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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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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伞！ �
西太后高兴极了。
秦始皇在渭水南岸上林苑建造的阿房宫，是东西约七百米、南北约一百二十米的大型楼阁，作为人工工程，可算是难以想象的规模。但是，这个工程因秦始皇死而未竣工。
阿房宫有其名，实际上并未完工！
听了这个报告，西太后放声大笑：我的万寿山超过未竣工的阿房宫，我的名字将与万寿山永存。
她满意极了。
“军队这下子全完了！”得知万寿山工程的决定之后，李鸿章自言自语。他认为：该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虚虚实实
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关于中日两国在朝鲜的立场，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作了如下阐述：
“……而日清两国于朝鲜如何维护各自权力，几乎达到冰炭不相容之地步。日本自始便认为朝鲜为一独立国，试图断绝历来存在于清韩两国间之暧昧宗属关系。与之相反，清廷以畴昔关系为根据，大方表白朝鲜为其属邦。其实，清韩关系在普通公法上尚欠缺确定为宗属关系之必要因素。虽如此，清廷仍力求在名义上承认朝鲜为其属邦。”
陆奥用“冰炭不相容”来形容，可见两国关系已经到了何等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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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北洋人（3）
袁世凯清楚地认识到，东邻强国日本妨碍他执行任务。他企图排除这种妨碍，是理所当然的。陆奥的著述中有这样的评价：“……袁世凯乃年壮气锐之徒，热望排除日本之妨碍，并非无理者也。”
袁世凯对自己的立场、任务认识得很充分，但对日本却缺乏了解，而且未能觉察到这种缺乏，以致酿成悲剧。关于日本国情，袁世凯之所以认识不足，或许应该说是历届驻日公使徐承祖、黎庶昌、李经方、汪凤藻等人及公使馆成员的责任。袁世凯本人到日本短暂访问过，但头脑中的印象也基本来自驻日公使馆。
笔者从老一辈华侨那里听到过那个时代的事。当然，这些老一辈华侨也并非亲身经历，而是从他们的长辈那里听来的。据说，驻日公使馆的人们根本不把华侨放在眼里。神户、横滨、长崎等地，有为数众多的华侨。中国不是条约国，没有侨民居住地，他们同普通日本人杂居，整日厮混在日本人中间。日本的实情，他们确有切身体会。然而，从祖国来的公使馆官员们都不从华侨这里吸取宝贵经验。
封建中国有极端的“官尊民卑”习俗，而清廷官员对华侨更有一种偏见：抛弃祖国，逃到外国的不可信赖之辈。把华侨的谈话、意见作为参考，清末的官僚们连想都不曾想过。
后来，孙文等曾被清廷视为叛逆的革命家们，在日本开始了秘密活动，所有的华侨都成为热心支持者。孙文曾说：“华侨乃革命之母。”
在东京的公使馆，主要把报纸、公文等“情报”发回本国，就算是外交官工作。这类情报，绝不是有血有肉的活情报。
“万寿山工程”在北京动工时，日本正处于发布宪法的前夕。
实现立宪政治，在清朝官僚的眼里，认为是朝廷实权的下降。朝廷就是政府，立宪会使政府的领导权力削弱，这是最普遍的看法。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文部大臣森有礼被刺，于是，有人认为日本治安有问题。内阁中有长州阀、萨摩阀之争，政界的派系斗争也很激烈。萨摩阀里又分为改革党、调和派、岛津党三派，报界把他们的丑闻逸事大加宣扬。“照这样下去，日本哪里还谈得上舆论统一！”只要读报，就会有这种感觉。清公使便把这种感触传达给本国，本国再转告朝鲜的袁世凯。
