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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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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先生窘迫地答道：“怎么来不得？若不加上一个字，怎么能成四六句呢？”
我听了不禁大笑起来：“啊！你们这些文章家，真写得出妙文来！”
原来他们这类人之所谓文章，所注意的只是对仗工整，用词典雅，意思和内容则可以不管。拟传单要做文章，写信也要做文章，甚至贴张禁止小便的告条也要做文章。我觉得我们的国家所以如此落伍，说句天理良心的话，所谓文章也者，实不能辞其应得之咎。不信，请睁眼睛看吧！我们大多数的劳苦同胞，整天愁的是柴米油盐，做的是奴隶牛马，住的是猪棚狗窝，穿的是悬鹑百结，圣人的门墙，压根儿哪里进得来？进一万步来说，即使勉强进了学房，念了两天“子曰诗云”，试问对那种离奇古怪奥妙莫测的所谓文章，又能了解什么？如此一来，只可“使由之”的愚民，就永远没有求得知识的可能；而一般所谓士子，也就在文章里打着圈儿，永远没有求知的余暇了。就这样把我们的国家社会弄成了泰山顶上的无字碑，永远立在那儿，动也不动，无论星移物换也罢，改元正号也罢，与它都丝毫不相干。我常常想，若要我们的国家社会进步，必须打倒这种腐败无用的文章滥调，否则将永远没有翻身的日子。但这意思我始终是闷在肚里，到后来“五四”时代，新文化运动起来，中国一部分先觉者大声疾呼地提倡白话文，这时我的一口郁气才得稍稍宣泄。不过我还觉得不满足。因为这仍是少数知识分子所享有的文字，要他真正成为工农大众的文化工具，还须一番大大地努力的。
大雨过后，在陕州停留了一天，又接到向潼关前进的命令。
由陕州去潼关是有名的一条险道，自古就有天险之称。这时盗匪出没无常，为了避免意外，行前着实费了一番筹思。决定把给养子弹车放在大队中间，由军队前后掩护着行进。同时又添置了一些铁锹、木镐一类的用具，交与工作队携带同行。防备着车辆中途遭受阻碍，不致束手无策，又买了许多粗绳子，专为拉拽车子上山之用。另外又组织一个护车队，专门照料车辆。
出了陕州，第一天到灵宝，第二天到函谷关。沿途尽是深沟险壑，尤其是函谷关一带，崎岖险峻，步步使人惊心骇目，往往从深沟走入，仿佛到了绝地，两边山峦壁立，中间一条车道，那就是惟一的可以行人的路。有时走到特别险窄的地方，只能容一车一骑行走，万一对方这时也有车辆过来，那就只好都停在这儿，谁也别想走过去，必得借铁镐临时在路侧开一地方让车，始可通过。“丸泥可封函关”即指此而言。在平原上住惯了的人，哪里见过这个！李太白的诗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之句，我觉这地方与蜀道相比，实在差不了多少。我们一团人像巨蛇攒洞一样，一直攒了两天，方才平安出了这条险径。一路上使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想着万一走在中途，山洪暴发下来，那这一团人都免不了要粉骨碎身或葬身鱼腹。如今提起这件事来，我还觉得有些儿惊悸。一九二六年我第二次从这里经过，曾经令队伍在函谷关顶上修了一条三丈宽的汽车路，预计经潼关、长安，过甘肃、新疆一直到阿富汗。可惜只修了一段，因为时事的急变，全盘计划，不得不搁置起来。在灵宝县函谷关口，有一巨碑，书曰“通欧罗巴”，每字大有二尺，就是那时我所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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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剿白狼（4）
函谷关深有十多丈，高有五六丈，为石所砌成。顶上另外矗立着许多同房子大小的大岩石，都是由指头般大小的石子结晶而成，名曰“拇指石”。这些大岩石，看去绝不像天然生长的，但又如何搬上去的呢？这真是一个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奇迹。据说万千年前，这儿是黄河底，后来却变成了山岭。所谓“沧海桑田”一语，想来总不是虚构的了。
