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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宁可丢掉新西兰、澳大利亚或任何其他东西，也不愿让俄国人失败。”罗斯福在
1943年3　月18日写给丘吉尔的信中得意地说：“我亲自同斯大林打交道要比你们的
外交部或我的国务院办理更好。斯大林不喜欢你们的上层人物。他认为他更喜欢我，
而我希望他将继续如此。”

　　　　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和罗斯福终于第一次坐在一张桌子前，来自遥
远的两个世界的巨手握在一起。身着大元帅服的斯大林的举止有些矜持，似乎不太
习惯与他从前的敌人——罗斯福和丘吉尔坐在一起。罗斯福决定要调节一下会议的
紧张空气。他开始取笑丘吉尔的英国人派头，挖苦约翰牛，嘲笑他的雪茄烟和他的
习惯。这边丘吉尔面红耳赤，紧锁双眉，那边斯大林的脸上终于由阴转晴，最后爆
发出一阵大笑。罗斯福私下里告诉属下：“我把那种气氛一直保持到斯大林和我一
起大笑为止，也就在那个时候，我管他叫‘约大叔’了。他能可以为我是前一天就
那么精神饱满的，不过他那一天放声大笑，走过来和我握手。从那以后我们私人的
关系密切起来……。坚冰已经打破，我们像伙伴和兄弟那样交谈。”

　　　　在德黑兰会议期间，苏联的特工人员得知德国间谍将在英国驻伊朗使馆中安放
定时炸弹，图谋刺杀到英国使馆会晤的斯大林和罗斯福，但苏联特工人员无法阻止
美国总统罗斯福到会。正当苏联特工人员绞尽脑汁地想办法排除英国使馆中的定时
炸弹时，斯大林想出了解决问题的绝招儿。他给罗斯福打电话：“尊敬的罗斯福先
生，我想请您和丘吉尔先生吃烤鱼串。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明天的会就安排在苏联
使馆举行。会后我们马上进餐，吃烤鱼串！”罗斯福非常赞同斯大林的建议，从而
免于一场灾难。对于这一救命之恩，罗斯福是不能忘记的，两者的关系也进入了一
个新的阶段。

　　　　德黑兰会议弥合了苏联和美国长久的裂痕，也隔合两个世界级大国的最高统治
者的关系。

　　　　德黑兰会议以后，美国和苏联在许多国际事务方面进行了合作和协调，因此才
出现了悲悲怯怯自称是“英国小毛驴”的大英帝国首相丘吉尔的不满和屡屡怨言。
在1945年2　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国和苏联达成了妥协，大体上确定了战后双方在
欧洲和亚洲大陆上的自身利益和相互关系的格局。1945年4　月25日，分别来自东部
和西部的美国和苏联军队在德国的易北河上的托尔高会师，两国官兵热烈拥抱，俄
罗斯的伏特加酒和美国的香烟、口香糖成为彼此间传递情感的最好语言。

　　　　同年8　月12日是苏联体育节，斯大林邀请艾森豪威尔访问苏联，朱可夫元帅理
所当然成为陪同人员。体育节检阅那天，斯大林邀请艾森豪威尔和他选定的美国驻
苏大使哈里曼和迪恩将军登上克里姆林宫前列宁墓的检阅台，这是一次破例的盛情
邀请，在此之前还从未有过外国人、尤其是被列宁声声咒骂的资产阶级人物登上过
列宁墓。美国五星上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苏联元帅格奥尔基·朱可夫向人们挥
手，然后以“俄国方式”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全场善良的人们为之欢呼，整个世界
沉浸在一片美好的幻想之中。这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景使整个世界为之感动，它标
志着美苏之间的合作关系达到了巅峰状态。

　　　　　　　　　　　　六、徐徐拉开的“铁幕”

