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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峰山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清军终于放弃成欢阵地，退到公州。　　　

　　日军也不敢穷追，因为平壤那里已经集结了清军的大部队。大岛少将下令不再追击、返回汉城时，已是8月5日。　　　

　　撤退到公州收容阵地的清军，迂回北上，到达平壤，几乎花费了一个来月的时间。然而，叶志超却向本国谎报：杀死日军数千，大获全胜。　　　

　　如果从前线接连不断地发来电报，那么，不管谎报多么巧妙，也要露出马脚，终将真相大白。但是，近来由于日军阻碍架线，电报断绝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李鸿章，居然相信了这个谎报，尽管时间不长。当然，只要是人，谁都更愿意相信对己有利的结果，恐怕李鸿章上了这个“大胜利”的当也无可厚非吧。　　　

　　成欢胜利的捷报，继丰岛海战之后，传到了日本。海陆双胜利使日本国民狂喜。　　　

　　但是，成欢之战对于日军来说，也并非轻而易举。在朝鲜，日军最苦恼的是没有可靠的兵站。征发役伕、马匹或粮食时，没有朝鲜政府的正式函件，当地不予调度。而朝鲜政府的公文，不知为何，迟迟到不了日军手里。日军只能携带一天口粮，东奔西走。因征用不到伕马，耽误了出发，古志正纲少佐引咎自杀。　　

　　日本说的应朝鲜国王之请、为护卫大院君而进入王宫，不过是一种托词而已。尽管大院君本人并不十分起劲，但还是被日军抬举出来。日军认为，大院君对闵氏一族有复仇之心，是应当利用的。不料，大院君在日军刀枪逼迫之下，也没有轻易地指示朝鲜政府发出要求牙山清军撤出阵地的公文。相反，他躲开日军的监视，偷偷向平壤的清军传递汉城现况的情报。　　　

　　7月25日，大鸟公使向东京报告，说他接到了朝鲜政府的一封公函，让代替朝鲜政府要求清军撤出牙山阵地。　　　

　　在朝鲜政府的档案里，并没有找到这篇公文的底稿。　　　

　　7月24日，朝鲜国王发出诏书，把全权委任给生父大院君。大院君首先着手做的，就是惩处闵氏一族。这次，一反朝鲜政府历来的做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决定了对闵泳骏、闵炯植两人的处置——远方恶岛安置。　　　

　　对留守江华的闵应植处以“绝岛定配”，对留守开城的金世基处以“远方恶地定配”，对庆州府尹闵致宪处以“远地定配”。　　　

　　同样发配，也有远恶岛和绝岛之差，远恶地和一般远地之别。至于安置和定配的差别，不甚明了，可能安置的处分重一些。　　　

　　新政府的首脑是金宏集，金允植和鱼允中也是最有权势的成员，人们谓之“金鱼内阁”。逃亡海外的反闵派、进步派人物被召还，委以重任。亡命日本的朴泳孝等人，终于获得被起用的机会。　　　

　　对于处分闵氏以外的事，朝鲜新政府却依然是慢慢吞吞。因为处罚闵氏一族，纯属内部问题。而且，闵氏时而亲日反清，时而亲清反日，态度暧昧，只有对靠近俄国非常热心。因此，关于处分闵氏一族，不论是日本还是中国，都不过问，新政府觉得很放心。　　　

　　至于其他的事，问题在于目前还无法断定日、中两国谁胜谁败。也不能不考虑，万一清军得胜复归汉城怎么办？或许大院君心里早就打好了算盘，到那时候就说：“我是被日军绑架出山的。日军用刀枪逼着我，不得已才出来执政。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做了相应的抵抗……例如……”　　　

　　这“例如”就是大鸟公使要求朝鲜政府替日军把牙山的清军击退，大院君虽然没有拒绝，但有意延误时间。　　　

　　这就是向日军抵抗的证据。后来，尽管大鸟公使拼命催促，朝鲜新政府仍迟迟不发公文，原因就在于此。　　　

　　在日军已向牙山进发之后，朝鲜新政府才发出公文。有人说大鸟公使硬把公文上的日期改成日军出发之日，这是比较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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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海陆初战（6）　　　　　　　　　

