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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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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与苏联模式相比较，中国的下乡运动显得重要得多，而且发展方式很不同。譬如，知青开荒者没有能在经济上有所作为。他们被迫使用简陋的工具，自然远远不如那些从小就在地里干惯苦活儿的农民。因此，自1957年起，大多数的知青都被送去已开发的农村，而不送去开荒了。
宣传部门跟统计部门一样，永远也分不清两类不同的知青，因为农村知青和城镇的一样对农村存有偏见。他们很自然地就认为接受了教育，拼老命得到了文凭，这就能允许他们从此告别农村在城里找一份工作。因此，必须不断地提醒所有的知青，不管你是从哪儿来的，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见《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1日第一版。＇。另外，由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们就有必要成为第一代会算、会写、又会使用农具的“新型农民”＇见《人民日报》1964年5月4日社论。＇。这是他们的义务，是一个“光荣伟大”的义务。毛在当时也不乏赞美青年之言论，他把青年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见《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9…20日；《中国农村》，前引，页959。＇。他强调青年“最少保守思想”＇ 引自《中国农村》。＇，推动农业发展和荒地开垦都需要他们的这种大无畏的开拓精神。除了继续革命，新一代的“历史使命”就是“改变农村落后面貌”＇ 《人民日报》1964年5月4日社论。＇。“支农青年”一词在当时经常替代“知青”一词，这就说明政府是把发展农村看作首要目标的。 到了1968年，这个目标就下降到了第二位，不过并没有在下乡运动的宣传中消失。1968年8月24日河南日报还发表文章，鼓励“红卫兵小将”要一辈子当“毛泽东时代的新型农民”，这样就“一定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 一穷二白 面貌”，“又一个农业生产大跃进即将来临”＇ 《河南日报》1968年8月24日，刊于SWB； 1968年9月4日。＇。
但城镇青年又能为农业发展作出什么贡献呢？我们在上文谈过他们可以当会计或者教师。他们也可以在农业机械化和普及现代农业技术方面做些事情，例如搞科学试验，研究如何提高土地单位面积农作物的产量。他们还可以做卫生员或者“赤脚医生”＇ 根据毛在1965年的指示，农民或者知青在当地接受短期医学培训后，就兼职当医生。＇，协助推广农村的保健工作。在整个60年代初期，知青这种能致力现代化的作用一直被置于首位，并持续到文化革命以后。另一类贡献（前面已提及）这时逐渐升到了第一位：政治工作。开始只是普通的宣传工作（给农民读报纸、读毛选），之后通过组织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化”活动，直接参加对“阶级敌人”的批斗会＇ 从1962年开始，毛发起的各项政治运动的靶子都是企图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阶级敌人”。＇。
然而，上述各点都属于比较特别的，首先要求知青做的是下地干农活儿。这就使我们怀疑运动的首位目标究竟是不是发展农业。因为在干农活儿上，他们一定不能胜过农民；此外，农村最缺乏的并不是劳动力。执行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政策以后，中国政府承认农村劳动力有一大部分是多余的＇ 新华社讯，1984年3月13日，刊于FBIS； 1984年3月16日。＇。毛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1962年曾写道：“为解决人口过剩，农村人口是个大问题”＇ 《毛泽东思想万岁》，页398。＇。1968年底在报刊上可以读到：“在农村安置知青及城镇居民并不只是为了增加农村劳动力”（言外之意就是也有这个目的），还有：“我是个青年，蹲在城市里没事干，农村很需要劳动力”＇新华社讯，1968年12月25日，刊于SWB； 1968年12月30日； 《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第一版。＇。既然这后半句话的真实性极为可疑，所以要在前半句里寻找真正的因由，那就是城市里人口过剩，从而带来失业问题。注重这个因由的另一个理由是，因为大多数知青被送到比较“兴旺发达”的农村＇ T。 Bernstein； 前引，页63…67。＇，而不是到可能需要他们的知识甚至他们的劳动力的最落后的地区。大约百分之四十五的上海知青安置在该城郊区＇ 汪力田、李平，〈上海三十年来劳动就业的回顾与展望〉，载于《社会》1982年第一期，页9：知青中49万多遣送到市郊，而60多万则遣送去了外地。＇，那是中国发展得最好、人口最密集的农村地区之一＇ 每个农业劳动者的平均可耕地面积从1949年的4。63亩下降到1979年的1。78亩，从全国来讲，从1952年的9亩下降到1981年的4。8亩；见章長根，等，〈上海的人口状况和问题以及我们的建议〉，载于《人口研究》1981年第二期，页32；康久盛，〈亦工亦农人口与农业劳动力转移〉，载于《社会》1984年第四期，页19。＇。而在全国范围内，只有百分之十的知青被送往国营的或者解放军的农场，通常是去开发条件最差的地区＇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1967…1979期间的比例是15。5％，但是如果不把下放到郊区农场（由直辖市管理的国营农场）的上海青年计算在内，这个比例就不会超出10％，因为那48万多下放到郊区的青年的大多数都在农场。＇。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唯一的解释就是经济问题：国家没钱。因此城镇青年总是被送往有能力接待他们的农村集体，无需国家提供过多的财政援助＇ 国家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付出代价的问题将会在本书第204页专门探讨。＇。假使发展农村的目的高于一切，那问题就得倒过来了，就是说，本该把知青送往落后地区，把钱财集中资助那边为数较少的人。
