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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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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两年中,鲁迅的工作是辛苦的,这一点对于他来说,倒没有什么。因为他习惯于用艰辛的劳动铺筑人生的道路,对于工作担子,他从未感到沉重。使他感到沉重的是,他必须与同一营垒的朋友论战。这不能不使他花去许多宝贵的时日。他严肃地对待生活中的一切,当然也严肃地对待这种论争。在论争中,他解剖别人,也解剖自己。这种出于内在要求的解剖,对于一个严正的革命家与思想家,决不是轻松的。
想想1927年春季那种带着浓烈血腥味的背叛,想想工农群众在血泊中挺立起来进行新的斗争,想想创造社对他的误解和与他们的辩论,他是不能不考虑自己与革命的关系问题的。鲁迅的心里洋溢着对祖国和对人民的深厚的爱,这种爱的力量是强大的,它时时支持着他去反抗危害祖国与人民的一切强暴,支持他不倦地追求革命与光明。当时中国已经走到了这样的历史关键时刻:共产党与国民党分别代表着中国社会中不同的阶级利益正在进行生死大搏战,中国的光明与黑暗,命运与前途,已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具体地与这两个政党的激战紧紧地连结在一起。那些真诚地追求光明,追求正义,追求祖国美好将来的人,都把自己追求的事业同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正义事业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历史时刻要求鲁迅这位最英勇的反帝反封建战士,也必须在政治上作出具体的决择。鲁迅经过严肃的学习、思考与自我解剖,终于相信惟有无产者才有将来,积极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治团体与文艺团体,这就是1930年2月成立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3月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样,在鲁迅的奋斗历程中,便树起了一块辉煌的里程碑。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政治性团体,它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性质是很鲜明的。筹备组织这个团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希望鲁迅也做一个发起人,并委托冯雪峰和他商谈。深知中国社会的鲁迅,历来是主张壕堑战的,他并不赞成这种斗争方式。他知道,严酷的专制斧钺是不会允许这种组织生存的,组织一成立,就一定会立即被解散的。但是,这时他已经决定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因此还是欣然地答应参加这个团体,并作为发起人之一。
这个组织的成立大会是秘密召开的,鲁迅也出席了会议。在会上,他静静地倾听着同志们的发言,精神是愉快的。他和郁达夫、夏衍、田汉、彭康、郑伯奇等五十一人联名正式作为同盟的发起人,并在他主办的《萌芽月刊》上首先发表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宣言高举起自由的旗帜,针对国民党反动派野蛮的文化专制,呼吁为争取言论出版的自由权利而斗争:自由是人类的第二生命,不自由,毋宁死!
我们处在现在的统治之下,竟无丝毫自由之可言!查禁书报,思想不能自由。检查新闻,言语不能自由。封闭学校,教育读书不能自由。一切群众组织,未经委派整理,便遭封禁,*结社不能自由。至于一切政治运动与劳苦群众争求改 进自己生活的*抗租的行动,更遭绝对禁止,甚至任意拘捕,偶语弃市,身体生命,全无保障。不自由之痛苦,直达到于极点。。 最好的txt下载网
点点滴滴(11)
我们组织自由运动大同盟,竖决为自由而斗争。感受不自由痛苦的人们团结起来,团结到自由运动大同盟旗帜下之来共同奋斗。 正如鲁迅所预料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终于因为鲜明的政治色彩遭到了野蛮的压迫。国民党反动政府通缉所有的发起人,鲁迅被宣布为“堕落文人”。反动派声言要捕杀发起人,刀光剑影又一次在鲁迅眼前闪动,他只好离家避难,暂时寄寓在内山完造家里的假三层楼上。每隔三两天,许广平就会抱着海婴去探望一次,这时小海婴已经半岁了,长得胖胖的,活泼可爱,鲁迅见了真是高兴。
尽管生活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中,鲁迅的心境却是充实的。他斗志不减,依然日夜不辍地译书撰文。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次参加政治团体的行动,是在向社会表明:他的政治归宿在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事业,他已公开地站到中国共产党这面火焰般的鲜红旗帜下。
伟大的鲁迅具有高尚的政治操守,他一旦选择自己的政治信仰,便无比坚贞。他怀着圣洁的情感忠实于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决不在危险中退却。当有人劝鲁迅发表声明退出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时,他坚定地说:“我用硬功对付,决不声明”。直到他逝世前不久,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通过鲁迅以前的一个学生写信给鲁迅,打算取消对他的通缉令,希望预先得到他的“谅解”,妄图以此软化鲁迅。鲁迅却蔑视这种诱惑,断然地回答说:“我的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让它去的。”
