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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央正在纠正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中央现在很忙，工作量很大，我不能为自己个人的这个问题，去麻烦中央，我相信会很快得到公正的解决。”
　　丁玲刚从厦门回到北京，就有喜讯传来。她接到中央组织部的电话通知：中央书记处已批准，正式发文，彻底恢复她的名誉。随即，她接到了1984年8月1日签发的、印着“中央组织部文件”几个鲜红大字的文件。捧着它，丁玲的双手，在微微地抖动。
　　她十分郑重地翻开文件的第一页，一行铅印的大字展现在她面前：“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她一字不漏地慢慢地读下去。她不是用口念，而是用一颗跳动的心在读。她几乎是屏住呼吸，读着党中央给她做出的结论：“……‘文化大革命中把丁玲同志打成‘叛徒’，属于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平反。丁玲同志1933年5月在上海任‘左联’党团书记时……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押解到南京……9月冯雪峰通过张天翼，与丁玲取得联系，在冯的安排下，她由南京逃到上海，然后派人送她到西安，转赴陕北。丁玲同志历史上这段被捕问题……1940年中央组织部进行了审查，并作出了‘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结论……”接着，中央组织部对丁玲的革命的一生，作了肯定的评价：“丁玲同志是我党的一位老同志，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斗争中和文艺工作中，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她在20多年的长时间里，虽身处逆境，但一直表现好……她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顾年高体弱，仍积极写作，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教育青年作家，几次出国活动，都有良好影响。事实说明，丁玲同志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现决定为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
　　陈明说：丁玲在遭受诬陷、折磨时，从不流一滴眼泪，这次他看到她的眼眶湿润了。她的行装已打点就绪，机票就放在案头，明天就要乘飞机去外地参加一个会议，但她没有休息。陈明看到她拿出纸张，戴上老花镜，端坐在书桌前，奋笔疾书。她要把她此时此刻对党的感激之情，向党表达。她要把她这些年来，承担巨大屈辱而凝结成的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对党的信赖，不可动摇的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与追求，向党表达。　　。　最好的txt下载网

最后一篇作品（2）
这是她写给中央组织部的信的全文：
　　中央组织部并请转
　　敬爱的党中央、亲爱的同志们：
　　你们好！
　　三中全会以来，你们受命于危难之际，身负重任、政务繁忙，因此我平日极不愿打扰你们，分占你们的时间。但现在我必须写这封信，必顶向你们打开心扉，把深埋在我心底的、涌流在我血管里的感情讲出来。我要大呼：“我感谢党！感谢党中央！”
　　日前，中央组织部通知我：“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已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即将下达。这真如一轮红日，从浓雾中升起，阳光普照大地。我沐浴在明媚的春光中，对党的感激之情如热泉喷涌，我两手高举，仰望云天，满含热泪，高呼：“党呵！母亲！你真伟大！”
　　我写文章已经近60年了，可是到今天我才第一次感到我的文字是不够用的，我从脑子里找不到最合适的字眼来准确地充分地表达我现在的感情。这种感情如风驰云涌，如果不讲，不叫，我就无法平定我这种深沉而激荡的心情。
