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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日银的产业资金供给所发生的作用，也不容忽视。1950年，日银提供给产业的资金总额竟达7　666亿日元，与前一年相比，剧增了30％。产业企业内部保留的利益，也激增为1　174亿日元，一跃而为2倍以上。产业资金的大部分，是金融市场的外部资金，1950年的外部资金供给额为6　495亿日元，与前年度的1　162亿日元相比，大幅增加了。除了日银的产业资金供给之外，都市银行也是重要的资金供给来源。从全国银行的贷款额来看，1950年的总贷款额为4　077亿日元，约为整个产业资金的53％，即占产业企业外部资金总额的60％。而都市银行的贷款额，超过民间储蓄，约为1　000亿日元，这个超过额，便由日银利用追加信用来弥补。换句话说，日银的信用膨胀率相当高，否则；都市银行贷给产业的资金不会这么多。日银的信用膨胀便意味着通货的增加发行，一方面创造了大量的产业资金，另一方面也造成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物价飞涨。
　　朝鲜战争发生的第二年，亦即1951年，由于日本工矿业生产及重工业生产的突飞猛进，促使国民经济的积蓄，突破了战前的水准。结果，一举提前完成了战后的经济复兴。其最大的特征有四个：第一，日本各企业的规模和朝鲜战争发生前相比，显著地扩大，企业的资本调动力，也大大地提高。结果，国民收入和国民储蓄额的增加，便超过了战前的水准。第二，由于朝鲜战争特需的持续与国内外市场的扩大，日本不但恢复了国民的消费水准，也扩大了产业的生产规模。第三，巨额的特需金额增加了外汇收入，使日本外汇储备丰富起来。第四，美国的对日援助也随着朝鲜战争的进行而更为增加，因此，扩大再生产所必要的原材料以及合理化的先进技术，也就比较容易取得。并且，进口机械所需的大量资金，在一定范围内也能确保。
　　虽然“特需繁荣”本身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但由此带动的“消费繁荣”和“投资繁荣”却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对国际收支的影响，则更加明显。在战争期间，美国每年向日本发出几十亿美元的军事订单，把日本作为其生产军需品的兵工厂和后勤供应基地，这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国内经济的发展。同时，由于美国忙于战争，其出口能力有所下降，这也为日本商品打入世界市场提供了良机。
　　◆　“倍增计划”
　　1949年日本的经常项目收支是亿美元的赤字，完全靠美国亿美元的援助，才使国际收支平衡。1951年，日本的国际收支，即使不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也已解除了赤字，因为一年之间，已增加了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是，1951年，不把美援计算在内，日本经常收支也有亿美元的盈余纪录。由此可见，日本对美贸易比重的增加，反映了对美的从属关系从朝鲜战争发生以后，便已经确定无疑了。
　　从1946年到195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倍，年均增长率为；工矿业生产增长了倍，年均增长率为；农林水产业生产增长了72％，年均增长率为；进口和出口分别增加了7倍和倍。以1955年为界，日本从战后经济恢复时期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在“赶超先进国家”的口号下，至1960年，日本整个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使从60年代开始的以输出急剧增长为背景的第二个经济高速成长期，获得了较坚实的物质基础。
　　1960年7月池田勇人任首相后，继续推行促使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领导制订了在日本各项经济计划中最有影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确定在10年内使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并提出了4个方面的具体措施：（1）规划地区开发，建设社会基础设施，缩小地区差别；（2）加强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率；（3）重视人才培养，振兴科学技术；（4）促进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倍增计划》实际只用了7年时间便顺利完成，并取得巨大成就。在1960年至1970年的10年里，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其中1965~1970年达），为世界之最，并创战后日本经济持续繁荣的最高记录。工业生产水平年均增长率为16％，对外贸易总额从亿美元增长到亿美元。在1966~1968年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了法国、英国、联邦德国，西方国家中仅次于美国而居第二位，成为“经济大国”。另外，日本在这时期不仅基本上普及了高中教育，而且迅速发展了高等教育事业，使4年制大学从245所增加到382所，短期大学从280所增加到479所，在校学生数则增加了2．15倍。
　　

3．再度崛起（4）
由此可见，二战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恢复和发展，除自身的努力外，其有利的国际环境，尤其是美国的扶持政策，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日本的再度崛起是国内、国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战后日本政局稳定，日本政府坚持集中领导，实行有力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方针，制订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确定了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实行循序渐进、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的战略步骤，同时在日本企业内部实行严格而灵活的科学管理制度。在50年代，日本许多大企业推行“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使职工利益和企业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职工感到有依靠，具有安全感；拉大职工在报酬上的差距，使职工感到只有不断竞争，不断创新才能得到高报酬，从而具有压力感。企业也十分重视对职工的“感情投资”，主动协调劳资关系，培养职工“以厂为家”的敬业精神，从而使职工又具有亲和感。如此灵活多样的管理方法，增强了企业活力和凝聚力，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
