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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年，中国驻日公使换成李经方。　　　

　　李经方是李鸿章的长子，但不是亲生。起初，李鸿章无嗣，过继了胞弟之子，就是李经方。收了养子之后，却接连不断地生了许多男孩。另有一说：李鸿章的儿子夭折，为了顶数，从胞弟那里过继了一个。　　　

　　李经方在欧洲驻节四年，很有外交官经验。虽然如此，他晋升之快，却不能说没沾老子的光。　　　

　　据翁同龢的日记记载，黎庶昌从日本回国后，曾对他说：“日本虽修兵政，广商务，但新立议会不和，大臣屡屡告休，愿与中国和洽，深忌俄之垂涎东海。”　　　

　　黎庶昌曾经密奏：“宜固中日之交，而冲绳可置勿议。”　　　

　　这年，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在北京死去，年仅五十二岁。他在英、俄、法三国前后驻了七个年头，归国后任户部右侍郎（财政部次官）之要职。　　　

　　曾纪泽的叔父曾国荃也在这年死去，享年六十七岁。　　　

　　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也在这年阴历十一月逝世。　　　

　　这年四月，朝鲜赵太妃死去，享年八十。太妃不是国王之母。李氏朝鲜二十四代宪宗、二十五代哲宗无子，李熙是从旁系继承王位的，赵太妃乃宪宗之母。　　　

　　赵太妃侍奉四代国王，亲清倾向较突出。　　　

　　清朝时，属国的国王和王妃死去，都要向北京派出“告讣使”，然后由清廷相应派出敕使“赐奠”，同时赐给谥号。　　　

　　但这次赵太妃之死，朝鲜宫廷却不打算派出告讣使。理由是血缘甚远，丧事不宜大办，但实质是惧怕这种“赐奠”仪式会清楚地表示朝鲜是清之属邦。　　　

　　袁世凯强烈要求朝鲜宫廷向北京派遣告讣使，说：“国王不作行孝示范，无以教化国民！”　　　

　　袁世凯本心是想在各国外交官面前，把赐奠仪式搞得隆重些，用以显示清与朝鲜的宗主、属邦关系。　　　

　　迟延了很久，朝鲜才派出洪钟永为告讣使，前往北京。他同时肩负着请求清廷免予赐奠的任务。　　　

　　清廷按照惯例决定给予“赐奠”，没有接受洪钟永的恳求。于是，续昌和崇礼二人为正副使，领着百余名随员，来到朝鲜。按照从前的惯例，朝鲜国王要亲自出郊迎接，称为“郊迎礼”。朝鲜方面恳求免除郊迎礼，但袁世凯不准许。朝鲜政府又恳请“改道”，因为郊迎礼应由国王的使节迎到汉城郊外的仁川，而那里外国人甚多，冀求独立自主的朝鲜不愿让外国人看见使者迎接时的跪拜场面，若从马山浦登陆，那里的外国人少些。但是，也被袁世凯拒绝了。　　　

　　袁世凯乘朝鲜宫廷丧事之机，强调了宗主权。朝鲜国王亲赴西大门的慕华馆，迎接清朝敕使。　　　

　　转年是光绪十七年（1891年），养母牛氏病危，袁世凯急忙返回河南项城。他从心底敬佩母亲，总算在她死前见了面，送了终。接着是守制，朝廷准他服丧百日。　　　

　　袁世凯离开朝鲜期间，由龙山理事官唐绍仪代行他的职务。　　　

　　朝鲜政府认为这是个好时机，将朴定阳提升为“吏曹判书”。这是重要官职，相当于政府的内务大臣。　　　

　　对于朴定阳的处分问题，袁世凯和李鸿章之间有些分歧。李鸿章考虑到朝鲜国民的感情。朴定阳在朝鲜国民眼里是位英雄，砸了他们的英雄，恐怕会激起反清情绪。朝鲜政府似乎也看清了这一点。乘袁世凯服丧之机提升朴定阳，相信李鸿章会予以谅解。　　　

　　袁世凯回到朝鲜任上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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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山雨欲来（1）　　　　　　　　　

