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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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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教训,我也在这里顺便一述。
第七章副目哨长队官(2)
韩家墅有一个姓马的大财主,拥有十几顷地,街上开有一座大杂货行。有一天那两个生病刚好的士兵上街买东西,在杂货行门首遇见马先生。马先生和他们原是熟识的,就问他们俩为什么好久不上街。两个兵说是病了,并且将经过的情形也告诉他。马先生听见我打抱不平,以及细心看护他们的事,心里十分高兴,说:
“你们的副目是什么样的人,我倒没有见过。”
“我们副目个儿顶大,操法好,极用功,他不大上街。”
“你们想法子介绍我见见他不好吗?”
“好!”
两个士兵回来,就将上述的经过说给我听,并且坚持要我上街会见马先生。我当时笑了一笑,我说我不去。两个兵很失望,百般央告我,无论如何要我去一趟,缠得我实在没办法了,只好答应去。
马先生为人很诚恳,待人接物也都很好。我们相识不久,他就要和我拜把兄弟。那时他已四十多岁,我却是个青年。我说我是个营混子,你同我拜把兄弟,可要辱没了你。但是他坚持要拜,我也未再拒绝,于是就结为异姓兄弟。后来我当了哨长,把父亲接了来,一时没有找到适当的住处,就住在马先生家里。马先生全家对我父亲都很亲热,招待得如同他们自己的老人一样。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我在南苑驻兵,曾把马先生接了去同住好久,新近他才故去的。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四月,我升为四棚正目,十二月中旬,又被提升为第二营右哨哨长。
新升的官长同旧官长容易闹意见,这差不多是军队中的一个惯例。这时右哨哨官齐振标,是从袁世凯的小队子里升上来的。因为他的尾巴粗,来头大,所以虽然一个大字不识,气焰却极高,张口就骂人。练操的时候,就是他骂人的时候,那些下流字眼,字典里都是找不到的。有一天在操场里下操,因为士兵动作不整齐,他抓住了这个题目,就破口大骂,骂得人家简直没法受得了。士兵都敢怒而不敢言,气也不敢出,只瞪着大眼睛向我注视着。我是早已忍耐不住了,看见这光景,我就对齐振标说:“咱们练兵,只是骂可不成,要是骂能练好兵,那咱们就不必下操了,专门来骂好了!”齐振标听了我的话,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接着就说:
“我是哨官,我有权骂人!”
“你有权练兵,你没权骂人!”
操场里的士兵,看见我们吵起来,都唧唧咕咕地嚷:“打!打!打!”于是我们就真的动了手,我一时性起,拔出刀来,一直向他脑袋上砍去。他一看不好,回头就跑。他跑,我追,像这样绕着操场跑了一大周。后来他跑出操场,到骑兵王统领那里去告状,我就跟着追了去。见了王统领,他告我以下犯上,目无官长。我说:“不管犯上不犯上,先要论论谁有理谁没理。”王统领外号叫做王蛤蟆,和齐振标同是小队子出身。他说:“不问什么理不理,我要先打了再说话。”当时齐振标罚了跪,却把我按倒地上,打了二十军棍。第二天王蛤蟆又做和事老,请我们俩去吃饭,叫我们消释意见,言归于好。
我当副目不久,就和正目打了一架;刚当哨长,又打哨官。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时这种行为,并没有什么思想或主义上的根据,一般都是一种义愤和一种不平之气驱使出来的。后来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我从滦平班师,发动“首都革命”,依然多少含有这种成分。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武卫右军奉令离开韩家墅,开往南苑驻防,改为第六镇。原来第三营的中左右三哨,改成第六镇第二十四标第三营前左两队。我也由哨长改任司务长。
