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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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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兼陆军部长。他来了电报给我,叫我率部驻廊坊通州一带。我接到命令,即准备开拔。道路有两条:一条就是我来时所取之道,经褒城、留坝、凤县、宝鸡、凤翔、扶风、武功、兴平,而后到观音堂上火车;一条则由兴安、白河、老河口、襄阳、樊城,到汉口上火车。那时陆将军被逐后,长安是陈树藩在驻着,段先生不愿我们从那里经过,恐怕出事,而陈树藩也用了种种法子,不要我们从那里通过。我乃决定取道襄樊,直下汉口。
由汉中到兴安虽有水路可循,但是不通大船,所以只雇了些小船,载运笨重的东西。队伍都步行,以极快的速率赶到兴安,而后上船。在赴兴安途中,适遇大雨,水又大又猛,船行如箭。这是有名的汉水,两岸都是大山(武当山即在此),形势很是险要。河道弯弯曲曲,浅滩极多,船行必须临时雇请领港人指路。这种领港人,名唤“太公”,都是站在山头上待雇。船至险滩,请上一位来,由他掌舵,东一摆,西一摆,就把船摆出险境。到了平稳地方,船即停靠,送太公六百文或八百文,太公即上岸而去。一路上这样的险滩不下二三十处,就要雇请太公二三十次。当太公的都是五十多到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没有青年的。他们就凭经验阅历,而有一套娴熟精到的掌舵功夫,因此能够化险为夷。我看见这个,想到国家大事,亦是如此。周室之兴,就是有一位八十多岁的姜太公为国掌舵。秦穆公所以能霸诸侯,亦是因为有一位百里奚替他掌舵。百里奚被请至秦,穆公叹息道:“百里奚真好呀!可惜太老了。”百里奚说:“你为什么叹我年老?你若要我替你担抬重物,我自然不行;至若坐而论道,那我比姜太公还年轻的多呢!”秦穆公恍然大悟。可见识大体、明大义、定大计,实在非到火候不可。德国的兴登堡,法国的福煦,英国的鲁易乔治,都是为国掌舵的好手,在第一次欧战中都大显身手。若非阅历丰富,见识广远,怎么能以胜任?不过我只是指的那一种静定的旧时代而言。若在今日的新时代,情形则又不同,许多事反倒是需要有朝气有勇气无迂见无成见的热血青年来担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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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从四川到廊坊(4)
兴安为陕南一府,东面接豫境,东南接鄂,西南接四川,与汉中同为重镇,亦有镇守使之设。兴安到汉口,中间经过老河口。老河口以上,又是许多高大的山岭。沿着汉水,两岸都是出产丰富,人烟稠密的地方。襄樊在军事上的价值尤大。北去出洛阳,出郑州,襄樊为必经之路;南至荆门、沙市,襄樊亦是必经之路。所以历史上屡次战争,襄樊成为战略要地。那时一位张某任襄阳镇守使,完全是旧官僚的气派,用种种方法和各方权贵巴结拉拢,以巩固自己的地盘。所率部队,毫不训练,本不打算作战,故亦不能作战,只是用做搜刮地方,鱼肉百姓的工具而已。我们从那里经过时,他极惊慌,戒备很严,原来他也怕我抢夺他的地盘。真是可笑极了。
到了汉口,杨桂堂即来相见。我原派他率同李云龙、宋哲元、刘郁芬等到河南招募四营新兵,不想他另有什么作用,把这事因循不办,直到此刻也无一点眉目。因此把四川的事也耽误不浅。和他同来的几位营长,都等得急死了,拿他毫无办法。杨是一个卑鄙无能、昏聩腐朽的家伙,无热血,无骨气,无学识,无胆量,惟一的本领就是钻营巴结。他用什么方法钻营巴结?就是长官的老太爷、老太太、姨太太做寿,他大送其礼;少爷、小姐生日或结婚,他又大送其礼。绸缎、首饰,只拣好的办,手眼极阔。这些钱从哪里来?都是从兵们和骡马身上克扣下来的。不叫兵们洗澡、喝茶,柴费他上腰包;不给骡马吃的,草料费他上腰包。还有其他一切公费,全都被他中饱。不然他终天烟酒嫖赌,浩繁的应酬,都从哪里开支?这样的情形,我要撤换他,也撤换不动,因为他有有力者为之撑腰。他恃着这个,更是肆无忌惮了。总之,满清官僚的恶习,他是一个集大成者,他反美其名曰:“如此方近人情。”此次和我见面,他一开口就说:
“咱们的军队在四川响应护国军,怎么弄得谁都知道了呢?幸亏是老袁死了,要不然,那还得了!”
