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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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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晚上，鲁迅心里一直不能平静。他时时想起素园，想起素园病房里挂着的那幅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画像。对于这个善于审判人们灵魂的俄罗斯大作家，鲁迅是敬佩的。然而今天他感到这位大作家有一种异样的冷酷。这个用笔墨使读者受到精神苦刑的作家，总是把不幸的人一个个拉出来拷问，而鲁迅意识到，诚实、勤勉而不幸的素园，也是他的苦刑架上的犯人了。素园该被这个俄罗斯作家拷问出怎样的人间苦呢？这些苦将怎样煎熬素园的心呢？想到这些，鲁迅心情十分沉郁，觉得应该与许广平谈谈这一切。然而她在南方，于是，他提起笔来，给许广平写信，告诉他在西山病院里所见到的一切。在信上寄托了自己的感情，他才心绪稍觉宁静地度过了这个北国的夜晚。
鲁迅此次北上，还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第二师范、北京第一师范作了讲演。鲁迅身上巨大的磁性力，吸引着中国许许多多正直的知识分子，他讲演时听的人总是很多。到北京大学第二院讲演时，二院礼堂容纳不下，临时改到三院礼堂，但仍挤得水泄不通，鲁迅只好绕到后台才走上讲坛。讲完之后，听得十分兴奋的教师和学生们，还层层围住他，久久不肯走散。
点点滴滴（6）
学生们是单纯的、热情的，他们不仅希望听鲁迅讲一次，而且希望常常听到鲁迅的课。5月23日，北大国文系的学生还派了六名代表，请鲁迅去教书。鲁迅婉言谢绝之后，他们承认鲁迅应当回上海，但又要求预定几门功课，恳求鲁迅再次来京时进行授课。鲁迅了解青年们的心，然而他无法答应这种办不到的事。
他是不愿意留在北京的，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明这一原因：我这次回来，正值暑假将近，所以很有几处想送我饭碗，但我对于此种地位，总是毫无兴趣。为安闲计，住北平是不坏的。但因为和南方太不相同了，所以几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来此虽已十天，都感不到什么刺戟，略不小 心，确有“落伍”之惧的。上海虽烦忧，但也别有生气。 鲁迅是不习惯于“世外桃源”的安闲生活的。他向来喜欢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喜欢对于生的执着和对于死的挣扎，而不喜欢玩赏琥珀扇坠，翡翠戒指，也不喜欢宁静和幽雅的地方。那些迷恋于桃花源式的生活的人，固然没有斗争所必经的苦痛，然而也决没有胜利时的难言的欢乐。对于一个真正的战士来说，没有什么比与时代隔绝、落在队伍后面，更使他感到不安的了。所以身在北方的鲁迅，总是留恋着上海那种既有烦忧又有生气的生活。
回到上海之后，鲁迅照样是终日伏案写作，照样是不停地看稿，翻译，校对，生活是紧张的。然而，他依旧热心地做着培植艺术花朵的工作。6月16日，他分别给白莽和孙用发了一信，鼓励了他们的翻译。
白莽就是年轻而有才华的革命诗人殷夫。鲁迅办《奔流》的时候，他投来了从德文翻译出的《裴多菲传》一稿，鲁迅一看便觉得宝贵，于是立即发信去索取原文，殷夫便亲自送来了。
殷夫那时才刚过二十岁，面貌很端正，脸色是黑黑的。他真是个诗人，一和鲁迅见面，就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之情，滔滔不绝地说话。走了之后，又马上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说他对这次相见感到后悔，因为他说的话太多，而鲁迅的话太少，又冷，好像受到一种威压似的。鲁迅读了信，微微一笑，他喜欢这种爽直而率真的人。于是，他便立即写了一封信去解释，安慰这个感情丰富而容易波动的青年诗人，并且告诉他，作翻译应该忠实于原文，不应当以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原来，昨天鲁迅收到《裴多菲传》原文后，就连夜校对译文和原文，除发现了几处误译之外，还发现一个有意的曲译，把“国民诗人”这个词，译成“民众诗人”。鲁迅是不赞成这样做的。因此他把意见及时地告诉这位新结识的诗人气质很浓的年轻朋友。
