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个人睡在一起，生活一天、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就分手，而没有想过共同建立两个人的未来生活，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丁玲在美国访问期间，许多美国报刊发表了评论、访问记。纽约一家报纸在评论中写道：“我们在她身上看到了作为一个革命和文学殉道者的美丽灵魂。”
　　　。　想看书来

永不消逝的活力（1）
杨沫：我酷爱丁玲的作品，更敬佩她的人品。
　　杜鹏程：对生活的热爱永不磨灭，对人民的感情永不磨灭，对美的追求永不磨灭，这就是丁玲。
　　郑朝宗：中年以后，她遭了无妄之灾，脸上被刺了字，流放到边远山区，受尽奚落歧视。就是铁石铸造的人，到了此际也该意懒心灰、气息奄奄了，然而她不，她仍然奋起“飞蛾扑火”，决不示弱。
　　1984年是丁玲满80寿辰的一年。这年6月14日至20日，鲁迅生前执教过的厦门大学，邀请国内知名作家和丁玲著作的研究者，召开了全国首次丁玲创作讨论会。八十高龄的丁玲，满怀激情地来到厦门参加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她能亲自参加的关于她的作品的讨论会。在开幕式上，她作了简单的讲话。她还是那么平静，那么安详，在讨论自己作品的盛会上，她想的、讲的，还是党、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　　　
　　她说：“厦门大学召开关于我的作品讨论会，希望我讲几句话。我没有多少话说，只简单说几句，我认为厦门大学是个有优良传统的大学，有鲁迅的革命精神，陈嘉庚的爱国精神。他们的革命的爱国的思想，在四化建设的今天要大加发扬！
　　“我个人并没有什么值得赞扬的，我是一个普通人。希望这次会议能对推进我国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起作用。”
　　话虽简短，闪亮着她崇高的心灵。
　　在讨论会上，作家们不约而同地怀着深深的敬佩之情，集中谈了这位当代杰出作家的思想、品德和她的愽大胸怀……
　　马烽：我和丁玲同志是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以后才认识的。文代会后，我留在了刚成立的作协（当时叫文协）工作，她是作协的负责人之一。以前虽然不认识，但我知道她是一位大作家，可对她的印象并不好。有次闲聊天，我无意间露出了这样的意思。她问为什么？我说你以前写过《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那样的反党文章。她问：“你看过？”我说我没看过。我确实没有看过，我是听别人传说。一听说文章是反党的，我就不想看，当然对作者也就不会有好印象了。后来，我把那两篇文章找来看了，才知道并不是那么回事。可见听信一些传说，人云亦云是要上当的。那时，虽然在一个机关，但我和她接触不多，对她也不了解，后来在创办中央文学讲习所的那几年中，由于工作关系来往才比较多起来。
　　创办中央文学讲习所，当时目的是给各个解放区涌现出来的一批土生土长的青年作家一个学习进修的场所。上级党委指定由丁玲同志负责筹建。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创建这样一个机构，完全是白手起家，困难很多，事情也很杂。开头，我以为丁玲同志是挂个名，她是大作家、大干部，又主持作协和《文艺报》的工作，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她大概不会过问。事实上恰恰相反，她挤出很多时间帮我们解决那些具体问题，诸如买房子，调干部，置家具，购图书，配备勤杂人员，等等，每件事都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只要找她，不管白天黑夜，她都热情接待，帮你想办法，出主意。遇到连她自己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就亲自出马找###、中组部、文化部等有关领导机关帮助解决。