说着满脸带着惊惶不安的神色。我说:
“我们既干了事,还怕人家知道吗?老袁不死,又怎么样?他们做皇帝,我就要反对他。反对他,就不怕他。反正不是他死,就是我死!”
接着他说道:“我们这次回去,可要听段总理的了。我们必须靠他当靠山,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样才可保不错。”
我说道:“只要他真正地为国家,为人民,我们自然听他的。若不然,我们还是要干自己的!你说靠山的话,段总理也靠的中华民国,我们也是以中华民国为靠山,决不依靠任何个人。”
因为他看见士兵的肩上还是戴的护国军的肩章,于是他又说道:“怎么我们的队伍还是打着护国军的番号呢?这不大好吧?”
我说道:“打护国军的番号一点不是丢脸的事。自然要等有了命令,我们才取消它。”
他又呻吟道:“我们这次从四川出来,到底弄了多少呢?”
我真有点气愤了。我说:“我们只知道为国家,为人民,这是我们的本分。你怎么问出这种话?”
他沉默了半天,望望我的脸,非常亲切恳挚地笑着说道:
“旅长,你开口就是国家人民,实在太迂执了点。这是什么世界?若老是这样的傻干,连我们吃饭的地方也没有了。依我说,旅长不如就在这里住些时候,多请几次客,各方面应酬应酬,联络联络,这才是有用的办法。您瞧瞧襄阳那地方有多好,为什么我们不要,叫人家坐着占着,把地方吃光了?”于是又说,“我们一点应酬也没有,各方面都没有联络,实在太危险了。最近曹锟就买了两辆汽车,每辆九千元,送给傅良佐和徐树铮。张敬尧也花了几千块钱,买了两个窑姐儿送他们。您看看他们的干法吧,要不然,怎么他们什么事都行的开,我们老是被人家排挤呢?”
他唠唠叨叨说了一大篇,我简直忍耐不住了。我说:“你这说的都是亡国的办法!”再也不愿意和他说下去了。后来他把我说的话一一去报告了段先生。
第二十二章从四川到廊坊(5)
杨桂堂的为人,大都类此。那时的军人政客,都是这样一副面目,这样一副头脑,这样一种作风。我写的这位杨桂堂,正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我在汉口没有停几天,即率部队上京汉车,直达长辛店,再由长辛店转丰台,分在通州、廊坊、天津三处驻防(那时有命令,指定这三处,不许我们到南苑驻防)。当即分配:第一团驻通州,第二团二营驻天津疙瘩湾,其余的驻廊坊。
那时段总理兼任陆军部长,徐树铮与傅良佐分任次长之职。傅等把我们队伍看着和陆将军有亲密关系,而他们不满于陆将军,因而亦歧视我,要以对陆将军的办法对我。再则我们此次在四川倒袁,接受护国军第五师的番号,亦使他们大不高兴。由四川回来的各部队,又从而加油加醋,在他们面前对我大肆攻击,因此愈视我如眼中钉,加我以种种压迫。不但房子不给够住的,被服饷项,亦皆置之不问。尤其饷项一事,发给我们的全是六折票价,后来又减低为四折三折。关于训练、装备各方面,更是一概无人过问,形成一种听任我们自生自灭的局面。在那时,若要军队存在,必须是皖系、直系。我两皆不是,又加上我不去巴结,不去讨好,又有辛亥滦州革命之事和此次倒袁之事,故益发一心要用功夫来把我们消灭。我看透了这种鬼蜮伎俩,一气不哼,愈加埋头苦干。我一到廊坊,即先把余积的公费提出,鸠工建筑营房,而后专心致志,努力于部队的整饬。第一,把此次由陕入川,再由川北返,这一路上所得的经验,集合各将领重新详加检讨,把病症一一指出,商量着努力改正。第二,举办文官军训,伙马夫等的军训,下操打靶,一如士兵。第三,加紧干部训练,不但教练连和排,团营长以及副职亦一并训练之。不但注重内场教育,外场操练亦同时重视。第四,注重精神教育,除原有办法外,又编了许多新戏,教官兵们排演,都以教忠、教勇、教仁、教义为题材,同时灌输一些卫生及科学方面的常识。出演之先,加以讲解,讲完一出,演一出,觉得收效不少。第五,利用大风、大雨、大雪的天气出外行军,做种种战斗操演。第六,历年来兵中老幼以及久病不愈者,均大加淘汰,重新补充。第七,在廊坊盖一劝忠祠,供奉历年死亡,按时致祭,以为纪念。此时第一团团长仍是杨桂堂,第二团团长是陈正义(何乃中已他往),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周性静,二营张维玺,三营李鸣钟,第二团一营宋哲元,二营董士禄,三营杨绍绪,炮兵团团长宋子扬,机关枪连李致富,骑兵营张之江,参谋长邱岘章,军械官鹿瑞伯,军法官薛子良。