但事实上，知青们经常被大量地送去既不缺农业劳动力又不缺会读会写会算的年轻人的地区。 看来，在大肆张扬的“建设社会主义农村”为主要目标的背后隐藏着某些更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所谓目标只起掩人耳目的作用。不可否定领导人的脑子里还是想尽量利用知青的能力去开发荒地或者去搞农村现代化。
至于边疆地区，除了发展农业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把接受过军训的汉族青年安插在那些少数民族集居的战略上相当敏感的地区，有助于加强战备防御。为了突出他们与一般支农青年不同，称之为支边青年。文化革命前，为实现这个目标，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军垦农场遣送了大约十万上海青年。这个地区之所以特别敏感，是因为有一条很长的中苏边界线，那里生活着多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其中有的大多数同宗是居住在苏联境内靠近边界的加盟共和国。把上海人迁徙到那儿去，主要是考虑到中苏关系紧张而且冲突频繁，加上某些少数民族居民大量逃亡到苏联去＇ 见J。 T。 Dreyer； ？Go West Young Han： The Hsia Fang Movement to Chinas Minority Aras？； Pacific Affairs； 48（3）； Fall 1975； p。353…369； L。 T。 White III； ？The Road to Urumchi： Approved Institutions in Search of Attainable Goals During Pre…1968 Rustication from Shanghai？； China Quarterly； 79； september 1979； p。481…510。＇。1965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呈上一份报告，提议在黑龙江成立同样的一个兵团，因为“苏联霸权主义者对我国黑龙江省靠近苏联的边境地区的挑衅活动日益加剧”＇ 《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经济发展史》，页195。＇。后来，虽然被文化革命耽误了一些时间，这个兵团最终在1968年7月1日正式成立了。随后的3年里，中共领导人万分恐惧苏联发动突然袭击，1969年3月发生在乌苏里江珍宝岛上的武装冲突更加深了这种恐惧，大批知青从多个大城市陆陆续续被送往那个地区＇ K。 Lieberthal； ？The Background ？。＇。同一时期，为数众多的知青也被送到了内蒙边境地区。在当时从来没有大力宣传上述的这种动机，但往往是号召年轻人“去农业生产的最前线，去反帝反修斗争的最前线”＇ 上海电台广播，1969年7月8日，刊于SWB；1969年7月18日。＇。到少数民族中去掺沙子以图控制他们，这可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报刊上从来也没有明确地谈论过，不过倒是表扬过好几个为“民族团结”作出贡献的知青模范＇ 见J。 T。 Dreyer，前引，页355； ？La campagne est aussi une université（农村也是大学）？，Littérature chinoise 法语版，1974年第二期，页75…87，尤应注意页86。＇。然而，为达到这些目的并不需要遣送那么多人到这些地区。迁徙城镇青年毕业生也根本没有必要。譬如50年代期间，当局组织迁徙青年农民去边境地区开垦荒地＇ T。 Scharping； 前引，页130…136。＇。从50年代初起，解放军农场就容纳了许多复员军人，通常是农民出身的，既会拿枪又会拿锄头。所以无论是保卫边疆，还是往少数民族里掺沙子，甚至是发展农村的目的，假使与其他的动机相比，像为城市解除沉重的负担，那就都显得很次要了。
消极的动机：解决城市就业及人口过剩问题
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业总是一个很难触及的棘手问题，因为失业被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专有的先天不足。因此，理所当然的，宣传部门只会大谈光荣任务正等待着远赴农村的年青人，而不提如果他们赖在城里不走会引起严重后果。直到68年底，知青运动再次掀起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被提及，不过是运用很审慎的方式。所以，为了研究这种动机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得依据领导人过去的讲话，更要依据当时的客观形势与政府当局在这方面所采取的行动。
毫无疑问，下乡运动和城市就业与人口过于集中的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性的联系。中国政府很早就已经表示出对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的忧虑。1951年开始制定的户口制度刻不容缓地把防止农村人口移居城市当作主要目的＇ 关于1950年代城市人口增长以及建立户口制度的问题，参见C。 Howe； Employ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rban China 1949…1957； H。 Y。 Tien； China s Population Struggle； L。 T。 White III； ？Deviance； Modernization； Rations； and Household Registers in Urban China？； K。 W。 Chan；Cities with Invisible Walls； T。 Cheng & M。 Selden； ？The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 s hukou system？。＇。尽管作了种种努力，政府也发出了劝谕，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 1957），仍然有不少人从农村涌入城市，造成了持续不断的失业问题＇ C。 Howe； 前引，页49…73。＇。正像我们前面谈过的那样，首先采取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将农村出身的青年毕业生遣返回乡。1953年起开始进行宣传，第二年就广泛推行了，甚至没有等及毛在1955年12月发出号召（前文已述）为这些青年人祈福。在1955那一年，还跨出了新的一步：以苏联为榜样，部分城镇青年被送到垦荒队去了。共青团中央及其总书记胡耀邦从一开始就直言不讳地指出，面对城市就业和学校学额不足的问题，这一行动也是个解决办法＇ 定宜庄，前引，页44…45。＇。
