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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硝烟-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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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对于日本的种种要求，或是推诿，或是拒绝，或者干脆拖延。虽然他的得势在极大程度上依靠了日本的扶助，可是让他甘心地听众日本摆布，做日本的走狗，他可坚决不干。并幻想获得英美的支持，藉以对付日本。张作霖的这种“以夷制夷”的想法和做法，更是引起了日本的怨恨之意。
1926年12月，国民军逼迫京、津。日本深恐战乱波及东北，损害其在满蒙的权益，一面出动军队，威胁南军北进，一面对张作霖再施压力，迫使其及早退出关外，让出北京，希望北伐到此为至。12月2日晚，日使芳泽会见张作霖，与他谈至深夜，敦促张作霖退出关外，以免战乱在北方展开。张作霖很不乐意，当即拒绝了芳泽的要求。
芳泽追问道：“你有信心打过北伐军吗？”张作霖这时自然知道自己的远望，答道：“果真打不过时，我再退回关外。”芳泽阴阴地说道：“到时大元帅未必回得去吧？”张作霖说：“关外是我的家，我愿意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走，这有什么不行！”
芳泽见张作霖不听劝告，便又向他提出“满蒙权益”要求，逼迫张答应。继而又威胁他：“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你要对此负一切责任！”张作霖对日本人早就气不顺，这一听更是勃然大怒，由座上站起来，把手里的翡翠烟嘴猛向地下一摔，磕成两段，声色俱厉地对芳泽吼道：“这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
日本见张作霖不听摆布，也觉十分恼火，继续对之施加压力，警告张说：如果不听劝告，失败后想回关外，“日军当解除其武装”。与此同时，关东军开赴沈阳、锦州、山海关等地，关东军司令部也从旅顺移至沈阳。
张作霖决定回奉的前几天，接到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密电，说皇姑屯附近近日来日本人不许行人通过，提请大帅注意。张作霖对这一消息未加在意。但他自然也得为自家性命着想，故布疑阵，先宣布1926年12月26日起程，后改为27日，最后却在28日离开北京。
日本人依然想从张作霖手中攫取点什么。12月28日午后4时许，日使芳泽又到中南海去纠缠张作霖，逼他正式在“日张密约”上签字。这可把张作霖气坏了。在办公厅内高声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着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办法！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都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当时芳泽坐在客厅，听得很清楚，坐立不安，急得打转，约过半个小时，张叫陈庆云拿出一叠文件，交给芳泽。芳泽满心以为事情已成，也未细看，接过文件便匆匆离去。等他回到公使馆，打开一看，只见张在每个文件上都只写了一个“阅”字，却没有签署自己的姓名。芳泽急忙打电话询问，张作霖已偕其六姨太和三公子学曾等人乘专车回奉天了。
1926年12月29日5时半许，张作霖的专车开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路交叉处的桥洞，日本人事先埋好的三十麻袋黄色炸药突然爆炸，威力非常，南满线路桥炸断塌下，张作霖所乘的包车被炸得粉碎，车身崩出几丈远，只剩下两个车轮，吴俊升和张的六姨太当即被炸身亡，张作霖也身受重伤。齐恩铭临时拦截了一辆汽车，把张作霖护送回到沈阳元帅府。这时张作霖已奄奄一息，对其卢夫人说道：“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叫小六子快回沈阳。”说完便即死去，离被炸受伤仅四个小时零七分钟，终年5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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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东北易帜
