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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绝对地位。第二，强化苏共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绝
对控制。以苏共中央取代中央政府职能，在苏共内增设经济、财政和文化管理机构，
使权力进一步向苏共集中，强调“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高于无产阶级的
其他各种组织形式（工会、合作社、国家组织），它的使命是综合和指导这些组织
的工作”“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通过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的党才能实现”“无产
阶级专政只有由一个党，由共产党来领导，才能成为完全的专政，共产党不和而且
不应当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如果党内没有铁的纪律，无产阶级专政所担负的
镇压剥削者以及把阶级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就不能实现”，削弱中央监
察委员会的职能，撤消群众监督机构——工农检查院，限制加盟共和国的权限。在
苏联的第二部宪法（1936年宪法）中强化了中央集权制，使行政区划权、立法权和
经济管理权进一步向联盟政府、向苏共中央集中。第三，总书记个人专权政治模式
的建立。扩大总书记的职权范围，在国家权力进一步向苏共集中的同时，权力向苏
共的最高领袖个人手中集中，使总书记变成全党的最高领袖和国家的首脑，总书记
独揽党政军大权，不受任何组织和法律的限制而可以随意决定重大国务，将书记处
变成直接向总书记负责的党内特权机构。1936年苏联宪法的颁布以法律的形式确立
了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总书记个人专权的政治模式，标志着斯大林模式中的
政治体制最终形成。

　　　　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是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斯大林执政初期，苏
联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直到1926年，苏联领导人仍然把反集中倾向作为经济政策
的重点。当时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古比雪夫在《苏联工业》的报告中曾批评了
“现行管理制度的特点是事情不分大小都要过问和过分要求集中”，提出要“尽量
把权限和责任划交下级环节，使每个上级环节本身只掌握最少的、最必要的而又足
以完成自己所负担的任务的权力”，“我们只有按照分散经营和集中进行计划领导、
进行计划调节的原则来改组管理机构、工业的发展才有更大的可能性”。

　　　　但是在联共（布州大以后，斯大林已经多次提出在工业化过程中必须采取行政
手段管理工业的建议，1926年12月斯大林提出了“杜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
经济”的思想。1927年12月，斯大林又提出了“指令性计划经济”的思想。布哈林
则坚持继续执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强调在经济领域必须遵循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
提出“少一点压制，多一点周转自由。少一点行政影响，多一点经济斗争，更多地
发展经济周转”的主张。在1926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15大通过的《关于国家经
济状况和党的任务》决议中，强调“苏联国民经济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新的
更高技术基础上改革经济时期”，因此旧的“生产组织体制”已经不适应“正在变
化的环境和新的任务”，决议提出必须“重新审查经济管理机构的整个体制”和
“改进生产组织和工业管理是各有关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的最重要的任务”。

　　　　从1927年开始，苏联政府在经济管理方面加大了行政干预和国家计划的力度。
在工业方面苏联政府越来越广泛地控制了新建企业的审批权，某些商品的出厂价格
由国家控制。在农业方面实行农产品合同预购制，1928年上半年又两次采取非常措
施，用行政命令手段强制收购农村余粮。

　　　　从1928年开始，随着工业化和全盘集体化的快速推进，新经济政策完全停止。
在1929至1932年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改组。改组
的目标就是由地方和行业自主经营向中央集权制过渡，加大中央政府和各级行政机
构自上而下对经济的控制和管理。

　　　　30年代以前苏联的经济领导层次较复杂，最高管理机构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下设各部门的总管理局，以下是各行业的托拉斯和辛迫加。尽管采取的是集中统一
管理，但托拉斯和辛迪加拥有相对的自主权。根据1929年的改组决议，撤销了总管
理局和辛迪加，成立实行经济核算的各个联合公司，统一管理企业的生产和销售。
再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直接领导联合公司，由原来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总管
理局…　托拉斯（企业）…　辛迪加（企业）的四级管理模式变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　联合公司（后改为总管理局）…　托拉斯（企业）的三级管理模式。后来总管理局
又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分出，成立专业化的中央经济管理部门，最高国民经济
委员会主要负责宏观调控和计划的制定。1934年联共（布）中央决议又撤销托拉斯
一级，规定企业直属中央部门管理，这样又形成了中央专业管理部门一企业的二级
管理模式，原来属于地方管理的一大批的企业收归中央专业管理部门。例如，从1933
年初至1935年初，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会部所直接管理的企业就由32个扩大到335　
个。193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央管理的工业占90％，地方管理的工业仅占10％。大
部分企业（重工业和机器制造企业）实行二级管理（即中央…　企业），一部分企业
（冶金、燃料工业企业）实行三级管理（即中央…　托拉斯…　企业）。中央经济管理
部门直接控制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和供应、生产及销售的大权。企业的厂长由
中央委派，企业的财政收支要经中央批准，企业的物资供应要由中央统一调拨。

