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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国并获得解放，这两个多世纪来俄国一直深受东方文化和发展道路的影响。在此
之后“东方化”进程以其惯性仍然延续了近2　个世纪，直至17世纪末。18世纪初，
雄才大略的彼得一世在俄国推行了大规模的改革，这是一场急行军式的“西化改革”，
后来又有了女沙皇伊丽莎白和叶卡特琳娜二世的“开明君主专制”，这都是带有酉
化色彩的改革。然而，从19世纪开始，俄国历史发展的“钟摆”似乎失去以往的规
律性，连续摆动于“东方”与“酉方”之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推行自由主义统治，
亚历山大二世则宣布解放俄国的数千万农奴，这似乎是西方式道路。但同时，他们
又死命维护专制制度，宣布专制制度是俄国的国基，绝对不能动摇。而沙皇亚历山
大三世统治时期，采用的是东方式的警察专制统治方式，被称为俄国历史上的黑暗
时代。

　　　　为什么俄国历史发展会摆来摆去，俄国向何处去？到19世纪30－40年代，正在
觉醒的俄国知识分子决定要做出自己的思考和决断。论战中，知识分子主要分斯拉
夫派和西欧派。斯拉夫派是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俄国自
古即拥有优秀的文化和传统，认为，俄国的村社、东正教和专制制度是俄国独有的
特性，俄国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特点，走迥异于西欧的发展道路。在他们的眼里，走
西方式的道路对于俄国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而且这场灾难实际上已经发生了，那
就是彼得一世的西化改革给俄罗斯民族造成一场灾难，他们甚至认为这场改革破坏
了俄罗斯田园般的发展前景。西欧派认为俄国无法孤立于欧洲，固步于自己的传统，
俄国必将走与西欧一样的发展道路。他们认为事实上彼得一世和叶卡特琳娜二世已
经把俄国拉上西方式的道路，就应该沿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他们的对立还表现在：
斯拉夫派认为俄国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是好的，可以进行改革；西方派认为专制
制度和农奴制度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应该废除，应该实行共和制，应该解放农民。

　　　　从一定程度上讲，19世纪30－40年代的思想大论战是由西欧派的重要人物、著
名哲学家和作家恰达耶夫发表的《哲学书信》引发的。恰达耶夫把俄国文化和传统
否定得最彻底，甚至可以说把俄国说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因为在他眼里看来，
“对于俄国来说，首先是野蛮的不开化，然后是愚蠢的蒙昧，接下来是残暴、凌辱
的异族统治，这一统治方式后来又为我们本民族的当权者所继承了，——这便是我
们的青春可悲的历史。”他认为：“我们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
以任何东西，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
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到过任何作用，而我们由于这种进步所获得的所有东西，
都被我们歪曲了。自我们社会生活最初的时刻起，我们就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
过任何事情；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我们的
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我们不愿花费力气去亲自想出什么东西，而
在别人想出的东西中，我们又只接受那欺骗的外表和无益的奢华。”他的结论就是
俄罗斯应该全盘西方化。

　　　　需要说明的是，不论是斯拉夫派，还是西欧派，都是由那个时代思想最敏锐、
思想最进步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他们都是立足于俄国的传统，着眼于俄国的现实，
并且把俄国同西欧和西方做了多重比较之后，都是不满足俄国的现状，都是在苦苦
探寻俄国未来发展道路之后所做出的论断。因此说，这些人都是俄国最先进的知识
分子。正像早年曾经是斯拉夫派。后来又变成西欧派的赫尔岑所说：“我们大家都
有爱，但具体说来爱与爱又不相同。”

　　　　这场论战是一个里程碑，是俄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形成的重要
标志。因为从此以后，这个群体不再依附于沙皇，不再依附于教会，不再依附于某
个阶层，它可以独立思考，独立规划俄国历史发展方向和前途。

