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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脉-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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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世界的至高部位总是充满神秘。企图显释者，必得曲解。只有放弃刻板的世俗思维和学术思维，才能踏进艺术之门。
感谢黄公望，以他奇特的生平和作品，为我表述艺术和艺术史的一系列重大原理提供了最佳例证。
由于我和一些朋友的多年推动，三天后，《富春山居图》的两半就要在台北合展了。这是那场大火后数百年来的首次重逢，稍稍一想就有一种悲喜交集的鼻酸。明天我会就此事向台湾的朋友作半天演讲，据说报名的听众已经爆满。现在夜深人静，闭眼都是那幅画的悠悠笔触。于是，起身扭亮旅舍的台灯，写下以上文字。
2011年5月27日，于台北。
第二十一章 六百年郁闷
一
我早就发现，现代中国人对古代文化的继承，主要集中在明清两代。这件事一直让我很伤心。
这是因为，中华文化的格局和气度到了明清两代已经弱了、小了、散了、低了，难以收拾了。
也有不少人想收拾。甚至朝廷也有这个意思，一次次组织人马编大型辞书。但文化的基元是个体创造，与官方声势关系不大。通过个体创造把文化收拾成真正大格局的，在明清两代六百多年间，我看也就是王阳明和曹雪芹两人。
其他人物和作品，近距离看看还可以，如果放长远了看，或者放到国际上看，就不容易显现出来了。
怎么会这样呢？
这与社会气氛有关。气压总是那么低，湿度总是那么高，天光总是那么暗，世情总是那么悬，禁令总是那么多，冷眼总是那么密，连最美好的事物也总是以沉闷为背景，结果也都有点变态了。
造成这样的社会气氛，起点是朱元璋开始实施的文化专制主义。
二
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一样，朱元璋的文化专制主义是一种系统的设计、严密的包围、整体的渗透、长久的绵延。
由草根起家而夺取了全国政权，朱元璋显然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他按照自己的政治逻辑汲取了宋朝和元朝灭亡的教训，废除宰相制度，独裁全国行政，滥用暴力，大批诛杀功臣，强化社会管制，实行特务政治。这么一来，国家似乎被严格地掌控起来了，而社会气氛如何，则可想而知。
不仅如此，他还直接问津文化。他在夺权战争中深知人才的重要，又深知掌权后的治国更需要文官。他发现以前从科举考试选出来的文官问题很大，因此经过多年设计，他为科举考试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制度。那就是文官必出自科举，考生必出自学校，考题必出自“四书五经”，阐述必排除己见，文体必符合八股，殿试必掌控于皇帝。这么一来，皇帝和朝廷，不仅是政治权力的终端，也是学位考试的终端，更是全国一切文化行为和教育事业的终端。
这一套制度，乍一看没有多少血腥气，却把中华文化全盘捏塑成了一个纯粹的朝廷工具、皇家仆役，几乎不留任何空隙。
当文化本身被奴役，遭受悲剧的就不是某些文人，而是全体文人了。因为他们存身的家园被围上了高墙，被统一了话语，被划定了路线，被锁定了出口。时间一长，他们由狂躁、愤怒而渐渐适应，大多也循规蹈矩地进入了这种“文化—官僚系统”。也有一些人会感到苦闷，发发牢骚。尽管这些苦闷和牢骚有时也能转化为不错的思想和作品，但无可讳言，中国文人的集体人格已经从根子上被改造。
与此同时，朱元璋对于少数不愿意进入“文化—官僚系统”的文人，不惜杀一儆百。例如，有的文人拒绝出来做官，甚至为此而自残肢体。朱元璋听说后，就把他们全杀了。更荒唐的是，他自己因文化程度很低而政治敏感极高，以匪夷所思的想象力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文字狱，使中华文化从最高点上笼罩在巨大的恐怖气氛之下。
文字狱的受害者，常常不是反抗者，而是奉承者。这个现象好像很奇怪，其实很深刻。奉承，未必被接受；受迫者，也未必能够证明反抗过。这中间没有等号，不能进行直接推理。