　　我本来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愚人，一个伶仃的孤女，是党长期地教育我、指示我，使我逐渐能懂得做人的道理，使我走上革命的正道，使我没有白白地浪费我一生。从1932年我在上海参加党那一天起，我就完全把自己交给了党。我是属于党的！要听党的话，为人民服务到底。52年来，我得到过许多温暖、荣誉、幸福，也得到过启发，使我更贴进党，更理解人民、更加强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自然，由于种种原因，我受到过一些惩罚。但我只愿从中引起我的反思，自省自问，不计其他。而在逆境中，我更要求自己坚决与党站在一起，与人民站在一起，努力为人民服务，这样就能改善我的处境，改正周围的人对我的了解；我能向人民学习，吸取力量，鞭策自己。这种起步和历程，自然是很困难的。但经验告诉我，只能坚持这种态度，把相信党、相信人民、相信历史、相信自己的信念，化为日常的行动，天长地久，海枯石烂，总是可以绝处逢生，化险为夷，变坏事为好事。我慢慢能做到不受任何干扰，专心致志，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工作不息。而且能感受到劳动以后工作之余的一点乐趣。
　　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大力恢复实事求是的革命传统，为许多人平反冤假错案，也为我恢复了党籍。我有权写文章了，能为党大胆工作了，我的心情就很愉快了。尽管偶尔也还有一丝薄薄的网络笼罩着我，有些阴影不时象幽魂似的流荡在我周围，也有些闲言闲语，不可能不传到我耳里，即使我努力保持乐观、豁达，也难免对我的精神情绪不发生丝毫影响；而且总会觉得这是一点缺憾。但现在却什么都澄清了。党内的一些同志，以及党外的一些人士，也会为此感到欣慰。我还有什么要说的呢？没有了！我只有向党盟誓：丁玲永远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是党的一个普通的忠实战士。我年事不小，有点宿疾，但身体还可以，精力也算充沛，脑子还不糊涂。今后我更要鼓起勇气，为党的文艺事业的发展，贡献余生。专此奉达。
　　谨祝同志们身体健康、长寿！
　　丁玲　
　　1984年8月
　　她把信慎重地收进抽屉，准备回京再作修改。谁知这一封最充分地表达了她对党的无限深情的信，竟成为她的“一封未发出的信”，直到1986年6月29日，丁玲去世4个月后，这封信才在《光明日报》上作为我国无产阶级的伟大作家最后一篇作品发表出来。
　　中央为丁玲这段历史作出正式结论后，她说：“我现在可以原原本本的把这一段经历写出来，公之于众了。”她写了《魍魉世界》这本书，详尽地向读者描述了她被国民党逮捕后的生活、经历和在复杂的环境中，作为一个忠贞的共产党员的斗争历程。她生前只写完了这部书的初稿。她去世后，经过陈明同志整理，才正式出版，和读者见面。
　　

飞蛾扑火　非死不止
瞿秋白曾评论丁玲说：“冰之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丁玲自己理解这个评论：我正是这样的，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
　　1986年3月，一面北大荒人敬献的红旗覆盖在丁玲身上。
　　我在陈明同志家翻阅丁玲近作，老陈缓缓地对我说：“老丁这个人，一颗心就放在写作上，这六七年时间，她抱病写了近90万字，出版了《丁玲近作》、《生活？时代？灵魂》、《我的生平与创作》、《访美散记》、《文学天才意味着什么》等5本书，还留下了《魍魉世界》，《我在爱情中生长》和《风雪人间》三本书的初稿。除了住医院，她从不休息。”陈明忍着失去亲人的悲痛，回忆这几年的情形说：1979年从山西回到北京，医生就发现她患有乳腺癌，需要手术，可她说：“刚回来，要做点工作，我知道有病注意就是了。现在叫我住医院，真没有这个时间呵！”第二年病情加重，不得不住院，动了大手术。手术后，她刚从麻醉中苏醒过来，就挥动着右手，护士赶紧走过来问她要什么，她淡然一笑，用微弱的声音高兴地回答说：“我什么也不要，就想试试我这手还能不能再拿笔写字。”前年刚在医院没住几天，她就要求医生让她出院，她对医生说：“我回家去，每天还能写300字，失去的时间太多了。”
　　1985年丁玲和陈明，重访延安，她站在延河边上，情深地注视着宝塔山，很久很久都不愿离去。她对陈明说：“年岁不饶人呵！我真想登上宝塔山去看看。”
　　这几年，丁玲不顾旅途疲劳，到过老家湖南临澧县，去探寻她童年时代的足印；到过云南、上海、福建、天津等许多地方，和青年作家会面，和读者会面。她总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劝告青年作家，深入生活，沉到人民中间去，到人民中去找韩荆州，只要你心怀坦白，为他人着想，你到哪里都有朋友。她说：我在北大荒12年，交上了一些朋友，这些朋友给予我的温暖、帮助，至今还装在我的心里……
