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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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笤黾影怖砘岢Ｈ卫硎鹿木鲆椴莅甘沽瞎稍惫至殉闪肆礁龆粤⒄笥：α肆瞎母锝獭Ｈ绻墓庖痪鲆椴莅父吨畋砭觯泄镀狈炊浴Ｍ豕庋窍Ｍ鞣郊绦枭蹋业揭桓龅玫搅瞎稍惫惴褐С值陌怖砘崂┐蠓桨浮Ｈ纭八墓恕鼻啃斜砭隹蚣芫鲆椴莅福枰玫搅笾辽�2/3成员国的支持，才能确保决议草案获得通过。根据联大有关规定，美、中、俄、英、法五个现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大表决中没有否决权。如果这一方案在联大会议获得通过再提交安理会，则常任理事国有否决权。王光亚大使就是提前放风，指出如果到了这一步，中国将使用否决权。
面对各国围绕着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方案之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的现实情况，为了澄清认识，2005年6月7日，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立场文件》，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联合国改革问题的观点和立场。文件指出，中国认为，联合国改革应遵循以下原则：改革应有利于推动多边主义，提高联合国的权威和效率以及应对新威胁和新挑战的能力。改革应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加强国际合作等。改革是全方位、多领域的，在安全和发展两方面均应有所建树，特别是扭转联合国工作“重安全、轻发展”的趋势，加大在发展领域的投入，推动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改革应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会员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应发扬民主，充分协商，努力寻求最广泛的一致。改革应先易后难、循序渐进，应有助于维护和增进联合国会员国的团结。对达成一致的建议，可尽快做出决定，付诸实施；对尚存分歧的重大问题，要采取谨慎态度，继续磋商，争取广泛一致，不人为设定时限或强行推动做出决定。
文件特别指出，中国认为，安理会改革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扩大问题，也包括提高工作效率、改进工作方法等重要问题。安理会改革应遵循以下原则：提高安理会的权威和效率，增强其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的能力；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发展中国家已占联合国会员国总数的2/3以上，但在安理会的代表性严重不足，这个状况必须纠正；应让更多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有更多的机会轮流进入安理会，参与决策；坚持地域平衡原则，并兼顾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代表性；涉及各地区的改革方案应首先在有关地区组内达成一致。中方认为，一些国家倡导的地区轮任原则值得重视和考虑。坚持协商一致原则，是《宪章》的重要精神，目的是兼顾各方，特别是中小国家利益。只有经过协商一致做出的决定才能赢得最广泛的信任和支持。中方反对人为设时限，反对强行表决尚有重大分歧的方案。至此，据来自联合国的消息人士透露，在看到中国在此问题上的明确立场后，支持改革方案，尤其支持日本“入常”的国家，其实已不到30个，此情况使日本大惊。因此，日本想绕过中国达成其“入常”的意图，是得不偿失的做法，它事实上已封死了自己的“入常”之路。
鉴于中国不支持日本马上入常，意大利反对德国入常，巴基斯坦反对印度入常，阿根廷反对巴西入常，同时，俄罗斯支持中国的立场，法国赞同德国的立场，英国仍在犹豫不决这一现状，美国国务卿赖斯对新闻媒体表示：“联合国面临许多改革，我们认为安理会改革肯定需要考虑，但在所有各方达成共识前需要冷静和深思熟虑的磋商。”可见，美国明确反对对“四国联盟”强行推动的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方案进行投票表决，并呼吁其他国家一起反对。