　　朝鲜政府的档案中没有上述公文材料，可能是害怕日后清政府检查，有意不归档。　　　

　　东京接到大鸟公使关于弄到了朝鲜政府公文的报告，在7月28日上奏明治天皇。天皇问伊藤首相：　　　

　　“朝鲜政府有这样的委托文件，应该怎么办？预先发出过训令吗？或者向公使交代过？外交大臣发出过什么训令？对朕说明！”　　　

　　这可以理解为天皇不赞成攻击牙山的清军。　　　

　　伊藤首相领会了天皇的心意，便指示陆奥外相和参谋本部中止对牙山的攻击。　　　

　　然而，陆奥却把中止攻击的命令扣押了。　　　

　　“这次战争是大臣之战，不是朕之战。”明治天皇提出异议，并拒绝派敕使去伊势神宫和孝明天皇陵祭祀祖先，禀明开战。天皇又说：“这种事情，不是朕的本意，不能向上苍神明禀告。”　　　

　　攻占汉城王宫，丰岛海战，理由都是因为对方首先开枪开炮。公开发表的消息都是如此，大多数国民也信以为真。可是，认真分析一下，朝鲜护卫兵和中国舰队是不可能首先开火的。于是，唯恐别人看出破绽，又制造出一个怪论：王宫护卫兵很可能是些穿着朝鲜服装的清兵。　　　

　　这时，日本宪法已经公布。君主立宪制是天皇在内阁的辅弼下管理国政，所以，天皇反对开战，却无法制止。　　　

　　仓皇北上　　　

　　明治二十七年8月1日，日本宣战。宣战诏书登载在次日的官方公报上。　　　

　　“天佑保全，践万世一系皇祚之大日本帝国皇帝，诏尔忠实勇武之众：朕于兹对清国宣战。朕之百僚有司，善体朕意，宜从陆上、海面，从事对清作战，以达国家之目的。倘无悖于国际法之限，应发挥全能，尽一切手段，以期万无疏漏……”　　　

　　破题之后，诏书接着述及开战的理由：日本出兵是根据明治十五年的条约规定，目的在于确保朝鲜治安，维护东洋全局和平，而中国始终妨碍，派大兵于韩土，击我舰于韩海，罪状昭然。　　　

　　诏书结尾说：“事已至此，朕一贯以和平为念，为向中外宣扬帝国之光荣，不得已而公开宣战，望尔忠实勇武之士，迅速进军，恢复和平，以期保全帝国之光荣。”　　　

　　清政府的宣战布告也在同一天发出。日期用阴历——光绪二十年七月一日；阴阳历之间恰好差一个月。　　　

　　中国皇帝的宣战上谕说：　　　

　　“朝鲜为我大清藩属二百余年，岁修职贡，为中外所共知。”　　　

　　开头先强调了宗主藩属关系，接着叙述为戡定朝鲜内乱而出兵之正当性，然后责难日本出兵，说：　　　

　　“各国公论皆以师出无名，不合情理，劝其撤兵，而日本竟悍然不顾，更陆续添兵。朝鲜百姓及中国商民，日加惊忧，是以添兵前往保护。讵行至中途，突有倭船多只，乘我不备，于牙山口外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运船，变诈情形，殊非意料所及。该国不遵守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衅由彼开，公论昭然。”　　　

　　表示中国朝廷已多方努力，做到了仁至义尽，但日本政府一意孤行，不得已而开战，特布告天下。　　　

　　这时，清廷正在庆贺叶志超谎报的牙山大捷，以为真的杀了日军两千人。宣战后两日，赏给叶志超部队银二万两。　　　

　　叶志超是安徽合肥人，与李鸿章同乡。投身于李鸿章创建的淮军后，随刘铭传征讨过捻军。升为总兵后，在淮城之战中受伤。为人善辩、倔强，被视为有才有胆的人物，至少他的主子是这么看的。　　　

　　叶志超在保定、新城当过军队的总兵，后晋升为直隶提督。在京城范围内任师团长，一般来说可算是军中的最高要职了。当然，他是李鸿章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以直隶提督驻扎在山海关，朝鲜风云告急时，被派赴牙山，可见李鸿章多么信任他。但这次，却是李鸿章的一大疏漏。　　　

　　叶志超是个自以为是的军人。　　　

　　李鸿章的作战意图是集结大军于平壤，与汉城的日军相对峙，因此，想让汉城之南的牙山的叶志超军队从海路转移到平壤，而叶志超竟拒绝执行命令。　　　

　　战时，野战司令对情况最为了解，本国所发出的指示有时可以不执行。但是，把牙山的驻军调往平壤，是一个战略问题，叶志超居然抗拒，可见他多么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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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海陆初战（7）　　　　　　　　　