改编以后,一切都采用新军的办法,因此军中颇有一番新气象。那时统制是段祺瑞,协统十一协是陆建章,十二协是何宗廉,标统是王化东。王化东文武兼长,文笔固好,军学也研究得不错,并且为人态度诚恳,勤于训练,这算是我从军以来第一次遇着的好长官。
第七章副目哨长队官(3)
我们在南苑训练,每日官长目兵都上讲堂,学术两科并重。段祺瑞对于官长头目的训练,尤为认真。一时全镇空气紧张,人人兴奋。是年七月十三日,第三营后队排长出缺,我便升补了上去。
一天,“两宫”到万寿山巡游。第六镇二十四标奉命在路上警戒。那骄贵威武的行列走出西直门不远,不想有一个喊冤的百姓,因为不能接近,化装了卫队的样子,戴着红缨帽,混了进来,等到两宫驾到,就冲到轿子前面大声喊冤。慈禧太后吃了一惊,几乎从轿子里冲出来。于是太后大发威风,立刻下谕把当事的队官撤职,标统和管带的领带摘去,段祺瑞也记了一次大过。这样一来,队官降为排长,各方纷纷保荐人去补这个缺。因为保荐的人太多了,无法决定取舍,乃举行考选,以昭公允。
这次考选,有四团十二营,共计四十八连,每连派一位排长参加。结果我竟侥幸考取了第一,当升为廿四标第二营后队队官。
我升为队官后一个月,我父亲即患肺疾,昼夜咳嗽,痰中微带血色,请遍了附近的医生诊治,总是不见功效。后来派人到北京请了一位陆大夫来。他是北京普仁医院的内科大夫,医术很精(现在徐州开医院),但诊治月余,依然不见起色。延至十二月十五日,即溘然长逝。父亲北来不久,我即遭此大故,真是悲痛万分!他老人家一生颠连艰苦,可以说没过一天好日子。如今我稍能菽水承欢,而他老人家竟与我长别了。这为我留下一生永不忘怀的遗痛!
父亲的丧事办完,灵柩暂停离南苑二里的海子潘家庙。那时南苑围墙内不许停厝棺柩,因此隔了两个月,又将灵柩运往保定府,安葬到安徽义地里。这时已是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了。
我当第二营队官,本营管带名叫回富兴的,为人忠厚怕事,完全是一位好好先生,不是一个有为的人。平素他认为官长不可信赖,常派几个亲信的头目,到各队中监视,这是他带兵的秘诀。我带领的队伍中有一个头目名叫张青云的,就是他派了来的。因为他偷东西,被我查明,立即把他开除。他就回去见回管带,于是回管带又让他重返原任。我当时非常气愤,戴上帽子,拿着刀,就去见回管带。见了面,他说:“张头目犯了错,你应当教导他,使他学好才是,开除是不可能的。”我说:“这种害群之马,非铲除不可,像他这种人,不但扰害别人,而且使别人受他的恶影响。如果不办,将来队伍里什么事都不能办了。”说着我把帽子摘下,连刀一起扔到回富兴的怀里,回头就走。同时一边走,嘴里还气忿忿地这样说着:“能给好汉子牵马坠镫,不给赖汉子当祖宗。”后来由统领王化东从中一再苦劝,我们俩才和好无事。我当了队官以后,这一次又算是同管带闹了一场。
关于带兵,有几点应注意的事,这里我也顺便拉杂说一说。
第一,士兵知识浅陋,有什么隐衷,都不能自己解决,或适当的应付。当官长的必须时常和他们接近,洞悉他们的苦衷,随时替他们解决,或是予以安慰,否则就很容易发生弊端。有一次,我们营里后队有一个兵,在屋内上了吊,企图自尽,幸而被人发觉,未酿事端。消息一经传出,标里协里镇里都派人来调查原委。原来这个兵,这天因为他的父亲从家里来,找他要钱,他就到左哨他朋友那里去借,他的朋友把一份整饷借给他。他心里很高兴,就把借得的钱,连同他自己的饷包放在一起,和那朋友谈起天来。不料转眼之间,两个饷包竟从桌子上不翼而飞。两钱包丢了,除他父亲没法打发以外,他还欠棚子里一元菜钱,棚头正逼着他要,并且恐吓他,说如果不还菜钱,以后就不许他吃菜。后来大家都出外上操去了,只留他一个人在屋里。他想:父亲怎么打发呢?菜钱拿不出,以后自己又怎么吃伙食呢?他想来想去,没有办法,一时情急,所以上吊了。这事当时虽然没有闹出人命来,然而已经弄得人言啧啧了,说一定是官长打了他,不然,他为什么自尽?所以当官长不但不可压迫士兵,就是疏忽大意,也是极不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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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副目哨长队官(4)
