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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阱-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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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探讨偏执症人格，首要就是必须回到人本身。创作史等候给予人的关注超过给予神的关注，非到寰球社会商业合纵连横的文艺复兴时代（在中国，相对应的是晚明资本主义萌芽与浪漫主义思潮）的来临不可。独立与群役、人权与神权、纵欲与禁欲、解放与桎梏、理智与蒙昧等等一系列的新旧观念冲突推动了一批批强干者从语言到行为的暴力和抗争，自然也给更多的弱质者带来了苦郁与压抑。由是，偏执症理所当然地发展成为了一类文化人欲寻精神解脱而不得的死胡同之一。此种只发生在文化人身上的偏执症亦与过去一般医学意义上的精神疾病有异。
这个阶段，文学的封建奴婢地位有了巨变，个体灵魂的张扬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位。凡人皆有灵魂，凡有灵魂者皆可为文学，灵魂无不具有个性意义。至若创作史遂因势拓广了接纳对象范畴，其中当然包括了病态人格形象乃至偏执症人格形象。被恩格斯称为“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的意大利人但丁即发为先声，其早期著作《新生》，即将少年时只有数面之缘的女友贝雅特丽齐臆想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恋爱的偶像，到了《神曲》则干脆采取修炼默执的办法，简直将贝氏幻化为一位能够指点三界迷津的天国女使下凡。这种将柏拉图式的恋情与人伦Xing爱孤立对峙的做法，不能不说是带有偏执心理特征的。稍晚的彼特拉克《歌集》也可以说是基本延续甚或照搬了但丁模式，区别惟在于后者也许对于形体美的关注程度加深了。总体来看该时期的文字，仍宜归于理想化的写作形态。从但丁之恋到彼特拉克之恋，尽管经历了宗教精神向人文精神的蜕化，并萌生了异端意识，然而毕竟难以构成创作史上意义完备的偏执症人格形象。
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名著《堂&；#8226；吉诃德》虽然是一部社会讽刺小说，却也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的偏执症人格形象堂&；#8226；吉诃德，此人颇滑稽任性地为自己虚构了一位公主并擅自为其改了贵夫人的名字——实际上那不过是个养猪的村姑。然而从作品反映的情况可知，如此的一番虚构只是主人公偏执行为的主观动因之一，一旦偏执症行为得以展开，作为动因的这个公主或者村姑本身反而显得毫不重要了。堂&；#8226；吉诃德式的偏执在作品中乃至后世的评论中是多半被当作负面教材进行训诫批判的。主人公定位于疯傻，致使偏执症人格形象过早地旁逸斜出。依如是视角演绎创作，的确不能因此动摇其在文学史上的伟大地位，但就本论关于偏执症人格形象本身的发掘深度来看，只恐未免划入令人遗憾的一例。
中国古典文学世界也不乏其事：明朝袁宏道《徐文长传》里描述的一代畸才徐渭自幼长年寄人篱下，孤高自许的自我价值难因以实现而苦苦挣扎，直至发为狂疾，连续自戕九次之多，复杀妻下狱，残烛之年寄情诗酒丹青，颓郁自放而终。清朝吴德旋《初月楼闻见录》所记载的一介布衣秀才刘芳因苦恋秦淮名媛顾橫波，女方负约而痴情郎死于血荐……这些常人不可理喻的现实生活中的极端事件均植根于文人偏执症的历史遗承，它们倘若进入文学作品，则须对企图接纳它们的作家提出极为苛刻的要求：即作家本人一定甘愿冒着沉陷其中无法自拔甚而被病态同化的危险去尝试着理解此类型人格深处的世界，聆听、感受并体验他们的真实生活，直至与他们产生共鸣乃至齐步疯狂。