鲁迅自己是喜欢裴多菲的诗的，现在他发现一个也热爱裴多菲诗的青年，心里感到喜悦。因此，在写好这封信之后，他把自己藏在身边的十分心爱的两本裴多菲的书，也赠送给殷夫。这两本书，一本是散文集，一本是诗集，都是德文的译本。在裴多菲的祖国匈牙利，已经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了。这两本书是鲁迅珍藏的，这是三十年前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托东京的丸善书店到德国去买来的。开始店员不肯经手，而鲁迅那时正当是酷爱裴多菲的时候，便怀着惴惴之情恳求，才最后得到的。几次搬迁，这书总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此次鲁迅遇到能够理解这书的价值的人，感到很高兴，他决定送给也如他在日本时那样热爱着裴多菲的青年，这也正好可以给书找到一个好的着落。于是他郑重其事地委托柔石亲自把书送交殷夫。殷夫得到这本集子，自然如获至宝，高兴地阅读，还译出几首诗来。后来他被捕牺牲后，鲁迅翻翻他的遗物，发现其中一本《裴多菲诗集》还在，鲁迅像捏着一把火，一页一页地翻看，见到在一首诗的旁边，还有殷夫的译文，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然而鲁迅倾注心血培育的幼苗，却被凶残的刽子手摧残了。
点点滴滴（7）
与殷夫同时注重从德文翻译诗文并注意裴多菲的诗的，还有一个当时在邮局工作的青年孙用。1929年1月，鲁迅第一次接到这个青年的译稿后，就亲自给他回信，并把他的译诗刊登在《奔流》上。他开始译莱蒙托夫、海涅的诗，以后又译裴多菲的《勇敢的约翰》。这部诗是孙用从世界语译本中转译的，这一年9月初，鲁迅接到这份难得的译稿，非常高兴，他一口气读下去，觉得译文认真而流利，更是高兴，感到得了一种珍奇，他马上下了决心，一定要让这部译稿问世。
这本书稿有一百多页，《奔流》是容不下的，只能出单行本。鲁迅原先想交给上海书局出版，但书局并不太热心，而且常常变化难测，鲁迅恐怕交稿之后，如石沉大海，便作罢了。他又想自行印刷，先印出一千本给大家看看。决定之后，就把自己的打算与孙用商量，并亲自与书店接洽，当时书商都图谋重利，见到这个无名之辈的作品，都不感兴趣。鲁迅先是介绍到小说月报社，然而似要非要，碰到不软不硬的钉子后，又送到学生杂志社去，却是干脆拒绝，于是满身晦气，仍然回到鲁迅手里，伴着鲁迅枯坐，流离，最后鲁迅才找到湖风书店，算有了个着落。在与书店的接洽过程中，鲁迅一面又帮助年轻的译者校改译文，在校改中鲁迅对于专有名词的音译或仅通行一地的方言，以及不顺口的单字和短语，都作了重要的改正。为了保证译稿的质量，鲁迅还一字一句地参照1878年约翰？施采尼尔（J．schnitrer）的德译本校改，中肯地指出译文的错处，这样认真的编校，竟反复进行了五次，修改的地方有四十九处之多。为了这部童话诗在中国得以更广泛的流行，鲁迅还亲自委托在德国的友人，转托匈牙利留学生，买一本画册，以作插图之用。他得不到答复，又提议译者委托在匈牙利的世界语会员帮助搜集有关的插图。在鲁迅倡议下，孙用写信去匈牙利，过了不久，《勇敢的约翰》的世界语译者考罗奇果然寄来了十二幅大型图画，附有裴多菲像一张。鲁迅得悉后，高兴极了，他和孙用一起分享着这种创作的快乐。
为了介绍这部讴歌匈牙利人民的诗篇，鲁迅从1929年11月6日至1931年11月8日，费了两年的时间，其间他与孙用来往通信达二十一封，与书店及有关人员的接洽书信共十二封。其中鲁迅复孙用的第十封信，这样写着：十一月二十七日信，早到。《英雄的约翰》世界语译本及原译者照相，已于大前天挂号寄上，想已收到了。译本因为当初想用在《奔流》上，将图制版，已经拆开：这是很对不起的。
