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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
　　张作霖得知寺内上台，非常高兴。他对自己的日本顾问菊池武夫说：“我对日本在满蒙有特殊地位一点十分了解，对日本开发满蒙一事亦抱欢迎态度。”“现在中国南北冲突，我力欲避开投入政争之漩涡，只想一意与日本相互提携，维持东三省及东蒙的安宁秩序，以动心致力于开发。请阁下把我这些意见转达贵国总理。”日本新内阁内务大臣后藤新平，根据自己在1916年6月至9月对东北的两次政治考察，对张作霖分析到：“张在满州有一种特别的地位，他并无特别官历，也与中央政府无密切因缘。其心中唯有权势利欲，别无何等经纶。且他知道日本在满州有绝大权力，知背日本不利，顺日本有益。如果吾国利用有这种特殊地位和这种思想的张作霖，那么，满蒙之事，日本皆可以横行无阻了。”所以后藤也主张支持张作霖。
　　日本人却小瞧了这东北王，而东北王正在刷弄着日本人。张作霖是土匪出身，故而他在秉持大权之后，处事外交亦免不了有土匪的风格。他与日本人亲热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藉日本以自重。完全从自己的利欲出发。所以张作霖的对日外交绝无一定之规，也无具体之策，更不愿与外交当局研究对待办法。因此，遇有中日交涉事件，只凭他个人的意见，随时应付应付，如果有利用日本的必要，便不惜任何牺牲，允诺日本的条件。一挨事过境迁，感到对他自己的切身利益有损时，便予坚不承认或者借故拖延，不肯履行诺言。他这种作法，日本人大为头痛。领教过几次之后，日本人再也不认为张作霖出身绿林，头脑简单，容易利用了。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国内的形势更加复杂。当时控制北京政府的直皖两系军阀，矛盾重重。皖系首领段祺瑞藉“参战督办”的身份，凭仗手中握有的“边防军”和谋士徐树铮所操纵的“安福国会”，把持着北京政府的实权，扩张其势力。皖系的蛮横擅权，引起了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的强烈反对，而皖系势力的扩张，也引起了张作霖的不满。于是，1920年3月，张作霖借办寿的名义，在沈阳召集直、苏、赣、鄂、豫、奉、吉、黑八省代表举行秘密会议。4月上旬，曹锟在保定假借追悼直军阵亡将士的名义，又一次召集八省代表秘密会议，组成了八省反皖联盟。
　　皖系亦不示弱，段祺瑞急从库伦召回徐树铮。皖直情势已达剑拔弩张的境地。6月19日，张作霖应总统徐世昌的邀请，打着“调停时局”的招牌，带着两营卫兵，开到北京。表面上，张作霖以“和事佬”姿态，奔走于直皖之间，貌似公允，但实际上却与直系曹锟暗通一气，并亲往保定与直系曹锟会谈。通过张作霖的“调停”，于7月初徐世昌罢免了皖系徐树铮的西北筹边使等官职。这一切，引起了徐树铮对张作霖的愤恨。
　　徐树铮早就侦知张作霖与直系在暗中勾结，但却佯装不知。7月7日，徐树铮假借段祺瑞的名义，邀请张作霖到段的依据团河会晤，欲乘机捕杀。但段祺瑞考虑到张作霖过去曾经和他联合，支持他反对直系，不愿对张作霖暗下毒手。这天夜晚，张作霖如约来晤。在会晤席上，张作霖看破了徐树铮的暗杀计划，明白事情不妙，便要段祺瑞亲自送出，急驰而去。徐树铮一看一计不成，又拟令廊坊驻军截击。张作霖得到靳云鹏密报，连夜微服乘货车赴津，脱却此一劫难。到了奉天，张作霖一走下火车，便长舒了一口气，说道：“我又回来了。”颇为自己能再还奉天而庆幸。
　　张作霖遁回老巢，再不愿带那“和事佬”的面具了。他致电徐世昌和段祺瑞，扬言将以“武力调停”。随即派出七万大军进入榆关，集结于军粮城、北仓一带。7月12日，直皖战争正式爆发，两军激战于涿州、高牌店、玻璃河等地。奉军便在东路掩护直军。结果皖军大败，段祺瑞不得已而自请免除本兼各职。这样，直奉两系便共同控制了北京政府。张作霖也藉此把势力伸出关外，扩展到察哈尔、热河和绥远等地，占据着京、津要地。1921年5月30日，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节制察哈尔、热河和绥远三特区都统。
　　直皖战后，直奉两派又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之争而导致了尖锐的冲突。张作霖与吴佩孚各张其强，明争暗斗。英美诸列强积极赞助吴佩孚对抗张作霖。张作霖一方面派员赴日，以寻求日本的支援，一方面又与皖系段祺瑞等人联络，以谋共挫直派。
