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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得一干二净了。

　　　　　　四、理想与现实的困厄：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改革

　　　　十月革命后，新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如何把俄国这样
一个落后的国家建成强大的现代化国家，是摆在刚刚掌握政权的共产党人面前的一
道难题。当时的他们似乎没有更多的选择。刚经历完世界大战，国内战争又正激烈
进行着。苏俄经济面临着极其困难的境地，粮食危机、能源短缺、交通破败。在莫
斯科，1918年　1月全市只能得到计划供粮总额的　7．1　％，4　月下降为6　．1　％，
5　月更降为5　．7　％。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每天只能得到1　／4　的面包。饥饿笼
罩着全国，士兵和工人得不到维持生命所需要的最起码的食品供应，粮食成为当时
仅次于军事的重大问题。很多工厂因缺乏能源而无法正常开工，交通失灵使国家想
方设法集到的粮食和原料无法从产地运出来。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危机之中，必须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确保战争
的胜利。

　　　　于是以列宁为首的政府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提出“一切为了前线，
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并宣布全国为军营，把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转人战
时轨道，动员一切人力物力保证国防需要。政府陆续采取了一些非常措施。颁布了
余粮收集制法令，要求农民按国家规定的数量交售粮食和其他农产品。政府组织工
人征粮队下乡，以确保征粮任务的完成。在大城市，除大工业外，中等工业也收归
国有，对小工业则实行监督。国家通过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下属的各总管理局
对工业的管理、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严格的集中领导。排斥自由贸易、实行粮食
和日用工业品的配给制。对全国成年人实行劳动义务制。所有这些应急措施，后来
统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的确有逼不得已的客观条件。应该
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收到了不错的效果。保证了在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粮食和物
资极度匮乏的俄国，仍能收集到供给军队和工人最低限度的口粮与生活用品，从而
使苏俄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诚如列宁所说：“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
’是一种功劳，”“在我们当时所处的战争条件下，这种政策基本是正确的。”

　　　　然而，这个功劳是有限度的。许多措施超出了战时需要的限度。战时共产主义
政策本来只能是战时的政策。然而直到1920年底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的情况下，这些
非常政策不仅没有收缩，反而进一步加强。这是因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仅与当时
的客观条件有关，也与苏俄领导人的共产主义热情与理想密切相连。当时在列宁和
其他一些领导思想中都有一种“直接过渡”的想法。也就是认为可以经由战时共产
主义政策可以跃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列宁后来承认了这一点：“当时我们……
设想不必先经过一个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就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另外在当时那些纯洁的共产党人中，包括列宁，还一种普遍的错误看法。当然
我们现在知道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但在当时他们却认为自己才是正确的。他们始
终认为市场、商品买卖、流转自由、贸易自由、经济核算等等都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列宁曾说过：“恢复商品经济，就是恢复资本主义。”“什么是流转自由呢？流转
自由也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

　　　　后来，列宁为摆脱苏俄经济的困境，宣布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与资产
阶级暂时妥协的“新经济政策”。尽管做了许多工作，表明这样做不过是取得宝贵
的喘息时间，喘息完了马上就要对资产阶级发起新的更猛烈的进攻的，仍然不能说
服那些相信“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人们。

　　　　理想主义的诗人写道：看！莫斯科受寒忍饥，从前整洁美丽，而现在是买卖投
机。两年间共青团有一半人退团，许多俄共党员退党，抗议“向资本主义过渡”，
知识界出现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自杀浪潮，党内一些高层人物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富
农方针”，“如果说战时共产主义是革命的官僚主义邪恶，那这条新路线就是资本
主义邪恶”，似乎官僚主义邪恶比资本主义邪恶要可爱得多。1922年的共产国际会
议上，甚至还有人“出于最崇高的共产主义感情和共产主义志向，看到优秀的俄国
共产党人竟然退却起来而嚎陶大哭”。

　　　　到1921春，由于战争的破坏，“战时共产主义”的加紧推行，以及收集余粮过
程中的滥用职权现象和趋势过度的消极后果，苏俄国内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
治危机。俄国的农村在经历了革命风暴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地主阶级已经被消灭。
富农的势力在削弱，户数减少了2　／3　。革命前，贫农是大多数，现在占优势的是
中农。广大农民为了保护分得的土地和维护国家的独立，曾接受余粮收集制。但是
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外国入侵威胁的消失。农民不肯再接受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他们
强烈反对征粮队的活动，要求经营自由和贸易自由，但遭到否定和拒绝。农民的不
满与日俱增，反苏维埃暴动频繁发生。1921年3　月，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在海军基地
哗变。该驻军中有15000　名来自农村的士兵，对余粮收集制及对农民的残酷镇压表
示不满。骚动最初是自发的，没有任何阴谋集团在背后操纵。他们提出“拥护苏维
埃，正是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口号。1917年曾准备为革命牺牲生命的人现在起来
反对共产党，这确实让人不得不深思。暴动虽然镇压下去了。教训却是深刻的。如
果不改变政策，就可能失去民心，失去好容易才得到的胜利。

