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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领悟三民主义，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在我军大力整军备战的同时，对手们也没有闲着。九月，张作霖即到天津活动，意欲纠集各方面力量，与南北革命军相抗衡。十月四日，他在天津蔡园召开会议，与会者除奉鲁军将领外，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的代表也被邀请列席。会议中心议题就是讨论如何把北洋派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北伐军和冯玉祥军的进攻。
　　1926年10月10日，孙传芳、张宗昌和奉系的诸将同至北京顺承王府，参加会议讨论“和战问题”和组织“安国军政府”以及推举最高元首等问题。会议最后决定仿照孙中山的先例称元首为“大元帅”，并由孙传芳领衔发表推戴张作霖为大元帅的通电。此时此刻，张作霖高兴的说：“好极了，你们要怎么办，我都依你们就是。”当天，便由孙传芳等八名将领联名发出推戴电，“吁恳总司令”“勉就陆海军大元帅”，充任国家元首，以求“道扫赤氛，澄清华夏”。
　　大元帅就职典礼本安排在第二天，因“日象不利”，只得延到十八日申时的“吉日良辰”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这天下年三时半许，张作霖入席，南面而立，鸣礼炮一百零八响，张作霖宣读就职誓词。之后，他的推戴者和他的“异姓兄弟”张宗昌、孙传芳、吴俊升等人向“大元帅”行三鞠躬礼，表示祝贺。
　　张作霖的“国安军”下辖七个方面军，共四十万人，由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吴俊升、褚玉璞分别担任军团长。张作霖做作战迎敌总动员，号召全体将士各呈虎威，奋勇向前，一举打打垮北伐军。
　　针对这种新情况，北伐军进行了战略调整，根据各自的任务再次进行了整编，全军编为四个集团军，徐飞狐、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任第一至第四集团军司令长官。全军总方略为：以消灭奉、鲁军阀，即行肃清直、鲁、热、察、绥境内反动军队之目的，决定一、二、三、四集团军各部队，于十一月某日开始攻击。
　　当时双方态势，北伐军全军战线，右自海州经徐州、曹州、大名、彰德，遥接井陉、龙泉、繁峙、雁门之线，不下两千公里，自东南直至西北，各地战况不一。
　　北伐军的作战计划是：以第一集团军沿津浦路北进，循泰安、济南、沧州而直驱天津。第二集团军刚任京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地区作战任务自新乡向彰德、大名、顺德一带，右与第一集团军左与第三、四集团军联系，会攻京津。第四集团军刚循京汉路，经郑州、新乡，向正定、望都一带集中，为第三集团军的后援，直捣保定和北京。第三集团军沿京绥线及京汉线以西地区前进，同各集团军会师京、津。
　　十一月一日，徐飞狐率部渡江北伐。十一月二日，北伐军进驻徐州。十一月八日，徐飞狐发表了《渡江北伐誓师通电》，说：“党国存亡，主义成败，人民祸福，同志荣辱，在此一战。全军同志，万众一心，严守纪律，服从命令，不惜牺牲，竭尽责任，发扬精神，达成使命，誓除奉、鲁军阀，完成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不愧爱国救民，毋负民众期望，慰我总理已死诸将士在天之灵。”
　　徐飞狐密令潜艇部队由上海崇明岛基地出发，途经连云港补充之后，到山东威海附近海域游弋，发现日本的舰队，经请示徐飞狐批准后方可攻击，之前采取监视态度，但在受到攻击时可以还击！并命令空军之轰炸机、歼击机中队全部转场到达徐州，以待攻击太原日军。
　　第二次北伐战争打响。
　　注：北伐军第一集团军的整训，除了训练新兵之外，主要是为了对付日本人在太原的行动了。为了弥补炮火不足的缺陷，徐飞狐将少量先进火炮集中编成独立炮兵纵队，统一使用，由火力的集中调配，来达到支援作战的目的。
　　炮兵第一旅装备75MM瑞典制L/14博福斯山炮；
　　炮兵第二旅装备德制L/29克虏伯野炮；
　　炮兵第三、四旅为重炮旅，第三旅装备96门150MM德制L/32FH18莱茵公司重榴弹炮；第四旅装备96门150MM德制国L/30FH18克虏伯重榴弹炮；