例如，有人奉承朱元璋是“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他居然看出来，“生”是暗指“僧”，骂他做过和尚，“作则”是骂他“做贼”。又如，有人歌颂他是“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他居然看出来，“法坤”是暗指“发髡”，讽刺他曾经剃发，而“藻饰太平”则是“早失太平”。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那些原来想歌功颂德的文人当然也都逃不脱残酷的死刑。这些人的下场尚且如此，稍有一点不同见解的文人当然更不在话下了。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
恐怖培养奴才，当奴才也被诛杀，那一定是因为有了鹰犬。
据我判断，一个极权帝王要从密密层层的文翰堆里发现哪一个字有暗指，多数不是出于自己的披阅，而是出于鹰犬的告密。例如前面所说的由“法坤”而联想到“发髡”，就明显地暴露出那些腐朽文人咬文嚼字的痕迹，而不太符合朱元璋这么一个人的文字感应。
文化鹰犬与朱元璋的特务政治密切呼应。当文化鹰犬成为一个永恒的职业，文字狱自然得以延续，而恐怖也就大踏步走向了荒诞。荒诞的恐怖是一种无逻辑的恐怖，而无逻辑的恐怖正是世间最严重的恐怖。
恐怖对于文明和文化的残害，是一切没有经过恐怖的人难以体会的。在恐怖中，最后连最高统治者本人也可能弄假成真，他也感受到了恐怖，也就是那种似乎人人都想夺其位篡其权的恐怖。只有一种人轻松自由，那就是那些文化鹰犬。他们没有个人履历，没有固定主子，更没有固定立场，也没有固定话语，永远随着当下需要不断地告密、揭发。他们的告密、揭发常常很难被人理解，因此又充当了分析批判、上纲上线的角色。
这种角色兴于明代，盛于清代。在近代的兵荒马乱间功用不大，成为一个芜杂的存在，而到了“文革”时期又大行其道。直到今天，坊间还能看到少数孑遗，只不过早就更换了立场和话语罢了。若要排排他们的传代系列，一直可追溯到朱元璋所培养的鹰犬队伍，这是中国文化的负面特产。
朱元璋在发展经济、利益民生、保境安民等方面做了很多好事，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有能力、有作为的皇帝；但在文化上，他用力的方向主要是负面的，留下的遗产也主要是负面的。
他以高压专制所造成的文化心理气氛，剥夺了精英思维，剥夺了生命尊严，剥夺了原创激情，后果非常严重。例如，连科学技术也难于发展了。明代建立之初，中国的科技还领先世界，但终于落后了，这个转折就在明代。现在越来越多的智者已经认识到，文化气氛能够左右社会发展，对此我能够提供的最雄辩的例子，就是明代。
到了清代，文字狱变本加厉，又加上了满族统治者威胁汉族知识分子的一个个所谓“科场案”，文化气氛更加狞厉。一个庞大国家的文化灵魂如果长期处于哆哆嗦嗦、趋炎附势的状态中，那么，它的气数必然日渐衰微。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系列惨败便是一种必然结果。
三
由朱元璋开始实施的文化专制主义，以儒学为工具，尤其以朱熹的理学为旗帜。看上去，这是大大地弘扬了儒学，实际上，却是让儒学产生了严重的质变。因为这样一来，一种优秀的文化被迫与专制暴虐联系在一起了，让它呈现出一种恃强凌弱、仗势欺人的霸气。其实，这并不是儒学的本来面目。
在朱元璋之后，明成祖朱棣更是组织人力编辑《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并严格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四书》必依朱熹注释，《五经》必依宋儒注释，否则就算是异端。你看，连注释都规定死了。不仅如此，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又把宋儒所设计的一整套行为规范如“三纲五常”之类也推到极端，造成很多极不人道的悲剧。
朱棣在如此推崇儒学的同时，又以更大的心力推行宦官政治和特务政治，如臭名昭著的东厂。这也容易让儒学沾染到一些不好的味道。
由此，产生了两方面的历史误会。
一方面，后代改革家出于对明清时期极权主义的愤怒，很自然地迁怒于儒学，甚至迁怒于孔子本人。面对“礼教吃人”的现实，提出要“打倒孔家店”。五四时期就出现过这种情况。
另一方面，不少人在捍卫、复兴儒学的时候，也不知细致分析，喜欢把它在明清时期被禁锢化、条规化的不良形态进行装潢，强迫青少年背诵、抄写、模拟，营造出一种悖世的伪古典梦境。直到今天，不断掀起的“国学热”中，仍然有这个毛病。