　　日本当局自然紧盯着中国时局的变化和张作霖的折腾。当侦知英美诸列强支持直系打击奉系，百般排挤日本在华权益时，日本政府决定采取支持奉系，更加扩张自己势力的方针。1921年5月17日，日本内阁会议重砷“援助掌握满蒙实权的张作霖，以此来确保我国在满蒙的特殊地位”。日本内阁在华派设机构，支持张作霖的呼声更是愈喊愈高。
　　张作霖得到日本政府如此的支持，自然十分得意。12月12日，张作霖再度入北京，逼迫靳云鹏内阁下台，组成了以梁士诒为总理的内阁，打击直系势力，大搞亲日外交。张作霖和梁内阁的作为，引起直系吴佩孚的极大愤恨，连发通电，揭露梁内阁和张作霖勾结日本“卖国媚外”。双方唇枪舌剑，各披其短，骂得不亦乐乎，奉直矛盾升腾到白热化的程度。
　　1922年4月末，直奉战争终于爆发。张作霖亲到军粮城，自任镇威总司令，在长辛店、固安及马广一带与直军展开激战。战至5月5日，奉军全线崩溃，退出关外。北京政府完全落入直派手中。大总统徐世昌按直系意旨，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免去张作霖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并任命吴俊升为奉天督军，冯德麟为黑龙江省督军，想“藉此离间张作霖旧部”，迫张作霖安分。
　　张作霖失去了关内的地盘儿，但奉军的主力依然保存，而且其背后有日本支持，又有吴俊升等奉系集团的拥戴，所以张作霖在关外的霸主地位和权势丝毫没有受到损害。他撤退到关外，即以东三省议会推举的名义，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发表宣言，宣布东三省“自治”，与北京政府断绝关系，拥兵割据，盘踞东北，行使统治权。对北京政府的一纸免职空文，张作霖自然压根不把它放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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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感觉视力大降，听了医生的话，减少上机时间，所以我决定从下周开始，每周更新两至三节，对于由此对各位带来的不便，希望大家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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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奉军的失败而告终，张作霖不能容忍自己被直系打败，更不愿坐视直系的飞扬跋扈，他决心要把北京政府抓到手。
　　1922年5月30日，张作霖返回奉天，立即召集东三省各界代表会议，议定今后的行动计划。7月上旬，张作霖将前巡阅使、督军两署合并，组成保安总司令部。各省省长也以所谓“民选”的形式，任命王永江为奉天省长，魁升为吉林省长，史纪常为黑龙江省长。这样张作霖在关外搭起了“联省自治”的架式。
　　第二步，张作霖便是着手整治军队，准备他日再与直系军阀决一胜负。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看到，他的那帮“绿林”式的旧军队，不堪一击，刚一交战便溃如山崩；而张学良和郭松龄率领的新派奉军，却因训练有素，败面不溃，而且也正是依仗这支新式军队，奉军才得以稳住阵脚，没有把全部家当丢在关外。张作霖深切感受到，要想与直派军阀作一周旋，必须重用新派军官治军，对奉军以专门的军事知识，进行严格的训练，以求能适应正规战争的需要。于是，他听取了杨宇霆等人的建议，大量提拔在日本和国内高等军事院校出身的姜登选、韩麟春等人。并将二十五万兵力整编为步兵二十七个旅，骑兵五个旅，两个炮兵独立旅和一个重炮团。同时扩建“陆军东北讲武堂”，由张学良、郭松龄和萧其煊等人为教育长和教官，负责教育和训练军官。此外还建立了空军、海军，扩充了兵工广。
