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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为了缓和抵制行动，就着手处理青年及家长们关心的问题。揭发出了农村干部迫害知青的恶劣行径，尤其是女知青被奸污的骇人听闻的案件，有的负责干部因此被查处＇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96…97、106、108…109。＇。干部子女的特权问题是另一桩令人沮丧的事，如今也涉及到了：1972年5月1日下达了“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　走后门　现象的通知”（中共中央第19号文件）。这个通知是经伟大领袖亲自“批阅同意”的。10月又发布了40号文件，禁止“走后门”当兵。12月公布的44号文件则规定，凡通过“走后门”获得城镇工作的必须遣返回乡＇　金大陆，《世运与命运》，页37。顾洪章等，《大事记》，页97，他们将第一个通知的颁布日期误认为1971年5月1日。＇。短短几个月中连续发布三个同类的文件，这就说明当局面对那些问题实在是无能为力，但是他们又想表示要“干一下”的决心。相反，知青的身份得到了提高。从1970年起，或者说是自1969年底始，报刊不只是再谈论青年知识分子需要接受再教育，同时也强调必须改善他们在农村的生活条件以及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的才能＇　见《人民日报》1969年11月16日第二版，及1970年5月8日第一版。＇。1969年夏之后，还从知青中选拔积极分子去参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　据辽宁电台广播，1969年7月19日，及安徽电台广播，1969年9月23日，各刊于SWB，1969年7月23日及1969年10月7日。＇。后来，还有知青入团入党。

领导人也利用林彪事件来攻击群众的抵制行动：叛徒元帅在他的“武装起义计划”（即“571工程”）里写明必须利用社会上对下乡运动的不满情绪，他诬蔑这场运动为“变相劳改”，并揭发毛利用红卫兵先作“炮灰”，事后又作“替罪羊”，企图以此获取群众的拥戴＇　这份文件的全文收录在Y。　M。　Kau的The　Lin　Biao　Affair，页81…90。＇。不知道是不是原文版本＇　果真如此，那很明显是林彪厚颜无耻地利用人民群众对各种政策措施的不满情绪，而他自己本身就是主要的制定者之一。正像李一哲在大字报上所说的：“林彪的　571　不过是企图把受他的体系损害的人民群众，当作一种　借用力量　”；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页86。＇。不管是不是，在1972年公开“揭露”　这些片断，反映出当局决心面对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有意将大批老百姓对下乡运动的消极思想和一个背叛祖国、众人唾弃的叛徒拉上关系。

为了不让群众表达意见，中共经常使用的宣传手法之一，就是把群众自发产生的思想念头与阶级敌人拉上关系，这要比简单的查禁有效得多。在1973…1974年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这种手法又被反复使用。

运动的重整及重新启动：1973…1976

运动继续进行，但进度减得很慢了，这样过了两年，1973年春的经济和政治形势要求重新推动这场运动。一方面，工业增长速度放缓，必须减少招聘固定工的人数，因此就得增加下乡的人数。1973年1月7日至3月底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决定1973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单位不再招工，同时还必须精简100多万职工＇　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08。如同通常那样，那些决心立意都没能坚持，1973年国家机构职工增加了150万。不过，当局本来就是有这样的意图。＇。另一方面，林彪事件开始“被消化掉”了，毛派分子企图采取政治主动。由于下乡运动和教育一样与毛垄断的思想领域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就形成特别有利的地盘。领导内部的两大派别都一致同意将下乡运动提到工作日程上　。