总之，不管人们如何褒贬儒学，直接着眼的往往是它的晚近面貌，也就是明清时代的面貌。
其实，早在明代中期，儒学因朝廷过度尊崇而走向保守和陈腐的事实已经充分暴露，于是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如果在明代前期，“心学”不可能问世。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折腾，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越来越严重，而最高统治者也不再有朱元璋、朱棣那样的强势，朝廷已经处处捉襟见肘。在这种情况下，一位笃信儒学，只是要对儒学做一些不同于朱熹的解释，同时又是一位帮着朝廷有效处理社会矛盾的将军学者，就有了思考空间。
王阳明认为，知和行是同一件事，目标是“致良知”，也就是通过个人修养挖掘出人之为人的天赋道德。这种天赋道德也就是天理，因此心和理也就成了同一件事。这种理论，洗去了朱熹理学外加的庞大规范结构，让一切规范都出自于内心，出自于本真。这就大大强化了儒学历来比较薄弱的内在心理依据，凸显了其间的善良根基，弘扬了“知善知恶”、“为善去恶”的文化责任。而且，他的理论表述始终保持着很高的哲学品位，果断、严密、平易、优雅，实在是明代文化浊雾中的亮丽一笔。
王阳明是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嫡传远孙。这不禁让人会心一笑：王羲之的这一笔，实在拖延得相当漂亮。
王阳明写字也学他的远祖笔意。我曾为计文渊先生编的《王阳明书法集》写过序言，但有一点内心嘀咕却没有写到序言中去，那就是：他那么会打仗，为什么在笔力上却比他的远祖柔弱得多？相反，他的远祖虽然顶着一个军事名号，多少年来一直被叫做“右军”、“右军”的，却毫无军事才能方面的佐证，只是强大在笔墨间。难道，这是一种拖欠了一千多年的双向戏谑和双向补偿？
明朝是在王阳明去世一百一十五年之后灭亡的。又过了八十年，已是清朝康熙年间，一些知识分子反思明朝灭亡的教训，把目光集中到高层文化人的生态和心态之上，重新发现了王阳明的价值。当时的朝廷知识分子李光地说，如果早一点有王阳明，不仅朱棣的“靖难之役”成不了，而且岳飞也不会被“十二道金牌”召回。王阳明这样的“一代贤豪”有胆略、有智慧、有执行力，在绝大多数高层文化人中显得孤峰独傲。
那么，明代的绝大多数高层文化人是什么样的呢？李光地以最有气节的方孝孺作为分析对象。方孝孺一直被世人看做是旷世贤达、国家智囊，但当危机发生，要他筹谋，只见每一步都错。大家这才发现他才广意高、好说大话，完全无法面对实情；但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他所拥戴的朝廷和他自己顷刻一起败亡。
明代高层文化人的生态，被概括为一副对联：“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也就是大家都在无聊中等死，希望在一死之间表现出自己是个忠臣、是个英烈。平时即便不袖手旁观，最关心的也是朝廷里边人事争逐的一些细节，而且最愿意为这些细节没完没了地辩论。有时好像也有直言抗上的勇气，但直言的内容、抗上的理由，往往琐碎得不值一提，甚至比皇帝还要迂腐昏聩。
笔锋犀利的清初学者傅山更是尖锐指出，这种喜欢高谈阔论又毫无用处的文化人恰恰是长久以来养成的奴性的产物，因此只能称之为“奴儒”。他说，“奴儒”的特点是身陷沟渠而自以为大，只靠前人一句半句注释而自称“有本之学”；见了世间事物无所感觉，平日只讲大话空话，一见别人有所作为便用各种大帽子予以扼杀。傅山实在恨透了这么一大帮子人，不禁破口大骂，说他们是咬啮别人脚后跟的货色。
相比之下，更深刻的是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这些文化思想家。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出了中华文明种种祸害的最终根源是专制君主，是那些“独夫”，因此号召文化人把人人应该尽责的“天下”与一家一姓的王朝严格区别开来，不要混淆。一家一姓的兴亡，只是私事；天下民众的生死，才是公事。
这一些思想，是对明朝以来实行的极权统治和文化专制的否定。可惜的是，清朝并没有听他们的，比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些文化思想家自身也想不出自己还能做什么。