一天我因事到陆军部去了,正因干部实习,我不能出席,乃请邱参谋长代为指导。在演习利用地物的时候,邱叫到排长曹福林讲做,曹福林演做完了,只是不会讲。邱一时性急,打了曹福林几巴掌,曹气得哭起来。邱也非常生气。许多官长在旁边望着,都觉得看不下去。这因为我治军向来注重养廉,“扬善于公厅,归过于私室”的明教奉如圭臬,官长当众打部属巴掌,我们第十六混成旅中从未有过。此次的事使官长们不满,惹起公愤,是难怪的。我回来后,即当面和邱参谋长婉言处置不当的意思,同时安慰了曹福林几句。邱参谋长为人坦率,自认处置急躁了些。一件小事遂化为乌有。
又有一夜,有两个兵私携枪支逃跑。这也是第十六混成旅向来所无的事。营长和连长都觉得这事不得了,非常难过。我派令骑兵李某去追寻,各村各庄查询,赶到通州,有老百姓见其不安分,指说出来,方始抓回。他们把枪藏在草里,也一并搜寻了出来。其中一个士兵向来刁恶成性,不守本分,一出营门,就做土匪;另一个则是新兵,年轻心浮,被愚而致出此。我想着此事严重,即集合全体官兵(远者只请官长来)把此事意义细讲一番。当众把两个逃兵枪决。以后更每一星期把这事讲一次,连着讲了数星期,给全体官兵以极深刻的印象。从此即再无此等事发生。军队中旧有的恶习是,有一点好处即沾沾自喜,尽力宣扬,而养成骄满之气;有坏处,则以为家丑不可外扬,极力藏蔽,讳莫如深,结果是姑息养奸,渐成大祸,而不可收拾。苏联的军队,如有士兵拔了人民的白菜、大葱,或在民间稍有为非作歹之事,其长官必当着民众宣扬其罪,而后处罚。这样办,则部属知所警惕,纪律得以不弛。而其军队亦才可以成为真正人民国家的军队,我之处置此事,亦正是这个意思。
第二十二章从四川到廊坊(6)
这期间我曾被约到陆军部去过几次。第一次是次长傅良佐找我去谈话。陆军部衙门是高大洋楼,堂皇庄严,看去好像其中不知有多少好的办法。我脑中老是存此观念,把它看得很高,想着必是处处都可为全国军事衙门的模范。哪知进去一看,却叫我大失所望。我先到门口号房中递了名片,即被引到客厅里坐着。一位五六十岁的老先生端上一碗茶,恭恭敬敬对我请一个安,而后两腿并到一起,直挺挺站到一边,说:“旅长大人来了,真是难得的事。请旅长大人开恩典,赏给几文钱,让家里几口子有碗饭吃。”看他说话的神气,请安的姿势,完完全全都是满清的派头,使我哭笑不得。我只好给了他四块钱(满清旧例,奉一碗茶,要四两银子),他即道谢而去。随后又见着两位秘书,一派官架子,腐恶不堪。我一到这里就给我这样的恶劣印象,始知老段当政,只是陈陈相因,故步自封,丝毫没有求改革求进步的意思。过了一会儿,又把我让到里面的客厅去坐。那客厅不是客厅,倒像是洋货铺。椅子、桌子,都是外国货。那椅子每把至少得六十元,椅垫子、桌布、窗帘,都绣着花,地板油得精光,铺着精美的地毯,都是西洋货。连菜碗也是西洋货,我看着这一切富丽豪华的陈设,心里涌上无限思潮。我想,他们把国民的血汗钱这样的送给了他们的洋爸爸,洋爸爸就拿那钱制成枪炮军火来打我们,压迫我们。他们知道不呢?他们为什么不想到目今国家和人民的处境?为什么不想到自己的职责所在?他们如此摆阔,一定是从外国公使馆中看得来的,看见人家有什么,他们也就学着去办。他们不想想人家是什么国家,我们是什么国家。他们不想想先贤们留给我们的“茅茨土阶,筚路蓝缕”的教训,不想想“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的教训。你们到底对国家对人民有何功劳?……正这样想着,那位傅次长已经进来。坐下没谈几句,他就说:
“焕章先生,我看贵旅现有三团人,数目太多,实在要不了这许多,应该裁去一部分才好。”
我答道:“国家财政困难,裁兵是应当的。那种纪律败坏的,扰害人民的;那种毫无训练,不能作战的,更应当多裁。可是我知道这样的军队,反倒添成三团四团。”接着我有些自制不住了,说道,“我们军队成为护国军,反对洪宪,总算叛逆过一次,凭这一点就应当全部裁去。何况我既不会买汽车送人,又不会买窑姐儿送人,应酬巴结,一件不会,还不应该完全裁去吗?”