到潼关的时候，已是五月下旬。这是我第一次到潼关。我决计没料到以后几十年的军事生活，始终与它有关系。潼关！潼关！你的印象已永远留在我脑子里了。
在潼关休息了一天，继续向长安西行。走到华阴县境，又接到改编的命令。原来的警卫军第一师改为第七师（陆将军自兼师长），中路备补军改为第三旅，我带的左翼第一旅改为第十四旅。改编了不几天，由北京派来了大批的人员，谋求位置。说起他们的资格，都是顶呱呱的，有从日本士官回来的，有曾在陆军部做过事的，还有在参谋本部供过职的。这样一批大贤小贤，竟愿离开十里京华，跑向这黄沙漠漠的僻地来，我真佩服他们的勇气。我同他们一个也不认识，见面谈了一回，有的很有学问，态度也很郑重，但多半都是说话有头无尾，慌慌张张，半生不熟，徒有其名的人物。他们之中，有的因为过去同陕督张凤翙是同学，到了长安就公私不分，借着这种关系，向张凤翙要求招待，要求位置，要马要钱，要衣服，无一不要，毫不客气。忘记了自己是统帅办事处等高级政府机关派来的人员，忘记了自己顶着顾问、参议、谘议等的名衔，不顾名分，不留体面。我眼看着这些情由，不由得不摇头叹息。我想我们的政府任派人员，万不可不经一番考核。虽不能要求人个个都能老成干练，确能负责做事，但是品行端正，通达情理，总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如今却随便凑集着这样一些汲汲于名利，招摇撞骗的人物，只凭着个眩人的头衔，胡乱塞给人家，叫人家派他们任职服务，这不但近于危险，而且也流于滑稽。为这事陆将军当时得罪了不少的人。当初这批大贤小贤，各因其背景，混了一个名衔，即急于要得高官厚禄，甚至把整家的弄来纠缠不休。但是位置究竟有限，事实上是不够分派，无法容纳的。不得已，就弄出顾问、参议、谘议一类的空头名衔来，以为敷衍，随手又塞给了人家。等到他们要你兑现时，你却经济困竭，不能应付。于是他们就到处对你造谣中伤，散放弥天的烟雾，弄得你简直不能立足。假如我说，中国之糟，正就在这些事上面，那自然未免过分，但政治机构的窳败，确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这却是无法否认的。
我们的队伍过了华县，走到渭南附近，迎面遇着一个农夫，和我们报告渭河北岸田金屯地方土匪正在那里抢劫，要求我们的队伍火速进剿。这时我们派出的侦探并无此项报告，一路上也没有听见这样的风传。因此我疑心农夫的话有蹊跷，不敢置信。后来经多方探询，才晓得是甲乙两村械斗，甲村想假军队之手以报仇怨，所以想出这条妙计。当将报告的这人拘禁，讯问属实，送到县署去坐牢。这次若稍有大意疏忽，就会闯出一场大祸，不知道多少人的生命都会冤枉葬送了。后来我知道民间械斗常常以此伎俩假刀杀人，而军队因为不加深察，闹出乱子，铸成大错的，也很多很多。我得了这次的经验，真是吃惊不小，常常告诉别人，请他们在行军时严加注意。
到了临潼，当天未再前行。陕西省长宋联魁先生听说，特地走出省城几十里路来迎接我，这种盛情，使我深觉感愧。宋先生态度诚恳，听说在长安的政声也很好。谈吐之间，知道他对于中国的旧学问很有根底。我叩问他我们的部队可以驻在什么地方，他说：“可驻南门外小雁塔寺，那里一切都已预备好了。”我听了很是感谢。
陕西那时除了陕督张凤翙以外，还有一师师长张云山（驻长安）同二师师长张钫（驻陕南），二人也是当时陕省的权力者。张云山原为号兵出身，在辛亥革命时，出过一点力，即以此自视非凡。他加入了“哥老会”，渐为“哥老会”首领，但因不读书，毫无知识，一味狂妄自大，做出许多可笑的事来。比如他看见别人立“兵马大元帅”之名，他就给自己上了“见官大一级”的尊衔。他之得以飞黄腾达，也是仗着“哥老会”为他撑腰的。他在地方上搅了些时候，搜刮些民脂民膏，把腰里弄饱满了，就尽力搜刮陕西古物，在本地修盖了一座大房子，成天在里头赏玩古董珠玉，一心做起高人雅士来了。后来他的暴死，恐怕就是那些珍贵古董招致的。张钫那时为陕南镇守使，坐镇一方，自然也煊赫的了不得。
第十七章剿白狼（5）
六月初，陆将军从北京赶到长安，住东关外八仙庵。这是一个很大的庵，有两棵很大的黄杨树，特别高大，其他奇花异草极多，都是平常不易看见的。庵里一位老道，善于逢迎巴结，真是一个妖道。时白狼已到甘肃，过了河，窜至天水以西，匪氛越闹越是厉害。我奉命带了一团人，又另编一连炮兵、一连机关枪，同赴甘肃跟踪追剿。炮兵连是由第二师拨来，连长为张基实；机关枪连由第三师拨来，连长为吴家瑞。同我协剿白狼的队伍，还有第八师赵倜的毅军，另外尚有若干零星的部队。
