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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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孛徘熬沧＜朴惺倜渭诱撸卸中艘桓鲂瞧冢�1985年4月22日到29日＇ 法新社北京讯，1985年4月25、26及29日；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985年4月27及28日； Le Monde，1985年4月30日；《人民日报》1985年4月30日第四版。＇。他们高举4条长幅标语。有一条写着：“小平同志，救救我们”，还有一条写着：“知青是文化革命的牺牲品”。他们向外国记者哭诉当局怎么不准许他们回家，他们怎么干着收入低微的活儿，而在那里还总是被人看作是外人。有些当众演讲。一位73岁的老奶奶也加入了他们的静坐行列，因为她的两个儿子都一直在山西，现在老了，没有人照顾她。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只有在山西的原北京知青才能在当时组织这样一次中外通讯都争相报道的行动？解释极可能就是，山西政府早已把大量知青安置在非农业工作岗位，因此他们就不能再回原居城市了。根据该次行动中公布出来的数字，3万6千名到山西插队的北京青年中，1万8千余名还留在那边，占总数50％，是很例外的情况＇ 《中国青年报》1985年5月15日第一版。顾洪章提供的下乡数字稍微高一些：41300。＇。北京政府对静坐的知青代表态度很强硬，至少表面是这样。经过和副市长两次会晤，没有达成任何结果，北京市市委书记李锡铭与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在4月29日下午接见了代表，要求他们立即停止静坐，“尽快地”回到原单位，还把这次行动说成是“文化大革命流毒的表现”＇ 《人民日报》1985年4月30日第四版。＇。他们又指出在1970年代已经依照“正确的政策”给这些青年安排了适当的工作。所有官方文章都称呼他们为“原北京青年”，而不是北京知青。数天后，报章宣布第二天就再没有一位青年到那里去继续静坐了，而且他们之中至少有220名已经返回山西了＇ 《人民日报》1985年5月5日第四版。＇。同时期，发起了一个运动，我们前面已经谈过，表彰1950年代“青年志愿垦荒者”。《中国青年报》发表长文，特别强调北京青年在山西省的发展中作出的重大贡献，列举了一些成功的例子，都是当上了企业干部或政治干部的山西北京人，还有作家，像柯云路＇ 《中国青年报》1985年5月15日第一版。＇。然而，那一群人仍旧继续吵着要回城，趁着1986年春节回家探亲的机会在北京组织游行。参加游行的人没有上一年的多，2月7日有大约300人，而11日100多人聚集在市委机关门前。后来，没闹什么事就散了，政府也没有接见他们＇ 法新社北京讯，1986年2月13日。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1986年2月27日，页9。＇。不过，跟着那几年，虽然有来自警方的压力，他们还是继续组织在一起，呈交请愿信。下面这段心里话是他们向一位记者倾吐出来的，很能反映他们的思想：
“劳改犯服刑期满就可以回北京安排工作，我们反而不如劳改犯，这么长时间了还不允许我们返回北京！”＇ 《动向》第42期，1987年9月，页10…11。＇
再来一次下乡运动？
山西老知青在1986年展开了行动，那时中央当局刚明确表示要尽可能将他们稳定在当地的意图。快到春节的时候，北京市长和中央一些重要领导人（特别是胡启立、李鹏、郝建秀、张劲夫），在1986年1月28日隆重地接见了一个名为“好儿女志在四方”的“报告团”。这个团由12名1960年代末期下乡的北京及天津青年组成。来京之前，他们在山西全省各地巡回报告，参加了各种会议，并在会上讲述了他们的献身精神以及他们那些“感人事迹”＇ 《人民日报》1986年1月29日第一版。＇。
北京会议很明显是要与1985年4月请愿者们的反抗精神较量一番。但实际上，会议的议题发挥得更淋漓尽致，摆出一副给上山下乡运动恢复名誉的架势，还号召继续下乡。郝建秀为运动描绘出一幅美丽动人的图画，然后宣称：“不但过去我们这样做了，今后仍然要坚持这个方向。在现代化建设中，支援农村、支援边疆，仍然是历史赋予的有志青年的光荣职责。”胡启立也重申：“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支援内地和边疆”＇ 同上。＇。