　　文讲所正式开办时，丁玲同志被任命为所长，副所长是张天翼同志，那时天翼同志身体不好，长期养病，一般不参与所里的具体工作。田间、康濯同志分别担任了正、副秘书长。我被上级党委指定为支部书记。我当时非常不愿意担任这一任务，我所以积极参与筹备工作，唯一目的就是要当学员，认认真真学上二年，使自己今后能在创作上有所提高，有所突破。我决定找上级党委（当时文讲所党支部属文化部党委领导）说明情况，辞去这一职务。有天晚上，我去找丁玲同志商量，也想请她向上级党委帮我说说话。丁玲同志听了我的讲述后，她说田间、康濯也找她谈过，也是不愿担任职务。她开玩笑说：“你们都不愿意当官，就我愿意当所长这个官。文讲所所长是多大的官？和派出所所长同一级别，都是所长。”她说搞创作的人，一般都不愿意担任党政工作，都怕耽误自己的业务学习和创作。这一点她很能理解，因为她自己就有这样的矛盾。从她个人的愿望说，她愿意继续搞创作。如果不担任作协的这些职务，几年内，至少可以再写一两部长篇。可是，要使文学创作繁荣起来，不是靠少数几个作家，写出一两部作品就能办到。从长远观点看，必须依靠广大青年作家，她就是想到这些问题才想通的。她说担任党务行政工作，或多或少总要影响自己的业务，如果这叫“牺牲”的话，终归要有人作出点“牺牲”。我记得那天晚上谈了很久，她没有对我辞职的打算正面回答，不过她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我想，这样一位大作家，为了整个文学事业可以暂时“牺牲”个人创作，我这么个小萝卜头还有什么价钱好讲呢；我当然只能打消辞职的念头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永不消逝的活力（2）
马加：列宁说过：“如果我们看到是一位真正伟大艺术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五四以来，现代中国有卓越成就的作家，他们生长在中国革命现实的土壤中，其作品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丁玲同志就是这样的作家之一。
　　1957年反右斗争后，丁玲同志下到了北大荒。经过严峻的考验，写出了新作《杜晚香》。
　　人们一提到北大荒，那是意味着什么呢？一片原始的森林，一片荒草地，一片漂泊水甸子；夏天的蚊子打成团，冬天的风雪刺骨，是多么荒凉。但是北大荒也有它欢乐的一面。《杜晚香》里这样描写：七月的北大荒，天色清明，微风徐来，茂密的草丛上厚厚地盖着五颜六色的花朵，一望无际的黑色土地，成排的拖拉机群，整洁的农场和灯火灿烂的文化宫，高音喇叭唱着歌。这沸腾的北大荒，又是多么使人向往呵！
　　把荒凉的北大荒，改变成欢乐的北大荒，需要有一个过程，那就是劳动的过程，劳动能够创造世界，也能够改造世界。我们看看书里描写生产队那些劳动场景：快下车，砍木头，割草，割条子，盖个窝棚，安家落户，开垦荒地，播种……正如当年359旅开进南泥湾一样，在密林深处安家，向荒山秃岭要粮，像杜晚香这样的劳动人民，就是带着南泥湾的精神来开垦北大荒的。
　　丁玲同志这次到北大荒，是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和北大荒结了缘分。她喂过鸡，喂过猪，做过一般农活，她了解杜晚香。她们的心是相通的。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文如行云流水，自然流畅，如同山间溪水，形成天然的交响乐。
　　前年，丁玲同志来到沈阳讲学，她讲到美国访问时，一位美国记者蓄意问丁玲同志说：“请您谈谈：对于一个作家喂鸡，你有什么看法？”丁玲同志正义地回答：“中国的老百姓都能喂鸡，作家为什么不能喂鸡呢？”丁玲讲话结束时，博得听众热烈的掌声，有的青年把丁玲同志包围起来，请她签名留念。
　　骆宾基：我们今天这个会，依我个人来看，不仅要总结过去，研究丁玲在国内文学史上的地位，还必然会对我们中国的革命文学的未来产生影响！
　　因为丁玲的创作历程，代表着我们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的方向。我之所以千里迢迢赶来参加这个盛会，就是由于此。这也关系到我们当代革命现实主义未来的繁荣的！
　　八十年代，我们的社会生命，经过十年浩劫之后，幸存下来，而“复活”了。丁玲以近80的高龄发表了短篇小说《杜晚香》以及许多散文，我都读过。我个人认为丁玲同志晚年的散文，超过了她自己在小说方面达到的境界。
　　最后我要谈的是丁玲对于我们中青年作家的关怀。