知青家长李庆霖致毛泽东的信及全国工作会议

重新启动运动，就必须伴随机制上的调整。事实上，运动开展4年多以来已经涌现出众多明显的社会问题，还引起了普遍的不满情绪＇　见本书第九章。＇，再次启动可能会令情况更趋严重。最终促使各个环节上调整的，却是通过1970年代中国古老的“告御状”形式。追溯那些调整的源头，显而易见的是福建省的一位教师，他在1972年12月20日以“告御状”的方式给毛写了一封信，随后无上光荣地收到伟大舵手的亲笔复信。李庆霖是莆田县一个小镇上的小学教员，有两个儿子，老大已经下乡插队，老二16岁正准备动身下乡。老大在乡下挣的根本不够维持生活，甚至连理发的钱都没有。只有45元月薪的李老师，妻子没有工作，还得不时寄钱给大儿子，让他可以在黑市上买粮食吃。在写给毛的信中，李首先详细地描述了儿子的情况，而且毫不掩饰自己对两个孩子的前途非常担忧。之后，他还断言当局没有做过任何努力去解决知青在农村遇到的问题，然而所有的高干子女都“走后门”回城了＇　“李庆霖事件”在当时或稍后的资料来源都很多。至今能找到的最完全的文件资料在刘小萌的《知青史》，页355…367，以及在顾洪章等的《始末》，页116…121。M。　Frolic在Mao　s　people，页42…47，以英语做了介绍。＇。这份上书自然也是一纸“御状”，李庆霖小心翼翼地托付毛的表侄孙女王海蓉（也是他的翻译兼秘书）把信交到领袖的手上＇　李庆霖通过“关系”曾接触过王海蓉；见金大陆，《世运与命运》，页31。＇。1973年4月25日，李庆霖身上发生了近似神迹的事。毛居然给他寄来300元人民币，还附上一纸短柬：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上面很快就派了调查组下来进行核实，汇报说左右邻里都争相跑到李家，为的是亲手摸一摸那几张人民币钞票，还向李建议：“不要花了这些钱，这是毛主席的钱，要用红纸包起来，传给子孙后代”＇　这的确是李庆霖所作的事。后来3张钞票存放在李庆霖居住的一个镇储蓄所的保险箱里。李当年写信给毛主席时所用的桌子已经摇摇晃晃了，可他怎么也无法下决心把它处理掉。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19，以及胡发云等，《沧桑人生》，页32。＇。然而，这封信，如同李庆霖自己写的那封一样，直到6月才被传达下去的，而且是通过“内部”渠道的。这两封信后来作为周恩来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1973）21号文件的附件，在全国印发直至公社或区级，然后口头向全民传达。李庆霖的名字传遍了全国各个角落，他的敢做敢为被人们广泛称颂＇　然而，这令莆田县的地方小干部勃然大怒，觉得那是针对着他们的。随后他们就立即想法抹黑李庆霖父子，声言李欺骗了毛主席。他们的顶头上司比较聪明，严厉批评他们的做法，把其中一人撤了职，另一人给调走了。刘小萌，前引，页365。＇。李老师本来政治上并不清白，1950年代有过些政治问题，现在一夜之间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之后又成了在县级、省级、甚至国家级都有话语权的领导人＇　李庆霖在1957年被插上了“白旗”，因为他的学生没有一个考上公立初中。他也无法证明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三青团”。多亏毛给了他复信，过去那一切都随风吹走了，再不会克扣他的工资了。他加入了共产党，升任为县教育组副组长、知青办副主任、省高校招生领导小组副组长、全国四届人大常委、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以及福建省知青领导小组组长。此外，他的家人也都沾了他的光：妻子获得了一份工作，孩子们也在农村得到重要的职位。长子入了党，幼子入了共青团。1973年长子还被推荐上大学，不过他拒绝了这一提升。由于父亲的政治资本是建构于“送子务农家长”模范的角色，他很难接受这一点。后来，当“教父”们倒台的时候，李庆霖就为他的社会成就付出沉重的代价。见本书，页183。＇。毛的复信不只是在这位卑微的教师的命运上产生了效应，而且还引出了机制上的一场总的改革调整，那就是在由周恩来召开的一次最高领导人会议上草拟的，后来在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全国工作会议上定下来的。这是1966年以来第一次，是下乡运动的转折点，反映出上层内部各派势力经重组而处于比较均衡的状态。尽管仍然是毛第一个提出，但立即跟上来的是政府行政机关总动员，决心全力发挥桥梁作用，把伟大领袖的指示在现实中贯彻到底。这件事充分反映了毛与周的政治作风，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前者给李庆霖复信的做法显示出他对他已掌握的权力领袖魅力无限眷恋，也让人看出他对那些把他自己和人民分隔开的官僚干部们缺乏信任。毛没有像平常那样把复信交给下面的人，再嘱咐几句，而是让他的保卫队长汪东兴从稿费中取出300元，连同复信通过邮局一起寄去＇　这笔钱相当于李庆霖6个多月的工资，但对毛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毛的日常开支都由国家负担，专门银行的户口里集聚了长年的毛选版权费，直至他去世的1976年，已经高达7580多万元。见程再思的一篇似乎资料相当丰富的文章，《动向》2001年10月，页21…23。＇。他还询问李是否共产党员，假如不是，应该吸收他入党，此外又推举李作为即将召开的十大代表。周恩来一得知情况，就立即行动起来。4月27日，李收到复信后的第二天，周就召开了中央高层次的会议讨论上山下乡运动问题。他强调：“我们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主席操心了。”毛的那句“全国此类事甚多”，其实就是对政府工作不言明的批评。周急不可待地回应毛的意愿，但同时借此机会就把文革前运动的一些特征（如经济发展的考虑，细心的管理及按计划办事）重新使用于1968年发起的运动中。因此，周在那次会议上提议制定一份1973…1980年期间的计划。无非是关于如何挽救他1963年制定的那份被文化革命打乱了的15或18年规划。他还提出好几项措施，旨在改善知青的生活条件，此外又要求清理他们的个人档案，尤其搞清楚他们的阶级成分问题。实际上，自从林彪身亡后，相当多的干部已经得到平反，有的正在平反中。然而，地方干部通常没有及时把这些在外地出现的政治性变化纪录到有关子女的档案里。结果这些孩子回到城里继续遭到歧视。令周及其他领导人不快的＇　中共黑龙江省委在1972年11月就已经发出紧急通知提出这个要求；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06…107。＇并不是因出身不好遭受歧视，而是领导人的子女沦为受害者。