　　　　　　　　二、救国与普世：俄国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

　　　　俄国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是什么？首先，俄国知识分子群体有一种强烈的普世
主义情结。普世主义是俄罗斯文化中一个非常明显的内容。如果寻根溯源的话，它
是与东正教的教义及其世界观密切相连的一种思想，它强调俄罗斯是天神所赋的、
具有拯救斯拉夫世界乃至整个人类的伟大使命的民族。前面谈过的别尔嘉耶夫就是
俄国最著名的宗教哲学家。可以说，在俄国根基深厚、成蔚然大观的宗教哲学有一
些学说，如“弥赛亚说”，也就是救世主学说，主张“俄罗斯人即人类，俄罗斯精
神即宇宙精神”等理论，这是一种普济主义，强调俄罗斯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俄国历代的革命者都强调“俄国革命”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巨大影响力，不论从
思想家还是到后来的革命家，这些真正的行动家们——包括列宁、斯大林，都是强
调俄国革命可以像种子一样燃遍整个欧洲，整个世界，都是把“俄国革命”必将引
发“世界革命”视为合乎规律性的东西。俄国思想文化界的普世主义起源于15世纪
中期东正教会的一个学说——“第三罗马”理论。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执政时期，
就是15世纪的中期，东正教莫斯科教区普斯科夫修道院长老菲洛费伊提出三个罗马
学说，他把人类历史的发展看成是三个罗马的历史，第一个罗马即西罗马帝国。西
罗马帝国是由于蛮族的入侵最后灭亡。第二个罗马就是拜占庭帝国，就是东罗马帝
国，它是由于伊斯兰教的入侵而灭亡了。第三罗马就是今天的俄罗斯。他的“三个
罗马”理论实际上就是除了当时政治上的实用主义之外，也是强调俄罗斯是普济天
下的使命。19世纪以来，可以说俄国知识分子就是这么一种情结和使命感，在普世
主义使命的驱使之下，认真审视着俄国历史的发展，观照着西欧和世界的历史发展，
规划着俄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是俄国知识分子很可贵的一个群体特征。

　　　　第二个群体特征就是俄国知识分子群体怀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和极端主义情绪。
俄国知识分子的反叛精神起源于17世纪中叶的宗教改革。就是在问世纪中叶，也就
是1653年，俄国东正教牧首尼康在沙皇政府的支持下强制推行了俄国东正教仪式的
重大改革。可以说这项改革为俄国历史发展埋下了很多引线。宗教改革从表面上看
应该是很简单的，也就是要把俄国的东正教会向希腊的东正教会靠近，比如说它把
宗教仪式改了，原来俄罗斯人是两个手指划十字，把这个改成三个手指划十字。改
革的目的一是为了向希腊教会靠拢，二是为了强调尼康是正宗，其他的是异端。这
项改革导致了东正教会内部的大分裂，导致了俄罗斯社会的大分裂。一部分教徒坚
持旧仪式，被称为“旧礼仪派”，受到了东正教会和沙皇政府的迫害。“旧礼仪派”
中有相当的一部分人是拥有一定文化知识和政治判断能力的教士和神职人员。他们
应该可以称得上是俄国最早的“知识分子”。他们逃到山林里，或者成帮结伙去捣
毁新礼仪派的教堂，他们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和追杀。俄国20世纪初的著名哲学家
伊万诺维奇评价说：“分裂派的其他活动家激烈反对尼康的宗教改革，不仅是出于
教条性的理由，而且也是出于是认为‘信奉基督教’的人民的社会权利遭到侵犯的
信念。”他认为：“我们民族性格的基本特点是赤裸裸的激情，渴望脱去一切衣服，
一丝不挂，撕下所有假面和装饰，只要万物光秃秃的真理。我们的各种美德，我们
的力量，连同我们的弱点、偏颇、危险和堕落，无不与上述特点有关。具有怀疑主
义和现实主义风格是纯正俄罗斯思想。”他认为，俄国知识分子是善于走极端的。
俄国另外一个著名的白银时代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斯徒卢威认为俄国知识
分子的另一个缺点是它的无忍耐性，“要么全部，要么一点没有”。这是当时俄国
知识分子风行一时的极端主义口号，也就是说，俄国知识分子看待事物、分析问题
的角度常常是极端主义的，制订方案和采取行动时也常常是极端主义的。这是俄国
知识分子的第二个群体特征。