　　炮兵第五、六旅为防空炮兵。
　　纵队长为李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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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向各位征集人物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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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伐军采取“声东击西”之计，国民政府所属北伐军全部兵力约为七十万人，在津浦线上的张宗昌的鲁军，早在冯玉祥部进行的豫东、豫北战役中挫伤了锐气，精锐部队基本上已被冯玉祥部所歼灭，元气大伤，士气低落。因此，与北伐军第一集团军作战只一天多时间，即于十一月十二日，全线撤退。北伐军轻易取胜，沿铁路追击前进。
　　冯玉祥部孙良诚指挥部队与孙传芳军在鲁西南一带对阵。孙传芳在北洋军阀中素称“治军有方”，全部兵力九万多人，主力部队仍有六万人，作战勇猛。而孙良诚是冯玉祥部有名的骁将，二孙部队接触后，杀声震天，战况异常激烈。
　　孙传芳不知张宗昌部已退，为配合张部，从鲁西侧击北伐军第一集团军贺耀祖部。由于连日进军顺利，贺耀祖部产生了麻痹思想，结果阵地被连连击破，还让孙传芳的部队占领了丰县，直逼沛县，威胁徐州。
　　徐飞狐当即将贺耀祖撤职，由副军长薛岳升军长职，反攻孙传芳的部队，并致电冯玉祥，命其猛击孙传芳部的右侧。冯玉祥令石友三率全体预备队约1．5万人火急应援，猛击孙军右侧。石友三也是冯部骁将之一，在石军猛攻下，孙传芳军被迫后退，解了徐州之危。又经冯部孙良诚骑兵部队冲击孙军背后，并截断了孙军退路，孙军才连忙后撤。孙良诚、石友三等部乘胜追击。石军攻丰县，击毙孙部军长袁家骥，又在渔台大败孙军。同时，方振武、孙良诚等部也取得胜利，席掖池骑兵部队攻占兖州。孙良诚、石友三、马鸿逵等部攻克济宁。从此，孙传芳部溃不成军，无力应战。
　　十一月二十二日，北伐军第一、第二集团军在泰安会师，一周内攻克了泰安。张宗昌悄悄地乘早已准备好的从德国购来的“义威号”铁甲车逃走，孙传芳也被迫离济南北撤。十二月一日上午，北伐军第一集团军薛岳、陈调元、顾祝同等部进占济南。
　　在这次战斗中，充分表明鲁军的战斗力不如孙军。张宗昌的鲁军大多数由收编土匪而来，部队不听指挥，士兵经常逃散，逃散士兵再回到山上落草为寇。因此有人讥诮张宗昌扩军是化匪为兵，打仗时是化兵为匪。北军孙传芳部经过此次与北伐军的战斗，也就一蹶不振了。
　　在京汉路方面，奉军一开始就对山西猛攻，并企图以全力击破冯玉祥部在河北作战之部队。奉军与冯军展开了连续不断的激烈战争。鹿钟麟急调刘骥、刘汝明等部北上，加强彰德防线。当战况紧急时，徐飞狐急电李宗仁派兵到河南接防。于是，将驻豫中的韩复榘部火速调往前线。
　　冯玉祥为实现“声西击东”的计划，令部队白天浩浩荡荡北进，故意使奉方侦察飞机侦探看到，而夜间却再令部队稍稍南撤。奉方上了当，以为南方北伐军主攻兵力集结于西线，于是，只以张宗昌、孙传芳残部御东线，而将奉军主力集结西线，集中兵力猛攻彰德，施用飞机、大炮狂轰滥炸。冯军据壕死守，沉着应战。韩复榘部有师长三人受伤，旅长二人受伤。韩本人也受伤。
　　东线直鲁军和孙传劳军败退，影响到西线战局。冯玉祥军由彰德方面全线反对。十二月一日夜，奉军因东线济南失守，惟恐被截后路，才全线退却。冯玉祥当夜下令，全线追击，三日攻克顺德，五日进占大名，各路奋勇追击，势如破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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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东北王”
“东北王”张作霖也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3月19日，生于奉天海城县西八十里的小洼村（今属大洼县）。张作霖自小家境赤贫，14岁时，其父张有财因结仇于人，被赌徒打死。家中更无生计，便随母投奔镇安县（今黑山）二道沟外祖父家就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张作霖入清军宋庆标下马队当兵。他伶俐机警，精于骑射，深得赏识，被升为骑兵哨长。次年战争告停，宋庆部移防关内，张作霖也就解甲返乡。