如此一来，即使大师如云的时代，果敢食蟹者亦属凤毛麟角。或曰不屑为之也罢，但谁也无法否认此类型人格的偏离正常实在是极为残酷的，其后掩藏了太多常人不必也无法理解的绝对隐衷。这种情况的维持一直到一七七四年德国青年作家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一书的出版才算告结，作家以激｜情洋溢的笔墨勾勒了创作史上首例彻头彻尾的文人偏执症形象，居然得到世界各国不同时代同病相怜的青年人的认可，甚至导致了大量模拟自杀的恶劣事件，该书也因此成为本类型文学的早期标志。关于歌德及其笔下的维特形象及其病理特征，下节将作详尽阐述，在此不赘。
歌德而下，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同貌人》非常成功地再次诠释了精神偏执症，它本来完全有理由成为本类型文学创作史上又一座重点标志——作家本人真的患有严重的癫痫病，可谓先决条件得天独厚。然而也许作家非常乐意通过描写恐惧多疑、心理变态、人格分裂等形象完成对于潜在背后的自尊与反抗的追寻，写人物偏执之旨却在给特定的时代提出纠正意见，这一点在作家以后别的创作中也或多或少地有所复现。故度其用意与歌德纯写文人偏执症相对照，重叠、相悖的情况就变得十分复杂了。即便假定陀氏作品乃是继承并超越了歌德，毕竟还是构成了质的差异，作为本论也只好将之打入另册看待。至于德国哲学狂徒尼采本人形象及其笔下的苏鲁支形象，上世纪初中国作家鲁迅散文集《野草》流露的阴毒意识及其早期小说《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形象，近现代文学史上诸多“多余人”、“无用人”、“嬉皮士”、“痞子”系列形象皆可看作偏执症人格类型在创作史上裙带的种种形态各异的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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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二○○五年出版于中国大陆的当代长篇小说《裂阱》却意外而准确地把握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以来偏执症人格形象创作之正脉。它的登场方式自然与古典主义无缘，却迥异于现代主义荒诞派们对于文学外在的破坏。它的破坏是内在的，凌驾于文学创作之上的，是人类畸变心理的开发和自戕意识的引诱。接近黑色的浪漫主义。《少年维特的烦恼》中饮弹的维特形象和《裂阱》中茹刃的夏散舟形象，则因此成了偏执症人格形象被创作史接纳以来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典型，后者对于前者的继承与超越，也真实地为后世作家这一类型的创作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可能性与方向性。
三、由维特及夏散舟：人格比照
1、年龄、身份之蜕化
前文已述过，偏执症发病年龄偏大，以青壮年和中年为主，但实际上这里更多是指向心理年龄的。带有偏执症特征的人普遍智力偏高，年龄、阅历的积累构成两条明显的走向：有的终身停留在偏执型人格障碍，有的演绎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前奏。人过中年之后，性情一般趋于稳定，应激特征减缓，当然也有始终维持挣扎状态甚至愈演愈烈酿成恶劣的结果的。现实生活中这些情况还要复杂许多，就文学创作而言，这两个走向分化的潜在因素早已是通过人物的社会身份预先规定了的。本论为了明晰性起见，展开只针对创作史上的偏执症人格形象，并根据上节所陈述的事实主要侧重于《少年维特的烦恼》、《裂阱》二书中维特和夏散舟的形象。