1926年12月3日，日军在济南不光彩的撤退，在世界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国舆论都发出了“对待中国要有再认识”的声音，徐飞狐的领袖地位不光在国内和国外均达到了认可。中国在群情激动小日本也没有闲着，在日本国内更是“风起云涌”。人们对政府的软弱感到无比的愤慨，更有一些激进分子竟然到皇宫门前切腹以表不满。而执政不到半年的田中内阁也迎来了执政的信任危机。
日本退役大将、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借日本经济放缓，人民收入降低之机，集中攻击若槻内阁的对华政策，终于推翻了若槻内阁，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狂热叫嚷声中登上日本首相宝座。当晚在东京豪华气派的"；满清酒楼"；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日本军政财界要人、皇室权贵和黑龙会、犹存社等黑社会巨头。田中义一胸前挂满皇室勋章，得意洋洋发表讲话说：“本大将，本总裁，本首相奉陛下大命组阁，将善体圣意，着重解决财界和外交问题。本首相将亲自兼任外务大臣，并请森恪君出任外务次官！”
这森恪有"；东亚新体制先驱"；之称，主张向外侵略，一直与军部密切勾结，是推行大陆政策的急先锋。军国主义分子们一听说由他担任事实上的外务大臣，都一起欢呼起来：“森恪君出山，进军满洲！"；粗壮敦实的森恪受到军国主义狂热的强烈感染，当众发出誓言：“帝国的出路在满洲，抓住时机一举解决满洲问题！”森恪的表态引起各界权贵的一片称赞声，田中义一深受启发，又向他的支持者保证：“本首相矢志改变软弱无能的币原外交，担负起全面更新帝国对华外交政策的使命，重建新的外交机制，打开对华新天地！”
在北伐军渡过长江，逼近徐州，日本支持的张宗昌、孙传芳的部队迅速溃退。田中义一便紧急于11月10日召开内阁会议商议对策。
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当年４０岁，依仗近卫公爵的权势已有１０年之久，这次当上事实上的外务大臣，此时正是春风得意之时，鲁莽地大声嚷道：“徐飞狐这家伙太不识相，竟敢与大日本帝国作对，搞什么北伐，张宗昌、孙传芳被蒋介石穷追猛打，败退到山东、江苏省境，战争波及山东仅是时间问题！"；田中义一理理考究的镶边制服，讲起在山东省的青岛、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大约有一万七千名日侨，日本在山东的投资额约一亿五千万日元。末了，这个谈吐粗鲁的首相为抬高身价，也故作斯文之态：“徐飞狐势必很快攻入山东，对帝国来讲，山东省的意义决不只限于山东一省，它与满蒙的安定具有密切关系。帝国如何处置，本首相、本大将愿听诸位高见！”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强烈主张出兵山东，财政大臣等提出大规模出兵在财政上有困难而且有刺激中国之虞。这一下可惹恼了森恪和白川义则，气势汹汹叫嚷不休。田中义一见争吵激烈，便提出把驻中国东北的步兵第六师团调往青岛，以此做出日本第一次出兵山东的内阁决定。
之后于11月20日至11月30日在东京外务省隆重举行所谓的“东方会议”。在东方会议的开幕式上，田中义一以首相兼外相身份致开幕词说：目前中国政局纷乱已极，我政府在对华政策的推行上，必须慎加考虑。趁此中国战局稍形平稳之际，特约集我驻中国各方面之各位代表齐聚一堂，就中国政局问题开诚布公，各陈所见，以供参考；同时，就政府之方针政策，亦希各位充分理解，并统一贯彻执行。这就是召开此次会议的用意所在。在探讨政府的政策运筹当中，有些细节问题，随着会议的进展，或将组成特别小组委员会进行专题研究。对此，亦希各位予以谅解。
东方会议讨论、分析了中国的政治形势，认为徐飞狐有可能统一“中国本土”而寄于希望。最后，田中义一以“训示”的形式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会后田中义一于12月1日向裕仁天皇奏了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文件，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本侵华纲领《田中奏折》，提出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总战略：
将来欲制###，必以打倒美国势力为先决问题。
