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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日本的遗书-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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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很少有人知道，创造社曾经有过一个浪漫、青绿的前身，那便是陶晶孙创办的《Green（绿）》杂志社。《Green》在陶晶孙手里，原为打字油印的大学生文学杂志，曾以同人刊物形式，尝试进行“美丽得很”的新文学“建塔事业”。《Green》虽然发行量不大，却以汉、日双语刊载各种文学作品。郭沫若、郁达夫、何畏等留日学生，都是它的忠实作者。
《Green》后来“凤凰涅槃”，转生为《创造季刊》，则是郭沫若在陶晶孙大力支持下，对这一共同事业的提升。
陶晶孙的成名作《木樨》，一篇以微妙的性心理分析法，描写少年男生与女教师相爱的畸恋小说，便以优美的日文，先刊于《Green》，后又经郭沫若建议，由陶转译为中文，再刊于《创造季刊》。
《木樨》用灵动而细腻的现代派手法，描写了充满绮念的初中男生深陷畸恋之时，暧昧闪烁的精神直觉与难以言传的心底情愫。陶氏这种注重表达精神直觉感受的创作方法，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前所未有，“甚至早于日本新感觉派的形成”（《木樨》比横光利一的《太阳》早刊一年）。小说中新颖奇特的比喻，如说小男生因恐惧而头部失血，觉得自己空得就像天空一片飘荡的云等等，至今仍是评论界圈点的佳句。
在创造社从事新文学创作时期，郭沫若与陶晶孙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已与佐藤富子（安娜）结合的郭沫若，为了能与陶晶孙经常交流、唱和，特别邀请陶晶孙也迁入箱崎海岸的抱洋阁同住。抱洋阁是一家经营不利、停业已久的豪华酒店，靠出租房屋维持开销。那时，陶晶孙与郭沫若一家一起居住在抱洋阁二楼金碧辉煌的和式宴会厅，一起过着清贫而欢愉的生活，一起以打扫全楼的卫生代替房租。
正是在这“背靠松原面对海”的抱洋阁，生性敏感内向、长期徘徊于实际爱情之外的陶晶孙，巧遇前来探望胞姐安娜的纯情少女佐藤操，彼此一见钟情而坠入情网。陶晶孙遂与佐藤操在凭风临海的蓝色博多湾，宣誓缔结生死情盟。陶晶孙仿效郭沫若，也给自己的东洋恋人取了个西洋化的爱称“弥丽”（Milly）。
陶晶孙与弥丽于1924年喜结良缘。每当郭沫若与郭安娜、陶晶孙与陶弥丽——两对风度翩翩的异国爱侣携手行走在博多湾风景绮丽的大街上，去参加当地“新感觉派”与“新浪漫主义”文学聚会时，总有过路的日本男女青年投来艳羡与赞美的目光。
弥丽十分敬爱人品真挚、多才多艺的晶孙，不仅在家中精心营造中日友人都很喜爱的温馨气氛，并多方襄助郭沫若与陶晶孙壮大创造社。陶晶孙与郭沫若曾通过佐藤姐妹的社会关系，多次深入仙台等地民间，考察日本的风土民情与中日关系沿革，由此体验一般中国留学生难以领悟的日本情趣，并获得连一般日本学生也鲜能亲睹的创作素材。
如今，耸立于昭和万叶森林中心橡苑，永供后人瞻仰的“佐藤姐妹亭”，便记录了这对日本姐妹与这两位中国作家当年在日本相濡以沫的动人事迹。
三。中国“左联”机关刊物主编
1929年春，陶晶孙应中国新文学界众人邀请，与爱妻弥丽携子返回中国，定居于上海虹口区施高塔路（今山阴路）。不少左翼文化人都聚居于这条文化氛围浓厚的林荫道上。
郁达夫一见好友陶晶孙归国，便兴致勃勃地陪他去施高塔路鲁迅寓所，拜望文学巨匠鲁迅先生。此后，陶晶孙便经常与鲁迅在鲁寓或日本友人开办的内山书店晤面。《鲁迅日记》中记载了鲁迅与陶晶孙之间的多次交往——有时约谈于云彩密布的昙日，有时聚会在淅淅沥沥的午后雨中。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奇人与奇书（3）