　　1897年离家北走，经冯麟阁介绍，在广宁（今北镇）境内投入董大虎伙帮，步入“胡匪”行列。1901年之后脱离董帮还乡，在小黑山赵家庙组织“保险队”，为有钱人作保镖。是年除夕，广宁中安堡镇驻地被沙俄支持的金寿山匪帮偷袭抢占，张作霖逃到八角台（今台安县城）与张景惠合伙。张景惠自感能力不足，便把八角台“团练长”让于张作霖。张作霖接任后，又网罗了周围汤玉麟、张作相等伙帮，逐渐形成了一支横行辽西的最强悍的武装力量。
　　1902年9月，张作霖在地方绅商张紫云等人的作保下，接受了清政府的招抚，被委任为清军游击马队管带，率部进驻新民府。这样，张作霖结束了多年的土匪生涯，堂而皇之地当上了清军军官。1907年6月，在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的指使下，张作霖于新民骗杀了自己的“绿林”同道辽西巨匪林立三，深得赏识，被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
　　辛亥革命暴发之际，张作霖已在东北崭露头角。武昌起义的枪声震荡全国，各省纷纷独立，东北地区的革命党人士也积极准备响应。但经张作霖的武装镇压，奉省革命终被绞杀于萌芽中。张作霖也因镇压革命“有功”，被清廷委任为“关外练兵大臣”并赏戴花翎。不久，清政府覆灭已定，不足为倚靠，张作霖便一转身去帮助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
　　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之后，便命张作霖所部改编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张作霖也一跃成为民国陆军师长，驻防奉天省城。在奉省张作霖竭力排挤都督张锡銮，张锡銮不得已以“老病之身不胜重任”向北京政府提出辞呈。不久，袁世凯将张锡銮调离，遣亲信段芝贵继任奉省都督。
　　袁世凯复辟帝制，遭到国民的一致声讨，殃及段芝贵。于是张作霖提出“奉天人治奉天”的口号，决计把“帝制祸首”从奉省赶走。袁世凯苦于处境难撑，无暇与张作霖争胜，为拉拢计，不得不于1916年6月间任命张作霖为奉天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按使。至此，张作霖终于得秉省政，成为奉省最高统治者。之后地方官制改革，张作霖于1916年6月7日改称奉天督军兼奉天省长。
　　1917年初，因对德绝交与参战问题，在北京政府内发生了“府院之争”，张作霖宣告奉天独立，向黎元洪施加压力，并在此期间乘机扩大实力，新编了第二十九师，任吴俊升为师长。在张勋以调停“府院之争”进京复辟帝制时，张作霖先骑墙观望。当他发现复辟帝制注定要失败时，再也不顾与张勋的极密过从，与段祺瑞一起反对复辟，又乘机夺取冯德麟的第二十八师兵权。这样，张作霖拥三师之众，奉省全境便成张作霖的一统天下了。
　　同年7月，黑龙江省发生驱督内乱。陆军师长兼军务帮办许兰州，自恃兵权，先后将三任督军赶走，自称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旅长巴英额等因与许兰州分赃不均，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张作霖一看有机可乘，先派孙烈臣到黑龙江省活动，并于8月间派兵护送儿女亲家鲍贵卿往任黑龙江省督军，夺取了黑龙江省大权，纳黑龙江于奉系之势力领域。
　　本来，张作霖在取了黑龙江省之后，便欲因势解决吉林。那时他完全可以抓住吉林省督军孟恩远参与张勋复辟的把柄，策动在北京的吉林省议员控告并罢免孟恩远。当他明白倘把孟恩远赶走，段祺瑞必将派出自己的亲信田中玉督吉，这对自己非常不利时，故转而采取保存孟恩远吉林督军职位的策略。直到1919年6月，张作霖见时局对自己有利，才建议北京政府撤换孟恩远。北京政府根据张作霖的意见，便下令免去孟恩远的职务，调鲍贵卿转任吉林督军，并任命孙烈臣为黑龙江省督军。孟恩远得革职令，莫名其妙，目瞪口呆，欲图举兵反抗，见张作霖大兵压境，不得已开城投降，交出督印。