上述会议主要决定了要准备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遵照该会精神，来自不同组织机构的70名干部分作13个调查组，分派到12个省，对知青的真实现状撰写报告，并提出解决办法＇　为准备1973年会议所作的一系列工作给这场运动的研究提供了极为有用的资料，起码对那些有意接触这方面研究的人士更为有用。＇。由华国锋主持的这次马拉松式的全国会议1973年6月22日开幕，8月7日结束，足足开了47天＇　有关这次会议及准备工作，见顾洪章等，《始末》，页122…129，《大事记》，页112…119，以及刘小萌，前引，页368…378。30号文件全文载于《知青工作文件　》，页87…95。＇。1973年8月4日，会议通过了一系列的决定，以中共中央30号文件形式，经过内部渠道转发全国。会议结束前就下达了决定，这反映出问题对领导人来说是何等重要与紧急。1973年下半年，在各省市就召开了各种会议，研究这些新政策，并公开进行讨论＇　可以使用的这些会议的总结汇报目录刊于T。　Scharping，前引，页160…161，注释145。＇。30号文件有两个附件，一个是关于要采取的措施，另一个是有关1973…1980年的下乡规划。附件都发到省市领导人手中，可以指导他们制定各自的具体措施及长远计划。

第一个决定恰好就是加强下乡运动工作的领导。要求各级党委（从省到县）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由党委第一或第二书记任组长。任务是“组织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力量”做好有关下乡运动的工作。这些小组设立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所以在那个时期就有了负责下乡运动机构的统一的名称、行政级别以及专门职责，因此也就增加了许多干部＇　1974年4月，毛给李庆霖复信一年以后，知青办公室的专职干部从8178名增加到13541名；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29。＇。