　　　　第三个群体特征就是俄国知识分子群体怀有强烈的自省和自责意识。因为俄国
知识分子素以天下大事为己任，怀有崇高的理想和抱负，视拯救俄罗斯、拯救世界
为自己的天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又是活生生的人，一方面他们对历史积淀
深厚的俄罗斯传统势力的阻碍，面对强大得几乎不可战胜的专制制度统治和农奴制
经济的统治而感到自己的渺小，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是俄罗斯人，他们也为心灵深处
那么一种他们视为俄罗斯民族劣根性的东西并被它所左右而困惑不安。他们还必须
突破来自于自已头脑中各种名利思想的束缚，突破自己身上因袭着的俄罗斯文化传
统的痕迹。他们一方面为俄国的严重落后和下层人民的困苦境地而悲哀，一方面又
为自己的渺小和无力而自责。于是，一个命题出现了：俄国历史发展缓慢，俄国专
制制度黑暗，俄国农奴制度残暴，这是谁的错？是不是知识分子没有起到很好的作
用？在“谁之错”这个疑问之后，他们马上提出这样一个疑问：“怎么办？”大家
知道，俄国19世纪著名的文学家、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有一本小说，名字就叫《
怎么办？》。可以说这是俄国知识分子永远难以解开的世纪难题。因此，每当他们
面对重重阻碍时，理想常常成为幻想，抱负常常变为苍白。于是，在俄国知识分子
群体中间常见的一种情绪就是一味的自责。就像俄国白银时代著名宗教哲学家布尔
加科夫所说的：“俄国知识阶层，特别是他们的前辈，在民众面前固有一种负罪感，
这一种‘社会的仔悔’，当然不是对上帝，而是对‘民众’或‘无产者’。”别尔
嘉耶夫也认为：“知识分子受到两种力量的压迫：沙皇政权的力量和人民自发的力
量。后者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隐秘的力量，知识分子自身与人民截然不同的，它
感到自己有负于人民，它希望为人民服务。‘知识分子与人民’这一命题纯然是俄
罗斯的命题，西方很难理解。”在一味的自省自责之后，俄国知识分子可以说有几
种归宿：一种归宿就是通过自我反省，而改正自己以前不切实际的想法和主张，变
空洞的学术争论和理论说教为实际的行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
》中的维拉等即是这样的知识分子。通过反省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到人民中间去。
当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经过深沉的思考，觉得自己无力回天，于是只能是一味的
自责。甚至像别尔嘉耶夫所说的，不仅是自责，而且是自虐，精神自虐，陷入这样
一种恶性循环之中，感觉自己太渺小，无力抗争险恶的现实，从而在思想上沦为颓
废，继而宣布“与现实和解”，与沙皇政权和解。因此，我们翻开19世纪俄国这些
著名的小说，如冈察洛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一系列“多余的人”、“奥勃
罗莫夫性格”、“忏悔的贵族”的形象，这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当然，也有像赫尔岑这样的先进知识分子，在经过反省之后，他们寻找到了真
正的道路，就是俄国应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赫尔岑在强烈抨击了俄国的专制制度
和西方资产阶级制度后，把希望寄托于俄国传统文化和俄国村社之上。但是赫尔岑、
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被称为革命的民族主义者，也是俄国知识分子的
先驱，他们认为俄国农奴制度是黑暗的，专制制度是反动的，是应该推翻的，同时
他们也认为，特别是在俄国的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他们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
更是罪恶的。因此，俄罗斯的历史发展应该跨越资本主义的所谓“卡夫丁峡谷”，
俄国应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在规划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把
目光放到农民身上。赫尔岑强调说：“在俄国农民的小木屋中，我们发现了建立在
共同掌握土地和本能性的农业共产主义基础之上的经济与行政的机构。”在他们看
来，俄国的农奴是“天生就是共产主义者”。因此在赫尔岑、别林斯基、车尔尼雪
夫斯基的影响之下，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个派别，也是俄国知识分子的一个
先驱，就是民粹派——人民之精粹。这些知识分子首先自己是人民的精粹，同时认
为农民也是人民的精华。这些知识分子相当多是出身于贵族家庭，但是他们怀着一
腔报国的热情，在19世纪70年代发起了“到民间去”的运动。这些知识分子为了真
正地走近农民，发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沙皇制度、专制制度，做了很多
努力，做了很多牺牲，包括他们脱去了华丽的服装，穿上粗俗的农民服装，甚至还
要学一两样手艺，甚至还要学习农民讲话的口气，而不是去讲法语（上流社会的语
言）。这些人去农村之后，他们的热情被一瓢瓢冷水浇灭了。因为他们到了农村之
后，向农民讲解沙皇是罪恶的，反动的，应该起来推翻沙皇，这些话吓坏了俄国的
农民。许多知识分子被农民抓起来送到官府。因为在农民心中，沙皇是好人，只不
过是身边的大臣比较坏。这些知识分子的理想遇到现实之后再次被击得粉碎。

