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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和他的伊拉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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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的爱妻萨吉达也来探视了，还抱着只有几个月的伊德，但伊德并不知道是来看望父亲的，也不知道自己从小就参加了斗争行动。外面的艾布·希萨姆将带给萨达姆的信放在伊德的怀里。萨达姆每逢抱过孩子，一边亲吻，一边迅速从伊德衣服里面取出信件，从未被发现过。然后再通过伊德带信给艾布·希萨姆。就这样，萨达姆同狱外的组织保持着联系。
通过相互交换信件，萨达姆同萨敦·沙吉尔又制订了新的越狱计划。萨达姆在给萨敦的信中说：经过经常的、艰苦的说服工作，我们可以在被押往法庭的路上最后将看守们争取过来，使他们在既成事实面前别无选择。你必须按规定的时间和地点接应我们。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萨达姆·侯赛因、克里姆·谢哈利、哈桑·阿米里被解往法庭受审。路上，他们劝看守们去艾布·努瓦斯大街的“君杜勒”饭店吃午饭，看守们欣然同意。萨达姆同萨敦·沙吉尔还约好，要他将汽车开到饭店后门等候，因为从这里可直通大街。押送他们的汽车一到，打开门就动手。如果看守反抗，就用武力缴他们的冲锋枪。
萨达姆他们三个人商定，两个人先逃走，留下一个继续做看守的工作，动员他们一起逃离，并答应革命成功后来报答他们。如果两名看守同意，则大功告成；如果拒绝，这第三个人便同他们一起回监狱去。第三个人选定哈桑·阿米里。
饭店的后门打开了，萨敦·沙吉尔的汽车车门敞开等在那里。萨达姆·侯赛因和克里姆·谢哈利迅速从汽车上跳下，钻进萨敦的汽车，风驰电掣般驶去。由于看守拒绝逃跑，哈桑·阿米里只好同他们一起返回监狱。
巴格达大街上人来人往，当时正是工人、职员下班的时间，但谁也没有注意在一辆黄色黑顶篷的“欧贝尔”牌车上坐着三个年轻人，正朝雅尔穆克区一间孤零零的房屋飞快地驶去。
汽车停了一会儿，克里姆·谢哈利走下车，然后，汽车又飞快驶去，因为萨达姆不想同克里姆·谢哈利住在一起，担心这里会被警察当局发现。
现在他该怎么办呢？到哪里去呢？必须有一处落脚之地。突然，在他的眼前闪现出萨吉达和伊德的影子。但在哪里才能见到他们呢？她第一次来探视他时，他曾问她生活得怎么样，她沉默不语。经他一再追问，她才告诉他：她租了一间房子，但房主一听说她的丈夫被逮捕，就立即将房内的家具、衣物给扔出来了，并对她说：
“我们不想让一个###的家属住在我们家里。”
这家房主不允许萨吉达将家具、衣物搬回房内。最后，万般无奈，她只好抱着伊德和一些衣物回到父亲家住，她受尽了污辱和折磨。
但尽管如此，萨达姆此刻是断然不能前去看望她和孩子的。虽说此刻他自由了，但他的自由是有限的，只有他的自由同整个社会的自由，所有人的自由结合在一起时才算是真正的自由。
他从沉思中清醒过来，突然发现自己来到一位朋友家的附近，那是1966年7月23日下午。他敲了敲法鲁克·阿卜杜拉·赛义德·萨米拉伊家的大门。他心想：在这样风雨飘摇的时刻，也许他的家最安全。
从此，他一生中又一场斗争的序幕被揭开了，他决心重建党组织，清理党的思想，再次迎接从大马士革即将刮起的风暴。
零点的钟声就要敲响了（上）
萨达姆·侯赛因越狱后，又重新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
奇怪的是，入狱期间，他已预料到在叙利亚将会发生政变，他曾对前来探视的复兴党地区领导代表沙菲格·加麦里说过：
“民族领导将面临一场政变，这次政变将由萨拉赫·贾迪德和一些军人策划。”
这是他根据从当时在贝鲁特出版的报纸上刊登的一些消息进行分析和对民族领导在采取、制订的一些措施，例如组成以萨拉赫·贝特尔为首的内阁所犯的“技术性错误”进行全面分析得出的见解。尤其是内阁一组成，他就愈加坚信发生政变已变成无法挽回的事实。
他所预料的事情不幸出现了，1966年2月23日，叙利亚发生了政变。
