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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样。赤红的小身体终于跨进了人间，哇哇地向父母和世界报告着自己的降临。鲁迅紧张的心平静下来了，看了看这个在母腹中捣乱后才降生的婴儿，喜爱地说：“是男的，怪不得这样可恶。”母子的生命都保存下来了，这使鲁迅非常高兴，同时对于幸存下来的小婴儿也更加喜爱。
　　海婴的倔强问世给近五十岁的鲁迅带来极大的愉快。孩子出世的第二天，鲁迅满怀喜悦地来到医院，手里捧着一盆小巧玲珑的松树，轻轻地放在许广平床边的小桌上。许广平看到这盆小松树，脸上浮起甜蜜的安详的微笑。这颗小松树翠绿，苍劲，孤傲，沉郁，有如鲁迅。她了解鲁迅这份不平常的礼物所蕴涵的情意。平时，他总是那么繁忙，不分日夜地读书，写作。而今天，他却带来了这样的礼物，许广平从这苍翠欲滴的松树，感到战胜一场风雨后的一个母亲的自豪感。她衷心地感谢鲁迅给她这富有诗情的祝贺，也深切地感到鲁迅的深厚的爱意。
　　在许广平住院期间，鲁迅每天都要来看望两三次，有时还领着一批朋友来慰问。鲁迅那时眼里总是闪着微笑，总是想多看看这个刚刚诞生的婴儿。朋友们看了海婴，说孩子长得像鲁迅，他就满心喜爱和慈祥地再次凝视着孩子，然后承认的确像自己，但又补充说：
　　“不，我没有他漂亮”。
　　说完，他畅怀地大笑起来。
　　鲁迅在医院与寓所之间，奔走了整整十二天，他希望许广平能在医院里多休息几天。然而许广平不愿意让鲁迅这样操劳，不愿意让他在这样的往返中耗费时光，因此，她坚持要回家了。
　　回家的这一天，和煦的阳光照耀着上海。许广平抱着婴儿走进楼上的卧室。呵！全变了，阳光明媚，窗明几净，屋里显得格外亮堂，一切都充满着喜气在欢迎她。家具变换了位置，床铺很整洁，床边还摆了一张小桌子，桌子上除了放着些茶杯等日常用品之外，也放着一盆浓绿的松树，使屋子显得更加生气盎然。许广平看到这一切，一种惊奇与喜悦交织的情感涌上心头，她深情地看着鲁迅。心想：爱的力量真是不寻常呵！鲁迅会心地微笑了。
　　海婴的到来，给鲁迅和许广平的情感生活更增添了温暖与幸福。生性活泼的小海婴很叫鲁迅喜欢，朋友来了，他总要把海婴抱给朋友看看，有时孩子在楼上睡熟了，他也要叫人抱下来，然后和朋友一起，把他欣赏、评论一番，或者向朋友介绍这个尚处于无知王国的公民最近的表现，引得朋友们都开怀大笑。
　　许广平搬回家中之后，鲁迅把楼下的客房改为书房，又夜以继日地工作起来。为了让许广平得到休息，每天深夜十二点后，他负责值班看孩子。这个时候，万籁无声，人们早巳沉入梦乡，而海婴这时却已经睡足，准时地醒转来，于是鲁迅急忙把他抱起来，坐在床沿上，手里弄着点东西，哄着他玩。孩子梦似乎感到人世间的美妙，蹬着一双小腿，高兴极了。当他玩得疲倦了的时候，鲁迅便把自己的两臂弯起来，做成柔软的小摇篮，让海婴躺在里面，轻轻地摇动着，然后从床边踱到窗前，又从窗前踱到床边，口中还哼着专为小海婴编的小调：小红，小象，小红象，
　　小象，小红，小象红，
　　小象，小红，小红象，
　　小红，小象，小红红。　　　　　　海婴听着熟悉的轻柔歌声，渐渐地安静下来，不久便在父亲的怀抱中甜蜜地睡着了。
　　鲁迅非常爱海婴。从这个活泼的爱子身上，他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他给海婴买了许多玩具，在给国内与国外的友人的通信里，一次又一次地报告着这个孩子成长与“顽皮”的信息，特别是在与日本友人增田涉的通信中，海婴几乎成了主要的话题：他一点也不掩盖自己浓厚的恋子之情。1932年，他曾为自己的恋子之情作了诗的辩白：无情未必真豪杰，
　　怜子如何不丈夫，
　　请看兴风呼啸者，
　　回眸时看小于菟。　　　　　　海婴，这个小小的生命把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生活点缀得更美丽了。　　　　　　
　　（选自《鲁迅传》林非　刘再复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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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火者（1）
祖国经历了1927年春夏的大黑暗之后，鲁迅来到了上海。这正是国内阶级关系与阶级力量重新组合与激烈斗争的动荡年代。