至此，张作霖完全统一了东北，成了名符其实的“东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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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入本章主要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张作霖与日本的恩怨以及日本对中国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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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904年，张作霖曾在“愿为日军效命”的誓约上按了手印。当时日俄战争在我东三省展开，清政府采取“中立”态度。因迫于清廷的这种政策，张作霖也不敢违拒，只得在表面上采取旁观者的态度。但在私下里，他却抱定主意：欲乘日俄会战之机，弄些好枪壮马，壮大自己的武装，扩张自己的势力。所以，在日俄两方双管齐下。起初，他见俄军强大，便暗中为俄军效劳。随着形势的转变，日军明显地居于优势，他又暗中倒向了日本一方。不论他为哪一方效力，都是想从中为自己捞到一点好处。
　　当时，日本陆军满州军司令部翻译黑泽兼次郎在新民府进行间谍活动，曾经在张作霖家里住过。张作霖当时虽为日军效力，却对黑泽等人的“特别任务班”（日本间谍组织）人员没有好感，所以日本军人便想伺机除掉他。日军总司令部参谋福岛安正获悉这个消息，立予制止，说道：“现在张作霖正在为我军效犬马之劳，要留着他加以利用！”并派黑泽赠张作霖一千元银元，使他专为日军效劳。
　　日俄战后，日本宪兵怀疑张作霖曾为俄军充当过间谍，予以逮捕，并呈请中佐井户川判处死刑。井户川见张作霖所部骑兵颇多精锐，可资利用，便向参谋次长儿玉请示，又使福岛安正和田中义一（亦为参谋部参谋）从中斡旋。最后，井户川命张作霖在“愿为日军效命”的誓约上签字，按了手印，便释放了。这样，张作霖又一次从日本人手中逃得了活命。
　　1912年，张作霖捞上了民国二十七师师长。他当然不以此为满足，暗自可心的乃是独霸奉天，统治东三省。张作霖心中明白：日本在东北地区，有极大的势力，自己要想独占关外，首先还得和日本套上关系，增加自己的威慑力。所以，这一年初，他亲自拜访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落合谦太郎。他对落合说：“我深知日本在满州有许多特权，而且和满州有特殊的关系，日本如果对我有什么吩咐，我一定尽力而为。”12月，日本关东都督福岛中将途经奉天，张作霖又亲往拜访，向福岛表示“宁愿按日本指示行动”。但当时奉天将军为张锡銮，有关东北问题，日本仍与袁世凯和张锡銮进行交涉。对张作霖的亲热表示，只作心中有数，而未有明确表示。
　　张作霖倒不愧为一大怪杰，经他一路砍杀，终于把关外三省全部抓在自己的手中，掌握了东三省的实权。这样不得不使日本对张作霖刮目相看了。日本当局深知，今后与张勋打交道的次数会多起来，所以便积极地帮助张作霖打败了对手冯德麟，并支持他强夺了吉林。日本想把张作霖培养成日本在满州权益的维护者，并希望通过张作霖夺取更多的权益。张作霖却也乐得拉上日本作为自己的后盾，去与直皖军阀争胜。
　　日本在东三省的权益，与英、美、德等国在长江流域的权益更不相同，日本当局把东北视为“生命线”，并声言这些特殊权益是日本以几乎使国家覆亡的极大代价换来的。所以，日本在击败了俄国之后，霸占了“南满铁路”、旅大租界，又在东北开设银行、企业，遣驻大批军队、警察，把东北变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动辄拨弄事端，干预中国内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日本便乘机加强对中国的东北地区的侵略。“二十一条”因袁世凯的归天和中国人民的坚决抵制终未落实。现在，张作霖掌握了东三省，且屡屡表示亲善，日本当局一下子便把眼睛盯住了他，希望从他手中谋取尚未到手的权益。
　　1916年10月，力主支持张作霖的寺内正毅上台组阁。寺内认为：前任大隈重信内阁，采取赤裸裸的侵华手段，蛮横干涉中国内政，制造复辟叛乱，不仅毫无成效，反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所以他决定采取较为隐蔽的手段来侵略中国：对北京政府，以大借款的方式攫取中国权益；对东北，决定支持张作霖“统一东北”，以推行日本的“大满蒙主义”。
　　张作霖得知寺内上台，非常高兴。他对自己的日本顾问菊池武夫说：“我对日本在满蒙有特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