第二,带兵的人互相闹意见,队伍就永难带得好。我这一队的二排排长徐得胜,原来是从队官降级下来的。因此他一天到晚不高兴,最好同大家闹意见。有一次他督工,一个患病的士兵向他挂号,说去解大便。过了一会儿,又要挂号,一连挂了几次号。徐得胜就不耐烦,大骂他故意捣乱。这天因为下雨,中途收了工,士兵回来,从营房后门过,这儿有一口井,刚走到这儿,患病的那个兵,一时气急心窄,忽然向井里跳了进去。大家见状大骇,急忙打捞,幸而人多手快,没有出事。不过后来队伍中就嚷开了,说后队的排长逼士兵跳井的事。锣鼓不齐没有法子唱好戏,假如营长同连长闹意见,那更是怎么也带不好兵的了。
第三,营中的军医长应当慎重选择,万不可滥竽充数。有一天我检查内务,发现六棚有一个士兵名叫褚怀军的,身染时疫,于是立即派人请军医长来看病。军医长来到,诊完脉,一副药吃了下去,当即把那个兵打发了。当时那兵断了气,大家都不知道,只听见他吃下药去,直嚷肚子疼,以后就再没有做声。大家都以为他睡着了,等到出早操的时候,协统跑来查营房,大家急忙整顿内务,一看屋内还有一个人没起床,喊了半天,不听见声音,走近去一看,原来早已没气了。当时气得我急忙去找军医长——他是协统的儿女亲家,外号叫“催命鬼”。我问他:“好好的一个兵,不过生了点小病,你一副药怎么就把他吃死了?你这是怎么治的?你这算什么医生?”“催命鬼”听我质问后,竟这样回答:“我是治病,可治不了命!”吵了半天,也没有结果。我就说:“你不过是协统的亲家,哼!……”那时军队中用人,大多凭靠亲戚关系,滥任私人,学识能力,往往不大管的。下级官长和士兵气忿不平,也只好闷在肚子里,无可奈何。
清末,国家军务组织中有军学司的设置,位职很高。这时任军学司的是冯国璋。他不知怎么犯了神经病,忽然上了个奏折,大意是:行伍出身的只能当到司务长为止,排长以上的官长须任用军官学校或陆军大学的毕业生。消息传到各处,队伍中立即沸腾起来。我对于这件事情当时发生两种感想:第一,其时军官学校太少,而且开办不久,一时训练不出那么些毕业生,以毕业人数论,平均一营也派不着一个。事先没有详细的计划,就贸然提出这样的建议,摇动军心,不能不算是失着。第二,奏折的用意,完全替富家子弟打算,根本没有给穷人设想。因为能上军官学校的,十九都是官僚和地主的子弟和皇家权贵的亲戚。并且升入陆大,必须有军官学校毕业的资格。试想穷苦人家子弟,如何有此能力?这奏折虽然没有立即施行,但因此军队中的穷苦弟兄们,都对冯国璋大大不满,并且进而迁怒于昏庸的清廷。
第八章两次秋操(1)
清末国内各地革命势力日益高涨,清廷在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和三十二年先后在河间彰德举行秋操,以示威吓。
河间秋操,两方军力的配置,北军是第三镇全镇,第六镇一混成协;南军第四镇全镇,第五镇一混成协。
我们一混成协从南苑出发,分成两混成团,沿途自己预行演习。因为参谋人员幼稚疏忽,指挥错乱,弄得侦探看不见侦探,队伍看不见队伍,结果只有侧卫同侧卫碰着,大队完全错过。后来一个左转弯,两军掉过了方位,南军变成了北军,北军变成了南军,才开始打起来。段统制见状大为不怿,立时吹紧急集合号,对官长指摘错误,大加申斥,下令退二十里,重行演习。等到第二次演毕,已经七八点钟,当时来不及讲评,即下令往松林店宿营。那时天色完全漆黑,沿途人马杂沓,零乱不堪。所走的又只有一条大路,前后车辆拥塞,益发糟成一团。大官儿不耐烦,早骑着马先跑了。剩下来的都是连长以下的官长,又都是新来的,也就不负责任。兵们没办法,就胡乱落队。等到了宿营地,已是午夜十二点,后头的部队还有没有来到的。当晚决定第二天再行演习,并下令天明七点钟出发。哪知夜间下起雨来,越下越大,依照陆协统的意思,队伍改坐火车到保定,免得官兵衣服淋湿,到时不便演习。跑到段统制那里请示,段统制就骂他要借此卖人家好,说:“怕淋湿衣服?