　　离开广州的前一个月，他回想起在南来的两年中走过的路，特别是想起不久前见到的刀光与血影，想起了他一向信赖的青年竟是那样分明地分成两个营垒，青年在砍杀青年时，一点也不留情……事实太严峻了，说“青年必胜于老人”，显然是太空洞，太抽象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是了不起的生物学真理，然而，现在他明白了，用生物学的眼光来解释远比自然世界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是不够了。那么，应当用什么样的学说来解释呢？鲁迅还不清楚。旧的观念破灭了，新的观念还没有形成，他感到苦恼，感到需要作新的探索。他曾给北京政法大学一个学生写信，坦白地说出了这种心境：“我飘泊了两省，幻梦醒了不少，现在是糊糊涂涂。”（1927年9月19日致翟永坤信）
　　到了上海之后，他仍然在思考，在总结，想从被搅乱的思想中理出一点明晰的认识。在“目瞪口呆”之后，是需要面对严峻的现实好好沉思一下的。
　　他思考着，观察着，注意着现实中新发生的一切，他并不消沉，而且感到中国的地平线上正在经历一个新的大时代。他虽然还时时看到如广州那种屠刀下血的游戏，然而，他也分明看到从血泊中挺立起来的不屈的身躯，他们从死亡中重生，并正在向地狱和死亡的制造者作新的抗争。这样的时代是严酷的，然而是伟大的，时代的激流在心中翻卷，他凝望着案头上等着他作题辞的中篇小说《尘影》，于是，他握笔疾书：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入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　　　　的确，中国正进入生与死搏斗的时代，不是在血泊中死亡，就是从血泊中重生，中国的命运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百折不挠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心要从血泊中重生。他们揩干自己身上的血迹，埋好同伴的尸体，又举起血染的旗帜继续前进了。中国共产党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走上井冈山，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展开武装斗争，终于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打开了新*主义革命的更加光辉的一页。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把工农红军扼杀在摇篮之中，则对革命根据地展开疯狂的军事“围剿”。在这个革命大转折的时期，一大批革命的文化工作者，从北伐前线，从武装起义的战场，从血迹斑斑的“革命的策源地”，从波涛汹涌的海外，带着满身征尘，陆续来到上海。他们正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组织新的力量，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进行英勇的反“围剿”。
　　鲁迅此时一边思考着，一边以刚直而尖锐的笔向人们愤怒地揭露，遭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用血的洗劫的中国，“现在常为机关枪拥护的仁义所治理”，国民党的统治乃是用机关枪的暴力主宰一切的法西斯统治，而他们的帮凶文艺，现在则“把杀人的事当作歌颂”，变成了吃人的赞歌。鲁迅在上海的十年，是他用笔作武器，给国民党反动派以沉重打击的十年，也是他发挥着最大影响力的十年。
　　他到上海之后，撰写的第一篇文章是《革命文学》。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斥责了国民党指挥刀掩护下的所谓“革命文学’，阐明了名副其实的“革命文学”的主张：“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是的，只有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做一个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献出自己生命的革命者，才会写出真正的革命文学作品来，而不在乎要什么动听的口号和似乎是十分激进的主张。

窃火者（2）