惟欲征服###，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倘###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以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
田中义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竟然敢主动“找事儿”，但受种种条件限制，只好撤兵。把个田中义一搞得焦头烂额。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日方采取一切措施掩盖炸车真相。日本人炸死张作霖后，于当日夜晚将溥仪严密保护，携他由天津潜往大连，准备用他代替奉系军阀，使三省脱离中国版图，而另立傀儡王国。而炸车之日河本曾准备了一队士兵集中南满附属地，因事先没有和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少将联系，所以被斋藤所解散。事变时关东军竟日以电话询问日本驻沈领事馆，希望准其出兵维持铁路附属地以外的秩序，但被森岛领事所拒绝。当天沈阳日人住宅区曾有浪人投弹一连四次，均因中国方面官吏冷静应付而未发生不幸事件。
沈阳军署于29日午时起即和在北京的少帅张学良联络，请其火速返沈，而张学良亦已获悉皇姑屯事变，他当时不过28岁，要应付这样一个非常艰难而又复杂的情事，也真是不容易。当时因为不知道事变的真实原因，虽然怀疑是日本人在幕后制造，却还不知下一步行动。日人既然胆敢谋害张作霖，则也不会放过张学良，所以张学良决心返回沈阳，就不得不采取极其秘密的部署。他化装成一个伙夫，搭乘火车由北京赴沈阳，经过南满路检查站时，步行绕过，再换乘汽车直驶沈阳，径入帅府。
在张学良尚未返抵沈阳时，奉方要人对张作霖之死秘不宣布，只发表公报宣布张大元帅重伤，不公布死讯。把张的头部以绷带包扎起来，仅露眼、鼻、口，躺在床上，照样摆了鸦片炉具和水果。日人来访者请其在卧室外遥望，使日人信以为真。张学良返回沈阳后，并没有立即为其父举办丧事。为了掩人耳目，以张作霖的名义发出“奉天省长公署令特派交涉员”电，电报发出后，使内外不知详情的人，都以为张作霖还没有死，就连日本特务机关、驻奉天总领事馆的人员也都摸不清底细，满腹狐疑，如坠十里雾中。
张作霖的遗嘱，仿刘备死后的遗诏，签名则由张学良代签，因少帅能摹仿老帅签名，可以乱真。张作霖的遗嘱云：
“余不幸归途遇险，今病势已笃，殆朝暮间人矣。余自京发从军，早自誓以身报国，今年五十有六，死已非夭，惟是报国之志未遂，不免耿耿尔。今以奉天重任付之学良，望汝善为料理，延聘贤良，修明内政，以慰父老悬悬之望，更望我袍泽同仁，事事以国家人民为重，戮力同心，精诚团结，余身虽死，亦瞑目矣。”
张学良根据这道自己“伪造文书”的命令，就任奉军代理统帅，然后急调嫡系部队星夜返沈。
张学良同时邀请老一辈奉系大将来帅府共商善后。对于张作霖的继承人问题，奉系军阀的“老班底”和旧派军人都认为张学良过于年青，缺少统治经验，难以驾驭，因此，一致推让张作相为”东北王“；但是另外一派，新派军人，特别是留学日本的一些军官，都拥护野心早已锋芒毕露的杨宇霆接班。
张作相见到他以后又是难过又是高兴，他说：“小六子（张学良的小名）你放心干好了，我们都会支持你。在公的方面如果我们不服从你的命令，你只管拿军法来办我们。可是私底下你还是我的侄儿，如果知道你不好好的干，我会在没有人的时候打你的耳光。”张作相在老一辈奉系中是最有份量的，他这一番话等于决定了张学良的继承权。
1927年1月3日奉天公布张作霖逝世，由张学良继任奉天督办，宣告停止军事，休养生息，万福麟被派为黑龙江督办。
1月8日东三省联合会通电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司令兼吉林司令，张学良为奉天司令，万福麟为黑龙江司令。
张作相坚不就东三省保安司令，1月14日东三省联合会乃改举张学良，张即日宣布就职。
日本军阀最大的错误是他们想阻止东北内向，破坏中国统一，可是使用的方法却迫使东北内向，促成中国统一。尤其是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对整个奉系来说，是一项极大的刺激。奉系统治东北十六七年，根深蒂固，现在日本军阀炸死了他们的最高领袖，因此联日就是奉系之敌，对奉系来说，日本军阀是他们不共戴天之仇，所以私仇公义，奉系都只有一条路走，就是归顺国民政府。
