中国古建筑历史演化的知识大多来自书本。在这样的知识基础上，令人吃惊的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两篇论文已经描绘出一个非常完整的关于中国古代建筑史的观念框架了。他们才刚刚开始上路，就已经很清楚他们想要的是什么，他们如何评判，甚至他们的结论是什么了。
林徽因《特征》的开头，经常被国内学者援引，被认为是针对西方学者对中国建筑的偏见，提出了符合中国民族主义情结的价值判断：
中国建筑为东方最显著的独立系统，渊源深远，而演进程序简纯，历代继承，线索不紊，而基本结构上又绝未因受外来影响致激起复杂变化者。不止在东方三大系建筑之中，较其他两系—印度及亚拉伯（回教建筑）—享寿特长，通行地面特广，而艺术又独臻于最高成熟点。即在世界东西各建筑派系中，相较起来，也是个极特殊的直贯系统。大凡一系建筑，经过悠长的历史，多参杂外来影响，而在结构，布置乃至外观上，常发生根本变化。或循地理推广迁移，因致渐改旧制，顿易材料外观；待达到全盛时期，则多已脱离原始胎形，另具格式。独有中国建筑经历极长久之时间，流布甚广大的地面，而在其最盛期中或在其后代繁衍期中，诸重要建筑物，均始终不脱其原始面目，保存其固有主要结构部分，及布置规模，虽则同时在艺术工程方面，又皆无可置议的进化至极高程度。29
林徽因认为更独特的是，产生这种建筑的民族的历史，在宗教、思想、政治组织上并不缺乏变化，其间更有多次与外族的和平接触和武力争斗。那么，“这结构简单，布置平整的中国建筑初形，会如此的泰然，享受几千年繁衍的直系子嗣，自成一个最特殊，最体面的建筑大族，实在是一桩极值得研究的现象”。紧接着，林徽因批驳那种认为中国建筑“低劣幼稚”的观点，实际上“起于西人对东方文化的粗忽观察，常作浮躁轻率的结论，以致影响到中国人自己对本国艺术发生极过当的怀疑乃至于鄙薄”。林提到的西人“浮躁轻率的结论”，主要是指当时在西方流行的英国建筑史家福格森（JamesFergusson）和弗莱彻尔（BanisterFletcher）的观点。两人都只能欣赏中国建筑的色彩和装饰，而无视其他价值。而且两人都仅把中国建筑看作一种固定风格，不认为它有历史演变的过程，即中国建筑为“非历史的建筑”。30
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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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的这部分文字，读起来确实清晰有力，但观点并非她首创。七年前伊东忠太在《支那建筑史》第一章“总论”的第一节“中国建筑之位置”中，就将世界建筑分为“东西二派”，又将东方建筑分为中国、印度、回教三大体系。他很清楚地指出，在这三大体系中，印度系自回教传入以来有巨大改变，古代形式已不复存在，回教系本身今天“极其不振”，“仅存其残迹而已”，而相形之下：
中国系之建筑，为汉民族所创建。以中国本部为中心，南及安南交趾支那，北含蒙古，西含新疆，东含日本其艺术究历几万年虽不可知，而其历史，实异常之古。绵延至于今日，仍保存中国古代之特色，而放异彩于世界之建筑界，殊堪惊叹。
东洋三大艺术中，仍能保持生命，雄视世界之一隅者，中国艺术也。31
紧接着，伊东忠太在第二节“外人眼中之中国建筑”中，专门分析了西方人因观念、知识、语言、阅历所限，“关于中国建筑之记述，悉属孟浪杜撰者”。他还特别列举了福格森的“妄论”和弗莱彻尔的“偏见”。32总之，我认为林徽因的《特征》一文，其开头对中国建筑作为一个完整、独特体系的论述，以及对欧美学者偏见的批驳，未必是经过自己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而很可能借用了伊东忠太的论述，把它作为自己开展研究前预设好的结论。不管怎样，既然林徽因和伊东忠太对中国建筑体系持同样的论点，仔细比较二人的具体论证就很有意义。
伊东忠太的《支那建筑史》，虽然探讨的历史阶段仅限于从史前到南北朝，但其考察角度却很多样，材料也很丰富。在第一章“总论”中，他用前三节讨论了“中国建筑之位置”、“外人眼中之中国建筑”和“中国建筑研究之方法”。然后他用“中国之国土—地理”、“中国之国民—历史”两节在广义的时空上界定他的历史考察范围。他接下来又用两节分别从两方面概述狭义的中国建筑史：历时性的中国建筑史分期问题，共时性的“中国建筑之特征”。在后一节中，他用“宫室本位、平面、外观、装修、装饰花样、色彩、材料与构造”七点概括中国建筑特征。他随后的第二、第三章展开详尽的历史论述，分别探讨中国建筑的“前期”（史前—汉）和“后期”（三国—隋）。他以朝代更替为经，建筑类型为纬。值得一提的是，伊东忠太涉及的建筑类型是很多样的，包括都城、宫室、佛寺、道观、坛庙、祠堂、陵墓、住宅，其涉及的建造体系也包括土、木、砖石及各种混合结构。
相形之下，林徽因的《特征》是篇论文，我们当然不应指望它如伊东忠太的史书那样详尽。但林文相当于一篇搭建史学体系的纲领性文件，所以认真梳理她对建筑史考察范围的限定和史观的构筑，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她、梁思成及营造学社同仁们之后十几年的建筑史研究。仔细阅读，我们会发现林文至少有两个概念上的模糊点：一是何为“中国建筑”？在文中，她其实仅仅在谈论中国“典型的”木结构建筑，而且集中谈的是等级甚高的官式木构。不像伊东忠太，在谈论“中国建筑”时，首先给予较充分的建筑类型、地理区域、文化传统，甚至族裔族群和用户阶层的界定，在具体谈论中国建筑特征时也兼顾多种建筑类型和结构体系。比如，在“中国之国土—地理”一节中，伊东认为“中国建筑”在地域上至少应分为北中南三个区：
中国之建筑，北部与中部南部风调各别。亦如欧土德法意等风调之各别也。要之“中国建筑”一语，亦如所谓“欧罗巴建筑”，甚为茫漠。中国各地原亦有共通一贯之性质，但详细之点，则各地大有不同。一因土地之状况异，一因住民之气质异也。33
第9节：
林徽因在使用“中国建筑”这个“大词”时，则通篇没有交代她的概念界定，而是似乎理所当然地就将它等同于“中国传统官式木结构建筑”。首先宽泛地说，我认为这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症候：晚清以来，尤其是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概念本身就处在持续变动的状态，而与之相应兴起的，为“保族、保种”而倡导“种族合群”的民族主义在思想概念上也一直处在不断构筑和调整中。今天我们仔细推敲当时各历史阶段中的概念用法，往往会发现多重歧义和盲点。比如，梁启超于1901年《中国史绪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当即获得众多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认同。然而该概念在使用上异常混乱，有时被直接等同于汉族，有时则囊括满清疆域内所有民族。后来为澄清混乱，梁启超不得不称前种用法为“小民族主义”，后种为“大民族主义”。与此类似，我们不妨说，林徽因将“中国建筑”等同于“中国传统官式木结构建筑”，实际上是一种狭义的“小中国建筑”定义。但是，具体到建筑史写作上，我认为林徽因的狭义操作，绝不是简单的行文疏漏，而是极其重大的观念构筑。她一定认为，在广义的“中国建筑”中，只有“中国传统官式木结构建筑”才最能与西方古希腊、罗马和哥特建筑取得相当的地位，而且它有着向中国现代建筑转化的潜能。这一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她和梁思成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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