　　　　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和特点是采取了指令性计划经济的管理
方式。斯大林曾经说：“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想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
令性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都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
内将来发展的方向。”中央部门事无巨细地规定企业的年度计划、季度计划甚至月
度计划。对于中央的计划，企业必须执行，企业如果破坏计划任务，政府可追究行
政责任直至法律责任。与指令性计划的特点相联系和相适应，行政命令手段是高度
集中的经济体制下管理经济的直接要求和主要方法。政府主要通过发布各种命令、
决议和行政措施，与各级各类经济组织、企业发生关系，组织全国的生活，而忽视
或放弃价格、利润、奖金、财政等纯经济的手段来管理国家经济。

　　　　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在短时间内以行政命令手段迅速
地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技术力量集中于某一部门或某一重大项目。苏联
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顺利并提前完成，苏联的工业化和全盘农业集体
化顺利完成，以及卫国战争前苏联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军事和军备的全国总动员
都足以证明这个体制的高效率。

　　　　但是这种体制过分强调行政命令和计划经济，根本忽视商品价值规律，严重超
越苏联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使中央与地方、企业与个人的
关系长期处于极度不正常的状态。在苏联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体制的种种弊端充
分显示出来了。《斯大林政治传记》的作者艾萨克·多依彻，曾经是波兰共产党党
员，后来移居英国，成为著名历史学家。他早在1948年，即斯大林还健在时就评述
说：“绝对不能把斯大林归人希特勒一类的人物中；在所有的暴君中，希特勒的记
录是最不足称道和最无价值的。希特勒是一个毫无建树的反革命领袖，而斯大林却
是一场悲剧性的、自我矛盾、但又是创造性革命的领袖和开拓者。”

　　　　从某种角度看，斯大林的错误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斯大林的悲剧也绝对不是
他个人的悲剧。

　　　　　　　　　　　　五、赫鲁晓夫的改革与冒进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斗争将政治对手贝利亚、
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打败，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1956年2　月14日，苏共20大在克里姆林宫开幕。细心的人发现，大会主席台上
没有像历次大会一样悬挂斯大林的画像，只有列宁的画像。赫鲁晓夫作了工作报告，
他在报告中强调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
平过渡”的论点，主张实行缓和世界局势的对外政策。在报告中，赫鲁晓夫重申了
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提法。大会选举赫鲁晓夫为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是一位有经验的鼓动家和演说家，他能够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轻
易地发表长篇大论。他认为写作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且可以从他起草的一些决议
和文件中发现一些拼写错误。如果他必须起草讲话，他总要召来一名速记员，口授
一个大概的提纲，再由他的助手们根据需要进行编写。但是，当他登上讲台时，经
常脱离讲话稿，即席发挥，而他的即席发挥常常是他讲话和报告中最引人注意的地
方。

　　　　就在大会宣布闭幕后代表们准备返程时，于2　月24日夜11时至25日晨突然被召
回开会，同时还有100　多名已恢复名誉和获释的党员参加。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
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被称为“秘密报告”）。在洋洋4　万余字、历时4　个
多小时的报告中，赫鲁晓夫基本上没有看讲话稿，他毫不客气地点名批评了斯大林，
揭露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代表中引起极大的震惊和反响，同时也得到绝大多
数代表的拥护。2　月25日，苏共20大的代表们一致通过了“苏共20大关于赫鲁晓夫
同志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的决议”，责成党中央继续采取措施保证完
全克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人的个人崇拜，恢复党的生活准则和集体领导‘原
则。

　　　　苏共20大的召开和“秘密报告”的出现是苏联共产党拨乱反正的继续，也是广
大干部和群众要求进一步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恢复党、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的政
治生活的结果。特别是“秘密报告”公开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思想和行为，有胆识
地、及时地打破斯大林的神话和迷信，有利于让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认识斯大林主
义的危害，对当时的平反工作和以后苏联政治体制的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苏共20大后，苏联开始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释放无辜和批判个人崇拜，社
会政治生活出现了巨大的转折，政治空气空前地活跃起来。苏联犹太族作家爱伦坡
的小说《解冻》颇为贴切地反映了这一新文艺思潮的社会内容，而巨懈冻》这一书
名也较为贴切地反映了苏联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情绪，因此“解冻”一词被广泛地
引用。人们普遍地希望改变长期以来的政治高压的紧张气氛，希望政府调整政策实
施政治改革，希望生活安定富足。1956年3　月28日k　真理报》发表题为《为什么个
人崇拜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人？》，这是在党外第一次公开批判斯大林的
个人崇拜。6　月，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从此在全
苏开始了非斯大林化的运动。随后苏联在哲学、政治经济学、文学、艺术、历史等
领域逐步展开对个人崇拜的批判。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平反活动，在苏共20大后的几
个月内就有8000—9000人得到平反。苏共20大及其以后的非斯大林化，在苏联党内、
社会内和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