　　叶志超认为，从海路向北转移是危险的，不如在牙山原地不动，以便截击北上之日军。在成欢溃败的叶志超军队最终还得去平壤。陆路上也必须避开汉城日军，迂回行军。　　　

　　他们顺着清州、镇川、忠州、槐山、兴塘摸索前进，渡过汉江，再经堤川、原州、横川、狼川、金化、遂安、祥原，渡过大同江，好不容易才到了平壤。这次转移，足足花了一个月时间。　　　

　　整整一个八月，清军官兵跨越朝鲜的山山水水，向北行进。据记载，残军死于饥饿、疫病者相继。而叶志超却向本国报告说“大胜日军”。　　　

　　叶志超提督现在改变态度了。本国原来的战略方针是集结大军于平壤，那么他现在正遵照执行。只要结果相同，就不会被上级怪罪。而海路危险这一点，早由“高升”号沉没事件证明了。所以，他才从陆路去平壤。——这真是妙极了。　　　

　　成欢之战，胜利似乎是属于日军的，这一情况直到很久以后才搞清楚。宣战之前，驻日公使汪凤藻被召回国，当时日本方面的情报已无法送达天津和北京了。在日本，关于成欢之战中司号兵死时嘴里还含着军号不舍的故事，传遍街头巷尾。其实，这是上层领导集团有意识传播的。其他的战斗事迹也到处传扬着。　　　

　　“听说那个林泰曾夹着尾巴逃跑了，从前不就是他吹牛说海军的事交给他没错吗？”　　　

　　“听说‘济远’的管带方伯谦之流，在日本军舰的大炮打来时，竟钻进船舱里面，哆哆嗦嗦地抖个不停！”　　　

　　“听说一边哆嗦一边喊‘挂白旗’，‘快跑’！”　　　

　　“听说大副和二副站在舰桥上，等着开炮的命令。冲他喊‘快下命令呀’，他却从船底回答：‘挂白旗！’”　　　

　　“真是笑话。”　　　

　　“哪里是笑话，大副沈寿昌阵亡了！”　　　

　　“平常总说北洋海军怎么怎么强，耳朵都听出茧子了，如今那个海军跑到哪儿去了？”　　　

　　“光吹牛！”　　　

　　“现在的世道，净是那些能说会道的家伙占便宜，不吹牛就吃亏。”　　　

　　“听说叶志超那位将军也全靠嘴支着。”　　　

　　“可不，听说其实在牙山打了败仗……这话可不能声张……听说让日军给打个落花流水！”　　　

　　“一点不错，从上海来的朋友也这么说。”　　　

　　——上海外国人方面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和天津，与中国官方制造的情报相差悬殊，人们宁愿相信从上海传来的消息。　　　

　　这时候，李鸿章似乎也觉察到叶志超那封唯一的电报有点可疑。留在汉城的唐绍仪终于从英国领事馆逃出，回到天津，“我在仁川听说……”唐绍仪来了句开场白，接着讲了两万日军进攻牙山清军，清军寡不敌众，战事不利，死伤甚众。叶提督下落不明等情况。　　　

　　日本人嘴上传颂的是司号兵等战斗事迹，与之相反，在中国却专门谈论清军的败绩。　　　

　　清朝皇帝可能也发觉了情况大有可疑，于是在8月5日，用电报严谕：关于战事的报告，“不得有片词粉饰”。　　　

　　次日，李鸿章给北洋舰队司令官丁汝昌拍去严厉的电报：“振刷精神，训励将士，使之放胆出力。”　　　

　　电报中痛斥林泰曾、方伯谦的遁走，这事成为外国人的笑柄，流言遍及京城。　　　

　　不久前北洋海军还是中国的骄傲，但转瞬间一落千丈，现在竟成了人们的笑料。　　　

　　丁汝昌也很头疼。为加强北洋海军的军费被挪用了，而对方是西太后，任你是谁也有苦无处诉，当然，海军内部也存在问题。　　　

　　北洋海军总帅丁汝昌，与李鸿章一样，是安徽人，深得李鸿章信任。宰相的信任，对于军队首脑来说，是巨大的资本。丁汝昌得到了上级的青睐，和下级却搞得不甚融洽。北洋海军的高级军官大多是福建船政学堂出身的福建人，形成了一个较强的派系。也许不应当称之为派系，因为叫派系，就得有一个与之相抗争的集团，但北洋海军的福建派并没有对立派。若说有对手，也不是一个集团，而是丁汝昌个人。　　　

