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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侵略战争反省的基础上，树立了建设新日本的决心，也树立了超越党派和专业的广泛共识……亚洲的知识分子，理应到鲁迅和陶晶孙那里谦虚学习，从内心深处接受他们的忠告……为了构筑真正的友情，必须首先发现共通的精神与文化目标。鲁迅和陶晶孙所提出的，正是日中知识分子如今共同面临的课题。”

奇人与奇书（6）
日本著名作家奥野信太郎先生则盛赞陶晶孙的日语著作，是“一本应该反复阅读的书……这里蕴藏着陶氏特有的激情，任何时候都充满轻快的幽默和微笑……还没有见过对中日关系如此深刻剖析并富于教训的文章……真可谓警世的文学，为世上有识者共同瞩目”。
　　日本著名文学家草野心平先生指出：陶晶孙在“发生大悲剧的时代，从亲身经历中产生出崇高良知，献给日本读者以横跨两国的哀伤与激动”。他的日语著作，将永远激励日本读者思索与进步……
　　1952年2月12日，陶晶孙因患肝癌不治，在市川病故，年仅五十五岁。爱妻弥丽守候在他身边，陪伴他走完了坎坷而非凡的人生旅程。
　　陶晶孙终于未能如愿返回他眷恋的祖国。根据他亲友的意见，他的骨灰一分为二，分别安葬于市川市公墓与东京青山无产阶级无名战士公墓。市川市公墓黑色晶莹的墓碑上，刻着陶晶孙手写的两句诗：“台风从井里起，洪水从沙漠来。”
　　为了纪念这位唯一留身于日本的中国杰出作家，经日本作家们倡议，弥丽夫人参与选编，1952年当年，便由创元社推出陶晶孙日语文集《给日本的遗书》（收编虽不甚完整，却已可反映全豹）。仓石武四郎先生用一句话，说明了出版初衷：“如果书籍也可以像酒那样分级的话，它可以说是特级书了。”
　　多年以来，《给日本的遗书》在日本读书界形成独特而巨大的影响。不少读者把它奉为“案头必读”。一些文科学生则把其中的美文当作辅助教材来读。
　　1995年，日本东方书店又将《给日本的遗书》第三次出版。伊藤虎丸先生在充满感情的长跋中，再次指出它对日本健康发展与亚洲和谐共进，具有无与伦比的意义。同时他恳切表达了对中国出版界的期待：“考虑到陶晶孙在日本知识分子中引起的巨大反响和发生的深远影响，可能中国知识分子也会有了解他的愿望……真希望见到在中国出版《陶晶孙全集》，和他日语文章的中译本。”
　　七。历经五十六年，遗著译本在祖国问世
　　然而，《给日本的遗书》中译本出版过程坎坷而漫长。正如一句中国老话所说：好事多磨。
　　经弥丽夫人于1993年仙逝前亲自示愿，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95年首次出版了由著名出版家丁景唐先生编选的《陶晶孙选集》。其中绝大多数为陶晶孙的中文作品，仅收入晚年日语散文三篇（由陶晶孙在华胞弟陶乃煌医师翻译）。
　　《选集》出版前后，丁景唐先生与陶晶孙在国内的亲属等人，均曾多次呼吁翻译出版《给日本的遗书》，却由于散文既不好翻译也不易发行，始终没有一家出版社肯应允此事。
　　2001年，陶瀛孙老师再一次要求我助其一臂之力。
　　我岂有良策，便去禀告著名文化思想家王元化先生，请求他玉成此事。元化先生颇愿促成此书的翻译出版。但他作风严谨细致，详细询问此书各篇内容，见任何人都无法给出具体回答，便建议先找一个合适的译者，写出各篇梗概，以便研究、协商。但由于种种原因，此事被搁置下来。
　　陶瀛孙老师于病逝前，再次嘱托我这个愚钝的学生，一定要代她实现这一出版心愿。先师这个沉甸甸的遗嘱，简直成为我的心事。
　　我遂于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2005年），特撰一篇长稿，详述陶晶孙的非凡生平及其《给日本的遗书》，以期引起各界关注。后经元化先生在香港《文汇报》兼职的弟子协助，于该报分章连载，并立即获得良好反响。
　　我遂将这篇拙作连载稿赠送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吕晨。吕晨读后十分感动，遂向该社郏宗培总编力陈此书的出版价值。蒙郏总编明鉴，不久便确定了《给日本的遗书》的出版计划。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给日本的遗书》第一个中译本终于要在陶晶孙的故乡问世了！祖国没有忘记这位海外赤子。
　　这不仅可以告慰陶晶孙先生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告慰所有关注此书出版的中日文化界人士。
　　遗憾的是，已仙逝的弥丽夫人、陶瀛孙老师、王元化先生等人，都无法看到这个中译本了。
　　2008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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