叙利亚发生的反对复兴党民族领导的政变，对伊拉克地区复兴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使伊拉克的党组织处于尖锐的思想动荡危机之中。虽然党组织还维持着表面上的团结，但已从内部开始分裂。党的领导分裂了，党的领导当时称为“组织领导委员会”，成员包括：阿卜杜拉·哈利格·萨米拉伊，哈桑·扎哈卜、侯赛因·萨米拉伊、赛米尔·纳吉姆、贾法尔·卡赛姆·哈姆迪。在成立组织领导委员会之前，还成立过另外两个领导机构，一个是以书记塔利克·阿齐兹领导的机构，只工作了几星期；另外一个领导机构包括：阿卜杜拉·哈立格·萨米拉伊、沙菲格·卡迈利、法蒂克·萨菲、舒克里·哈迪西。
组织领导委员会应该服从艾哈迈德·贝克尔和萨达姆·侯赛因的领导，因为他俩是民族领导的成员。萨达姆是在狱中被选为民族领导成员的。那天，伊拉克地区复兴党的书记塔利克·阿齐兹带信给他说，他已被提名选为民族领导的成员。萨达姆立即回信说：“领导的问题不是威严的问题。现在我不能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就像一个自由的同志那样。我现在身陷囹圄，即使他们不处决我，短时间内我也出不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对你们没有什么用处，你们还是另选高明吧。”但他的推辞没有被接受，在复兴党大会上他当选为民族领导的成员。
见到党处于这种每况愈下的状况，萨达姆只有像以往那样以高昂的斗志和满腔的热忱进行工作。他立即同阿卜杜拉·哈立格·萨米拉伊、克里姆·谢哈利磋商，一致同意解散组织领导委员会，宣布地区领导的存在。2月23日政变后，民族领导已名存实亡，因而萨达姆他们采取主动行动，没有去征得民族领导的批准，况且在伊拉克国内现有民族领导的成员，他们可以代表民族领导行使权力。伊拉克复兴党地区新领导由三人组成，此外加上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他由于受到警察的严密监视往往不能出席组织会议。
新领导机构成立以后，受到了叙利亚政变当局的种种刁难和限制。伊拉克地区领导为摆脱控制，提出立即召开一次特别民族大会，吸收所有争执的各方参加，对2月23日前民族领导采取的措施充分发表意见，对2月23日政变进行估价，然后确定自己的命运。
伊拉克地区领导知道民族领导是不会接受这一建议的。民族领导陆续派代表来伊拉克，自认为他们是合法的民族领导，要求伊拉克的地区领导在这样的基础上同他们交往。当时的形势确实令人担忧，伊拉克国内的党组织四分五裂，阿里夫家族式的统治以各种特务手段来对付伊拉克复兴党组织和思想的统一；叙利亚当局也佯称自己是民族领导惟一合法的代表，同阿里夫当局协调反对地区领导的计划，不惜花费重金和指使宣传机构对萨达姆进行诋毁，指责他是右派、反动分子！
一开始，地区领导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灵活的态度，以弥补党组织内部的裂痕，恢复党组织的思想、认识的统一，结果遭到猛烈的攻击，甚至达到与叙利亚人公开对抗的程度，进一步加快了组织内部的分裂。如果一味地采取这种立场，结果可能是保持了团结，但却葬送了事业。
一段时间以后，叙利亚人进一步施加压力，派出的代表接踵而至，他们打的旗号是“在伊拉克党组织内部实行选举”。萨达姆早已预料到叙利亚人会提出这种口号，他同领导成员阿卜杜拉·克里姆·谢哈利、阿卜杜拉·哈立格·萨米拉伊进行协商，但未能同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会晤，因为他受到了严密的监视。
这是他们出狱一个半月之后发生的事情。
许多党员反对选举口号，但萨达姆明确地对他们说：
“现在反对和支持这一口号都会破坏我们的计划。一些人出于好心想通过选举清楚、具体地了解党组织的政治、组织路线；当然也有些人出于不良的动机，企图进行破坏。但无论如何，其结果将取决于地区领导及支持者所作的努力程度。”
最后取得一致意见，由地区领导召集各人民群众组织的领导、基层领导和一般进步干部，向他们明确地阐明形势，提出由各级领导组成的委员会负责选举工作。但各级的选举工作要事前通知地区领导，并由其批准，否则，选举无效。