这一年2月,鲁迅在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之后,还参加筹备党领导下的另一个重要文艺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在左联成立之前的1929年下半年,创造社的一部分同志已经意识到攻击鲁迅的错误,开始对鲁迅表示尊重。这一年秋季,当时的地下党也感到必须调解鲁迅与创造社的争论,以共同对付还很庞大的敌人。于是,江苏省委宣传部的负责人李富春找了阳翰笙,*干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潘汉年找了冯雪峰,开始研究解决这一问题。
李富春对阳翰笙说,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展开论战,这样做是不正确的,现在应该集中火力,把矛头对准国民党。鲁迅是五四以来很进步的老前辈,在青年中影响很大,他是先进的思想家。你们应该争取他,团结他。如果他与我们共产党合作,那力量就更大了。李富春还说,中央也有这个意见,认为批评鲁迅,从原则上讲是不正确的,应该争取团结鲁迅。阳翰笙当时马上表示:“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这之后不久,上海地下党组织就在北四川路内山书店斜对角的“公啡”咖啡馆,召开了有阿英、夏衍、柔石、冯乃超、冯雪峰等人参加的会议,传达李富春的意见。与会同志同意党的决定,有人还作了自我批评。当天,便决定派冯乃超、夏衍、柔石、冯雪峰去找鲁迅,向鲁迅表示争端的主要责任在创造社、太阳社方面,并说明党过问了这件事。这之后,党中央又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作家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团体。潘汉年把这个意见告诉冯雪峰,让他与鲁迅商量,说团体名称暂拟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否妥当,“左翼”两字用不用,也都取决于鲁迅,如果鲁迅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点点滴滴(12)
鲁迅听说要成立这么一个团体,非常高兴,欣然表示赞成。对于“左翼”二字,他想了想,也觉得还是用的好,这样比较明确,旗帜可以鲜明一些。
这之前,原先创造社一些同志到鲁迅家里,去研究成立左联事宜的时候,鲁迅也是非常高兴地以战友和同志的真挚感情,和他们倾心而谈,善意而坦率地批评他们的主观主义,鲁迅含蓄地对他们讲了两个故事:
一个是“金扁担”的故事:有个农民每天挑水。一天,他突然想起皇帝用什么挑水呢?自己接着回答:一定用“金扁担”。
一个是“柿饼”的故事:一个农妇,一天清晨醒来,想到皇后娘娘是怎样享福的,她想,皇后娘娘一醒过来,一定就叫:大姐,拿一个柿饼来吃吃。
鲁迅侃侃而谈,在座的同志都舒心地笑起来。他们了解,鲁迅是殷切地希望他们避免不必要的主观臆断,以免在复杂和黑暗的中国社会中吃亏。鲁迅这种率真的态度使他们深深感动。在以后很长的岁月中,他们还常常回忆着鲁迅所讲的这两个简单而意味深长的故事。
在鲁迅同意成立左联之后,潘汉年与冯乃超、阿英、夏衍、冯雪峰协商,提出十二个左联“基本构成员”,实际上就是筹备人与发起人,鲁迅是其中的一个。除了鲁迅之外,还有冯乃超、阿英、夏衍、冯雪峰、郑伯奇、彭康、沈起予、华汉(阳翰笙)、蒋光慈、洪灵菲、柔石。这样,左联的主干就形成了。
2月16日,这十二个人决定在公啡咖啡馆举行会议。这一天下午,鲁迅与柔石、冯雪峰一起到了咖啡馆,会议以座谈会的形式进行。由于彼此心灵已经相通,与会者都感到会场跃动着希望。他们认真地回顾了以往走过的路,讨论了左联的纲领、章程和任务。最后,会议委托冯乃超起草《理论纲领》。会后不久,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第三期刊登了这个《上海新文*动者底讨论会》的消息,说明会议“以‘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动底任务为讨论题目”。对于过去的运动,会议认为有四点应当引以为戒: (1)小集团主义乃个人主义; (2)批判不正确,即未能应用科学的文艺批评的方法及态度;(3)过去不注意真正的敌人,即反动集团以及普遍全国的遗老遗少;(4)独将文学提高,而忘却文学底助进政治运动的任务,成为为文学的文*动。会议还明确了当前的文*动的任务,即:(1)旧社会及其一切思想的表现底严厉的破坏;(2)新社会底理想底宣传及促进新社会底产生;(3)新文艺理论底建立。
在会上,大家推举冯乃超起草左联的理论纲领。冯乃超起草后便到*里去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细细地看了看,觉得其中有“拉普”、“十月”、“列夫”等许多从苏联文学团体的宣言搬过来的话语,显得有点生硬,还有一些激烈的论断与口号,如“诗人应是预言家”,“胜利不然就死”之类,似乎并不确切。这种写法、文风,鲁迅是不太习惯的,然而他尊重别人的习惯,并没有让冯乃超改掉,只是饶有风趣地说:“这个文章我写不出来,就这样吧。”
《理论纲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左翼队伍的思想水准,反映了他们的思想还不很成熟,鲁迅似乎觉得应当给他们提醒一些什么,于是他认真地想了想,准备在适当的场合上讲讲。他在左联成立会上的讲话,正是把理论纲领所没有注意到的,向大家敲了警钟。
点点滴滴(13)
3月2日下午,左联的成立大会在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个教室里召开。到会的大多是三四十岁的人。鲁迅和夏衍、阿英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大会一开始,潘汉年先代表上海地下党组织讲话,接着冯乃超、郑伯奇又先后报告组织筹备经过。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的代表演讲之后,鲁迅、彭康、田汉、阳翰笙相继讲话。