　　山雨欲来　　　

　　李鸿章一再指示袁世凯，“要注意日本的动向”。　　　

　　袁世凯从大鸟公使那里得到的印象是，“日本对中国极其友善”。这是他把同大鸟圭介个人的关系与同日本政府的关系混同了。　　　

　　袁世凯将朝鲜政府的请求和他的意见电告本国。日期是6月1日。　　　

　　这一天，日本公使馆书记官郑永邦会晤袁世凯。　　　

　　郑永邦，这是个中国名字，但他是纯粹的日本人，并且是日本的外交官。他的祖辈从中国来到长崎，几代人都以“通事”①为业。袁世凯会见郑永邦时，总觉得格外亲切。　　　

　　代理公使杉村深知袁世凯的这种心情，故意让郑永邦同他接近。杉村认为，郑永邦的话容易为袁世凯所接受。　　　

　　“血浓于水”，这一古老的信念，在袁世凯的意识中是存在的。他认为身上流着汉族血液的郑永邦，不会做出损害祖先的祖国——中国的事情。他甚至还以为，郑永邦肯定会瞒着上司采取一些有利于中国的措施。　　　

　　明治初年，正是日本国家意识高涨的时期。身上流着外国人血液的郑永邦，绝不似袁世凯所想象的那么单纯。郑永邦正因为有这么个姓，所以才更想当一个比谁都爱国的日本人。　　　

　　他会晤袁世凯，是把日本的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他清楚自己的使命：利用袁世凯对他的亲近感，摆布袁世凯，使之做出符合日本利益的事情。尽管同袁世凯会晤时也表示一些亲密，但他忘不了上司交给他的任务——让中国出兵。　　　

　　如果清廷接受朝鲜的派兵请求，那么，根据《天津条约》，日本也可以出兵。所以，日本非常希望中国表明出兵的态度。中国方面害怕惹出日本大量派兵，以至引起军事冲突，所以对朝鲜的请求总是采取慎重的态度。袁世凯想预先了解一下日本对中国出兵作何反应。他知道，直接去问日本外交官，人家是不会说出真情来的。　　　

　　袁世凯盼望着郑永邦。　　　

　　恰好在这时，郑永邦上门来了。他问道：　　　

　　“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出兵？”　　　

　　“《老子》一书中不是说过：‘兵乃不祥之器。’用兵必须十分慎重，否则……”袁世凯抑制住激烈的心跳，说道。他真想说，现在正担心日本的态度呢。　　　

　　“朝鲜国内，已经没有制伏东学军的力量了。东学之乱这么长期地拖延下去，对商业贸易也会有妨碍。中国商人在这里不少，日本商人近来也明显地增多了……日本方面，不论什么情况，都希望朝鲜的内乱能够平息。朝鲜若能靠自力平定内乱，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自身力量不够，哪个国家支援它一下，我认为对日本也是有利的。”郑永邦说道。　　　

　　“怎么，你似乎在催促我出兵？”　　　

　　“我真想催促你一下！”　　　

　　“即使你不说，我们也有这种准备。”　　　

　　“噢，准备了？”　　　

　　“嗯，随时都可以发兵……朝鲜恢复和平、能够做买卖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噢？这是真的吗？”　　　

　　“东学党本是一群乌合之众，但他们的领导人里有几个比较难对付，所以才取得一点点胜利。而且，朝鲜政府军也太软弱了。一般说来，军队是打胜不打败……东学军败上一次，就将不可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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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山雨欲来（2）　　　　　　　　　

　　“真希望他们快点儿完蛋！”　　　

　　“刚才我不是说那个日子不远了吗？哈哈哈……”　　　

　　袁世凯竟把相当重要的机密泄露给别国公使馆的书记官。　　　

　　郑永邦回到公使馆，立刻把这消息报告给杉村代理公使。　　　

　　“干得漂亮！”杉村满意地点头称赞，“用不用我明天亲自去一趟，再确认一下？”　　　

　　郑永邦在袁世凯的头脑里打上一个印象：中国出兵朝鲜，日本政府决不反对。那天，袁世凯向李鸿章报告了同郑永邦的谈话内容。郑永邦当时还故意发了几句牢骚：“日本国内闹得一塌糊涂，简直糟透了！”　　　

　　伊藤内阁和反对派之间在国会内外的攻防战日益加剧，确是事实。　　　

　　“日本国内多事，顾不上出兵。”　　　

　　“即使以《天津条约》为理由，派兵来朝鲜，顶多也不过是用以保护公使馆的少量兵员。”　　　

　　袁世凯又附上自己的见解，电告天津。　　　

　　日本主要报纸上的主要消息，当时由同文馆学生陈贻范、长德、桂绅、周自齐等人翻译。李鸿章把东京公使馆的报告同报纸消息的译文相互对照，体察日本的事情。自由党被政府收买过去啦，在野党六派攻击政府极其激烈啦，不知日本实情的人，仅从报纸来判断，也许会误认为内乱就在眼前。　　　