　　　　1961年10月17日至31日，苏共22大召开，西方媒体称这次大会是“赫鲁晓夫的
大会”，因为赫鲁晓夫一人几乎包办了从主持会议、致开幕辞、做《政治报告》、
做总结报告、致闭幕辞等会议所有的仪式。它表明了赫鲁晓夫在全党的地位和威望，
也是赫鲁晓夫向一切被击败的政治对手的总示威。

　　　　这次会议通过的新党纲宣布苏联共产党已经变成全民党，苏联已经变成全民国
家。赫鲁晓夫再次公开批评斯大林及其错误行为。赫鲁晓夫建议，在莫斯科建造一
座纪念碑，“永远纪念成为专横的牺牲者的同志们”，这一建议得到了大会的通过。

　　　　大会闭幕前夕，列宁格勒、莫斯科等几个代表团建议，把斯大林的水晶棺从列
宁陵墓中移出，否则“再继续放在那儿，就是一种亵渎行为”。这个提议立即得到
了全体代表的赞同。大会通过决议：第一，把克里姆林宫墙外红场上建造的列宁和
斯大林的陵墓命名为“列宁墓”，第二，在墓中继续保留斯大林的遗体是不适宜的，
因为斯大林严重地违反了列宁的遗训，滥用权力，大规模镇压正直的苏维埃人，并
且大搞个人迷信。

　　　　10月31日夜间斯大林的水晶棺被从列宁墓中移出，火化后重新埋葬于距列宁墓
不远的克里姆林宫的墙下，并从红场上刻着列宁和斯大林名字的金字碑上抹去了斯
大林。

　　　　在大量受理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陆续进行了一系列的政
治改革。

　　　　一、扩大苏维埃权力，提高苏维埃作用和地位。鉴于长期以来以党代政，苏维
埃机构职能和地位都极为有限的局面，苏联政府通过一系列法令，加强苏维埃立法
权以及对执行机关的监督权，扩大地方苏维埃在经济文化建设方面的权力等。

　　　　二、提高社会团体的地位和作用。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上系统地提出了
全民国家的理论，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和我国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
建设时期的情况下，苏联的工人阶级，从建立共产主义的任务出发，主动把自己专
政的国家变为全民的国家”。他强调国家某些机关的职能要逐步过渡到社会团体手
中，如对居民的文化服务、医疗卫生、体育运动、保障社会秩序等，都可全部或部
分转归各类社会团体。

　　　　三、提高群众地位，加强群众监督。赫鲁晓夫主张要相信群众，扩大群众参政
范围，让劳动者参加各级监督机关，听取群众意见。

　　　　四、实行干部轮换制，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加强各级干部队伍的知识化和专
业化。苏共22大党纲明确规定党政组织机关按比例定期更换（中央委员会及主席团
每年更换四分之一，主席团成员最多任三届）。

　　　　五、强调党政分工，将党组织分成农业党和工业党。1962年回回月苏共中央决
定把边疆区和州一级党组织，划分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两个独立的系统，并
分别成立工业党委会和农业党委会两个独立的领导机关。工会、青年团、妇女组织
也相应分为农业和工业两套班子。

　　　　六、实行集体领导。赫鲁晓夫执政前期，坚持集体领导。1952年一1957年苏共
中央主席团定期开会，每周至少一次，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经过主席团集体讨论决定，
如有分歧，少数服从多数。

　　　　赫鲁晓夫的政治改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改革，也
是对斯大林模式发起的第一次冲击。改革正确地和全面地反映了苏联社会的要求，
活跃了社会气氛，促进了苏联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改革在较深的层次上触及了斯大
林模式中的一些根本问题，为以后苏联政府的改革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在政治改革的同时，赫鲁晓夫积极推行了经济改革。

　　　　赫鲁晓夫长期在有苏联的大粮仓之称的乌克兰工作，因此他素以农业专家自居。
在斯大林去世前几年，苏联农业发展非常缓慢，单位面积产量始终没有恢复第一次
世界大战前的水平，粮食产量从1913年到1953年基本没有提高。赫鲁晓夫在农业上
进行改革，所采取的措施一是：发动垦荒运动。赫鲁晓夫多次向全国人民，特别是
共青团员们提出了“开垦、开垦、再开垦”的口号。二是改革农业计划管理制度，
扩大农业企业制订计划的自主权。原来对农业生产规定非常细致，规定播种面积、
播种时间、技术措施、收割期限等。1955年3　月通过《关于改变农业计划工作》的
决议，废除国家下达的指标，扩大农庄的经营自主权。

　　　　赫鲁晓夫以极大的热情，频繁会见各集体农庄的领导人，与他们谈话。就连他
政治上的对手莫洛托夫也承认：“赫鲁晓夫跑了很多地方，他经常在集体农庄和国
营农场。他本人经常呆在庄稼汉中间，在这方面对他是无可指责的，他的优点恰恰
在这方面。”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赫鲁晓夫提出了雄心勃勃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