　　其次，日本非常重视科技，在经济发展中广泛利用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成果，大力引进国际尖端技术。同时还大力发展教育，长期坚持智力投资，不断改革教育体制。二战后，日本新建了300多所各类学校，并以最快的速度普及了高等教育，为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术工人和科技人才。正是因为有这些高素质的劳动者，才可能以更快的速度掌握更多、更新的知识，创造更多的财富，使日本经济有崛起的一天。“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的能力，是财富的主要源泉。提出“人力资本”理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说过：“高收入国家的财富是什么构成的？主要是人的能力。”日本首相吉田茂盛总结二战后日本崛起创造奇迹的秘诀就是：“日本人由于战争而损失了许多财产，可是最为重要的能力———人的能力，没有丧失。”
　　再次，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美国在多方面的扶持是日本崛起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二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保证了日本领土的完整性和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单一性，有利于日本经济长期稳定发展。而且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出于利用日本反社会主义的意图，不仅没有索要日本的战争赔款，而且还阻碍和反对别国向日本索赔。中国虽非迫于美国的淫威，但1972年，也为了中日友好和邦交正常化，宣布放弃500亿美元的赔偿要求。这一切都大大减轻了战后日本恢复经济的负担，成为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和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二战后，日本作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盟国中的一员，被美国推向了亚洲地区“冷战”前沿。于是美国从日本的“冷战安全”和“制约日本”的双重战略考虑，为其撑起“核保护伞”，这不仅使日本大大节省了安全防务的费用，而且使其能够集中资金和精力大力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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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正常”国家（1）
某些日本人认为，自二战后，日本因是战败国，一直作为“非正常国家”存在于国际社会中，受到国际社会的不公平待遇。而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日益上升的经济地位使右翼分子政治野心不断膨胀，不能继续忍受这种与其经济地位不相符的政治和军事上的“卑微”地位。于是，日本开始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谋求“国家正常”化。但是，日本右翼分子所期望的“正常国家”，与中国、韩国等周边国家期待的正常国家并不相符。
　　◆　经济大国地位巩固
　　战后，日本经过20多年的复兴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初，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强国。但在日本经济实力稳步增长的同时，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实力则在相对下滑，因而西方其他工业国要求日本分担其国际义务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1971年，由于越南战争，美国面临巨额财政赤字，于是做出了协调外汇市场的决定，日元汇率因此急速上升。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了所谓“新经济政策”———停止美元同黄金的兑换，对进口商品增收10％的附加税。同年12月，美又迫使日元升值。这一政策，对以“贸易立国”为经济发展方针、以美国为最主要贸易合作伙伴的日本，造成了严重后果，被称为“尼克松冲击”。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石油危机”。从20世纪60年代起即以中东的廉价石油作为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石油占总能源70％至80％的日本，更是受到沉重打击。能源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使日本企业的成本大大增加，制约了其他工业原料的进口。此外，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在战后的迅速崛起和不断扩大的对外经济，使日本的原有市场日益受到威胁，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不景气，又恶化了出口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许多企业不得不压缩生产规模，实行“减量经营”，致使大批工人失业。
　　为了应付这一局面，日本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将稳定物价和充分就业作为首要的长期目标，变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方针为“确保安全的生活福利为中心”的方针，并采取了以增加财政支出、扩大公共投资、减税、降低利率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等多项“反萧条对策”，体现了确保经济稳定，在稳定的基础上谋求低速增长的战略意图。由于上述方针和对策的贯彻，在整个70年代，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和以前相比虽然明显下降，但仍保持了4％左右的增长势头。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也从1970年的1　768美元增加到1979年的8　688美元，增长倍。
　　日本政府的积极应对使日本经济在经过“美元冲击”和第一次、第二次石油危机后，发展势头依然强劲。1980年日本贸易的经常收支，便从107亿美元的赤字转为盈余。1985年贸易激增至491亿美金，外汇储备达到1　298亿美元，成为世界最大的资产国。虽然近几年来日本受到其自身泡沫经济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极大冲击，但其总体实力依然雄厚。20世纪90年代世界其他国家所欠日本债务达5　000亿美元。从经济规模看，90年代初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29　524美元，居世界第一位，超过美国20％；从国际金融看，日元已成为世界上三大主要国际货币之一；从制造业看，日本在汽车、钢铁等传统产业方面已把美国抛在后头，日本产品以质优价廉而横行世界。