鲁迅还应邀到不少学校去发表讲演。在劳动大学讲的《关于知识阶级》，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知识分子是为平民说话，还是压迫平民呢？是在金钱和指挥刀下听令行动，还是同情和倾向于民众呢？鲁迅主张“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是做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还是做一个随风转向的知识分子？鲁迅提出的这个问题意味十分深长，而他自己在一生中所走过的坚定不移地为人民谋求解放的道路，确实是可以作为知识分子的表率的。
　　他在暨南大学讲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说到了文艺与政治的冲突，他认为原因是在于政治家不喜欢人们思想，不喜欢人们反对自己的意见，而文艺家表达的其实是社会上很多人的意见，不过由于敏感的缘故，比别人早说了出来。鲁迅谈论这样的矛盾自然是为了影射国民党反动派专制和暴虐的统治，不过鲁迅接着也讲到了，即使“共了产，文学家还是站不住脚。革命文学家和革命家竟可说完全两回事”，他把这个将来社会里的假设的矛盾，归结为“理想和现实不一致”。在无产阶级领导的新社会，文艺和政治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关系？它们之间难道注定了非有冲突不可吗？鲁迅在当时自然还没有得到解决。后来他才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文艺是为解放本阶级而斗争的一翼。
　　在这年冬天，他还几乎跟创造社组成了联合的战线。到了上海之后，他一直在寻找朋友。他感到在这种营垒分明的生死搏斗的年代里，是需要朋友共同奋斗的。就在他到上海后的第二个月，即11月9日，创造社作家郑伯奇、蒋光慈、段可情等征得郭沫若的同意前来拜访鲁迅。“四？一二”事变之后，郭沫若、郑伯奇、成仿吾等创造社的主力，比鲁迅早一些由广州返回上海，参加重整创造社的工作。现在大敌当前，也感到力量单薄，需要友军。
　　这一次创造社的朋友主动来拜访，鲁迅感到很高兴。畅谈了一个上午还不够，下午郑伯奇、段可情又再次前来。创造社的朋友提议要和鲁迅联合办一个文艺刊物，对于这个提议，鲁迅是非常赞成的。他还热心地主张恢复《创造周报》，并向郑伯奇他们表示，他自己也愿意参加撰稿。他恳切地评价了《创造周报》，认为它曾经在青年中发生过很大的影响，恢复起来仍然可以继续发挥作用。郑伯奇这回见到鲁迅并不是第一次，然而交流思想和商议工作则是头一回，他深深地感到鲁迅是公正的。
　　经过一天的商议，他们终于决定：把恢复《创造周报》作为第一步工作。编辑委员由成仿吾、郑伯奇、王独清、段可情四人担任，而由鲁迅、郭沫若、蒋光慈、李初梨、冯乃超等三十人作为“特约撰述员”。这时候，郭沫若于参加南昌起义后，辗转流亡，刚来到上海，正过着地下的生活，他依旧很关心革命文艺运动，自己也在辛勤地写作，他在登出的这分名单中，化名为“麦克昂”。“麦克”是英文Maker的译音，“昂”通“卬”，在古语中是“我”的意思。《诗经》的《匏有苦叶》中，就有“人涉卬否”的句子，“麦克昂”就是宣称：作者是我，这实在是跟想要逮捕他的反动派开了个小小的玩笑。恢复《创造周报》，邀请鲁迅一起作战的这个倡议，就是经过他支持和赞同的。郭沫若本来还想找鲁迅当面交换意见，可是在不久以后，他生了一场大病，接着又匆匆忙忙地流亡日本，再一次失去了跟鲁迅见面的机会。　。。

窃火者（3）
蒋光慈、郑伯奇等人的采访以及初步的商议，使鲁迅满心欢喜。这一天夜里，他吃着螃蟹，开怀畅饮，直到大醉。他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衷心喜悦过了。
　　面对着庞大的黑暗势力，鲁迅多么希望革命力量能够联合起来，他意识到：没有坚固的联合战线是难以胜利的。但是对于创造社提出的革命文学口号，他却有些不以为然，他觉得当务之急，在于做革命的人，至于提不提革命文学的口号，倒无须急急忙忙。然而在中国文坛上，创造社是一支有生气的革命力量，这是他很清楚地看到的，因此早就有联合他们一起抗击黑暗的愿望。1926年11月7日，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就说明了自己的心愿，他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　　鲁迅到了广州之后，并没有忘记这个美好的愿望。