　　不久前在她发表的为自己散文集写的编后记里，却尽是向读者热情洋溢地推荐邓刚的作品，她给予刚刚出现于当代文坛的新作家这种鼓舞与赏识是很不平常的。可以看出她为我们祖国新的战友的出现，怀着多么高的欢欣情绪。
　　据说，在这篇《编后记》发表前后，丁玲同志在一个座谈会上对于另外一个已负盛名的中年作家的作品，说过委婉而并不以为然的话。显然她是以两种态度来对待这两个作家的，这后一种态度，尤其是对一个已负盛名的中年作家来说，也是一种关怀，而且是难得的。因为在今天，有时是过分敏感的文艺界，属于“开罪”人的评论，是很少有人说的。这也反映了丁玲同志潇洒不羁的豪爽风格。实质上，一褒一贬都说明她对中青年作家的期望和爱护。是同样的关心，同样的爱护。赞扬前者，是因为它反映了我们今天的时代一角的社会现实生活。而苛责后者呢？却是因为他避开今天的现实，而趋向于“消闲文学”的倾向。
　　杜宣：丁玲虽然是我的前辈，但我们毕竟还是同一时代的人。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处境不同，我们却是共同经历着我国革命的复杂性和曲折性的，我们是有着共同的记忆的。
　　丁玲遭到的厄运，我是想不通的。“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有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从事亚非作家会议的工作。这是亚非一带进步作家的组织，其中很多人读过丁玲的作品，研究过丁玲，比如日本著名的汉学家竹内好（已于1979年逝世），他是我在日本留学时的好朋友，因为有这段历史关系。他和我谈话就比较坦率。他对于丁玲1957年以后的遭遇很有意见，甚至影响他对我们党的看法。他认为丁玲入党后的作品，应该属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学，她用倾泻的热情歌颂了中国革命。应该说她是中国党员作家中最有成就者之一。她是真正的左派，怎么会成为右派呢？因此他对我们的政策发生怀疑，几次邀请他访华，他都表示还没到时候，如果他活在世的话，现在一定愿意来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永不消逝的活力（3）
接着就是十年###，我不知道将来史学家怎样来写这场长达十年之久的所谓“大革命”。在这十年中，我们几乎无例外地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摧残和凌辱，我为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制止这场灾难，感到有愧，但毕意还是我们这一代人亲自结束了这场浩劫，这又使我感到庆幸。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丁玲20多年的沉冤平反了，她披着满头白发回到了我们中间。这些年来，丁玲写了不少文章，做了不少演讲，她从来不谈自己的逆境，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她对她毕生热爱的党和祖国，还是像从前一样充满了无限的感情，她的识大体，顾大局，不计较个人恩怨，不考虑个人得失，是无产阶级党性的表现，她的博大恢宏的襟怀，我引为学习的楷模。
　　杨沫：50年前，我就喜爱丁玲这个作家和她的著作。她的革命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曾像乳汁一样哺育我成长，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酷爱丁玲的作品，更敬佩她的人品。她对革命的忠贞，对光明和理想顽强执着的追求精神，都给予我巨大的勇气和力量。
　　陈登科：1951年，我才认识了丁玲，那时我到文学研究所学习。丁玲和我第一次谈话时，曾语重心长地说：“过去叫你学文化是党对你的培养，现在把你送到这里来学习，还是对你的培养。”她叫我无论如何都要记住，要先做一个共产党员，而后做作家。丁玲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当我得意的时候，她就要泼一盆冷水，当我失意的时候，她就会捧来一团火，热情地鼓励我。当我在文研所的学习行将结束时，她对我说：“你要继续留下来读书。”我说我在这儿学习近三年了，我应该到生活中去。丁玲就马上鼓励我下去，我一到安徽，就去一个工程队当教导员。