　　从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就结束了自明治维新以来的“追赶现代化”的历史。为了适应以微电子技术为中心的新技术革命，日本政府认识到必须“高度重视高深知识”，“通过富有独创性和先驱性的研究”来发掘“头脑资源”，并在日本科学技术厅《1979年度科学技术白皮书》和日本通产省《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研究会报告》中，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立国”的构想。这一构想在1983年8月日本政府发表的《80年代经济社会的展望和方针》中得到确认，从而正式取代“贸易立国”并使之成为“基本国策”。“科技立国”的主要内容是：发展独创性科学技术，使之成为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并确定以航空、宇宙空间技术、原子能、情报信息、电子计算机、工程技术、海洋开发、城市开发等8个领域、75个课题作为重点，其中特别强调进行以电子计算机为中心的产业革命、情报信息革命和以原子能、太阳能、煤的液化为中心的能源革命。从此，日本不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也成为世界上最强的“技术大国”。
　　◆　为摆脱“政治侏儒”地位而努力
　　战后，日本一直致力于经济发展，建立经济强国，并以此来恢复自己正常的国际地位。随着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牢固确立，其梦想世界性大国的心理也日益膨胀，日本的对外战略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
　　战后初期，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曾长期追随和依附美国。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的对外关系方面，日本基本上遵循了追随美国的路线。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不再满足于仅仅争得一个普通国家的国际地位，而且要追求政治大国的地位，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
　　为此，日本历届领导人都在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为摆脱其“政治侏儒”的现状做着多方面的努力。从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政府在强调日美关系是“主轴”的同时，逐渐修正了对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开始努力谋求其政治大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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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正常”国家（2）
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提出以“对美协调为主轴”，以恢复日中邦交为“首要课题”的“等距离多边外交政策”，力图使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从“依赖”变为“伙伴”关系。1972年7月7日，田中内阁的外相大平正芳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日本跟着美国脚步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1974年，三木武夫当选日本首相后，提出了以日美关系为基础，对中苏两国“不偏不倚”的“等距离外交”。虽然这种外交表面上是重苏，但是由于日本和苏联存在着“北方四岛”的归属问题，因此日本的对苏政策也只能是谨慎从事。
　　1976年福田纠夫首相上台后，对上述政策又做出了新的修正，提出了以日美关系为基础的“全方位外交”政策。在此之后的历届日本政府，均基本上贯彻了这一政策。在加强日美合作的同时，为了彻底改变“政治侏儒”的地位，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日本政府将使日本成为与自身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作为战略目标，试图通过确立“与经济大国实力相应的国际政治地位”，使日本逐步成为“得到国际公认的、能起领导作用的国家”。在1980年，首相大平正芳就提出，日本要成为“西方一员”。1981年，铃木善幸当选首相，在访美时他亦宣称，日本已开始“第三次远航”。
　　1983年7月23日，中曾根康弘首相在向家乡选民发表演说时宣称，他执政的目标是“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力量，而且要增加日本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这是日本首次提出“政治大国”的口号，进一步明确了日本的对外战略目标。显然，日本已经把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的过渡摆到了头等重要的地位。
　　1987年，竹下登继任首相后也立即表示，要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与我国实力相称的积极作用”。此后，继任的海部俊树首相，也一直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1989年秋，海部俊树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了《日本的构想》一文，其中心思想就是提出了日本愿全心全意地参与建立国际新秩序。
　　1989年底，日本外务省制订了新的外交基本方针，强调“东西方冷战已开始了消除过程”，“日本作为以经济实力和技术力量为后盾的国际秩序的主要责任承担者”，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1991年，中东海湾战争爆发后，海部内阁仓促制订了所谓《联合国和平合作法案》，试图加强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在90年代初，日本为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也进行了种种努力。
　　可以说，从20世纪70年代起，为了成为“政治大国”，日本一直在努力运用“综合国力”，在以日美关系为主的基础上，积极协调和改善与各国的关系。
　　在中日关系方面，继1972年9月29日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2月和8月，中日双方又签署了《中日长期贸易协议》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到了1988年，中日两国的贸易额比邦交刚刚正常时增加了13倍，并一直持续增长。虽然在当时中日关系方面也出现过一些问题，如“教科书”问题、日本政府首脑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日本的右翼势力也屡屡图谋阻碍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但是，当时两国关系的主流是健康的。
　　在日苏关系方面，1972至1976年，两国共进行了4次关于缔结和约的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