1927年4月1日，他和成仿吾等人还联合发表了《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知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这篇宣言是中国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为了抗议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血腥暴行而发的。宣言以激昂的感情向全世界声明，“我们是在东方极力向帝国主义进攻的！……我们底意志确有建设无产社会的可能。”“我们底斗争总是向着资本帝国主义，我们只有从榨取的资本帝国主义者手里夺回生活，此外再没有别的目的，也再没有别的生路。”宣言最后还呼吁：“全世界的无产民众联合起来。”这是一个磅礴着爱国主义与革命理想的宣言，政治色彩十分鲜明，由创造社的朋友起草，鲁迅毫不犹豫地在宣言上签了名。
　　1927年9月24日，鲁迅就要离开血雨腥风吹打着的广州，离开之前，他觉得应当去告别那些政治上可靠的友人。此时，他想到了创造社。于是，他到设立在昌兴街四十二号的创造社广州分部，向他们告别。分部的同志感到非常高兴，他们热情地招待即将远行的鲁迅，并赠予《创造周报》、《洪水月刊》、《磨坊文札》、《新消息》等六种书刊。鲁迅此次离穗，不愿意告别其他的朋友，但觉得不能不向创造社告别，他对于创造社是信赖的。次日，他在给李霁野的信中，仍然想起创造社，觉得在文艺已逐渐萧条的中国，创造社的努力是很可宝贵的，他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压迫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南方没有希望。　　离开广州的时候，鲁迅对创造社怀着那样美好的印象和感情，而今天，创造社的友人又来访，并表示了联合的愿望，鲁迅怎能不感到兴奋呢？按照这一天共同商定的计划，1928年1月1日，《创造周报》公布了编辑委员和特约撰述员的名单，在特约撰述员的名单上，第一人就是鲁迅。
　　但是，计划仅仅实现到这一步，下一步就停止了。这是因为创造社在决定与鲁迅联合及拟定计划时，并没有经过周密的研究，年轻人真有点冒冒失失。在郑伯奇等准备实行这个计划的时候，成仿吾已到日本去了，彼此在事先也没有商量。成仿吾在日本与创造社的另一部分成员李初梨、彭康、冯乃超、朱镜我等，又拟定了一个计划，他们准备加强创造社的革命色彩，把创造社作为鲜明的思想斗争的基地，出版政论性很强的月刊《文化批判》，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郑伯奇这时写信告诉成仿吾，他们已和鲁迅商量恢复《创造周报》的计划，而成仿吾认为，要建立新的普罗文艺，老作家都不行了，鲁迅当然也是属于“不行”之列。

窃火者（4）
成仿吾和在日本的一些创造社成员，正当年轻气盛，革命热情很高，但也“左”得厉害，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还很幼稚。他们要建立新的普罗文学，这在中国是需要的。在当时大资产阶级十分猖獗、白色恐怖笼罩祖国大地的时候，他们敢于第一个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揭起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确实是勇敢无畏的，是有卓越的历史功绩的。然而他们正像一切新生的事物一样：虽然带有革命热情、敢于斗争等许多宝贵的品质，然而也带着一些很难避免的冒冒失失的弱点。他们显然带着“左”的幼稚病。他们觉得神圣的新鲜的普罗文学，是应当纯粹又纯粹的，普罗文学队伍也应当是纯粹又纯粹的，而在中国，则只有他们这些新崛起的青年革命作家才是纯粹的，鲁迅这样的老作家已是“时代的落伍者”了。他们当时还没有足够的政治思想水平来认识鲁迅深刻的革命性，理解鲁迅的伟大所在。他们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认识还比较简单，甚至比较肤浅，因此，他们也无法真正了解鲁迅作品对于中国革命的真正价值，他们对中国社会和对革命文学的认识与鲁迅还存在着距离。他们还不了解，革命文学不可能单凭革命的观念和热情产生，如果自己不投入革命洪流中真切地感受革命的脉搏，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