郁达夫在日本时期，便非常赏识陶晶孙的编辑与写作才具，这时便把自己主办、却无大起色的《大众文艺》移交给陶晶孙负责。陶晶孙出任新主编后，果然不负众望，迅速把《大众文艺》改造成中国“左联”机关刊物，特邀鲁迅、郭沫若、冯乃超、冯雪峰、郑伯奇、柔石、夏衍、潘汉年等左翼作家，有针对性地轮流撰稿。《大众文艺》还开辟了醒目的“各国新兴文学”专栏，大量译介高尔基、巴比塞等俄、日、欧、美新兴作家的作品，在中国首次搭起全球大众文艺与新兴文艺的讨论平台。
在陶晶孙的主持下，《大众文艺》办得一天比一天红火，成为30年代中国最著名、最具影响力的左翼与新兴文化堡垒。虽然陶晶孙在“左联”不是登高一呼的前台人物，但他默默地在后台做成了这件大事。
陶晶孙的另一突出贡献，是在“左联”作家中倡导进步、宽容、多元的创作与出版方针。他自己的一些并不无产阶级化，也不包含政治目的，只是宣扬个性解放、人性多彩的作品，不仅情感元素复杂、创作题材边缘化，而且中日文法杂糅，却总是毫无顾忌地发表在各种刊物上，以期引起讨论。
而陶晶孙从日语转译的西欧名著——奥地利作家施尼茨勒的新潮心理小说《盲目兄弟的爱》，以及他翻译的日本作家根据雷马克反战小说《西线无战事》改编的同名话剧剧本，都为渴求新风的中国创作界带来震撼。
在上海施高塔路办刊与写作的日子，是陶晶孙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曾对胞妹等家人说，他正以双手捧出赤子之心，热烈而努力地报效着亲爱的祖国。
四。与关露同为潘汉年的秘密情报员
卢沟桥一声炮响，改变了陶晶孙的人生轨迹。
日军战火逼近上海时，弥丽带着三个幼子，出于对安全的考虑，被迫渡海回日本避难。陶晶孙则独自一人留在上海，含着热泪咀嚼日本侵华的浓重苦味。
最让陶晶孙身受刺激的是，当他移居法租界枫林桥他兼职的自然科学研究所后，再返回日军控制的施高塔路旧居取东西，居然必须使用“佐藤操女士的中国男仆”这一极具侮辱性的身份。由羞辱化成的怒火，在陶晶孙心中激烈地升腾。日军在上海犯下的种种血腥暴行，也使他不堪忍受。
昔日“创造社的小伙计”、左翼作家潘汉年，此时正担任中共设于华中敌占区的情报网负责人。潘汉年一向偏好使用理想主义色彩浓郁的文化人，作为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冒险卧底于虎穴深处的情报干部。
神通广大的潘汉年，一天突然穿越日寇枪炮与铁蹄筑成的防线，出现在日军控制的花木掩映的枫林桥自然科学研究所这一重要科研机构，让陶晶孙真有说不出的惊讶。潘汉年则以他出名的利落作风，要求老友立即加入他正领导的隐蔽战线，为抗战从事特种工作。虽然书生气十足的陶晶孙觉得这并不是一项令人愉快的工作，却在国难当头之际，毅然接受了潘汉年交付的重任。
于是，陶晶孙与著名女作家关露一样，成为抗战期间中共情报组织隐蔽于上海的重要干部，以“亲日文人”的“落水”姿态出现于各处，特别是日占区内。
陶晶孙以自己的“日人家属”、“留日学生”特殊身份，在日本军政人员设于上海、南京的社交场所频繁周旋，并多次往返于中日两国之间，巧妙收集各种反战情报。当弥丽携子返回上海以后，他们家便经常出现日本要人刚从前门离去，延安干部已从后门踏入的惊险场面。弥丽虽然对丈夫的任何事情都不过问，却出于良知，尽力掩护丈夫颇具危险性的“双重交往”。
毋庸讳言，陶晶孙为了完成肩负的特殊使命，不得不给自己涂上一些“汉奸文人”的色彩。
那些年里，陶晶孙不仅违心地在上海发表过拥护“大东亚共荣圈”的讲话，还违心地去伪都南京，出席过“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更违心地接受周作人之邀，就任汪伪“中日文化协会事务局长”——虽然陶晶孙在这个局长职务上只滞留了二十五天，并婉拒了汪伪中央大学医学院长的进一步任命，却足以使他“堕落成不亚于周作人的文化大汉奸”的说法，沸沸扬扬传遍了国门内外……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奇人与奇书（4）