2005年7月21日，“团结谋共识”运动提出安理会扩大决议草案，反对新增常任理事国，建议将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从目前的10个增加到20个。扩大后的安理会所有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为2年或3年，可以连选连任。7月26日，意大利常驻联合国代表斯帕塔福拉在联大发言中批评“四国联盟”中的个别国家不惜通过“敲诈勒索”的手段，不惜以削减对一些国家的经济援助或是中止援助项目相要挟的方法，为其“入常”寻求支持。他说，这已不是“塞钱”买票问题，而是一个伦理和道德问题，是对联合国部分成员国的“勒索”。他呼吁各国对这种“勒索”行为说“不”，以免联合国的信誉及其改革进程受到损害。
◆ 日本入常策略犯了三大错误
尽管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试图对近来的事态发展给予积极的评价，宣称许多国家在最后一刻才会表明他们支持由日本主导的安理会扩大决议草案的立场，但是，日本外务省一位高级官员的话给了小泉当头一棒，这位官员说：“目前形势变得非常困难。就现在的情况看，日本入常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日本为什么陷入如此困境？这主要应从日本自身找原因。概括起来，日本的入常策略犯了三大错误：
一是日本协调德国、印度、巴西另外三个“争常”国结成“四国联盟”。本来反对这四个国家“入常”的国家，都带有明显的地区性，有的国家反对某个“争常”国家“入常”，可能因为自己想“入常”，或可能出于不服气；有的虽表示反对，但意见并不强烈，还在观察情势变化。但当“四国联盟”形成的时候，就促使反对这四个国家中任何一国“入常”的国家聚集到一起，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统一战线”，其中有些国家原本只反对四国中的某一个，现在变成了对四个都反对。后来由反对单个国家逐步演变成反对“四国方案”，并且认为“四国方案”是“历史倒退”，无助于改善联合国机制运作，而且会在成员国间造成摩擦分裂的危险。有的国家甚至把维持现在的“五常”，不设“准常任理事国”的意见也提了出来。
5．争 常（5）
二是日本竭力宣扬“贡献论”。日本一直宣扬谁缴的会费多，对联合国活动贡献大，谁就该是联合国“当然的常任”。日本交纳的会费占联合国会费的，仅次于美国，这点是事实。但这种“贡献”应该由其他成员国去评说，尤其是这并非“入常”的基本条件，或在“入常”中占多大分量，应由多数会员国根据联合国的章程、原则来评判。日本在“拉票”过程中没有一次不强调自己的“贡献”。这就不得不让人提出一个原则性疑问：联合国是什么性质的机构？它的安理会是不是“富国俱乐部”？是不是谁缴会费多谁就该成为常任，缴得不那么多的就不能当常任？显然，日本的论调根本站不住脚，有违联合国创建的初衷和原则，必然会遭到更多国家的反感和拒绝。
三是采取轻近攀远，押宝美国的投机策略。日本“争常”采取“押宝”式的投机策略，不仅表现在把“宝”押在争取2/3多数的表决方案上，也表现在它的工作重点上。
日本看待亚洲时，它知道中国、朝鲜、韩国等国会反对现在它就“入常”，但是它认为，只要它争取到其他地区国家足够多数的支持，确保 2/3的多数通过联合国改革方案，亚洲几个国家反对就不起作用。所以它对亚洲不想“白费劲”，始终把“拉票”重点放在与它利害关系不那么直接、没有历史恩怨的东亚以外国家身上。但是它没有认识到亚洲国家反对它“入常”理由的正义性、不可辩驳性，可能引起其他地区国家的感情共鸣。
在对待几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态度上，日本尤其相信美国的影响力，相信美国对它态度的忠贞不贰、支持的坚定不移，认为只要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四个大国工作做到家了，它们就会支持日本“入常”，中国就不敢冒否决其他四个大国意见的风险，这样中国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其实中国反对日本现在就“入常”，主要因为日本没有承认过去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对二战暴行不愿面对，没有用行动证明自己是负责任的国家。可见，中国无意永远反对它“入常”。但有的国家实际上在耍两面派，它们表示支持日本“入常”只是送口头人情，骨子里并非真支持日本，它们断定中国会站出来反对日本“入常”，所以宁愿让中国去做“恶人”。但这次事情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它们真实的一面就暴露出来了。如果“四国方案”真的通过了，日本“入常”就难以阻挡了。于是，美国和俄罗斯在扩增安理会常任的辩论会上，就表达了与中国十分相似的立场，都反对为改革设时限，更不赞成强行表决没有共识的改革方案。美国担任联合国改革特别顾问的席林·塔克西里说：美国希望在广泛一致的基础上推动联合国改革，“我们应该认识到，在某些领域，不会很快或者很容易达成一致，我们不应该被人为设置的最后期限束缚手脚”。日本对美国态度的突然转变感到非常困惑，失望情绪陡升。