根据复兴党的章程，民族领导的两名成员不能再次参加伊拉克国内的选举。但尽管如此，萨达姆坚持认为现在的局势严峻到这样的地步，地区领导与民族领导之间的从属关系的合法性已不具有法律性，在伊拉克国内复兴党仍存在才是最重要的。
零点的钟声就要敲响了（下）
在准备进行选举期间，无论在任何地方召开的党员大会或任何会议，萨达姆都亲自参加，在这些会议上尽管受到叙利亚代表及其在伊拉克的支持者的挑衅、攻击，但萨达姆自始至终坚定、沉着，深信最后必将取得胜利。在那些日子里，他的健康欠佳，体质很弱。一次他去参加党的座谈会，胃炎发作，他以为是患了霍乱。当时在伊拉克正在流行这种病，但他坚持让人抬上汽车，送到萨拉赫·奥玛尔·阿利家去，参加另一个讨论会。他躺在沙发上，说：“即使我不能讲话，但我至少可以听听大家的发言。”讨论得很激烈，他不知哪来的一股力量，竟站起来发表讲话，直到讨论会结束。
选举工作进入了高潮，结果，巴格达支部的选举同叙利亚代表所期望的相反，支持萨达姆思想潮流的候选人获胜，叙利亚代表颓丧地离开，并对萨达姆说：
“哎呀，叔叔，你们真是男子汉。”
萨达姆回答得非常巧妙：
“艾布·利雅德，叙利亚代表的名字 ，我们是党的男子汉，并非凌驾党之上。”
之后，召开选举地区领导的全国代表大会，并决定夜间在艾布·加利比地区的阿卜杜拉·拉赫曼·苏海里家举行，萨达姆担任大会主席，负责进行讨论和选举工作。大会的代表有些是受叙利亚政变当局的影响的，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叙利亚人现在也提出要召开民族大会，并要伊拉克派代表出席。地区领导围绕是否派代表出席民族大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后决定派代表去叙利亚，并提出召开一次所有争执的各方都参加的特别民族大会。事实上，通过选举运动已占压倒优势的萨达姆所代表的一派提出这一建议是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以争取时间，因为他相信已进行的选举和选举出的、未经他们批准的领导人对叙利亚人来说是不受欢迎的，以民族领导自居的叙利亚领导对伊拉克新选举出的领导是不会就此罢休的，它一定会任命它所满意的地区领导的。
那天夜里，按计划选出了新的地区领导：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萨达姆·侯赛因、克里姆·谢哈利、萨利赫·马赫迪·阿迈什、塔哈·贾扎拉维、阿卜杜拉·哈立格·萨米拉伊、萨拉赫·奥玛尔·阿利、伊扎·穆斯塔法和阿卜杜拉·萨鲁姆。
萨达姆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向大会建议说：“如果民族和地区领导发生意见分歧，并导致民族领导决定解散地区领导时，伊拉克的地区领导只有在它的代表大会前才能被解散。在这个基础上，地区领导可召集地区特别大会，要求选举新的领导。”
有趣的是所有的与会者，其中包括那些执行叙利亚方针、路线的人对此项建议意见竟完全一致。事实上，这项决定的意义在于取消了自称对伊拉克党组织拥有一切权利的民族领导的权力。
大会结束一个半月后，新选举的地区领导成员从大马士革电台里听到了被开除的消息，于是地区领导趁热打铁，根据上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召开了一次特别大会，对地区领导进行重新选举。
从那天起，地区领导宣布同大马士革及其政府公开对立，在复兴党内正式分裂，在伊拉克国内开始了对党员进行教育的运动。
新领导的职务分工很明确，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任书记，萨达姆·侯赛因任副书记并兼任巴格达支部、妇女、农民组织的工作。新领导机构还成立了特殊机构，被称为“萨达姆机构”，由文职人员组成，在发动革命中起某种特殊的作用，这个机构也由萨达姆·侯赛因负责。
党的工作按照新的工作方法蓬勃展开，为在近期内依靠自己的力量及联合群众组织，首先是武装部队中的进步人士再次发动革命进行精心的筹划和努力。
党的原则、思想、意识日臻成熟了。
斗争的高潮渐渐来临，零点的钟声就要敲响了。
“特洛伊木马”（上）