　　日本当局看到张作霖立志颇高，甚为欣赏，接连派出很多军事顾问帮助张作霖整训整训军队，向奉军提供大批武器装备。不久，又派遣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到奉天为张作霖建设兵工广，生产战争武器。而且日本政府在后来制定的“对支政策纲领”中强调指出：“目前对东三省实权者张作霖，依据既定的方针，继续给予善意的援助以巩固其地位。”
　　一切准备就绪，张作霖又在寻找新的朋友了。奉系和皖系本来都是亲日军阀，受日本人支持的。过去张作霖虽然曾经联合直系反对皖系，但是在直奉战争中，张作霖同样也遭到了失败，于是段祺瑞、张作霖便尽释前嫌，欲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直系，推倒曹锟、吴佩孚。同时，张作霖又派姜登选为驻沪代表，与浙江督军卢永祥密切商计，双方共同议定：“在政治上互相呼应，在军事上……攻守同盟”，在“打倒曹、吴之后，即拥段上台”。
　　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革命军正准备北伐曹、吴。张作霖深知孙中山在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声望，于是便派姜登选、韩麟春等人前往南方同孙中山联系。孙中山先生也很想利用北洋军阀各派间的矛盾，藉以孤立曹、吴，推翻反动的北京军阀政府。孙中山说：“我们要分化北方军阀，利用直系和皖系的利害冲突，联络段祺瑞，特别是关外的实力派张作霖，三方合作声讨曹、吴！”孙中山通过姜登选等人知道了张作霖的意愿后，便于1922年9月派遣汪精卫来到奉天，会晤张作霖，商议###直系的计划。这样，双方都怀着利用对方的同样用心，结成了一个令人莫名其妙的联合同盟。至此，由奉、皖、粤三方力量组成的反直三角同盟便告结成。
　　张作霖这一次下了极大的决心，要把直系一举置于死地，以解自己心头的一腔怨恨。他祭起双手，一手是竭力联合皖、粤公开抗衡；一手是利用冯玉祥对曹、吴的不满，从内部瓦解直系势力。张作霖先是派出亲信游说冯玉祥，见有转机，又通过段祺瑞付给冯玉祥三百万的军费，最后又命张学良付冯玉祥以巨额款项。终于双方约定：“两军相遇，均应对天鸣枪。”直系后院的火便这样点燃了。
　　张作霖这次可说是肆无忌惮，没有忧患了。1924年9月4日，张作霖便向直系挑战，致电曹锟，声言“将由飞机以问足下之起居，枕戈以待最后之回答”。9月15日，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率六个军二十五万人向山海关、热河一线推进。直系也以吴佩孚为总司令，出兵二十万人，驻屯在山海关和热河一线。
　　第二次直奉战争正式开始。
　　日本政府对中国的事可从来都不愿闭上眼睛不闻不问，但他们口头上却又永远宣称“不干涉中国内政”。直奉战事一起，日本军部和右翼集团中支援张作霖的嚣声便猛涨起来。9月28日，日本宪政、政友、革新三派议员，发表宣言说：“中国政局波及东三省、蒙古，帝国断不能容忍，望政府采取适当之处置。”10月10日，日本军人和政党人士又召集了“对支国民大会”，敦促日本政府以实力支援张作霖。同时日本军部还动员了财阀和政党中的一部分力量援助张作霖。战争中，日本又向山海关派来了一个有十余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帮助张作霖制订具体的战斗方案。
　　奉、直两军，在山海关地带一团混战。正当打得不可开交之际，奉军子弹忽然告急。原来，奉军训练太差，士兵们以乱放枪来给自己壮胆，随意射击，尤其是在黑夜，乱放子弹更是成了习惯，所以弹药耗费得很快。张学良知道情况后，非常着急，一面派人购买大批纸制鞭炮送往前线，代替子弹。一面召集郭松龄等重要将领开会。张学良说：“我这就回奉天向大帅要子弹，如一周不回，咱们只有去内蒙索伦当土匪了。”会后，张学良便甩下这几十万军队，回奉省找他父亲要子弹去了。正在这时，山海关以北安民寨方面直军靳云鹗派军使来向奉军求和。奉方便利用这个军使，虚与委蛇，与直军拖延时间。一周后，张学良由奉天回转，带来了步枪、机枪子弹四千万发，炮弹十万发。于是，郭松龄率领四个旅出击，一举突破直军阵地，直军大乱。吴佩孚看出阵势不妙，“亲立炮火下督战”，调用所有精锐，但已不能挽回败局。