维特给读者造成的基本印象是：一位拥有许多离经叛道的才华和向往自由平等生活的热情少年，或者一位身份卑微的外交实习生，或者他自己更愿意被称作是一位画家要么译诗者也好，尽管这些并不能够作为他的职业。庸俗的城市、尴尬的乡村、上司的歧视、贵族的羞辱、亲朋的异议，无一不是他所必须面对的。然而他始终没胆量选择直截了当的暴厉抗争，而是温驯地忧伤、忧伤、再忧伤，然后咬牙切齿地选择唯一适合他这种人的办法：精神转移——逃避现实。这样一旦遇事便选择逃避态度的结局理所当然是无可逃避。维特从失望到绝望到崩溃到饮弹的过程，确乎是一种清醒的懦弱心态，其间尽管充斥着激昂的情绪却总是采取封闭式的假想或自虐而内部抵消。后世研究《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学者们多将维特之死归罪于问题社会，并加予作品思想性的升华和诠释，其实反倒构建了一种背道而驰的功利目的或附会心理。关于这一点可以通过即使健康的社会也时常会有病态之人仿效维特式的自杀得到充分的证明。欲得出真正症结之所在，势必进行对人类潜意识里的病态根源之剖析。
于是，创作史上情况完全不同的人物应运而生了。《裂阱》中的第一主人公夏散舟的身份是一位蜚声海内的艺术学院青年教授，如日中天的他也不免人格充满矛盾，自以为比周围的人们深刻许多，同时热爱并憎恨着惜花怜影、咏月悲秋、望洋兴叹——为了爱情，他不惜牺牲所有；为了友情，他甘愿义舍千金；为了物欲，他诈国宝、讹日商、诱少女、欺伙伴、制造焚尸假象、离间他人婚姻，可谓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然而巧妙的伪装手段却一次次为他赢得了荣誉、光环、金钱、地位，未料竟因盗墓事败，致身陷囹圄。出狱后的夏散舟，因为前之种种罪孽与仇敌般若集团产生了一系列莫名的纠葛恩怨。他痛定思痛，忏悔彻悟，甘愿忍辱卧底，成功协助警方一举捣毁了般若集团，蜕变为真正力挽狂澜式的“明星”，亦因此付出了误中奸计、精神分裂、妻离女散的沉痛代价。为了复仇，他再次单枪匹马潜入幽｜穴，手刃枭首，以殉情终。
在维特和夏散舟身上都可以明显地找出从偏执型人格障碍到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特征的变迁。妄想与幻觉的不固定到类似妄想的大量重复；间歇性的大量语思障碍；梦魇与现实的矛盾、交织、错位、混乱；等等。作品中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由维特饮弹及夏散舟茹刃，更可以反映出活动在两个不同世界和不同年龄身份对于直接影响人物性格的变数差值。姑且不考虑这种变迁好坏与否，至少不容忽视的是著作者的年龄与创作心态在这背后必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历史的巧合的是，两部作品的著作者创作年龄都是二十四岁，且都可以划归虽有一定社会身份，生活却并不如意的阶级，后者的情况可能还要糟一些。前者仅以四周时间奋笔疾书，以青年写青少年，完成作品；后者耗费半年心血颠篡增删，以青年写中青年，付梓传世。其间精炼与庞杂之别，显示了不同的沉重。对于人物年龄身份的选择偏嗜（由作家本人其它作品可见一斑）差异是造成作家笔下人格形象差异乃至差距的重要心理因素和实践因素。尽管两位不同国界不同时代的作家居然异口同声地宣布“当心以后不要再读它”、“究竟是很令人头疼的”，然而维特之死顺应天时引发万人知己，夏散舟之死却几乎令每位读者混淆哭笑。如此，年龄和身份问题即不妨看作偏执症人格形象在创作史上的蜕化之一。
2、性情理想之蜕化
如果将维特和夏散舟这两个人物形象强硬地作个横向比较，试图证明谁更痴情执著、谁更阴暗刻薄、谁更心思磊落、谁更可怜乃至可畏，毕竟是非常浅薄的方法。因为偏执症本身还会有内在的纵变，这种纵变有些被作家以事件形式反映在作品记录里面了，有些则须借助读者自己丰富的想象力进行文字以外的大胆而合理的拓展。不少续著作品，哪怕精彩还是拙劣的，不外乎都是采取的这趟路数。不过，若是依原著中若干细节描写对照两者待人遇事的不同处理方式，对于研究偏执症人格的异样走向来说，无疑具备小中见大的预见意义。
Xing爱当然是带有偏执症特征的痴情者的重头项目，对于维特来说，爱情即一切。作者不吝笔墨这样写道：