中央当局在1986年是不是又在考虑再次掀起一场知识青年下乡运动呢？显然不是。“支援内地及边疆”这个口号仍然被高举，但是在这后面隐藏着一个迥然不同的目的。1950及1960年代下乡的众多典型其实不是普通的中学毕业生，而是一些年青的干部、高校毕业生或有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 这特别是1955…1956年间的大部分“青年志愿者”的情况；见新华社讯，1985年5月8日，刊于SWB，1985年5月9日。1950年代下乡的年轻工程师、医生及教师都被当作榜样；见《人民日报》1983年5月17日第三版。＇，如同当年，1984年起，动员下乡的宣传对象不再是广大的中学毕业生，而是一小部分大专院校的毕业生。每年毕业考之前，压力就来了，要求学生中绝大多数表态：毕业后会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跟1960…1970年间的知青相比，真正下到边疆及农村地区的人数实际上是很少的，与1950年代相类似，一般是每年几百名，最多也就是几千名＇ 北京的数字，见新华社讯，1983年8月9日及1985年5月8日，刊于SWB，1983年8月11日及1985年5月14日。不可混淆那些要求到边远地区去的新毕业生人数和那些真正下乡的。在北京，仅在1984年就有1000名学生提出要求，但实际上从1981到1984四年间一共只有900人下了乡；见Chinese Youth Bulletin，1984年10月，页11，以及新华社讯，1985年5月8日，刊于 SWB，1985年5月9日。＇。为了使人比较容易接受到边远地区去，当局向在这些地区工作的毕业生提供优厚的经济条件＇ 见胡耀邦在青海的讲话，见新华社讯，1983年8月3日，刊于SWB，1983年8月6日。＇，而且实行轮换制度，这些青年人仍保留自己的城市户口，在服务期结束后有权返回原居城市。政府甚至还请那些准备调往边远地区的毕业生亲自去实地看一看，让他们相信那里是“可以生活”的，而且在那里是可以有作为的＇ 《青年一代》1985年第6期，页9。＇。在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还是国家统一分配，但负责人总是希望让学生自动提出申请，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照胡耀邦的说法：“他们不会专心工作，只会扰乱军心”＇ 新华社讯，1983年8月3日，刊于 SWB，1983年8月6日。＇。当时大学生之间盛传一条幽默流行语：“志在天南海北，不去新西兰”，意思其实是：“我下定决心要去天津、南京、上海或北京，而不去新疆、西藏，也不去兰州”＇ 《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5月25日第八版。官方发出过豪言壮语式的口号：“好儿女志在四方”，而那条流行语正是拿“四方”来开玩笑，明确指出学生要去哪四方工作。其实，并不是新鲜事，以前已经有这种说法，不过没有提到“新西兰”，见《人民日报》1968年7月28日第二版。＇。
当局要继续将一些专业人员送往敏感的落后地区，并把相当数量的老知青和下放干部稳定在那边，这就能解释在1980年代中期出现的重新为下乡运动唱赞歌的奇景。在那个时期，负责干部们都热衷于展现一幅冲淡了的下乡运动历史画页，当时官方的话语可以这样概括起来：
“文革以前，知识青年都是自愿而且充满美好的理想上山下乡。后来，在 文化大革命 ，这个政策确实受到过 左 的干扰，但即便在那时，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党的11届3中全会以来已纠正了 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做法，有病、有困难的知识青年已调回北京，其他人也按照中央的政策由当地安排了工作。”＇ 见《人民日报》1985年4月30日第四版；新华社讯，1985年5月7日，刊于 SWB，1985年5月9日；《瞭望》1985年5月13日，刊于 FBIS，1985年5月28日。＇
这种想把下乡运动的悲惨一面一笔抹掉的企图也表现在其他方面。当时有一部名为“WM（我们）”的话剧就屡遭禁演，话剧赤裸裸地描写了知青的动荡命运＇ 《九十年代》1985年12月号，页60…61，78…79。＇。电视就上演宣传新路线的作品，像电视剧“当你18岁的时候”，目的就是批判青年中泛滥的怀疑一切的心态，他们怀疑1950年代知青典型的存在，更普遍的是怀疑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理想。
这种宣传并没有影响到当局继续具体解决抗议者的部分问题。北京市政府成立了一个干部“小组”，专责研究仍滞留在市外的知青们的困难。仍滞留在接待地区的老知青经常提出一个要求：准许他们的子女回到他们的原居城市读书上学，因为学校的水平一般都比外省小市镇的要高得多。北京成立的那个小组就说明首都是第一个接受知青这种要求的大城市。1988年10月15日起，北京市准许每户可以为一个既未婚又未就业的子女调回户口，唯一条件是要有一名近亲（祖父母，外祖父母，姨姑叔舅等）在市内作为监护人。1989年上海及天津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随后浙江与湖北的一些城市也作了相应的安排。至1993年年底，有21。4万名知青的子女得益于这项政策，其中上海办回11。6万人，北京办回4。69万人，天津办回4。65万人。所有的这些子女都获得入学或者工作安排＇ 顾洪章等，《始末》，页215。＇。在1986…1990年间，北京干部“小组”还直接接纳了200多名原知青返回北京。此外，在1986…1994年间，特别是在1990年之后，首都劳动人事部门共批准了31663名老知青回京＇ 《北京省志…劳动志》，页52。