这个工程队要建一个水库，我就参加了。我在实际工作中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才几千字，题目叫《离乡》。其中写了一个老头子的心理活动，写他为什么要离开家乡参加治理淮河，他为什么在家里呆不住而硬要到工地去。后来这篇小说在上海的《文艺月报》上发表了。小说发表以后，有好多同志对这篇作品表示赞赏，他们说：“喂，陈登科，写得不错啊！你现在有很大进步啊！变化不小呀！”把我捧上了天，捧得我晕头转向的。后来，我到北京去看丁玲（我每次上北京都要去她家）。一进门，她就说：“陈登科，你那篇《离乡》我看了。”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乐滋滋的，暗自想：“大作家一定要表扬我几句了。”于是就微笑着问她：“您有什么意见？”她说，“我看了你的《离乡》很难过，为你难过，也为我难过。为什么呢？你在文学讲习所学习近三年了，应该学到的东西你没学到，人家丢掉的东西你却从地上拾起来当做宝贝。”我一听这话，就像迎头淋上了一盆冷水，身子凉了半截，尴尬地缩回脖子，颓然坐在椅子上。就在此时，陈明出来解我的围了，他打岔说：“不谈这些了，喝咖啡，喝咖啡！”于是，我就喝起咖啡，咖啡一喝，僵局也就打破了。当气氛和缓下来的时候，我对丁玲说：“这样吧，我重写一遍。”丁玲说：“好啊！就住在我家里写。”我就住在她家了，住了十多天，写了一篇《黑姑娘》。写出来以后，我就像学生交卷子给老师一样，怀着忐忑的心情把《黑姑娘》交给丁玲看。丁玲看过之后说：“这就对了，你又回到你原来的道路上去了。”就是这么一件事，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
　　丁玲对我如此关怀、爱护、培养、教育，但是在1957年，我也表态和她划清界线，也跟别人一样去批判她，这对我来说是一生中的一大污点。1955年的时候，丁玲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头，我不知道。当时，省委告诉我，说###通知我到北京开会。我问，“开什么会呀？”我们的文教书记告诉我：“通知里没说开什么会，听人说，丁玲要受处分了。你到北京去，要看情况，不要乱讲话，我先给你打个招呼。”我一听，很不相信：暗忖“丁玲怎么会出问题呢？”一到北京，我就同往常一样去看丁玲，还带个朋友同往。一进丁玲的家门，丁玲就满脸笑容地和我打招呼，她说：“陈登科你来了。”我说：“我是来开会的。”她说：“你们就是开我的会呀。”我说：“开你什么会呀？”她说：“哎呀，你明天就知道啦，他们说我反党。”我一听急了，气冲冲地说：“谁说你反党，你怎么会反党呢？”此时，陈明出来打岔：“别谈啦，别谈啦，来，来，来，吃饭，吃饭。”晚上，我们吃过饭才走。

永不消逝的活力（4）
第二天，会议一开始，就宣布要批判“丁、陈反党集团”。当时，把我弄糊涂了。那次，有的人在台上批评丁玲提倡的“一本书主义”，等等。我在台下想，怎么冒出个“一本书主义”？我在文讲所学习三年怎么没听说过，丁玲也没对我讲过什么“一本书主义”。到了1957年，又把我们这些人集中到文学讲习所（鼓楼东大街103号）去，集中了一个多月，要我们检讨，要我们和丁玲划清界线。那时候检讨，我和徐光耀都是重点。所谓“检讨”就是上纲上线，把对方和自己，都臭骂一通。我检讨一次，两次，终于获得成功啦。为什么说成功呢？因为把我的检讨公开发表了，一公开发表，我就知道检讨过关了。我的检讨发表以后，我就回到省里，省里说，你的检讨我们看了，检讨过就行了，我们就不再追究啦。可徐光耀就不行了，他的检讨没被通过，人家不同意发表，回去后他就被划成右派，我没被划上。我那个检讨是违心的，我不承认丁玲反党，也不认为丁玲是个右派分子。但是，当时，我必须表这个态，必须和她划清界线。所以，这次我来这里开会，我就在想着一个问题，厦门大学开这个会议，原是我们文艺界拔乱反正应该做的一件事，但文艺界没做，厦门大学做了。作为会议的参加者，作为丁玲的学生，我非常感谢厦门大学。我认为，从她的作品一直到她的为人，也有一个拔乱反正的问题，也应该有一个公正的评价。我认为，对一个人的看法，不能以人废言或者以言废人，我认为，对丁玲的作品也应该有一个公正的评价，看待一个人应该全面。我想，研究她的作品，应该研究她同党的关系，就是要看一看她的《三八节有感》到《“七一”有感》，两者相距约40年。在这40年当中，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