这些文化思想家同样系统地反思了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集体病症。黄宗羲说，儒家学说本来是经天纬地的，后世儒者却只拿着一些语录做一些问答，就顶着一个虚名出来欺世了。他们把做生意的人说成是“聚敛”，把做实务的人说成是“粗材”，把随兴读点书、写点文章的人说成是“玩物丧志”，把关注政事的人说成是“俗吏”。那他们自己呢？一直以什么“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这类高调掌控天下视听。但是，一旦真的有事要他们报效国家，他们则“懵然张口，如坐云雾”。这样的情况一再发生，给世人造成一个明确的印象，那就是，真正要建功立业必须走别的门路，与儒者无关。
这又一次触及了儒学在明末清初时的社会形象。
与李光地不一样，这些文化思想家对朱熹、王阳明也有很多批评，认为他们的学说耗费了很多人的精力，却无救于社会弊病。因此他们希望中国文化能够摆脱空泛，增加“经世实学”的成分。
遗憾的是，究竟是什么样的“经世实学”，他们也不清楚。他们像一群只会把脉却不会配药的医生，因此内心最为郁闷。
四
本来，明代有过一些大呼大吸，是足以释放郁闷的。例如，十五世纪初期的郑和下西洋，十六世纪晚期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来华。这样的事情，本来有可能改变中华文明的素质，进一步走向强健，但中华文明的传统力量太强硬了，它终于以农耕文明加游牧文明的立场避过了海洋文明，也在半推半就的延宕中放过了欧洲文明。这种几乎是必然的选择，使明清两代陷于保守和落后的泥潭，严重地伤害了中华文明的生命力。
我曾经在郑和的出发地江苏浏河镇劳动过很久，又曾经在利玛窦的中国友人徐光启的墓地附近长期居住。每当傍晚徘徊，总是感慨万千。
我踢着江边的泥块想，郑和的起点本来有可能成为一段历史的起点。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的历史和我们自己都将会是另外一个面貌。但是，等郑和最后一次回来，这个码头也就封了。封住的当然不仅仅是码头，还有更多更多的东西，多得一时算不过来。
在徐光启墓地，我想得就更多了。十七世纪的第一个春天，徐光启在南京见到利玛窦，后来在北京两人成为密友，不仅一起翻译了《几何学原本》，而且徐光启成了天主教徒，利玛窦也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文化。他们的友谊使人想到，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本来也可以避开战争走一条和平之路的，却偏偏走了岔道。
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和其他列强占据上海，惊讶地发现有一处居民一直过着天主教徒的生活，那便是徐光启后代聚居的徐家汇。于是，列强们也就在那里造教堂、办气象台和图书馆了。徐家汇成了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几度相遇的悲怆见证地，默默诉说着中国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虽然事隔好几百年，我还是感到郁闷，由此可以推断当时的社会郁闷会达到什么程度。
五
比较有效地排解了郁闷的，倒是在民间。
明清两代的小说、戏剧都比较发达。严格说来，它们原先都是民间艺术。民间，给暮气沉沉的明清文坛带来了巨大的创造力。
几部小说，先是由几代民间说书艺人说出来的，后来经过文人加工，成为较完整的文本。这些说书艺人，在不经意间弥补了中国文化缺少早期史诗、缺少长篇叙事功能的不足。这是真正的大事，至于具体哪部小说的内容和形式如何，不重要。
中国文化长期以来缺少长篇叙事功能，而是强于抒情、强于散论、强于短篇叙事。这种审美偏仄历久不变，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我们有时会用“写意风格”、“散点透视”、“拒绝沉陷”来赞扬，有时也免不了会用“片断逻辑”、“短程关照”、“即时抒发”来诟病。但是，这种几乎与生俱来的审美偏仄，居然在民间说书艺人那里获得了重大改变。
他们由于需要每天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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