日本《朝日新闻》刊文指出，日政府错在高估美国支持、恶化日中关系。报道称：日本并未认识到，美国首先仍是着眼于本国利益，而将重要盟友日本的“入常”渴望放在次要位置。
其实，这些错误是主导当今日本发展方向的右翼势力的本性使然，要不犯都不可能。
时至今日，围绕安理会改革，各国之间正在展开紧张的博弈，急于“入常”的日本也将继续施展其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一系列好戏将陆续登场。但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日本不能通过深刻反省自己的侵略历史而取得邻国的谅解，不将其外交政策由轻近攀远变为与邻为善的话，日本的“入常”梦就只好继续一如既往地无期限地做下去了。
6．“右翼”当权（1）
近几年来，日本迈向政治大国的步伐越来越大、越来越快。在政治大潮推动日本奔向“普通国家”、政治大国的进程中，日本政界众多要员正在通过否定侵略、抹杀不光彩历史的方式，卸载历史包袱，树立其政治大国形象。
◆ 日本政坛明显右倾化
1993年，日本“55年体制”（在1955年，日本保守派和革新派都统一起来了，日本在政治上进入了两大政党的时代，动荡的社会政治体制开始定型，这给战后日本的政治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带来深刻的影响，史称“55年体制”）崩溃后，以小泉纯一郎、山崎拓等为代表，提倡“修宪、强兵、走向国际事务”的新生代政治家们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多在战后出生和成长，没亲身经历过战争，更没有老一辈政治家那种沉重的历史包袱和对侵略战争的负疚感、赎罪感。他们虽然愿意就过去的历史做出一定的反省，但不希望亚洲邻国“翻老账”。这些抱有“新保守主义”的新生代政治家们已经掌握了日本的政治脉搏，在政治、外交等方面表现出与前人截然不同的“独立、自信”，甚至将对历史问题的强硬态度标榜为执政风格的“果敢”。
日本政治领导人战略观念的变化，为日本右翼势力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拓展了其政治影响力。所谓“右翼势力”，是指战后日本国内推卸战争责任，否认战争罪行，甚至图谋将国家重新引上侵略战争歧途的、由极右团体和右翼分子组成的一股社会势力。日本是一个特别强调爱国心与民族主义的国家，二战战败的历史在许多日本人心里都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而日本的右翼势力则正是利用了这种心理，对历史进行歪曲，对侵略进行美化。这也正好成为某些政治竞选拉票的最好方法。
日本右翼势力是生长在日本社会肌体上的恶性毒瘤。回顾历史，日本右翼势力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它不仅在亚洲各国造成了无数的人间惨剧，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自1881年武士出身的头山满成立日本右翼的第一个正式的组织玄洋社以来，日本右翼势力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了。20世纪初，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及吞并朝鲜的过程中，这些右翼团体充当了侵略的急先锋。20世纪30年代，他们又用暗杀、政变等手段迫使日本政府加速军国主义步伐，进而把日本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推入战争的深渊。
在日本战败初期，美国曾于1946年1月4日向日本政府发出备忘录，要求日本政府解散一切超国家主义的右翼团体，革除军国主义侵略的积极倡导者和右翼骨干分子的公职，日本政府奉命多次发布“整肃令”。在当时，大批战犯受到了应有的审判，20多万军、政、财界的右翼分子被解除公职，战时的600多个右翼组织，除大日本独立青年党等17个团体改头换面存续下来外，其他全被解散。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超级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为了早日实现其政治、军事大国梦，重现昔日的“帝国威风”，右翼势力不但围绕着战争责任和日军暴行两个焦点问题大做翻案文章，歪曲历史、美化侵略，不反省、不道歉、不谢罪，而且一再挑起教科书风波、靖国神社风波、等一系列令人瞩目的事件，甚至猖狂到对承认侵略和暴行的正直日本人士鸣枪恫吓和暗杀的程度。目前，日本约有1 000个右翼组织，人数已多达400万左右。其中青年思想研究会、日本遗族会和自民党历史研究会、右翼国会议员联盟，是日本民间和政界右翼组织的代表。这些右翼势力不仅得到本国“政要”和政府的默认、庇护和支持，而且二者彼此勾结，遥相呼应。民间右翼势力企图依靠“政要”和政府的庇护与支持达到自己无法达到的目的；日本某些“政要”则借右翼之口说出自己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并进一步在国民选举中继续保持优势。