生活在日本人中间的华侨却深知日本人的性格。表面看来似乎是舆论分裂，实际上，当国家利益明确要求一致时，日本人会一致团结起来。而且，他们的尚武气质是可怕的。但是，华侨们没有报警的门路。
正像陆奥宗光指出的，清廷的意图是既然无法确保朝鲜为属邦，哪怕在名义上维持一下宗主国的体面也行。
据《清史稿》记载，清政府的属国有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暹罗①、南掌①、苏禄、廓尔喀、浩罕②、坎巨提③等十国。不仅朝鲜，以琉球为首的其他属国也没有让清廷驻军的先例。清廷只派去册封使，不直接干预统治之事。所谓宗主国，本来是空有其名。接受册封后才允许与中国通商，所以不得不采取这种形式，可以称之为东亚方式吧。到了19世纪，带有西欧式国家观念的列强侵入亚洲，问题就麻烦了。
现在哪怕是仅仅保持名义上的统治，也不可能了。袁世凯的任务是把已经难以维持的名义上的宗主权尽可能地延长，再延长。
派朴定阳去美国时，朝鲜政府曾向袁世凯保证“递交国书之后立即归国”，这才取得“全权”头衔。然而，朴定阳于1887年11月到达华盛顿，递交国书之后迟迟不归。
为了向全世界显示朝鲜的独立自主，朴定阳的任务是尽可能在华盛顿待下去。与之相反，为了强调对朝鲜的宗主权，必须尽快让朴定阳归国，这是袁世凯的任务。
袁世凯向朝鲜政府施加压力。
“是美国方面一再挽留。”朝鲜当局这样推脱。
“挽留也时间太长了，究竟办些什么事？”
“这可不知道，离那么远，又不大了解美国的情况。”
“同美国不可能有麻烦的谈判，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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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北洋人（4）
袁世凯瞪大了眼睛，他想说：如果有，就可能是对中国的阴谋。
“谁知道有什么事，一直没接到报告。如有大事，会报告的，看来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
“重大事情也有不便报告的，报告了也有对我隐瞒的。”
“不，绝无此事。反正朴定阳是使用大清帝国的年号与美国政府往来函件，这事有过报告。”
“大清的年号？”袁世凯苦笑了。
原封不动地使用某国的年号、历法，就表示是那个国家的属国。“光绪”是清廷年号，使用它就证明服从清廷。朝鲜领议政沈舜泽致函俄国公使韦贝时，写的是“大朝鲜开国”，这就表明没有服从清廷的意思。
不过，这种习惯只限于东亚。用清光绪年号，译成英文时便改成西历，所以用用无妨，这也许是朝鲜政府应付袁世凯的作战手段。
朴定阳在美国滞留一年。这期间，袁世凯在汉城不断地施加压力，而朝鲜政府以美国政府挽留、本人患病等种种借口，一拖再拖。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年之后，朴定阳却“因病”归国了。美国方面大为惊讶：“为什么全权公使才一年便归国？”
而清廷则责备：“为什么竟停留一年多？”
坚持一年，是朴定阳的功绩。除了公函上使用光绪年号之外，他在华盛顿完全以一个独立国家的外交官身份东奔西闯。
对于三项附带条件，第一项硬着头皮不予理睬。第二项则自然解决，因为席次一般由美国方面安排，大都是按照英文字头或到美赴任的顺序，KOREA当然在CHINA之后，而且朴定阳比张荫桓晚到美国两年。第三项用没有重要事项一推了之。
朴定阳有功劳！朝鲜各界对他的评价很高。
1888年11月，整整一年之后，朴定阳才勉强离开华盛顿。回到本国，袁世凯会如何发怒，他心里一清二楚。
朴定阳归途绕道日本，又停留四个月，才好不容易返回汉城。时为1889年3月。
“应追究朴定阳的罪责！”袁世凯主张。
朝鲜政府的处境非常尴尬。朴定阳一年多的外交活动，功绩显著，本应给予奖赏，提升为外署督办（外交大臣），可袁世凯却坚持要惩处他。郑秉夏和闵种然两人向袁世凯求情，袁世凯毫不退让。朝鲜方面哪里还敢提升朴定阳。