　　李鸿章根据袁世凯6月1日的电报，最后下决心出兵。　　　

　　次日，即6月2日，杉村代理公使为了确认情况，亲自会见了袁世凯。袁世凯发给天津的电报说：“顷倭署使杉村来晤，该意亦盼华速代戡，并询华允否。凯答，韩惜民命，冀抚散，及兵幸胜，姑未文请，不便遽戡。韩民如请，自可允。”　　　

　　全州失陷，一般人尚不得知，而杉村和袁世凯都已接到情报。杉村知道，朝鲜政府会采纳闵泳骏的主张，向袁世凯求援。　　　

　　“清廷肯定会出兵。”杉村确信如此，前一天向东京发电报说：朝鲜已向清廷求援。　　　

　　袁世凯同杉村面谈后，电告天津：“杉与凯旧好，察其语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　　　

　　这真是一个天下太平的轻松乐观的判断。　　　

　　东京。　　　

　　弹劾提案通过之后，或者伊藤内阁总辞职，或者解散议会，二者必选其一。6月2日，在首相官邸召开内阁会议，最大议题当然是解散议会。但陆奥外相读了杉村代理公使的电报后，认为这也是一个重大议题。他一手拿着电报，论述了出兵的必要性，阁僚全部赞成出兵。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有如下简略的记述：　　　

　　“……6月2日，我参加了阁僚会议。一开始就向阁僚们出示了杉村发来的电报，并陈述己见，说，如果中国往朝鲜派遣军队，不论用什么名义，我国也应往朝鲜派出相应之军队，以防不虞。这也是为了维持日、中两国在朝鲜之权力均等。阁僚们一致赞同此提案，于是，伊藤内阁总理大臣立即派人，请参谋总长炽仁亲王殿下和参谋本部次长川上陆军中将出席会议。当即决定，内阁总理大臣携出兵朝鲜案及解散议会案，直接进宫上奏，仰乞圣裁，尔后执行。”　　　

　　就在这天，伊藤首相携带解散议会和出兵朝鲜这两个重大决议案，陛见天皇。　　　

　　解散众议院的上谕，在当日下午四时送到议长手里。　　　

　　当夜，在外相官邸，召见林董外务次官和川上参谋次长，举行了以陆奥外相为首的三人会议。陆奥在《蹇蹇录》中，没有谈及这天晚上的秘密会议。林次官的回忆录以一种“事已过去，说也无妨”的语气，把三人的讨论归结于一点，即：不是如何去和平地平息事态，而是如何去掀起战火，如何获胜。　　　

　　此时，杉村的第二封电报尚未到达，所以，6月2日夜的三人秘密会议是在尚未确认中国是否出兵的情况下举行的。他们甚至没有把和平工作列入议程。　　　

　　这次秘密会议的重点是如何蒙蔽伊藤总理大臣。往朝鲜派兵，伊藤首相并不反对，只是不那么积极。作为首相，或者从他的性格来看，他不会做出强硬到底的姿态。李鸿章曾高度评价他这种政治姿势，认为伊藤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只要他在首相位置上，就可以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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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山雨欲来（3）　　　　　　　　　

　　伊藤博文绝不是和平主义者，他是地道的明治时期的政客，是国权扩大论者。只是在扩大的具体方法上，他认为不可过于强硬。出兵，伊藤首相是赞成的，但大量派兵，他也许不会应允。　　　

　　这时，在朝鲜，日、中两国的现有势力，仍然是挥舞“宗主权”的清廷要强些，因此，陆奥也认为是“失掉平衡的日、中两国在朝鲜的权力之争”。　　　

　　在阁僚会议上，他表示要维持对朝鲜的日、中两国的权力均衡。伊藤首相所希望的，是保持两国势力的平衡，而陆奥外相的本意却是想来一次逆转。他的奋斗目标不是“赶上”，而是一鼓作气地“赶过”。同样的国权扩大论，但伊藤是逐步升级的阶段主义者，对于搞什么逆转之类的极端政策，恐怕是不会赞成的。　　　