比如谈恋爱。一个青年倾心于一个姑娘，整天都厮守在她身边，耗尽了全部精力和财产，只为时时刻刻向她表示，他对她是一片至诚啊。谁知却出来个庸人，出来个小官僚什么的，对他讲：“我说小伙子呀！恋爱嘛是人之常情，不过你也必须跟常人似地爱得有个分寸。喏，把你的时间分配分配，一部分用于工作，休息的时候才去陪爱人。好好计算一下你的财产吧，除去生活必需的，剩下来我不反对你拿去买件礼物送她，不过也别太经常，在她过生日或命名日时送送就够了。”──他要听了这忠告，便又多了一位有为青年，我本人都乐于向任何一位侯爵举荐他，让他充任侯爵的僚属；可是的他的爱情呢，也就完啦，倘使他是个艺术家，他的艺术也完啦。
其实对于维特而言，艺术本身摆在人生中的位置并不那么重要，顶多只是起到一个避风港的作用，这与他的处世态度也是一致的。只有在清醒状态下确信得不到的爱情时，他才会借助诗歌、绘画这些精神鸦片麻醉自己。直到临死，沉陷于迷狂状态的维特还被极可能仅是出自他主观意识翻译的“莪相”占据着心灵，将自我引向万劫不复之深渊。
反观夏散舟，此人对于爱情的态度则要坚默许多，作者两次用了“失忆”这个词：
……我将诅咒它们的毁灭——为了追寻我所思慕的冰封在失忆里的阿芙洛狄蒂，为了我生命的最末一刻仍旧能够微笑、狞笑。
清醒的盟誓只剩下失忆，他想杀了上帝。
从根本上说，夏散舟打算把痴情变成失忆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妄想。但是他自我麻痹的办法决不同于维特，他愿意埋葬过去、默忍罪孽、吞咽苦果，然后照样追逐名利娶妻生子交女朋友甚至嫖宿。从世俗的表面现象解读夏散舟，会认为他比维特更早摆脱幼稚走向成熟，理由是能够独立走出了痴情的阴影。然而，作为矛盾集合体的夏散舟事实上却一步步迈向了另一个更为深刻的阴影——裂阱。至于挖掘这口裂阱的，几乎不存在社会的因素，大抵全在他自己身上。由于简单粗暴地以成熟和幼稚作为判语定义难以捉摸的偏执症人格形象本来就有局限性，所以回到年龄身份的角度讲，怀才不遇的少年时代的维特所作出的自杀选择倒是另一种强，于是放荡颓废的少年时代的夏散舟的羞于直面表白所呈现的卑怯则可以视为另一种弱。弱与强、幼稚与成熟之间的转化是潜性徘徊的。区别在于维特是单向渐变的格式，夏散舟是迂回突变的格式。维特的转移多半停留在主体精神和书面语言的胜利上，夏散舟的转移则是企图不断地从现实中寻找替代物。试分析，后者通过与婚姻、诱奸等手段实现了成年男子贪婪的性需求，而与丁梦蕾的相遇则满足了虚幻情人的现实让步式情欲。同样，前者也有过如此类似影射的体验，譬如关于邂逅那个长相酷似绿蒂的封&；#8226；B小姐的一段文字。但维特对本人的Xing爱的态度是守恒的，甚至是宽厚的，即使屡屡出现憎恨绿蒂的未婚夫阿尔伯特也只是限制在自我的精神范围。夏散舟则彻底割裂了痴情与肉欲，时间的推移使之形成一种自私的习惯。作家似乎更希望假手夏散舟阐释这样一种观念，即：一切凡俗肉欲与“圣洁的爱情”联系起来都是不可宽恕的，除此一切都可以作为玩笑的对象。作家甚至不惜破坏情节的可信度强制性地规定“圣洁的爱情”对象阿芙洛狄蒂至终保持Chu女之身。复仇不过是占有的借口，作家没有言明，但可以清晰地从文字背后反映出来，就连作家自己也承认：“简直以极端个人主义的角度对我原先所构思的那个故事进行了大胆地歪曲”。同样的情况，艺术对于夏散舟来说，也恰与维特相反，不是避风港，而是敲门砖和喷火口的混合体罢了。这种同中见异并不能得到雅俗层次读者的一致认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内外反差。
许多关于二书的评论都愿意提及自由理想。然而，维特的自我毁灭或者竟可以被索引为为了社会客观自由法则的殉道，夏散舟的复仇意识便只能被理解为个性绝对自由的私欲满足。这种颠倒，并没有高下之别，只是代表了不同时代的愿望，却验证了偏执症人格形象在创作史上的另一种蜕化，即社会发展对于文学创作高潮与低谷的绝对干预性。这类作品里，主人公通常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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