没有一个革命者是不寻求政权的，但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政权对他来说并非最后的目标，它只是彻底改造社会的一种手段和工具。
1968年，伊拉克复兴党的领导在对国内形势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坚信统治当局已从内部动摇，国内的革命运动将会担负起政治、社会改革的重担。
复兴党选择的办法是从内部推翻政权。因此立即在统治当局的支柱当中寻找临时的“同盟者”，携手进行变革的任务，与此同时，集中力量加强党组织的建设。
在这期间，海尔丹·塔克里蒂从欧洲回来了，他是被阿卜杜拉·萨拉姆·阿里夫驱逐的。回到巴格达后，复兴党同他联系，由他充当复兴党领导和共和国宫卫队长易卜拉欣·达乌德之间的联系人，尽管他同复兴党没有组织关系。
与此同时，复兴党领导继续进行“特殊机构”的建设，那机构是由党员和久经考验的爱国主义者组成的，他们还想办法弄到武器。根据审慎的《萨布拉计划》，还购买了复兴党领导成员和特殊机构人员冲入共和国宫时穿的军装。武器和军装都隐藏在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和萨达姆·侯赛因家的密洞里。
为了预防万一，不使统治当局发现复兴党有异常的活动，“萨布拉计划”还安排了大多数特殊机构成员参加了当时围绕伊拉克政治状况而广泛举行的讨论会，讨论会的主要议题是：“我们是否参政？谁同意，谁反对？”一些领导成员亲自参加这些讨论会，指导他们围绕是否参政问题进行讨论。
当时，还有另一项活动正在秘密地进行，将一些党内同志分散到三个地方：艾迪布·穆夫蒂、克里姆·纳达和萨阿德·拉威三个人的家里，等待信号，开始行动；而将特殊机构的成员全部集中到卡尔赫区的七月十四夜总会待命。
但是确定的行动时间取消了，“萨布拉计划”也作了部分修改，没有召开讨论会。
行动的时间确定在零点。
1968年7月16日上午10点，领导成员坐在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的家里，研究、落实两天后将要实施的计划。
讨论中，突然一位同志说：
“我们最好同军人同志商量一下，因为他们更有经验。”
萨达姆站起来高声说道：
“不，计划是由复兴党领导制订的，考虑到了各种可能性。我不是不相信军人同志的能力，而是领导机构应该制订一切，对一切负责。”
接着，萨达姆提出另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这就是领导不仅是计划制订者，而且也应是执行者，即从革命一爆发，所有的领导成员都应参加行动，直到夺取政权。萨达姆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基于两点考虑：首先是为了提高党内一般党员的士气；其次，这点最重要，革命一成功，不要一切功劳都归于少数军人，因此使其高人一等。因为在这方面有过教训，如1963年斋月革命时，就有人提出过这样的问题：“革命发生时你在哪里？这个或那个同志在哪里？”甚至连当时党领导的一些成员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次决不能再出现这种现象，因此，领导成员必须身先士卒，成为执行计划的工具，对出现的各种情况负责。
尽管一些同志对领导这种冒险。在革命失败的情况下，提出一些异议，但萨达姆坚持己见，使其作为一项决定不容修改。接着，萨达姆扼要地介绍了计划的内容：被指定的一些同志集合在四个地方，特殊机构的成员在卡拉赫地区七月十四夜总会的公园集合，零点一到，在各集合点待命的同志接受任务，党的领导将全部参加执行这一计划。所有接受任务的人朝共和国宫方向前进，在共和国宫卫队的装甲营大门口，有卫队军官萨敦·吉丹接应，打开装甲营的大门，冲向共和国宫。所有被控制的坦克一齐向共和国宫开火，逼迫阿卜杜拉·拉赫曼·阿里夫向革命力量投降。
就是否打死阿里夫，萨达姆和已故的哈迈德·谢哈布中将进行了研究，并达成一致意见。
哈迈德·谢哈布当时是第十装甲旅的旅长。这个旅在伊拉克军队中举足轻重，被认为是一个“铁球”。复兴党在这个旅有不少同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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