◆ 拜鬼———日本政要为战犯招魂
靖国神社是日本神道教专门祭祀历次战争中阵亡者的场所。它建于1869年（明治二年），坐落在日本东京千代田区九段，原名“东京招魂社”，1879年改称为“靖国神社”。“靖国”意即“镇护国家”。
最初祭祀的是明治维新内战（戊辰战争）中效忠天皇的战死者，改靖国神社后成为享受神社最高规格“别格官币神社”的待遇，并由内阁的陆军部和海军部管辖，在日本大大小小8万多个神社中有着独特的地位。每年4月21~23日和10月17~19日，这里都要举行春秋两次“大祭”。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不断深入，靖国神社不再是普通的追悼亡灵的祭祀场所，而成为日本动员战争，宣扬和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支柱和象征。
在占地10万多平方米的靖国神社内，陈列着当年侵华日军的武器、战利品、遗物、遗书和照片等，而且供奉着约250万自明治维新以来在日本国内战争和对外侵略战争中战死的日本官兵的“亡灵”。所有这些“亡灵”都被“正式公认”是“为国捐躯的英雄”。
二战后，盟军占领日本。1945年12月15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发布禁止政教合一的命令，禁止日本政府与神道的各种联系，把神道作为一种独立的民间宗教处理。从此，神道教超宗教的地位终结。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曾准备焚毁靖国神社，但罗马教皇派出特使劝告麦克阿瑟，称纪念为国家战死者是人类“自然法”，故麦克阿瑟保留了靖国神社，但在其“钦定”《日本国宪法》中确定日本是个政教分离的国家。靖国神社改为独立的宗教法人，国家不再出资维持神社，靖国神社的大小“军神”也不再受国家的祭祀。因此，一些日本右翼分子对此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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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右翼”当权（2）
与此同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及其他同盟国国内法庭，对5 000多名日本军人和政府官员进行起诉和审判，分为甲、乙、丙三级战犯。1959年，靖国神社为约2 000名死去的乙、丙级战犯设立了牌位。1978年10月，靖国神社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为28名甲级战犯中的14人设置了灵位，他们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武藤章、松冈洋右、永野修身、白鸟敏夫、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东乡茂德。从此，参拜靖国神社和复活军国主义更加密切相关，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政治话题。而且，二战以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也一直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其原因：一是靖国神社与日本军国主义和对外侵略战争的历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相参拜就意味着对侵略历史的肯定。这不仅与日本宪法中的“和平主义”原则相违背，而且必然会引起世界人民和日本国民对军国主义复活的不安。二是战后日本实行“政教分离”，靖国神社已和国家脱离关系，成为普通的宗教法人。《日本国宪法》规定：“国家及其机关都不得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活动。”因此，首相前往宗教设施并以宗教仪规参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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