这一年陕西麦子丰收，粮价大落，为行军方便，令队伍都改吃烙饼，另外又买了些小锅带着，以便途中制烙饼之用。原来，吃饭是以连为单位，这时改为以班为单位。那时的生活程度甚低，在邠州，白面每斤只售十四文，还不到现在一个半铜子。这话说来，怕现在的人都要感到惊异的。
这时正是六月天气，火日当空，晒得人发昏。士兵身上尚背负兵器给养，足有十几斤，走起路来，汗水不住地流，犹如过火焰山。所谓军人应当耐困苦，忍缺乏，在平时不觉得重要，到了这样的时候，就看出重要来了。若是素质不好的军队，经此一番折磨，怕都要变成病夫，无法作战，或者军心涣散，无法维系了。平时多流一滴汗，战时少流一滴血，这道理一点也不错的。
催着加速行程的电报一次一次地拍来。每接到一次电报，我的神经即感到一次紧张。快到泾州边境，忽然接到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叫我火速把大车舍去，换乘骡驮子，赶赴陇州截击。电报上的语气，与从前几次迥不相同，看情形是非要我即刻到达不可。于是我立刻舍去大车，换成骡驮子，准备午前三点出发。不料到了夜间两点钟，突然又来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令，说白狼有回窜长安之势，着该旅长星夜回援长安。刚舍了的大车，于是又只得从新换回，挑选一批快腿的士兵，乘车连夜去援长安。但不想走到中途，白狼又已由子午口入山，出荆紫关，窜得很远很远了。这期间我那一旅的第二团一、二两营由团长何乃中带领着，曾在子午镇附近截击了一阵，战况很是激烈。可恨军队射击技术太无训练，这一仗，足足消耗了二十万发子弹，可是等到陆将军问何乃中要土匪的尸首，数一数，连二百人也不到。白狼且战且退，一路上放火烧麦子，竟不知道是打哪里窜走的，于是军队跟踪追剿。子午镇进去为子午谷，三国时孔明举兵，魏延献计，请他勿出祁山，当走子午谷，就是这个子午谷，其地至为险峻。白狼若不窜入这条绝路，后来当不致失败的。
白狼窜到荆紫关，一下子又窜回到河南边境，这时我这一旅的第二团一、二两营已折回到灵宝一带。为收容指挥第二团的队伍，并防止白狼北窜，在六月尾上，我带了两连卫队，经临潼，灵宝循原路回陕州。在回到陕州不久，白狼便被他的部下枪毙。白狼死了的消息一传扬出来，社会上生了很大的波动。赵倜灵机一动，便悬赏重金购买尸身，把已死多日的尸身，重从土里挖出，砍下头来，送到北京去献功，结果他便荣任河南督军了。
我在陕州驻了两个月的光景，又奉令开回长安。
从四月入陕以来，几个月的光阴，可说都是消磨在行军的途程中。虽然说行军的生活比较的艰苦，但经过这样一番磨练，使我对于行军增长了很大的见识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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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汉中道上（1）
在长安驻守的时代，我开始感觉到自己所统带的部队中干部分子良莠不齐，而好的干部人才尤其不够。这使我在办事上感到很大的痛苦。
那时第一团团长是杨桂堂，五十余岁，外号叫做“杨傻子”。这人老于世故，无是无非，任凭人家对他说什么，他都是好好地回答着。又加利禄心太重，一心只算计着高官厚禄，如何讨长官的喜欢，如何能升官发财，他就如何做。什么国家人民，他都是不管的。我同他相处了两年，时常见面，谈话，但始终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肺腑里的真话。第二团团长是何乃中，别号叫做芳谭，广东香山人。为人忠诚，满清最末一次的武进士，保定保府学堂毕业。他习的虽是武科，却能写作极流畅的文字，品行学问都是好的。只是不赞成革命，遇事过于慎重，不敢冒险。参谋长是宋子扬，日本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智识经验都很丰富，称得起一位干练有为的人物。少校参谋是蒋鸿遇，河北省人，保定军官协和第一期学生，学骑兵，曾在云南当过骑兵营长，与蔡松坡相熟。