　　　　二战后期，欧洲一派和平景象。参加抵抗运动的各派政治力量都设想着维持战
时的合作，对于大多数抵抗运动的参加者来说，无论是普通战士，还是一般市民，
无论是资产阶级人物，还是共产党人，大家彼此都是战友和朋友，都在为战争的胜
利结束而欢欣鼓舞。斯图尔特·休斯在《欧洲现代史（1914—1980）》中写道：
“这是抵抗运动的幻想——既模糊而又豁达大度。这一想法和人民阵线的理想相似，
但超过了战前仅仅是一时权宜之计或最低纲领的概念，体现了欧洲社会的一个全新
观点。它在人民阵线的社会正义目标上又加上了基督教民主党的阶级调和的理想，
它想通过创造一个新的和没有宗派的社会主义，在共产党人和民主派之间的鸿沟上，
在使天主教徒和反教会者长期分裂的隔阂上架起桥梁。”美国和苏联这两个战争的
胜利者，也有如此的想法。

　　　　然而，这看似晴空万里、艳阳高照的景象的背后却隐藏着浓密的乌云，远处隐
约可闻的阵阵雷声使人们难以摆脱阴霸满天的印象。

　　　　在德黑兰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罗斯福和斯大林曾想当然认为：美国与苏联已
经忘记过去的不愉快，美国和苏联应该共同主宰世界。罗斯福因此提出了设立美国、
苏联、英国和中国“四大警察”的想法，目的就是由美国和苏联拉上英国和中国两
个“穷伙伴”，共享世界大家园“盟主”的福份。

　　　　罗斯福认为：“未来世界必然的基础便是同苏联达成牢固的协议，从狭义上讲，
两国当中任何一国也不仰赖于另一国，但是，从较广泛的意义讲，照我的看法，两
国之中任何一国都只有在同另一国进行合作的条件下方能确保自身的安全”，为此，
“两国政府须得明白：在国际事务方面，它们的方针，只能永远并行不悖，任何时
候也不可相互对抗”。

　　　　尽管德国和日本相继投降后，美苏共同反对法西斯的历史使命结束，结成战时
联盟的军事基础已不复存在，但罗斯福和斯大林原都认为美苏战后合作的经济基础
依然存在，苏联还曾试图从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中分得60亿美元的“美羹”。
但是事非人愿，战争结束后，美苏两国首脑们发现：彼此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少，
彼此间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相互间的冲突越来越多，相互间的不信任感越来越深。
罗斯福总统在1945年初抱怨：“要想找一个方法来和苏联相处很不容易”。

　　　　战后的数年中，苏联势力在东欧“凯歌行进”，社会主义在整个世界发挥了巨
大的影响力，使美国为之惊恐。美国政界的死硬反共人物感叹：“共产主义成为世
界上一切邪恶的根源。在任何地方发生的每一变动中，我们总能看到有‘莫斯科共
产主义’在插手。最初对共产主义的概念认为是一种国际阴谋，像章鱼那样身在莫
斯科，触角则伸到世界上最远的各个角落”。

　　　　美苏的政治裂痕日益扩大，美苏战后和平合作的经济基础并没有建立起来，最
终导致联盟的公开破裂。

　　　　罗斯福总统没有福气等到星条旗在欧洲、在亚洲，在世界各地迎风飘扬的那一
天，他打败一系列战争恶魔，但是他却永远被病魔击倒了。1945年3　月12日下午1　
时，罗斯福突然感到身体极度不适，他告诉他的夫人说：“我的头很痛”，随即就
陷人昏迷之中，3　时35分，罗斯福停止了呼吸。当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来到克里
姆林宫将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斯大林时，斯大林默默无言地紧握着哈里曼的手大约
有30秒钟之久，竟忘记请客人坐下。斯大林连连对哈里曼说：“我们是好朋友，是
很好的朋友。”

　　　　由于罗斯福是任期未满就突然去世的，因此他职务由副总统杜鲁门代理，不费
吹灰之力就拾到一顶总统桂冠，这恐怕是杜鲁门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杜鲁门是一个
极为保守的人物，他的性格上和为人上与已故的罗斯福迥然相异。罗斯福出身豪门
大族，从小就接受了正统的欧洲式教育，14岁进伊顿公学读书，18岁就成为哈佛大
学法学院的学生。罗斯福仪态优雅、举止潇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著名的
“罗斯福笑容”和“炉边谈话”几乎就是美国的象征，也变成了美国以至同盟国的
“安慰剂”。杜鲁门则出身于美国西部的一个农场主家庭，在他的身上更多的体现
出的是西部牛仔的风格，豪爽、粗鲁、好斗。杜鲁门一直为自己能够身体力行、从
事粗活和其他的体力劳动而自豪。