鲁迅讲话时从靠窗的角落里站起来(他怕烟味熏人,一到会场就在那个角落里坐着),从容不迫地侃侃而谈,声音不高,夹杂着一点绍兴口音,但一字一句,令人感到他是在把深思熟虑过的东西认真地表述出来。他历来的讲演总是那么自然,真实,幽默,没有空话,让人感到他是以自己的整个人格和心灵在与人们交流思想。此次,他也没有一句客套话,一开始就是一个善意的尖锐的告诫:我以为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 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么浪漫…… 鲁迅发人深思的讲话,把人们带进了严峻的现实世界,也带进了严峻的历史环境。不错,从左翼变成右翼的教训,在文学历史上真是不少,这种危险是应当防止的。为了防止这种危险,让左翼队伍的步伐在坎坷的路上走得坚实一些,立足点更牢固一些,鲁迅提出建设左翼文学的几点意见:
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意实力。
第二,战线应当扩大。
第三,应当造出大群新的战士。
第四,克服个人主义和小团体主义,为共同的目的而团结奋斗。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战线也就统一了。
听到鲁迅这些语重心长的声音和建设性的意见,与会者心里很不平静,有的连连点头,衷心地敬佩,有的似乎觉得还应当思考,会场上竟纷纷议论起来,使得几个在门外放哨的青年,显得惶惶不安……
在会上,鲁迅被选为左联常务委员。
鲁迅加入左联,是他在1930年所采取的第二个重大的实际行动,这不能不尖锐地刺激国民党反动派的神经。他们觉得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奴隶造反还可恶。于是,他们掌握的《民国日报》、《金钢钻报》、《晶报》等大大小小报纸,便群起而攻之,谩骂与恐吓的文章连篇累牍:什么《鲁迅卖狗皮膏药》、《如何突破现在普罗文艺嚣张的危机》、《鲁迅参加左联之动机》、《鲁迅的革命问题》、《解放中国文坛》、《文阀的内哄与投降》、《从列宁到鲁迅》、《鲁迅的投降问题》等等,不一而足。有的造谣说,鲁迅和其他左翼作家拿着苏联的卢布,有的则讥笑鲁迅“投降”。有一家报纸还刊载起《文坛贰臣传》,而第一名就是鲁迅。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对于鲁迅的行动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恐惧和憎恨。
点点滴滴(14)
队伍组织起来了,鲁迅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快乐,他感到身上有更充沛的力量,而对于工农大众的前途,他也有更坚定的信心。鲁迅蔑视黑暗,而且一向处在同黑暗的搏斗之中,倘有必要,则准备与黑暗同归于尽,而现在,他确信死亡只属于黑暗,不属于无产者。但是他认为,还应当认真地工作,把附丽于黑暗的东西扫进坟墓。未来也必定属于无产阶级文学艺术,这种文学与国民党反动派指挥棒下的狗屁文艺相比,谁先化为烟埃与粪土,鲁迅心里是有数的:他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这样充满信心地宣布: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所要的是全般,不是一角的地位。 这篇文章写于1月24日,而发表于《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号上,发表时正是左联刚刚成立。因此,它成了鲁迅加入左联后向反动营垒发出的檄文。
这是针对新月派的梁实秋的。1928年,现代评论派的胡适、陈源、梁实秋等人,出版了《新月》杂志,之后,这一资产阶级文艺团体便被称为“新月派”。
梁实秋作为新月派的一个理论家,一走上《新月》舞台上就明显地带着强烈的阶级偏见。一方面是对资本家的颂扬,另一方面则是对无产者的侮辱,他认为资产是文明的基础,那么反对资产阶级便是反对文明。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地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这才是正当的生活的手段。总之,无产者只能当奴才,慢慢地爬,决不应当革命的。他认为,无产者本来也没有阶级观念的,只是几个过于富有同情心而又“态度偏激的领袖”,把阶级观念传授给他们,他们才不安于低劣的地位的。他认为文学艺术也不应表现这种阶级的观念,而应当表现最基本的人性。他说:“无产阶级的生活的苦痛固然值得描写,但是这苦痛如其真是深刻的必定不是属于一阶级的”。又说:“人生现象有许多方面都是超阶级的。例如,恋爱(我说是恋爱的本身,不是恋爱的方式)的表现,可有阶级的分别吗?例如,歌咏山水花草的美丽,可有阶级的分别吗?没有。”他认为, “人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
梁实秋从这种阶级偏见出发,反对革命作家对*主义的传播,反对用*主义的艺术理论来解释文艺现象。因此,他在1929年9月的《新月》上同时发表了强烈表现这些偏见的《论文学有阶级性吗?》与《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两篇文章,对鲁迅翻译*主义艺术理论和这些理论的基本观点进行攻击,对此,鲁迅便作了著名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给予粉碎性的打击。
已经掌握了*主义理论并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怀着深厚感情的鲁迅,读了梁实秋这种充满资产阶级气味的文章,从心里感到厌恶。以智和愚给人类划分等级,以为只有资产者才有鉴赏文艺的福气,说什么文学要以永久的人性为基础,真是充满阶级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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