1990年突然加速批准回城要求，这应该是北京市政府在1989年六四屠城事件后想改变形象的一种表现。＇，其中包括山西省的大部分北京知青＇ 与一群老知青的访谈记录，2000年8月5日于北京。＇。必须指出的是，有些知青因为不同的理由而没有获得准许在1980年代期间返城，但他们之中有很多是在没有户口的情况下生活在原居城市。所以，到1989年，名义上留在黑龙江农场的老北京知青只剩下3900名（最初一共有大约10万名）。然而事实上，他们之中许多人都住在北京，但没有户口。根据一项调查，某农场理论上应该有178名知青，可只有82名是真的在那儿，在另一个，53名中只有23名是常驻农场的。留在当地的知青比率可能只有1。5％＇ 杜鸿林，《风潮荡落》，页420。＇。
如何计算插队知青的工龄
上山下乡运动留下了诸多后遗症，其中插队知青的工龄问题的处理在1980年代初期令人不满，也引起很大争论＇ 有关这个问题，见顾洪章等，《始末》，页206…212。＇。在当年，工龄直接影响职工的日常生活，决不可忽视：工资级别主要由工龄来决定，连分配住房，子女入托儿所的名额，等等，都与工龄有关。从国营或军垦农场回来的知青工龄的计算法在1975年就已经通过。1978年，在江西，因病或家庭困难从农场回城的知青工龄也准许计算，以前他们得不到这个待遇。这项措施1980年在全国实行＇ 《劳动政策法规全书》，第二册，页371…372。＇。1980年9月，在5届人大第3次会议期间，多位人大代表建议通过法例来改正对待在城市就业的原插队知青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事实上，与下放农场的知青相反，插队知青在农村度过的时日一概不予考虑，不算工龄。这种歧视在1979年11月的那次40％的工资调整中表露无遗＇ 《人民日报》1980年9月27日第二版。＇。劳动人事部培训就业局在1982年就提议所有知青的劳动时间都应该计算在工龄之内。但某些省市害怕经济负担太重，用了种种借口抵制合理的计算。一直等到1985年4月胡耀邦出来表示要强制实施这项措施＇ 一位在农村待了14年的湖南老知青写了一封信给胡耀邦，这才使胡在1982年底决定接受新的工龄计算方法；见《文摘》2004年2月6日，页2。＇。1985年6月28日劳动人事部颁布23号通知，才把该措施作为法例定规下来，按新精神确定工龄后，一切工资福利待遇照新计算的工龄对待，但这次调整没有追溯效力，过去的，就不再算老账。决定中一些比较特别的措施如何实施，由地方劳动局自己掌握，但直至1986年夏季很多地区还没有即时公布清晰详细的规章条文，一份上海报纸还需要回答读者提出来的有关问题。在上海，不管知青在农村的工作是什么，也不管接待单位是哪一类，规章能使他们全体都受益于这项措施。除了那些在下乡期间曾经被判入狱的，狱中时间不可计算工龄，只能从他们重新开始工作之日算起。至于那些被判劳动教养的，只计算教养期以前及以后的时间＇ 《文汇报》1986年6月18日第二版。＇。工龄计算影响工资增长，一般来说，在农村劳动过一年，月薪可增加0。50元，就是说一个有10年农村劳动工龄的知青每个月可多得5。00元人民币＇ 与X。 Z。 的访谈记录，1986年6月20日。＇。
这项措施即便不能根本上改善有关知青的生活，但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性。从经济角度看，那是一笔不可小看的数，因为牵涉到150万人。在那个时候，从全国来讲还有5％的知青没有返回原居城市，为数80万左右＇ 与冯兰瑞的访谈记录，1985年8月24日。＇。后来，他们之中一大部分想回城的也逐渐成功地离开了农村，也有一些没能走成的。极少数的知青融入了接待地区，并不准备离开返城。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政策的演变反映出政府内部两个主要派别的不同观念。像刘少奇和周恩来这些务实派的大管家们，他们的观点是建构在下乡运动能带来的真正或假设的经济效益基础上；而那些由最高统帅毛控制的革命空想主义者们则强调政治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功用。然而，虽然两派之间时起冲突，但在捍卫下乡运动的政策上倒是一致的。从来没有任何一派表示过反对。直至1970年代末期仍是如此。那些刚刚打败了新毛派分子的实用主义者是举双手赞成以温和的方式继续推行下乡运动的，得等到经济以及人口条件成熟，才可中止。然而，运动是在就业问题非常严重的时期突然中断的。这说明下乡运动的命运并不仅仅由政府内部的两大派的意志来决定，社会上在这方面的反应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为了了解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重要的是研究千百万涉及在内的年青人如何在运动中沉浮，以及由该运动激起的抵制抗争的形式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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