陶晶孙无法为自己的“汉奸”言行做任何辩白，只得在一些文章中含蓄地诉苦：有那么一个很高傲的人，现在被“许多蝇群把他扛到南京去……自负说饿死亦不吃腐肉之他，现在自情愿给群蝇扛去了”。他“走出大门，门房起立敬礼，不自由极了，走入大门，执枪者又敬礼，敬礼有各各程度，又苦极了”。可是，陶晶孙“苦极了”也罢，“不自由极了”也罢，还得天天像苍蝇一样继续“吃腐肉”。反战义士的神圣职责，不允许他有任何退却与动摇。
他能用于安慰自己的，大约只有写于这一时期的这段文字：“花……任人弃在垃圾之中，任人践踏。他自己有自己的苦恼，他自己有他自己的狂欢，自己有自己的憧憬，也有自己的光耀。……美的是你自己，美是你心中。”
潘汉年有句名言：情报干部要有为国家彻底牺牲的精神，牺牲生命、牺牲名誉；就像古诗里的梅花一样，“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陶晶孙这段写“花”的文字，也许是对潘汉年作出的某种呼应吧。
据现已公开的历史资料显露，陶晶孙与“20世纪最伟大的国际间谍”佐尔格的首席搭档尾崎秀实——出身于日本贵族家庭的日共秘密党员——应有密切合作关系。
受到希特勒信任的德国“纳粹党员”佐尔格，其实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网负责人；其祖父担任过马克思的秘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佐尔格在上海领导远东情报网时，曾把《朝日新闻》驻沪记者尾崎秀实发展为核心成员。那份被斯大林忽视的、德国将于1941年6月下旬进攻苏联的珍贵情报，即由尾崎秀实侦获。陶晶孙早年在日本，与尾崎秀实便是关系极其亲密的莫逆之交。陶晶孙在上海主持《大众文艺》时，尾崎秀实曾多次撰稿。尾崎秀实邀请陶晶孙合译的中国第一本左翼话剧集《蜂起》（日译本），由陶晶孙亲自作序。而陶晶孙在上海因参与左翼话剧演出，被国民党军警追捕时，曾逃往尾崎秀实家中避难三日。尾崎秀实还曾在上海，将佐尔格的重要助手、日籍左翼记者山上正义介绍给陶晶孙为友……
尾崎秀实于1941年10月，在日本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他利用好友、在位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侦获了日军即将南下亚洲，并对美国开战的绝密部署。然而，尾崎秀实却也因此导致自己与佐尔格一起被送上绞架。当尾崎秀实被日本法西斯判处死刑的消息在中国传开，中日反战人士一致出面大力营救时，陶晶孙却出奇地保持了缄默，并从此不再提起这位挚友的名字。也许正是特殊奉献者之间的特殊友谊，使他“此处无声胜有声”。
对陶晶孙鲜为人知的秘密工作内情，夏衍曾对陶瀛孙作如许透露：抗日战争爆发后，陶晶孙和他的夫人弥丽留在上海。1937年12月，夏衍和潘汉年同志同船离沪南下香港。潘汉年曾告诉夏衍，他的人都作了安排，陶晶孙留下来，因为他长期留学日本，与日本文艺界有广泛的交往，让他隐蔽下来，做些工作。由于这是党的秘密，所以外界都不知道。有人随便说陶晶孙是“汉奸”，使他蒙受了不白之冤。事实上，他和左翼女诗人关露一样，他的行动是受潘汉年领导的。
五。举家逃离台湾飞赴日本
史料还证明，抗战胜利后，陶晶孙曾立即协助潘汉年，把日本医院的贵重物资秘密转运到苏北新四军军部。
1946年，陶晶孙经潘汉年批准，加入国民党接管大队，渡海前往宝岛台湾，参与接管日军留在台湾的重要战略物资，此后留在台湾生活。（陶瀛孙语）
据陶瀛孙介绍，陶晶孙与潘汉年的已知工作联系，可靠材料即如上述；曾有小报根据想象演绎成大段离奇故事，则纯属虚构。现存史料尚无法揭示陶晶孙在台湾的具体工作状况。
据陶晶孙的家人回忆，陶晶孙抵达台北后，便由友人、国民党政府卫生部长罗宗洛亲自保荐，参加了接管台湾大学等工作，并出任台大医学院教授与热带病研究所长。
转眼就到了1950年初。