　　在西安，她应邀谈文艺创作自由问题。她坦率提出：“作家要正确理解创作自由，正确理解党的号召与行政干预是不同的。当代作家只要真正同四化大业息息相通，创作就会有广阔的天地。所谓创作自由，只有真正了解社会，了解生活，真正掌握了时代的脉搏、客观世界的本质，既懂得政策，又善于分析，那才能如鱼得水，在创作的天地里自由驰骋。如果你一提起笔来，就想主编喜欢不喜欢，得奖不得奖，总想在这些方面找什么窍门，那你就难得自由。”　　
　　1985年冬天，丁玲由于肺部感染，旧病恶化，第三次住进北京协和医院。谁也不曾料到，这是她最后一次住院。1986年1月份，丁玲最后一次在病室召集由她主持的《中国》杂志社的编辑会议，还审阅了一位青年作者的一部近10万字的稿件。那天，她和《中国》杂志社的编辑人员，谈当前的文学创作，谈《中国》编辑部的队伍建设，谈了许多许多。在握手告别的时候，她说：以后有机会，希望和大家再多谈谈心，促进相互理解。这是她留给《中国》的最后遗言。
　　她最喜爱她的小外孙。这年除夕，陈明特地带着小外孙和全家人到医院，坐在她的床边，希望陪着她愉快地度过这坎坷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年节。丁玲爱抚着小外孙，安详地、情深地对陈明微笑着说：“你们都回家去高高兴兴地过个团圆年吧！看来我是真的要成佛了。”
　　1986年3月4日上午10时45分，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享誉国内外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丁玲同志，走完了82年光辉的人生旅程，与世长辞了。
　　丁玲去世的消息传到北大荒，宝泉岭农场糖厂厂长何富有的80岁老母哭着说：“我这老婆子活着也没有用了，让我去替老丁死吧，老丁还有许多大事要做哩！”
　　丁玲弥留之际，嘱告亲人：“我死后不开追悼会，不办丧事，何必惊动那么多人。”她还要求：“不要称我为著名女作家。著名不能靠标榜，作家也没有必要分男女。”王震将军听说丁玲生前要求不办丧事，立刻表示：“一定要开追悼会，我来主持。”
　　遗体告别仪式举行前两小时，悼唁大厅外面就簇集有人群。一位从甘肃自费来京的年轻人，刚下火车就赶来八宝山，喊着要见丁奶奶最后一面；山西长治的工人代表持着挽联，搭夜车赶来了；纺织工业部的一位干部，扶着老母，领着孩子，一家三代都赶来了……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与丁玲“非亲非故”，然而却都是丁玲生前在人民中间结交的最亲的亲人。他们站在卷起黄沙的冷风中，静静地等待着向自己敬爱的人的遗体告别。告别仪式的参加人数，原规定在500以内，结果一下子来了1500多人。老将军###紧紧握着陈明的手说：“我来晚了，来晚了。”有位鬓发斑白的将军，深情地向丁玲的家属一一握手，陈明暗想：这将军是谁？老了，认不出了。老将军深沉地对他说：“我是杨成武，杨成武！”
　　丁玲的灵床四周，撒满了鲜花。灵堂前竖立着她的放大手迹：“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光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灵堂四周，厅内厅外，一直到走廊，都布满了感人的挽联、唁电、唁信。清华大学的悼唁信，后面署名“万名学子”，表达了这座著名学府的青年对丁玲的崇敬。山西长治学生的挽联，概括这位人民作家坚强的一生：“80年坎坷，两度入狱，数次蒙冤，经历创文坛奇迹；誉满人间，毁满人间，昭昭思史鉴千秋，论定不负我崇钦。”
　　黑龙江农场总局派专人来北京，代表北大荒人向老丁遗体最后告别。他们连夜赶到天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文工团特地送来的一面鲜红鲜红的红旗上，请画家范曾写了四个大字：“丁玲不死”，署名“北大荒人敬献”。然后把这面织着北大荒人千万缕哀思，寄托着北大荒人的深深思念，散发着北大荒人的温暖的红旗，轻轻地覆盖在老丁的遗体上。
　　从北大荒采访归来，我又坐到北京阜外大街22号9层丁玲家中的会客室里，凝望着迎面竖立的丁玲的巨幅照片。照片上的丁玲，穿一身八路军制服，扎着绑腿，这是1938年她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时的英姿。照片旁有丁玲亲笔写下的字句：“丁玲永远是属于中国共产党的，是党的一个普通的忠实战士。”
　　我咀嚼着这句朴实的话语。　
　　1987年5月采写于北大荒—哈尔滨
　　1987年10月修改补充于北京—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