然而，中央政府并没有树立一个好榜样，因为当时全国的中央领导小组（它应该是隶属政府的，而不是隶属中共中央的）还没成立。那次工作会议以后设立的是“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1973年10月开始运作，可是到1974年1月1日才正式宣布成立。办公地点回到了农林部。该部部长沙风本来是军代表，现亦兼管知青办公室，而主要负责人则是于驰前、张亚群和顾洪章。奇怪的是这个领导小组办公室像一个虚无机构的办公室那样，运作了两年半＇　这种状态令大部分中外研究该题材的专家都迷惑不清了。即使刘小萌也被各种互相矛盾的资料弄糊涂了，以为“小组”从1973年10月起就存在了；见刘小萌，前引，页382。我们认为似乎应该相信顾洪章所说的，他本人就在政府的知青办，官方对下乡运动态度的微妙变化，他比较捉摸得清。有关运动的领导及办事机构的历史演变，见顾洪章等，《始末》，页244…250。＇。1973年会议期间周恩来指示要成立这个领导小组。1975年8月至9月国务院知青办在长春召开座谈会，会上再三提到尽快成立中央知青领导小组。后来，到了1976年4月沙风递交的一份报告中又再一次谈到成立小组的问题。我们下面就会谈到，这最后一次终于收到成效。

从浪漫到现实：株州模式的推广及生活条件的改善

中央政府老是反复多变，多半是跟实干大管家与空想理论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有关，尽管如此，从1973年起，下乡运动的组织工作有了明显的进展。各级领导小组及办公室相继成立，各省市订立出1974…1980年的规划。在这方面，以致其他方面，最值得借鉴的当推湖南省株洲市，1974年6月被树立为全国模范。这个城市创立出一个协调机关，专门在城市的工厂与农村的组织之间建立一种永久性的联系。这样制度化了，就可以迫使干部更多地关心下乡运动。1974年下半年，在各省召开的工作会议期间，全国上下都研究了株洲“经验”＇　关于这个典型，见刘小萌，前引，页423…434，及顾洪章等，《大事记》，页1225…126。＇。一再强调这个“经验”其实就是意图将1968年的“运动”固定下来，成为有组织有计划的“纲要”＇　有关1973…1974年间所采取的所有措施，见T。　Bernstein，前引，页143…171。＇。

大力强调组织的重要性肯定是想一箭双雕：改善知青的生活条件，同时能更有效地管治他们，这样就可以弱化他们对下乡的抵制、控制他们的异端行为以及减少农村不利团结的现象发生＇　关于社会控制及离经叛道的问题，见本书第10及11章。＇。从1973年起，就要求地方干部抓紧知青的政治教育。但改变安置下乡知识青年的方式似乎最利于加强控制。根据株洲模式，这些城市青年再也不是分散在村子各处。他们集中在“知青农场”或者是与林、茶、果木有关的“知青林场”。相对于邻近的生产大队及公社，他们的独立程度不一，但无论如何是不相关联的单位。即使在那些没有条件建立“知青农场”（起码需要有地和钱）的地方，也极力提倡把知识青年集中在大“集体户”（由几个已存在的几个小集体户组成）和“青年点”，又称“知青点”＇　在四川省的一个生产队，索性使用了一个相当露骨的名字：“青年集中居住点”；《人民日报》1975年2月4日第四版。＇。

这样集中起来就容易控制了，另外“株洲模式”还包括下放干部，干部和知青在一起生活，与地方干部合作给他们组织活动。从1974年起，下去了几十万名带队干部，一两年轮换一次，一般的比例是每一百个下乡知青配备至少一名干部＇　顾洪章等，《始末》，页307。＇。有的地方虽然没有实行这种制度，仍然鼓励集中知青，这就可以指派一个农民或者一个地方小干部作他们的辅导员。总的来说，是要求生产小队、生产大队以及公社的所有干部定期过问关心知青问题，并任命相关的负责干部。

株洲模式能更有效地对付不愿下乡以及非法返城的青年。事实上，动员工作一直都是学校的事，偶尔街道组织从旁协助，只有在特殊情况下，需要施以压力之时，才会求助于父母的单位。然而在新制度下，就变成了直接向家庭施加压力，因为是家长的单位负责动员以及遣送学校挑选出来的下乡知青。单位的控制得到极度加强，那是因为知青回城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这同一个企业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