　　　　显然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对美国领导人的变更没有精神准备，但是斯大林还是对
杜鲁门的就任表示了礼节上的祝贺，斯大林在致贺信中表示：苏联和他本人坚信
“各大国之间合作的政策”今后仍将得到很好的贯彻。但是杜鲁门一上台，就改变
了美国对苏联的态度。他1945年4　月20日和23日连续召开会议，召集主要外交和军
事顾问开会，商讨对苏政策问题。当国务卿斯退了纽斯报告苏联打算强迫美国和英
国承认亲苏的波兰临时政府时，杜鲁门语气强硬地说：“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显了，
我们与苏联的协定，迄今为止，只是一种单行道，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他
认为，“如果雅尔塔协定的一个方面不被遵守”，他就要认为“整个雅尔塔协定将
不再为大家所遵守了”。杜鲁门宣布：“我们赢得的胜利把领导世界的持续重担放
到了美国人民的肩头，美国在世界处于领导地位”。美国已不愿与苏联联平分天下，
他表示“我已厌倦于笼络苏联人，在与苏联政府打交道中，我准备采取坚定态度”，
美国对苏联“不应该再作任何妥协”。他认为：“除非俄”国碰到铁拳和强硬的抗
议，另一次大战就可能爆发”。他在国会上强调：美国应该改变对策，遏制苏联国
际地位日益上升的势头。

　　　　1945年7　月16日，美国科学家在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戈多岛试验一种新式武器，
只见一片令人炫目的白光后，一个庞大的象磨茹的云块升上天空，人类第一颗原子
弹试验成功。8　月6　日，美国空军的B　－29轰炸机第20一航空队第509　混合大队在
日本的广岛投下了名为BOY　（小男孩）的以铀为原料的特种炸弹。8　月9　日，以钚
为主要原料的特种炸弹“小胖子”投在日本的另一座城市长崎。这两个名称可爱的
东西“小男孩”、“小胖子”就是骇人听闻的原子弹。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使美国政
界的精神为之一振，杜鲁门认为这是自“诺亚方舟之后，幼发拉底河谷时代预见到
的毁灭之光。……美国不必再乞求苏联参战，因为现在已发现了一种力量与性质都
是全新的武器，以至于我们不需要俄国人，也不需要任何其他国家的帮助了”。

　　　　由于美国的两颗原子弹相继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爆炸及其特有的影响，使美国
政界和军界的一些要人们改变了对战争和世界局势的看法。曾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的
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强调：“原子弹的惊人破坏力产生这样的看法，即我们的空
军现在拥有决定性武器，这种武器可以使美国从此以后建立对世界的警察统治，并
迫使世界接受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美国军界要人阿诺德将军在1945年5　月提出：
“美国当前的头号敌人的位置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希特勒和德国已经不复存在，
而苏联的威胁却近在眼前，基于这种情况，美国有必要立即着手进行对苏空战的准
备”。军事委员会领导人、科罗拉多参议员埃德温·琼斯在1945年11月28日的发言
中声称：“我们拥有设在从菲律宾到亚洲海岸的阿拉斯加和从阿拉斯加到南大西洋
亚速尔群岛这一地区的战略机场。因此，一有命令，就能把原子弹投到地面任何地
点并返回自己的基地……，毫无疑问，美国手中的原子弹将是美国外交的大棒”。
1946年初，美国参议员巴鲁克在演说时提出“美国正处在冷战方酣之中”，第一次
使用了“冷战”为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名词。

　　　　正在杜鲁门政府酝酿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之时，白宫中的鹰派人物、驻苏联大
使馆代办乔治·凯南的想法与他不谋而合。乔治·凯南于1946年2　月从莫斯科向华
盛顿的美国国务院发回一份长达8000字的电报（第511　号），这份电报可能是美国
历史上最长的一份电报，在电报中提出一整套“遏制”苏联的理论和政策。