1956年，把上山下乡运动和解决失业问题结合起来，并正式写进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亦称“农业纲要40条”）＇ R。 R。 Bowie & J。 K。 Fairbank； munist China 1955…1959； Policy Documents with Analysis； p。126。＇。1957年，形势更加恶化，当局深信失业乃是个结构性问题，从而有必要长时期地将部分城镇居民迁徙到农村去。当时很清楚，主要是号召高小初中毕业生，既然在城里无法升学又找不到工作，那么到农村去也是一条出路＇ 见《人民日报》1957年8月22日第一版。＇。
城市青年对学校没有安排足够的位子表示不满，毛间接地为他们作了解答：“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 ，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三卷》，页187。＇。不难看出上山下乡运动被利用来掩盖失业问题：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人人都可以找到给自己安排的位子。当年，不是毛，而是由刘少奇出面负责让全社会，特别是年轻人把下乡政策这一苦果强咽下肚。刘并不掩饰当初决定搞下乡运动就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他仅仅鼓励青年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努力奋斗，还给他们勾勒出一幅美景：从事几年农业生产之后，说不定能得到提升，当干部、教师或者技术员＇ 主要见《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的重要社论，是根据刘少奇几次讲话综合而成的。＇。
下放知青因大跃进停顿了一段时间之后，60年代初又重整旗鼓开锣上场，这次当局愈加深信，为解决就业问题有必要持续这场运动并向纵深发展。1964年，负责就业问题的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谭震林声称，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 1970）期间城市工业部门只能招聘五百万工人，刚进入劳工市场的六百多万人将面临就业问题＇ 《支农红旗》1967年第3期，页3。＇。这个预计是既不详细又不全面（因为没有包括第三产业的预计招聘人数），不过也算是有价值的了。最初是由一份红卫兵杂志透露出来的＇ 《支农红旗》由一些1960年代初期下乡的广州红卫兵发行的地下刊物。引起人们兴趣的是他们提供的消息被半官方的消息来源中心证实完全无误；见顾洪章等，《始末》，页76。＇。事实上，失业问题到底有多严重，政府在当时非内部的刊物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含糊其辞，尽管如此，却不隐瞒就业问题与遣送知青下乡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解放日报》1964年2月27日，刊于SCMP（Survey of the China Mainland Press），1964年9月11日；《人民日报》1966年3月31日社论。＇。1968年伊始，对这一动机的表态就变得更加审慎了，不过还没完全闭口不谈。在极少的一些涉及这一问题的场合，总是当作次要问题一带而过。7月份，人民日报斩钉截铁地说：“动员毕业生下乡绝不单纯是就业的问题”，还说负责干部应该明白这首先是“搞革命”。到了掀起群众运动之时，则暗中承认了失业与下乡之间是有关联的，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大标题：“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树立（甘肃）会宁县为榜样，因为他们向农村迁徙了995名“住在城市长期脱离生产劳动的居民”，其中“包括一批知识青年”。
这个榜样显示出掀起下乡运动并不单纯是由于失业问题，而且也因为城市化的代价太大了。会宁县的居民终于“认识到，不参加生产劳动 ，会给国家增加负担”＇ 《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第一版。＇。政府的战略目标总是仿效斯大林模式，由农村生产来资助优先发展重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特别是大跃进失败后，他们才明白靠农业来提供剩余的可能性很有限，必须尽量地减少工业化的成本。主要方法之一就是限制工业化必然带来的城市化所付出的代价。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本人）所持有的理由，他们反对依赖农村生产去发展消费城市。他们要的是刻苦耐劳型的城市，既能低消费，又能高生产。这种愿望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中国革命出自农村，再加上中国城市的发展和外国对华侵略有着历史性的联系，令共产党人对城市有一种怀疑及蔑视的态度。所以，1949年当毛宣布政治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时候，特别强调有必要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页382…383。＇，提醒党的各级干部警惕城里等待着他们的糖衣裹着的炮弹，并鼓励他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同上，页393。＇。在掀起大跃进的期间，当局就一再强调资产阶级思想依旧顽固地占据着城市，而不是农村＇ M。 Meisner； 前引，页65…75。＇。同样的，到了1968年，城市就被描写成是一个会令人变“懒”，甚至变“修”的地方，因为某种情况下在那里可以不工作而得以生存，而在农村是不可能的＇ 《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2日第一版。责备那些人懒惰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似乎都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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