　　　　列宁敏锐地注意到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危害。他说：“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
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表现
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

　　　　一天，一个美国青年来到克里姆林宫前，路上的人们以惊异的眼光注视着他。
很快人们就得知他就是受列宁热情邀请而来的美国商人阿曼德·哈默。1921年6　月，
他克服种种困难来到苏俄，原本想帮助医治当时流行的斑疹伤寒，但大规模的饥荒
所引起的灾难却使他大为震惊。他立刻用100　万美元购买了100　万普特小麦，用船
运到苏俄销售。

　　　　列宁知道这件事后，热情邀请哈默前来。在办公室里，列宁用英语和哈默交谈
着，他问起哈默在苏俄旅行的印象。哈默告诉他说自己刚在饥荒地区和乌拉尔地区
呆了一个月。列宁听到这里，脸色露出忧郁的神情，缓慢地说：“是的，饥荒。我
听说你本来想做些医务救济工作，当然这种工作很需要，不过，我们最需要的是美
国商人，需要的是美国的资本和技术。”列宁顺手从桌上拿起一本《科学的美国人
》杂志，一边翻，一边说：“瞧！这是你们人民做出的成绩。这就是进步的含义，
高楼大厦，发明，发展机械来代替人的双手。”他放下杂志，“我们是个落后的国
家，资源丰富而未经开发。你们和我们可以取长补短。美国可以在这里找到原料和
销售机器的市场，以后还可以在这里推销工业产品，而我们需要美国的技术和方法，
以及美国的工程技术人员。”

　　　　哈默谈起访问乌拉尔区的印象，认为俄国的物资人力都很充足，许多工厂的状
况比他预计的要好。列宁点点头。“不错，内战使一切陷于停顿，现在我们必须从
头做起。我们刚刚制定出的新经济政策就是要求重新发掘我们的经济潜能。我们希
望建立一种给外国人的工商业承租权的制度，来加速我们的经济发展。它将为你提
供很好的机会。”

　　　　列宁在这里所提到的新经济政策是在1921年3　月15日，俄共（布）第十次代表
大会制定的。大会通过了《关于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决议，标志着“战时
共产主义”的结束和新经济政策的开始实行。

　　　　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意味着在农、工、商几方面都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退却，
并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也正是由于这个正确的退却，才使苏维埃政权化险为夷，
转危为安。所谓新经济政策，简单说来就是：农业上，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农民交纳一定的粮食税后，其余部分归自己自由支配。这一作法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直接体现了农民的切身利益，鼓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速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
发展。到1925年，农业总产量达到战前的87％浓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
工农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得以巩固。工业上，也把以前的全部工业国有化转变为将部
分工业实行租让制、租赁制等各自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并恢复私人小企业；同时
进行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允许小商品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振
兴经济，也促使工业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1920年工业生产指数只及战前1913年的
13．8　％，到1926年已开始超过战前，为1913年的108　％。商业上，同以前的国家
垄断贸易改为自由贸易。在国家的调节下，商业经济由开始的商品交换制逐步转为
货币交换制的自由贸易的正常轨道，商品经济很快发展起来。商品经济的恢复和发
展，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速了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步伐。

　　　　哈默从同列宁的谈话中，得到了很多的启发。不久后，哈默就成了第一个在苏
俄经营租赁企业的美国人。他还劝说坚决反共的大资本家亨利·福特到俄国开办企
业，经销汽车和拖拉机，于是其他一些公司也蜂拥而来。后来，福特还在俄国修建
了一个汽车厂。虽然福特一向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为敌，但对这笔生意却颇为满意。
因为苏维埃政府的新经济政策，保证了外国商人有利可图，有钱可赚，也使苏俄冲
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

　　　　新经济政策使苏维埃国家的经济顺利恢复起来，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22
年12月，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宣布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
苏联），制定了第一部宪法。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终于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

　　　　　　　　　　　　五、新政权的光荣与梦想

　　　　1929年12月27日，斯大林在一次会议上宣布：“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
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
在这一观点作用下斯大林认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思想都是会产生资本主义，是右
倾的。于是他用反右倾的政治斗争手段取消了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迫切关注的是使苏联在短期内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早在1925年4　月，
斯大林就在俄共（布）14大上，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提法鼓
舞了人民的信心，得到人民的拥护。代表会议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见，指出“社会主
义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不是最后胜利）是绝对可能的”。1925年12月，俄共14
大通过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之后，苏联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时期。

　　　　斯大林的工业化纲领就是必须高速发展，从重工业开始自己的工业化道路。斯
大林说“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只要发展了重工业就
是实现了工业化。至于轻工业。农业等都是次要的、从属的、为发展重工业服务的
各部门；至于各经济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可以不予考虑的。