　　　　到了19世纪80年代，从1873年开始的“到民间去”运动持续了不到10年的时间
就结束了。这些知识分子又得出了结论，他们认为俄国的农民还是好的，只不过是
思想不解放，他们的头脑是混沌的。怎么办呢？他们认为需要靠剧烈的撞击来唤醒
他们。那么如何能达到剧烈的撞击？这就要靠一些过激的行动。最后一个总结就是
真正的民粹是我们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此时应该挺身而出了，于是这些知识分子
就走上了恐怖主义道路。因此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在莫斯科，在彼得堡，时常响
起枪声、爆炸声。在枪声和爆炸声中亚历山大二世倒下了，亚历山大三世也倒下了。
这些知识分子策划了无数次的恐怖活动，目标是对准反动的沙皇、反动的大臣。但
是恐怖主义历来是以恶制恶，换来更重的恶。这些知识分子换来的是更猛烈的镇压
和更黑暗的时代。于是一部分知识分子思想就发生了变化。普列汉诺夫在“到民间
去运动”失败之后被捕，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辗转逃到了德国、法国。在德国。
法国、英国他接触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从他们的著作中找到了一条路线，
就是他所说的，“马克思著作，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对于我来说，像一条引路线，
使我从几十年的执迷不悟中猛醒了”。列宁从民粹主义者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可以
说最大的一个刺激就是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参加了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活动，
最后刺杀行动未果而被捕，最后被处死。哥哥的死警醒了列宁，列宁也去寻找俄国
发展的新道路，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当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像基米霍罗夫这些
人，曾经都是恐怖主义的领袖，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宣布与沙皇政权和解，把希
望寄托在沙皇政府身上，不再和政府对抗，寄希望于沙皇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
来使俄国迈向西方。

　　　　第四个群体特征是各个国家知识分子都共存的特点和一个可贵之处，就是知识
分子所固有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忧患意识。俄国知识分子在这方面是非常
可贵的，也是非常感人的。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里曾经形象地说：“俄国
知识分子深信辽阔、深邃、巨大的俄罗斯大地，总能解救俄罗斯，帮他们摆脱困境。
他们总是过分依赖俄罗斯大地，依赖俄罗斯妈妈。他们几乎把大地母亲与圣母混为
一谈，寻求前者的庇护。”爱国主义是俄国先进知识分子永恒的信念。他们为祖国
的强大而欣喜，为祖国的落后而担忧。即使是由于沙皇政府的迫害，或者是因为政
见不同而被迫离开祖国，背井离乡之后，在他们的心中，祖国、人民仍然永远是第
一位的和最宝贵的。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不与苏维埃政权合作，
发表反苏、反布尔什维克的一些言论，甚至鼓动起来进行暴乱，这些人或者被苏维
埃政权驱赶到国外，或者选择流亡到国外。但是即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