清廷外交的真正实权者李鸿章主张解除朴定阳现职，而驻在朝鲜的袁世凯则主张重罚，想狠狠地整一整朝鲜，免得以后再搞“自主外交”。
这时，朝鲜已不是十年前的朝鲜了。它已经看清，借助列强——日本、俄国之力，可以踢开清政府的压迫。不管袁世凯的眼睛瞪得多么圆，俯首听命是办不到了。朝鲜要一步一步地、扎扎实实地积累自主的实绩，然后达到真正的独立。
“要实现朝鲜的夙愿，完全独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免不了遭受苦难，必须有流血牺牲的决心才行。”
说起来颇有讽刺性，李鸿章派去的外国顾问德尼一伙人，竟成了帮助朝鲜抵制清政府的参谋。
“升他为外署督办，就目前情况来看，对清廷刺激太大。顶好给他一个无关紧要的官职。”
“什么呢？”
“副提学之类。”
“这怎么能算提升呢？”
“总比撤职强吧！”
在朝鲜宫廷里，这些参谋们面授机宜。
关于朴定阳问题，袁世凯同主子李鸿章之间想法上多少有差别，德尼等人提醒在这里做文章。于是，朝鲜政府任命朴定阳为副提学。这是教育方面的官职，离政治外交的旋涡较远。让他暂居此位，以后再伺机提升。
德尼等人曾久居中国，对中国的事情了解得相当透彻。但是，东亚人心理上的微妙之处。他们仍未掌握。
李鸿章的怒气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
在儒教体制下，教育方面的职位绝不是什么闲职，而是要职。一个必须惩办的人反而担任要职，这大大地损害了清廷的体面。
袁世凯向朝鲜政府提出指责，回答是“不过循例而授，并非别有意见”。
袁世凯不答应，要会见国王。国王以患病为由，不予接见。患病的不只是国王，当事人朴定阳也称病闭门不出，连赵太妃也病了。太妃生病，国王更有了借口。但是，长此下去，仍不能解决问题，无奈，国王接见了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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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北洋人（5）
“关于朴定阳的问题，殿下听说了吗？”见面时，袁世凯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
“听说过。”朝鲜国王李熙答道，“朴定阳没有按规矩办事，这很不好。我也觉得非常遗憾。不过，非惩处不可吗？”
“那三项附带条件是殿下批准的，非常明确，可朴定阳到达华盛顿后根本没打算执行。我为此多次交涉、敦促，迄今已过两年，仍不见解决。殿下也曾说过：待朴定阳归国后，一定给予处分。可是，朴定阳已经被授予都承旨品级，就任副提学要职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授予他都承旨品级，只是按照序列而已，绝不是提升。”
“他是有罪之身，为什么还要授官？关于此事，我数次函请殿下注意，难道没看过？”
“都已读过。关于此事，请阁下多多周旋，不要过分追究，拜托！”
“不追究事情就完不了！殿下究竟抱什么态度，请明确表示一下。”
袁世凯穷追不舍，弄得国王张口结舌，无法回答。
袁世凯正了正身子，郑重地提议：
“像这么通过翻译，可能会产生误译或误解，最好以笔代言，以求准确。”
“也好，那么就……”
国王命令身边宦官取来纸笔。宦官退下不久，从屏风外面进来一个少年宦官。
“启奏陛下——”
“什么事？”国王问。
“诸位大臣说，朴使（定阳）问题不宜落在纸上。”
显然，是屏风后面的大臣们派他禀奏的。
“关于处分问题，今后将进行讨论，不应留下书面凭证。”屏风后面，数人齐声说道。
在朝鲜生活的时间已经不短，袁世凯能听懂简单的朝鲜语。
“王沉吟久之——”袁世凯把当时的情景报告给李鸿章。
“有这么多人听着，用不着笔谈吧。”国王无可奈何地说道。
“得不到殿下的明确答复。我不能回去！笔谈又有何妨？不是一样吗？”
国王只好命人取过笔纸，但他让闵泳韶代笔，可能是提防万一。
国王在笔谈中躲躲闪闪，避过袁世凯的锋芒。尽管是这样毫无内容的笔谈，袁世凯虽再三要求，连一份抄件也没得到。可见，朝鲜政府多么谨慎。