　　　　斯大林用各种行政手段来确保工业的发展，政府把国有企业。矿山、铁路、银
行以及贸易部门的利润尽可能多地缴上来，作为工业化基金。向农业征收高额税来
补贴工业；再就是号召人民艰苦朴素，用发行公债等办法把消费基金转为建设基金。
然而，这些仍不能解决大规模工业建设的需要。

　　　　斯大林对付这个问题的绝招是牺牲农业和农民的利益，开始是不断抬高工业品
价格，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并向农民再额外收税。斯大林认为要搞好工业化，必
须改造小农，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成大规模集体经济”，纳入计划经济，
这样的农业才能真正成为工业化的后盾。1930年1　月，斯大林要求在几年内实现全
盘集体化。

　　　　怀着共产主义理想的诗人用动听美妙的诗篇来描述集体农庄的美好。特瓦尔多
夫斯基的《春草国》描述了一位中农寻找乐土“春草国”的经过。家乡办起了集体
农庄，主人公中农莫尔古诺克不愿意参加，就骑上马远走他乡，寻找梦中的“春草
国”，在农民传说中，春草园是个自由富饶的、没有集体化的乐土。他想着在春草
园过着完全独立自主的日子：“前后左右的土地／都是自己的／你哪怕种一棵小草
／也都属于你。／遇事谁也不用问／惟你为尊／你要割草就割草／你想出门就出门”。
这样的乐土他当然没有找到，但一路上的经历告诉他，集体农庄制度带给农民的正
是他所盼望的自由劳动和丰衣足食，所以他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准备加入集体农
庄。在作者笔下，有一个村子“没有一个完整的屋顶、完整的木屋／每个角落都有
破洞／33个院子里／一共只有三根烟囱”，全村只有一只公鸡，而且老得昏了头，
啼叫没有定时，所以村里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辰。人们闲着什么事也不干，任凭麦
秸腐烂，篱笆倒塌。一问，才知道这里都是单干户。

　　　　诗写得像童话故事一样优美，可是这真的是当时历史的真相吗？集体农庄在当
时农民的眼中真的是“乐土”吗？不是的。在新经济政策下，农民已经渐渐富了起
来，俄国的大部分农民是有一定生产工具和财产的中农。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富农
和中农不可能那么穷，而集体农庄也不可能那么富。对农民来说，加入集体农庄的
代价是可怕的。斯大林的全盘集体化就好像是对苏联农村的宣战。富裕农民或被送
进强迫劳动营，富裕农民中比较穷的或影响较小的被用武力驱赶到集体农庄里去。
农民对此予以回击，有时发生激战。强迫集体化的恐怖甚至使心肠很硬的官员们也
受到精神打击。一位秘密警察上校在火车上流着眼泪对他的同伙说：“我是老布尔
什维克，我曾在地下反对沙皇，然后我参加内战。我做的这一切难道是为了今天我
用机关枪包围村庄，同时命令我的部下不分青红皂白向一群农民开火吗？啊，不，
绝不广‘农民战败了，但他们不愿交出他们的家畜，他们宰杀牲口，面对不可避免
的饥馒纵酒狂饮，大吃大喝。农村牲口减少了一半，庄稼没有种上或者没有收获。
1931—1932年，有几百万人饿死。

　　　　工业化在多方支持保驾下展开了。从1928年到1937年，苏联完成了两个“五年
计划”，第三个五年计划从1938年开始，但是被德国的入侵所打断。两个五年计划
期间，苏联建成了6000多个大企业，建立起飞机、汽车、拖拉机、化学、重型和轻
型机器制造业等部门。工业布局有了很大变化。1940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比1913
年增加6　倍多，超过法、英、德，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六、赶超是要付出代价的

　　　　“落后就要挨打”，斯大林时刻记得这一点，他认为帝国主义时刻会发动侵略
苏联的战争，在他看来，苏联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接着正常步骤和速度发展工业。
所以用尽各种手段进行赶超式的发展。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了社会主义”，建
成了庞大的工业化基础。表面看来，苏联在经济上也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事实
上，却为以后的发展埋下了祸根。如前所述，苏联工业化最大的牺牲者是农业和农
民，片面发展重工业，使农业和轻工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粮食产量，在全盘集体
化运动之前的1925…1927　年间平均每年为7527万吨，“一五”期间降为7320万吨，
“二五”期间再降为7290万吨。畜牧业的状况更差。“一五”计划期间，马的头数
从3210万头降为1730万头。牛从6010l　万头降为3350万头；羊从1077万头降为3730
万头。猪从2200万头降为990　万头。“M　五”计划期间，大牲口的回栏数在所回升，
但都未达到1928年的水平。轻工业产值虽然1940年比1913年增加了3　．6　倍，但同
期重工业却增长了12．4　倍。这种不同的增长比例造成农轻工重经济发展严重失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