为人机警干练，足智多谋，韬略上尤远在当时一般人以上。上尉参谋是刘郁芬，字兰江，河北清苑县人，速成军官学校学生，忠厚老实，谨严稳重，做事很少有失察的时候。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周心静，西什库学兵，做事很想要好，但可惜不喜欢读书，气量太窄。第二营营长杜占鳌，山东青州府人，性情方面有山东人的特质，耿直忠诚，方正不苟。第三营营长孙振海，就是上面提过的那位“孙气”。这人火性太大，心浮气躁，始终没有什么大建树。第二团第一营营长陈正义，言行稳练，学识也很好。第二营营长董士禄，学识无多，性情油滑，无是无非，一味的只想升官发财。第三营营长王某，安徽蒙城人，一个大字不识，出身于地方上的巡防营，没有在正式军队里受过训练。炮兵营营长杨某，好像染有嗜好，整天萎靡不振，因此办事也提不起精神，只是因循敷衍。骑兵营营长刘某，嗜好太多，利己心特别重，从他的身上，我找不出一丝半点像有为的军人。——这就是我那时的一般干部。从质与量两方面看，都难使人满意。综合起来说：第一是缺乏朝气。他们大多因循苟且，并没有替国家人民做一番事业的抱负和决心。如何才能提起朝气，想来真是不容易。第二是不爱读书，不但新书不读，旧书也不读，科学方面的书不读，普通的书籍亦不读。终日泄泄沓沓，毫无求长进的心。第三，他们都有一点来历。比如杨桂堂，和段祺瑞即有关系，常常和段送礼，写信，拉拢得很亲密。宋子扬和徐又铮有亲戚的关系。其他各人，也都无不有一点来历。因此办事要振作，动辄得咎，处处掣肘；不振作，则又自觉对不住自己良心，对不住人民国家。
那时共和初肇，袁世凯独揽大权，政府的组织以及一切措施，都渐渐叫人大失所望。我每天从报纸上，从各地朋友的通信上，得来种种消息，使我一天天明白到国家再上轨道，人民解除苦痛，距离得还很遥远，前面正不知有多少艰苦的路程，有待于我们的努力。我是一个行伍出身的人，常常感觉自己读书太少，学识不足，而且所读的书，又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套旧东西。以此来应付这激变期的中国社会，时时显得格格不能相入。中国旧有的政治哲学，我渐渐觉得有许多地方需要修正与补充。有时甚至觉得我以前读书几乎都是走的冤枉道路。但是时局越艰难，心情越彷徨，我向前干的决心却越发坚定。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总觉得自己没有灰心颓志的余地。为要担负起我所憧憬的使命，健全我所统带的部队的干部，实在是刻不容缓的。就在这种客观与主观的要求之下，我决定成立一个模范连。当以李鸣钟为模范连连长，过之纲任排长，选用石友三、葛金章等为头目，田金凯、冯治安、吉鸿昌等为士兵。科目除基本教练、体操、拳击、劈刀等而外，还有战术原则和应用战术等。宋子扬、刘郁芬、何乃中、蒋鸿遇等为教官。全连共有一百三十人，大家很显出蓬蓬勃勃的气象。当时我对这个模范连，只希望做到使他们能自发的愿为国家人民奋斗牺牲，因此尤注重政治教育，每天集合讲话，我统是按照这个目的灌注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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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汉中道上（2）
第十八章汉中道上冯玉祥回忆录
我们一面在长安努力训练，一面奉命派出队伍到各地驻防。其中赵冠江一营驻武功县。一次，赵营长接得本地人报告，说他们村子里到了土匪。赵即率队往剿，把村子团团包围起来。不料土匪却已逃了。赵仍不肯罢休，于是挨家挨户地搜查，缉拿嫌疑人犯和留下的枪支。当时却在民家搜出许多烟土，赵一一予以没收，并令百姓代为挑送。这一下，弄得百姓非常怨恨，纷纷到省城告状。我查明了这事，气愤难言，立刻将情由呈报陆将军，赵冠江撤差，换杜占鳌接任。这事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从这件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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