他红了脸,连说:“哪里话,哪里话?”等我说完,他又说道,“裁总是要裁的,我们慢慢商量吧。”
这是第一次和傅良佐谈话的情形。过了两个星期,傅又找我到陆军部谈话。他说:
“有件事要和你谈,现在甘肃那边要开一旅人去。打算第三镇张孚渊开调一团去,你这边出一团,合成一旅,归张孚渊带了去。你看怎么样?”
“若是命令已经定了,就不必说了。”我想了想以后答道,“若是命令还没有定夺,那我倒有一点意思,要陈述陈述。据我所知道,把两处队伍编在一起,满清时候有过先例的。像从前的第一混成协,就是由第五镇和第六镇各出一混成团合编而成,由王化东协统带着,到了新民府,刘富有团长总事事和王协统合不来。又比如第二混成旅,是由第二镇和第四镇各出一混成团合编而成,到后来也是团长和旅长意见不合,明争暗斗,结果好队伍也闹成了坏队伍。那还是短途行军,一路又都有火车的便利,若是上甘肃,取道陕西,将通过三省,路途那么远,交通那么难,合编的办法,恐怕不大妥当。能不能开一个整旅去?若是即把我们第十六混成旅全部开去,那也很好的。不过我对这事并没有成见,不过贡献一点意见。给你参考罢了。”
说到这里,傅良佐没置可否,约了我去见段总理兼部长。段那时住在陆军部后面府学胡同,到了那里,傅即去,我又把刚才的意思再和段总理说了一次。段听了,点了点头,想了一会儿说:
第二十二章从四川到廊坊(7)
“你先去吧,我们研究研究再说。”
我即告退出来,当日即回廊坊。第二天一早,即接命令免我第十六混成旅旅长之职。我当把官兵集合起来,告诉他们,现在政府已经来了命令免我职。政府的命令我不能不服从,我就准备交代。同时通知参谋长、书记等立即办理一切,准备交代,这是上午八点钟时候的事。到午后五点多钟,又接到一个命令,调我为正定府第六路巡防营统领。我又把接了这个命令的事,和官兵们说知。他们上午听到我免职的命令,只是大家难过而已,并没有说什么话,等到听说又来到这个新命令,大家可话多了,以为旅长既然不好,该当免职,何以又调授六路统领之职。这显然是蓄意消灭十六混成旅。一时群情鼎沸,非常愤激。坚请我不受命令,拒绝交卸。到夜间傅良佐又派来他的亲信某君坐了专车来,和我说,此次把我调任,是因为我任旅长多年辛苦,所以换个六路统领,给我调剂调剂(那时十六混成旅旅长薪水四百五十元,公费四百五十元,共九百元;六路统领,则每月有一千三百两银子的薪俸)。这完全为我个人设想,并无别的意思,叫我不要误会,说了一大篇鬼话。我谢谢他们的好意,周到地招待他住了一夜,什么话也没有和他说。第二天早上,全旅官长即出通电,说旅长如果没过错,能胜任,即不应免其职;若旅长犯了过错,不能称职,那就不应当调任他职。务请政府收回成命。这个电报发了出去,接着又连发数电,同时留着我不许离职。两方面闹成僵局,傅良佐和徐树铮没有办法,去找陆将军出来调处。陆将军到了廊坊,先和我说了一会儿,又召集全体官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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