　　派出的兵力，三个人的结论是需要六千至七千人，而大鸟公使认为保护公使馆和侨民只需要五百到一千。可见，在规模上有很大出入。　　　

　　清政府的军事情报，已掌握在川上次长手中。为平定东学军，估计清政府派兵不会超出五千名。　　　

　　日本出兵，可能要同清军发生冲突，那就应派出在第一次交火时足以制胜的兵力。清军必然求和。假如清军虽败北而不求和，继续增援，日本就再派遣一个师团，在平壤附近再胜一次。那时，清军非讲和不可。以朝鲜为舞台的日中战争，日本参谋本部多少年来一直在研究。小川又次少将的《清国征讨策案》，七年前就完成了。因此，第一阵的兵力马上就决定下来。　　　

　　“又是六千，又是七千的，这个数字让总理听到，他会大吃一惊！”陆奥很担心。　　　

　　“他能那样吗？”川上次长稍稍思索了一下。　　　

　　“他是位和平主义者。”　　　

　　“那么，这么办吧——”川上想出一个好主意，“对总理就说派出一个旅团。”　　　

　　“一个旅团，人数是……两千人吧？”　　　

　　按照当时的陆军编制，一个旅团大约是两千人。　　　

　　“哈哈哈……”川上参谋次长笑了，“阁下对军队的编制是门外汉，总理也不例外。不错，旅团的建制兵力是两千，但有一种混成旅团，可以增加到七八千人。”　　　

　　“若是总理问到兵力呢？”　　　

　　“就用一个旅团应付他。至于旅团的编制，就说事关军务，听由军部处理。”　　　

　　“有道理……”　　　

　　陆奥外相十分佩服这条妙计。　　　

　　李鸿章向丁汝昌下令，让“济远”、“扬威”二舰开赴仁川，日期是6月4日（阴历五月初一）。同时，又命令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选拔淮军精兵一千五百名，乘招商局轮船，开赴朝鲜。　　　

　　同一天，汉城的杉村代理公使很快就获得情报，向东京发电报：“为何不火速派兵前来？！”　　　

　　这时，朝鲜政府严密封锁着全州失陷的消息，所以，一般日本人还奇怪朝鲜政府为什么要招威胁独立的援军前来，于是，有人胡编了答案——袁世凯逼迫朝鲜国王乞求援兵。　　　

　　朝鲜求援的真相是，闵氏一族极其害怕东学军与大院君相勾结，所以善于察言观色的闵泳骏才去向袁世凯恳求。这一时期的袁世凯，被闵泳骏所动摇，被郑永邦和杉村所操纵，恰似一个马戏团的丑角。　　　

　　“小崽子，有把握吗……”下达了出兵命令后，李鸿章突然嘟囔了一句。　　　

　　风满楼　　　

　　伊藤博文这时已是政界的元老，而山县有朋则是军界的元老。　　　

　　“两个老糊涂。”少壮派官僚们这么称呼伊藤和山县，尽可能蒙混他们。像“一个旅团”之类，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德富猪一郎的《苏峰自传》里有这么一段：“甲午战争不是老一辈人发动的，而是年轻人掀起的。在内地是川上（参谋次长），在北京是小村（公使）。而陆奥（外相）等人，巧妙地捉住了时机，巧妙地操纵了伊藤、山县等大人物。”　　　

　　林董的回忆录中，也有可以证实这些情况的插话。　　　

　　德富苏峰（即德富猪一郎）说是年轻人“操纵”了大人物，其实，用“蒙混”之类的说法似乎更恰当些。派遣兵员巧妙地蒙混过去了，但是，要长期蒙混下去却非常困难。于是，想出了一个使老糊涂们无法插嘴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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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山雨欲来（4）　　　　　　　　　

　　这就是设置大本营。　　　

　　6月5日，在参谋本部内设置了大本营。关于往朝鲜派遣混成旅团的事，也获得天皇批准。　　　

　　动员及各种计划，均属“统帅事项”，由大本营直接决定，虽内阁总理大臣也无权过问。这样，伊藤首相在战争进行上就成了局外人。　　　

　　按理说，应当依据“战时大本营条例”，在宣战之后才能设置大本营。明治二十七年6月5日那一天，日本还没有宣战，所以，这时设置大本营应该说是违法的，但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明知这是一种违法勾当的，恐怕只有川上中将等，也就是强行设置大本营的少数几个人。　　　

　　设置大本营两天后，6月7日，陆军省和海军省禁止报纸、杂志报道军机。　　　

　　海军省只是在陆军省禁令中的军队二字之上加了“军舰”二字，其他文句完全相同。当时的海军大臣西乡从道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