关东军暗杀张作霖的举动虽然没有动摇日本分离满蒙的日本国策，可是田中分离满蒙所选定的对象则因为皇姑屯一炸而需要重新安排。当时曾任张作霖顾问的日本陆军少将松井七夫主张扶植杨宇霆，而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则主张拥立张学良，而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看上张作相，刺张的主谋凶手河本大作则拟定张景惠。东京方面对张作霖的继任人选没有积极的主张，不过东京方面有一个原则，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只要能阻挡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权力伸入东北，使东北成为一个特区，为日本势力范围。事实上这一点非常困难，因为在张作霖被关东军谋杀后，东北军民对日本军阀的憎恨更为增加，他们不一定喜欢张作霖，可是却对于日本军阀用此卑劣手段对付张作霖，为之寒心。再加上国民政府的秘密宣传小组的宣传，在东北军民中的仇日情绪空前高涨。
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日本驻北京武官建川美次均分别向日本陆军省报告，认为东北脱离中国本部的时机已经成熟。而日本外务省亚细亚局局长有田亦正草拟“对支方策”，方策分为两部分：一为一般方针，强调以和列强协调为手段，以承认国府为归宿；一为防止满洲赤化为理由，以东三省脱离中国本部为目的。日本外务省有此“方策”，显示外务省态度已在转变，原来日本政府对东三省的措置分为两派，军人主张用武力控制，造成既成事实，促成东三省脱离中国；外交人士则主张采取条约一步一步地控制东三省，最后目的亦是使东三省脱离中国本部，殊途同归，不过一是积极路线，一是消极路线。如今外务省新的“对支方针”也采取条约以外的方法，显见在张作霖被炸后，日本政府的和缓派已有改变。
1927年一月八日，张学良就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身份致电北京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表示其希望和平与不妨碍统一的诚意，同时派遣专使邢士廉由海道专程赶至北京面见徐飞狐，陈述愿意归降，请商统一办法。徐飞狐因此指派方本仁偕邢士廉赴奉天作具体的协商。方、邢等抵沈阳曾秘密和张学良交换意见，当时由于日本关东军的监视，所以几经洽谈，议定于1927年一月三十日东三省及热河一致易帜，易帜的条件是确保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权力。任命张学良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热河划归东北范围。不料一月二十七、二十八两日，奉天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全力出而阻止，张学良迫于客观形势，只好暂时中止。
压力集中在两点上：一为阻止张学良易帜，不许张学良投向南京的国民政府，以破坏中国的统一。二为满蒙铁路权益的伸张。日本田中首相于一月二十四日两次密电驻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饬其警告张学良勿与南方妥协，又于一月二十七日重申前饬。林久治郎于一月二十四日、一月二十七日两次谒见张学良，一月二十八日更把田中的意旨面送给张，内容为：
（一）南京国民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其地位尚未稳定，东北目前犯不着与南京方面发生连系。
（二）如果国民政府以武力进攻东北，日本愿出兵相助。
（三）如果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正金银行愿予充分接济。
张学良看了田中的三点建议，很冷静地问林久治郎，他说：“我是不是可以把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的干涉这项事实报告国民政府？”林久治郎见少帅如此质问，为之哑然，避不作答。因为从纯外交上而言，这就是干涉中国内政。张学良第二天拜访关东军的村冈司令官，再把他对林久治郎的话对村冈复述一遍，村冈亦未作答。
“他妈的！小日本儿都他妈的不是好东西！”在南京的徐飞狐办公室内，徐飞狐看完送来的“东北易帜”延后的有关情报分析之后，破口大骂了起来。
眼下，全国军队正处于整军时期（具体内容将在以后出现），各军区的部队还在融会之中，短期内是没有能力组织起大规模的有效进攻的，此时的徐飞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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