难道下雨的时候就不打仗吗?”协统却以为这是演习,并不是真的打仗;若是真的打仗,自然不用说了。协统就碰了这一个钉子,当时生气挂了病号,就坐火车到保定府去了。这里仍然下令出发。那时雨越发大了,倾盆地下降,无法行走。段统制不知怎么异想天开,说咱们不如来个科学的办法,令炮队开炮向天空轰一阵,说上面的厚云受了震动,雨就一定可以停止的。命令下来,大家就七手八脚向天空里开大炮,当时声震天地,民众皆惊,不知到底什么事。打了半天,哪知雨不但止不住,反而越下越大。段统制非常气恼,拿出他的硬脾气来,说:“下不下都得走!”立刻下令出发,当时现买草料,现买给养。原来重有五六十斤的帐篷,经雨一淋,弄成一百多斤,锅灶家伙也因雨阻,没法子拉到,因此都落在后面。这次我着实佩服我们的回管带,他预先叫我们四个队官同到定兴县去买现成吃食,说免得大队一到,什么也买不着。我们把吃食买好了,就在定兴县等着。大队经过高碑店到达定县时,已经午后四点钟,每个人都拖泥带水,狼狈不堪。在这时就看出我们的军纪的确还不坏,参谋人员都早走开了,弟兄们自己架起枪来,冒雨挺立着,一动不动,秩序非常之好。后来雨又下大了。忽然参谋长马良骑马跑来,大声地下令道:
第八章两次秋操冯玉祥回忆录
“奉统制令,队伍都到城内东林寺宿营。”
命令虽这样下了,可是事先却并没有计划。比如东林寺房屋共有多少间,能容得下多少人,统统没有派人去详细调查(其实东林寺只可住二营人,我们却共有十营队伍)。队伍糊里糊涂地开了去,前头大队一到,屋子里立时站满,不到一刻,院子里也满了。后头的部队越来越多,只因命令是住东林寺,于是不问青红皂白,一直往里拥进去。里面的几乎要被挤死,外面的仍然拼命往里挤。有一位团长李进材被挤到里面,出不来,就爬到人群上,踏着人头爬到墙上。当时拥挤的情形,可以想见。后来看看实在没法挤了,才下令各人自己去找地方落脚。这时已经有八点钟,天黑了,雨下得更大了。命令一下,队伍立时乱了起来。兵找不到官长,官长找不到兵。雨声人声,满街嘈杂,弄得天旋地转,莫名究竟。幸亏当时军纪还好,否则乘机抢劫的事一定是难免的。这时队伍已经一整天没有吃饭,饿得肚里辘辘作响,又加演习时背负极重,路上泥泞油滑,士兵受的苦真是一言难尽。我们这一营多亏事先预备好了干粮,没有受饿,算比较的好些。其余各营,直到第二天早晨,段统制招呼县长令各民家供给烙饼,才弄到东西充饥,然而已经整整饿了一天一夜了。事后段统制向人民家家查察,问士兵有无扰乱行为,打破碗盏没有,短少了东西没有,这倒是段先生的细心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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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两次秋操(2)
这次演习,最大的错误在于行军驻军,事先都没有精确的计划。这都应该由参谋人员负责。充分地暴露了他们纸上谈兵的缺陷。演习的时候,一切方略命令,都不向下级官佐传达,目兵固然什么也不知道,只一味跟着乱跑,就是连排长也一样是莫名其妙地瞎跑。比如“驻军注意”“行军注意”等,也都没有。下级官长和目兵等都无所遵循。隔了月余,才听说这次参加计划的人中,有一位日人贺忠良在内。我想至少这位倭儿在参与计划时也没有安着好心。
演习过后,要举行一次阅兵式,事先官长目兵奉令一律须穿皮鞋。皮鞋是军需官在天津订做的,样式粗笨。官长穿的每双十二元,虽然不合脚,但皮子较好。士兵穿的,皮子就特别硬劣,尺码一律窄小,怎么也穿不进去。可是命令限制着,非穿不可——不穿也得背负着。有的士兵,只好脱去袜子,光着脚,死命地挤进去。可是走动起来,脚趾就如刀割,个个痛得流泪。当连长的这时处境最感困难。因为每连中不过十六七个人勉强穿了下去,其余的都无法遵循命令,弄得无所措手足。这件办皮鞋的事情,是段统制的军需劳佩兰先生经手办的。真想不到这位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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