袁世凯之所以没有强夺笔谈原本，应该说是学会了控制自己。若在几年前，他早就一把夺过来了。
他能如此控制自己，是李鸿章的劝告起了作用。袁世凯在朝鲜的一言一行，都引起各国外交官的恶评。每逢有事，表示朝鲜是清之属国时，必然由袁世凯出面，这是他的任务。恶评越多越说明他在认真地执行任务，不过，由于年轻任性，做得过火之处也颇为不少。
汉城的外交官集会，袁世凯往往不出席，大都是唐绍仪代他前去，以表示他绝非一般的外交官。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不是对等关系，他的官名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不用“外交”二字，含混其词地用了个“交涉”，为的就是强调清廷的特殊立场。所以，袁世凯从来不与外国公使打交道，他的任务就是要显示不与他们同伍。
袁世凯究竟有多大的权限呢？各国公使开会，他只派翻译出席，自己从来不与别国外交官采取同一行动，并任意出入朝鲜宫廷。是普通的办事大臣，还是钦差大臣身份的公使？对此，美国驻中国公使接到本国训令，向清政府提出质问。
李鸿章的答复是：“朝鲜是中国的属邦，派到那里去的袁世凯，既可与朝鲜政府直接交涉，又有与各国公使同等之权力。是否出席会议，由他判断决定。贵国质问，不是多此一举吗？”
李鸿章为袁世凯声援助威，但因为恶名太大，所以又叮嘱他“切莫操之过度”。
关于朴定阳的问题，适可而止，也是袁世凯听从李鸿章的叮嘱而采取的自制措施。
朝鲜政府往美国派遣朴定阳的同时，还把沈相学派到欧洲去。他得了病，这病似乎不是政治性的。代替的是赵臣熙，到达香港之后，他突然患了“政治病”。
赵臣熙抵达香港时，正值闵泳翊途经该地。听说袁世凯强烈主张处罚朴定阳，赵臣熙感到很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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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北洋人（6）
照目前情况，去伦敦和巴黎，不理睬当地中国公使，必然要落个朴定阳的下场。此行的本意是搞一次独立自主的示威，如果会同清政府公使去递交国书，就反倒成了宣扬朝鲜是清的属国，岂不是没完成任务？
赵臣熙没有朴定阳那种勇气。他左思右想，终于以患病为由，从香港折了回来。
朝鲜政府又任命朴齐纯为五国使，接替赵臣熙。五国使就是兼任英、德、法、俄、意五国的公使。
朝鲜政府要求清廷取消三项附带条件，起码把第一项取消。特派卞元圭去天津向李鸿章求情，但没有成功。因此，朴齐纯虽被任命，却终于没能成行。
赵臣熙溜回国是1890年正月。在那前一年，袁世凯获得了“钦差”的头衔。不管外国对他的评价怎么不好，李鸿章总是庇护着他，说：“外国对他评论不好，正说明他忠于职守。”
“同俄国公使交往尚欠圆滑，须注意自己的缺点！”袁世凯接到了李鸿章的警告，因为驻俄公使洪钧给李鸿章的报告中提到：“俄国外交部对袁世凯怨言颇多。”
对此，袁世凯辩解说：
“我同俄国公使为陆路通商条约打了几次交道，表面上还算过得去。俄国公使举行宴会时，故意不悬挂我国国旗，实属非礼。而我国大婚（光绪帝结婚）招待宴时，仍悬挂了俄国国旗，以示我国之宽宏大量。”
清朝的国旗是黄龙图案，三角形，1889年改为长方形。黄龙三角旗用于商船，一直延续下来。
警告并非谴责，李鸿章是希望袁世凯再多一点柔软性。
袁世凯被“赏加二品衔”，就是说，享受二品官的待遇了。由此可见，袁世凯屡受主子警告，只不过是爱护之余的插曲罢了，实际上认为他的政治行动是正确的。
这年，中国驻日公使换成李经方。
李经方是李鸿章的长子，但不是亲生。起初，李鸿章无嗣，过继了胞弟之子，就是李经方。收了养子之后，却接连不断地生了许多男孩。另有一说：李鸿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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