接到另外的十二张图画后，我想，个人的力量是不能印刷的了，于是拿到小说月报社去，想他们仍用三色版每期印四张，并登译文，将采我们借他的版，印单行本一千部。昨天去等回信，不料竟大打官话，说要放在他们那里，等他们 什么时候用才可以——这就是用不用不一定的意思。
上海是势利之区，请先生恕我直言：“孙用”这一个名字，现在注意的人还不多。Petǒfi（裴多菲）和我。又正是倒楣的时候。（我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现在很受压迫，所以先生此后来信，可写“……转周豫才收”，较妥）。 鲁迅在自己“倒楣”受压迫的时候，仍然为一个很少人注意的无名译者的译文，耗费这样多的心血。在中国文化田地上，这样无言耕耘的牛，是多么感人和令人钦敬呵。他确实是：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觉自己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 来到上海的两年中，鲁迅正是把自己的心血一滴一滴地献给那些想为中国做点事业的青年，他虽然劳累，但他感到文艺事业在后人身上扎根，心里是快活的。唯一使他感到痛惜的是不少有抱负的文艺青年，过早地离开了人间。在1929年，匆匆早逝的是青年美术家陶元庆。
点点滴滴（8）
1929年，陶元庆在杭州西湖国立艺术院教画，没想到，这一年的8月10日，鲁迅却从许钦文那里得到他去世的消息，这使鲁迅悲痛了很久。
鲁迅认识陶元庆是在1924年。这年年底，鲁迅从许钦文那里，看到他所创作的《苦闷》，激赏不已。以后就通过许钦文和陶元庆认识，并请陶元庆给《苦闷的象征》作封面。那时陶元庆才三十二岁，但封面设计很有创新精神。此次他给鲁迅的译书设计，特别认真，他经过一番思考，决定以图案画来作此书的封面，为中国新文艺书籍的封面设计闯开新路。他把握了全书的灵魂之后，便画了一个象征着“人间苦”的图案，构思十分新颖：一个半*的女子披着长长的黑发，而她的舌头却被钢叉尖叉着。使人看了想到许多。想得很远。鲁迅喜欢这个抓住原书灵魂的富有诗意的设计，因而更加喜欢这位书籍装帧的设计家。
1925年3月，陶元庆在北京举办个人画展，鲁迅于一天之内参观了两次。他两次到会场，都在陶元庆的《大红袍》和《农女》两幅画前长时间地停留，仔细地欣赏着。参观之后，他作了《〈陶元庆氏西洋绘画展览会目录〉序》，给这个青年画家以很大的激励。这之后，鲁迅一再请陶元庆设计自己的著作、朋友的著作和由他扶持的未名社出版的文学书籍的封面。当他看到陶元庆为他设计的《彷徨》的封面时，他高兴地给陶元庆写信说：“彷徨的书面实在非常有力，看了使人感动”，“我很希望兄有空，再画几幅，虽然太有些得陇望蜀。”1927年底，当陶元庆在上海举办画展时，鲁迅又为展览会写了《当陶元庆的绘画展览时》的评论文章，精辟地分析了陶元庆绘画艺术“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民族向来的灵魂”。对于鲁迅的激励，陶元庆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感激。这个蓬头垢面、衣冠不整的青年，在鲁迅到上海之后，一直怀念着鲁迅，多次从杭州来看望鲁迅，甚至违背自己不爱送礼的本性，给鲁迅赠送了火腿。陶元庆的挚友许钦文说，这在元庆是个创举。是的，忠厚的陶元庆，觉得用特殊的方式表达他对鲁迅特殊情谊的感谢是必要的。
然而，晨露易逝，这个有希望的青年画家竟过早地离开了人间，这消息使鲁迅感到多么突然，多么痛惜呵。他爱艺术事业和这种事业不可多得的人才，甚于爱自己的生命。当许钦文料理完后事到上海见鲁迅时，鲁迅伤感地问着陶元庆去世的每一个细节，去世后家里的每一个消息。他满脸悲哀，微合着两眼，静默地听着许钦文的述说，时而又突然睁大眼睛，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问，仿佛这样可以唤醒他所爱的已经长眠的死者似的。当他知道元庆临死前，许钦文抱着他喝咖啡，而终于死在朋友的怀抱里时，鲁迅紧张的脸色才轻松了一下，说：
“两次死在你的手臂上，总算临终是有亲近的人在身边的了”。
鲁迅悲戚的心，似乎感到了一点慰藉。
过了几天，鲁迅又约许钦文到他家来。许钦文到他家之后，鲁迅沉默着，过了一会，他站起身，从那约一尺高的保险箱里拿出一个纸包来，放在许钦文面前，侧着脸声音低沉地说：