正当陶晶孙在台湾大学等处忙忙碌碌之时，中共台湾地下省委书记蔡孝干被捕后叛变，供出了中共情报网打入国民党上层、高居国防部参谋次长要职的吴石（后被枪毙），和以台湾大学医学院助教为掩护身份的中共台北地下市委书记郭秀琮（后叛变），以及中共华东局驻台女机要联络员朱枫等潜伏干部（朱枫壮烈牺牲于台北街头，现已由国家安全部公开追认为烈士）……这一系列恶性事件，导致台岛发生了针对左翼人士的持续性大捕杀。
奇人与奇书（5）
警车日夜呼啸、血案不断之际，一位消息灵通的远亲紧急通知陶晶孙，他的小儿子陶易王因为参加反独裁的左翼学生运动，也已被列入逮捕名单。陶晶孙早已严厉警告小儿子：“绝不能图一时痛快暴露自己，你一旦被捕，对革命不利！”（陶易王语）倘若陶易王此时被捕，暴露的就绝不是他一人。
陶晶孙感觉危险正在逼近，遂立即以赴日本参加学术会议为名，向当局申请只身离开台湾。事实上，他走关系购得五张往返机票，而后迅速带着弥丽和三个儿子，举家飞离台北。
据陶易王回忆：“逃离台湾，一切准备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为了制造假象，家中一切照常，就像是只有父亲一人出门似的。来机场送行的人看到我们全家上了飞机，都很吃惊。父亲在起飞之前，一直担心会被扣押。”
六。撰写不朽遗著，在日本与鲁迅意义同等
陶晶孙一家飞抵日本东京后，即调用得力的社会关系（据说曾得到某些具有正义感的帮会人士帮助），转移到郭沫若与安娜夫妇曾居住的市川市，被那里的亲友妥善保护起来。
政治空气稍缓之后，陶晶孙便由著名汉学家仓石武四郎等文化名人举荐，出任东京大学的中国文学专业讲师，那是冰心女士返回新中国后留下的空缺。
于是，陶晶孙在东京一边教学，一边行医，一边写作，恢复了安定生活。生###漫的他，甚至没有忘记托人去台北家中，取回那把古色古香的大提琴。昔日在博多湾抱洋阁，他曾用这把大提琴为邂逅而热恋的日本姑娘弥丽演奏巴赫；如今，他想用笔和提琴，消解自己心中郁结的忧愁——他们这一家人，不知何日才能返回已出现新气象的中国大陆；虽然他已与新中国取得联系。
陶晶孙用日文写作更胜过用中文。他的日语雅致温朴、清淡灵动、幽默有味，且富有生活气息，蕴含种种日本趣味，其笔墨之娴熟老到，据说连一般日本作家也难以企及。因此，他在日本一公开露面，便被各家文艺报刊的编辑记者包围，要求赐稿。
二战以后，中日民众之间出现了巨大隔阂。如何增进中日和平友好，并促使日本民族反省自己的价值观等，已是国际性大问题。陶晶孙决定以一个热爱与了解日本民族的中国老朋友身份，与战败后情绪激动不安的日本民众，特别是文化界人士，像拉家常一样谈谈这些问题。
他夜夜盘腿端坐在顶灯照耀的榻榻米上，以活泼温蓄的散文笔调，从闲谈生活小事入手，说出他对日本民族性格与民族文化的优劣评判。
由于他持着善意的规劝立场，又深知日本的民族心理与文化情趣，即便讽刺挖苦日本人的缺点，也能引出读者的共鸣。譬如，他针砭日本人狭隘与小气，就以开玩笑的写法，猜测一位被他借用了小提琴的朋友，正提心吊胆地唯恐小提琴会被损坏。又如，他批评日本人习惯机械地模仿强者，却不富有自我判断与原创精神，就以大多数日本人弹钢琴喜欢刻板模仿著名艺人而沾沾自喜为例。
这种把大哲理蕴含于生活小事的写法，搔到日本民族性格痒处的深刻批评，借着日式优美散文特有的感染力，顿时获得日本各界读者热烈欢迎。
出众的文笔、德性与思想，使陶晶孙身边聚拢了大批日本进步文化人。这给流寓日本的陶晶孙带来极大的欢愉。在日本作家鼓动下，陶晶孙不断为报刊撰稿，并在多处发表演讲，积极建议日本民族以良知看待中日关系、日本前途与世界未来。
战后陷于悲哀与迷茫的日本知识分子，纷纷把陶晶孙视为善良、公正、理性与和平的化身。
不少日本著名人士至今感佩地说：“陶晶孙确定了我一生的和平建国方向”；“充满知识良知与高尚情趣的陶晶孙，是这一代日本人最敬爱的作家”。
日本德高望重的文学评论家伊藤虎丸先生，这样评价陶晶孙的日语散文：“超越了狭窄的中国文学研究范围，对日本文学和思想给予影响的中国作家，除鲁迅而外，陶晶孙是唯一的人物……他对日本的批评，使有良心的日本知识分子，在被焚毁的废墟中和对侵略战争反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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