　　奉军刚占优势，冯玉祥便起策应，率领直系第三军阵前倒戈，于10月21日杀回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直系首领曹锟。24日冯玉祥又解除了吴佩孚的直鲁豫巡阅使及第三师师长等职，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吴佩孚获知情状，大吃一惊，立即回师救京，然大局已定，一切都晚了。吴佩孚强作挣扎到11月3日，已到走投无路的境地，只得率残部二千余人，乘华甲运输舰，狼狈地逃至英美势力所在的长江流域。至此，第二次直奉战争便以张作霖的全面胜利而告结束。
　　张作霖费尽了苦心，终于在1924年11月14日，又耀武扬威地来到了北京城。第二天，他便与冯玉祥、卢永祥等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执掌###。孙中山先生因受邀请，也来到天津，期待与张作霖、段祺瑞共谋国事。张作霖、段祺瑞本无意于坐下来与孙中山认真图谋，便使尽种种手段，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相对抗。张作霖在孙中山到天津后的第二天，便整衣前往拜访，关起门来和孙中山密谈。张作霖劝孙中山不要反对外国人，因为外国人可不是好惹的，而且各国公使都非常反感联俄联共的政策，钤希望孙中山先生放弃。他还表示愿代替孙中山先生疏通外国人的感情，且拍着胸脯满有把握地对孙说：“这件事包在我张作霖一个人身上，一定可以成功！”孙中山听了是又好气，又好笑，也无可奈何，然而他的召开“国民会议”，共谋大计的主张，最终还是被段祺瑞、张作霖破坏了。不久，孙中山病发逝世，粤、皖、奉“三角同盟”遂告瓦解了。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以后，任命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奉军也在1924年末和1925年初大举入关，到8月间，先后占领了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直达上海，几至半个中国。这一时期奉系势力最为鼎盛，张作霖更是洋洋得意。一天，他对一个即将去上海接任的旅长说：“你们快去接事儿吧，三五年内，我不打人，绝对没有人敢打我老张。”
　　1925年5月30日，不海爆发了“五卅”运动，一时间席卷全国，掀起了中国反帝革命的又一高潮。英美日诸列强也随之纷纷出动，疯狂地进行镇压和破坏。张作霖也从中充当列强帮凶，在上海、山东、天津等地，摧残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
　　张作霖这下又把事情办过头了，给他的对手们创造了一个绝好的反奉时机。奉系势力直下长江，进驻上海，直接威胁着直系军阀和江南的各路军阀，这些军阀利用全国兴起的反奉气势，乘机发动反奉战争。而被张作霖挤出北京的冯玉祥和逃至长江流域的吴佩孚也相机而动，准备再与张作霖一拼高低。
　　浙江督办孙传芳主演了这一场戏。1925年10月10日，孙传芳以“国庆阅兵”为名，调兵遣将，部署反奉。15日，他正式通电反奉，就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进攻奉军。16日便攻入上海，逼迫奉系邢士廉退职，并将邢部未及逃走的三百人解除武装。同时，福建、江苏、湖北等地也都群起响应；吴佩孚也于20日自称十四省“讨逆军”总司令，呼应上海的反奉战争；北方的冯玉祥，也已跃跃欲试了。
　　奉军处在三方力量的包围之中，情势十分不妙。张作霖手下干将杨宇霆，见情况紧急，顾不了许多，尽裹中国银行所有现款，从南京坐压道车仓皇北逃。这样，在南京的奉军第八师全师被俘；在蚌埠的姜登选被迫将军队撤退到徐州；张宗昌率军反抗也遭惨败，损折兵力一万多人。孙传芳用了不到五天时间，便把奉系势力驱逐出苏、皖一线。
　　上海一役，奉军中只有一个旅长曾率所部进行过几个小时的抵抗。张作霖栽了这么大的跟头，气得两眼冒火，他对这个旅长说：“他妈的，在江南只有你跟孙传芳这小子打了八个钟头的仗，别人他奶奶的都汪一个胆，一枪没有放，就他妈的全投降了。”
　　张作霖这次亏可吃得不小，但大局未定，他也不敢怠慢。一等杨宇霆跑回奉天，张作霖便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商讨对敌计划。最后决定：由张宗昌和姜登选的部队在徐州防御；由驻守在热河的张学良、李景林、郭松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