“我想，既然璇卿喜欢西湖，大家的意思也主张要给他在西湖边上留个纪念品，索性就把他葬在西湖边上罢。这里是三百块钱，你去给他买块冢地。”
点点滴滴（9）
璇卿是陶元庆的字。钦文知道鲁迅的眷眷之心，感动地默默把钱收下，并按照鲁迅的意思在西湖边上买了一块冢地，建了小小的“元庆园”，让长眠的青年艺术家可常常沐浴着西湖上清新的风。
在这之后，鲁迅又想到许多古坟本身已经陷下看不出什么来了，可是坟旁的柏树却高高挺立着，标志着坟墓的存在。于是他又约来许钦文。建议在陶元庆的坟旁，种上几株柏树。最后，他告诉许钦文，说他还有一种遗憾：他原准备为死者出《陶元庆画集》，可是现在国内印不好。到国外印，出口进口要纳很高的税款，又负担不了，只好作罢。他希望许钦文努力保护友人留下的这笔遗产。鲁迅希望友人的艺术遗产，能比坟旁的柏树有更长久的生命！
鲁迅在与青年文化工作者交往中，总是给予他们导师般的关怀，然而他却从来不以导师自居，他总是称这些青年为“兄”与“先生”，把他们看成亲密无间的友人，与他们相互学习。当后一辈的青年指出他的错处时，只要是对的，他便在真理面前心悦诚服。
陶元庆曾介绍自己的一个同学钱君匋与鲁迅认识，君匋也喜欢书籍的装帧，他第一次随同陶元庆见鲁迅时，就把自己装帧的《寂寞的国》和《破垒集》请鲁迅指教，鲁迅看了看，指着几种装帧，诚恳地说：“很好，有一些陶元庆的影响，但自己的风格也还显著，努力下去，是不错的。”1928年陶元庆为鲁迅的《朝花夕拾》作好装帧之后，为了保证套色印刷的质量，钱君匋负责跑印刷厂作校对工作。书印完之后，他写了一封信给鲁迅，信上除了关于《朝花夕拾》的印刷之外，还告诉鲁迅：他所译的《思想，山水，人物》一书中有一个误译。鲁迅见了信之后，连连点头，并立即给钱君匋回信，信中说：……《思想，山水，人物》中Sketch Book字，完全系我看错译错，最近出版的《一般》里有一篇文章（题目似系《论翻译之难》）指摘得很对的。但那结论以翻译为冒险，我却以为不然。翻译似乎不能因为有人粗心或浅学，有了误译，便成冒险事业，于是反过来给误译的人辩护。 鲁迅不把自己的疏忽归罪于翻译的艰难，他欣然地接受青年朋友中肯的指正。在—个崇高的心灵里，它对任何细小事情的反映，都是无私和明朗的。鲁迅正是以这种慈爱而谦虚的精神，赢得青年们的爱戴。青年们从他心灵中感到一种最美的信念：祖国的文化事业，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1930年3月底，鲁迅回顾到达上海后两年多时间里，把生命消磨在点点滴滴的扶助青年的事业上，使自己少写了不少文字。然而，他并不后悔，他从这种回忆中感到充实，扪心无愧，他为自己能作为青年们前进的阶梯而感到这些逝去的年华是值得缅怀的。他把这种心绪告诉友人说：“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对于此一节，我也曾熟虑，倘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所以我十年以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或受欺，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1930年3月27日致章廷谦信）
鲁迅确实做了崇高的“梯子”。通过它，许多蹒跚学步的青年，才攀登到白云深处，采掇了文学艺术的灿烂之星。第十二章在火焰般的旗帜下第十二章在火焰般的旗帜下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点点滴滴（10）
鲁迅到了上海之后，要说心情愉快，得数1930年。尽管这一年也有偶尔的烦忧，也有遭受政治压迫的避难。然而，洋溢在他心中的却是一种未曾有过的喜悦。这是他在政治上进行重大决择之后的喜悦，是联合后一起共同奋斗的喜悦。
在过去的两年中，鲁迅的工作是辛苦的，这一点对于他来说，倒没有什么。因为他习惯于用艰辛的劳动铺筑人生的道路，对于工作担子，他从未感到沉重。使他感到沉重的是，他必须与同一营垒的朋友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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