　　　　乔治·凯南认为：“克里姆林宫对世界事务的神经质的看法，其根源在于俄国
人那种传统的和本能的不安全感。本来一个和平的农业民族，在辽阔的原野上与凶
悍的游牧民族为邻，生活没有保障，就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随着俄国同经济上先
进的西方进行接触，除了上述不安全感之外，又加上对西方更能干、更强大，组织
得更好的社会抱有畏惧心理。这后一种不安全感与其说是在折磨着俄国人民，毋宁
说是在折磨着俄国的统治者。因为俄国的统治者一贯认为，他们的统治在形式上是
陈旧的，其心理基础是脆弱的和不自然的，在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接触时是经不
起比较的。由于这个缘故，他们老是担心外国的渗透，害怕西方世界同他们接触，
担心一旦俄国人知道了外界的真相，或外国人知道了俄国内部的真相，会产生某种
后果。他们学到的谋求安全的惟一方法，是为了彻底毁灭同它竞争的国家而进行耐
心、殊死的斗争，绝不同哪个国家达成协议或作出妥协。……苏联的意图必须始终
庄严地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无论何人所以不应抵估教条在苏联事务中的重要性，
其原因就在于此。这样，苏联领导人迫于历史和现状的实际需要，就提出一种教条，
把外部描绘成为一个罪恶的、敌视的、威胁着苏联的世界，并认为这个世界内部孕
育着蔓延疾病的细菌，注定要被越来越多的内部骚动所破坏，最后受到蒸蒸日上的
社会主义力量的致命一击，从而让位给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这个理论为他们
扩大军事和警察力量找到了合法依据，把俄国人民与外部世界隔绝起来，为扩大俄
国警察的权限而施加经常不断的压力。所有这些都是俄国统治者天然的和本能的要
求。这主要是说明，数世纪以来不平静的俄罗斯民族运动取得了稳步的进展。在这
个运动中，攻击和自卫的观念已经无法分清。但是，披上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新外衣，
又用甜言蜜语向一个绝望的、遭受战争破坏的外部世界作出许诺，俄罗斯民族主义
比之以往就更加危险、更加狡猾。”

　　　　乔治·凯南认为：“总结起来说，我们面对着一个政治力量，它狂热地坚信，
它和美国之间不可能有永久性的妥协办法。它坚信，如果苏维埃政权要得到巩固，
那么，搞乱我国社会的内部和谐，破坏我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损害我国在国际
的权威，这种做法是可取的和必要的。这个政治力量可以支配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
之一的精神和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的资源，并且它是深厚强大的俄罗斯民族主
义潮流孕育出来的。此外，它还有一个精巧、涉及面广的组织机构，用以在外国发
挥它的影响，这个机构具有惊人的灵活性和多种技能，管理它的人对于地下工作方
法的经验和技巧大概是史无前例的。”

　　　　乔治·凯南最后开出了药方，他认为可以“不必通过一场全面的军事冲突来解
决”与苏联的关系问题，因为苏联“对理智的逻辑性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十
分敏感。因为这个缘故，当它在任何地方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它可以轻易地退却，
而且它经常这样做。因此，如果对方掌握足够的武力，表明准备使用武力时，实际
上几乎用不着动武。”

　　　　这个药方上开的灵丹妙药的名字叫“遏制”，即所谓的“不动武的武力”。

　　　　杜鲁门和美国国务院接到这封电报简直是如获至宝，杜鲁门立即下令将乔治·
凯南从莫斯科召回，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与他进行多次的长时间密谈。另一位鹰
派人物——海军部长福莱斯特下令复印电文，作为海军高级军官和海军学院学生的
必读文件。

　　　　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狂言呓语和乔治·凯南的“真知灼见”，在西方，特别是在
已经下野但雄心不老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爵士的心上引起了难得的共鸣，在这位英
国保守党领袖身上又重现了20年代干涉苏俄时的那个劲头。

　　　　丘吉尔认为今后对苏关系“只能建立在俄国人承认英美实力的基础之上”。在
1945年4　月24日那一页日记中写道：“由于德国军事力量的消灭，苏联和西方国家
之间的关系难免不发生重大的变化，双方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
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必须重新估计苏联的力量和威胁，他提出三项建议，“第一，
苏维埃俄国已成为自由世界的致命危险；第二，为防止其进一步扩展，必须立即建
立新的阵线；第三，这条阵线在欧洲应尽量向东推移”。

　　　　在对付苏联问题上非常合拍的杜鲁门和丘吉尔关系立即升温，杜鲁门邀请丘吉
尔到美国进行私人访问。为示“友谊”，一路上杜鲁门亲自作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