　　海军如此，陆军的人事关系也相当复杂。按理说，李鸿章派系的军人同在一个锅里吃饭，本该有较强的友爱，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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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海陆初战（8）　　　　　　　　　

　　若在平时，即使有些问题，也不至于浮出表面，随时就解决了。首脑人物驻在各自的防地，见面的机会也很少。战事发生了，部队都集中到平壤，试想那些各霸一方的军官们整天频频接触，不发生问题才怪呢。　　　

　　清政府派到平壤的兵力是二十九营：卫汝贵所率盛军十三营，左宝贵所率奉军六营，丰伸阿所率奉天盛军六营，马玉昆所率毅军四营。一营定员为五百名，总共一万四千余人。　　　

　　清军进驻朝鲜时，朝鲜民众曾夹道欢迎。时值盛夏，人们争相送茶，认为是“王师至”。　　　

　　这不能说明清军在朝鲜民众心里有多么高的威望，而是说明了日军在朝鲜被何等地憎恨。并非因为是清军才欢迎，他们欢迎的是能驱逐日军的军队。这是自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以来长期遗留的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绪。　　　

　　被如此真诚地期待过的“王师”，竟辜负了朝鲜民众。这是一批素质极差的军队，他们掠夺民财，役使壮丁，欺凌妇女。清廷文献记载：“朝民大失所望。”　　　

　　其中最甚者是卫汝贵的盛军十三营。　　　

　　淮军的部队多用带兵的将领名字来称呼。李鸿章的直系周盛波的军队叫盛军，其弟周盛传所统率的另一支军队叫传军；人们有时也称这两军为盛军。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周盛波、周盛传两兄弟已经去世，接替他们的是卫汝贵。他不是盛军系统的人，而是来自刘铭传的铭军。　　　

　　以将领的名字来称呼部队，在曾国藩的湘军里不曾有过，可见李鸿章的淮军比湘军更具有私人兵团的性质。　　　

　　卫汝贵颇成问题。事后查明，他曾侵吞军费，用作自己经营的当铺的本金。这种人的部下素质极差是不足为奇的。将领侵吞军费，部下仿效他，自然要掠夺。头领贪污，士兵的饷银就会迟发或克扣，待遇不好，军队胡作非为是难免的。　　　

　　本质不好的二十九营军队进入平壤以后，叶志超的败军六营又加入其中。这些残兵败将，一路上掠夺抢劫，无恶不作，简直像一团瘟疫，现在又传染给驻在平壤的清军，使之更加腐败。　　　

　　四军之将——卫汝贵、左宝贵、丰伸阿、马玉昆之后，又来了牙山败将叶志超和聂士成。另外还有江自康、夏青云等一营之长，他们也都自以为是将领。这样一群人，怎么可能不发生人事纠纷？！　　　

　　只有在一起喝酒谈笑时，他们之间的关系才融洽。“置酒高会”——这是当时清廷文献中记录的那些将军们的情况。　　　

　　大敌当前，竟然靠酒宴来维持彼此之间的和睦，清军已腐败到何等地步！　　　

　　将领不和，李鸿章也非常担心。　　　

　　太平天国战争时创建淮军，现在四十年已经过去了。张树声、周盛波弟兄等将领先后死去，现在李鸿章使用的已不是子侄辈，而是孙子辈了。他再也不能像淮军全盛时代那样，随心所欲地调动将军们，因为他们不是同他寝食与共的子侄辈，而是有着隔阂的孙子辈，在控制上就不能那么严厉。　　　

　　刘铭传倒是能控制这些山大王们，可是，这位老前辈卧病在床，不可能出马去朝鲜。　　　

　　倘若不自上压制，而是从横的方向来疏通，使各将领之间关系和谐，那只有李鸿章的幕僚、现任直隶布政使的周馥能做到。他缺少平壤将领们所具有的丰富的野战经验，因为他是文官。于是给了他一个“总理前敌营务处”的名头，派赴朝鲜。李鸿章指望他消除将领之间的龃龉，总理这一职务不是总司令官。　　　

　　李鸿章所怕的是前线的将领们“彼此观望，猜忌，军心涣散”。他认为，周馥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能为他防患于未然。可惜他不是军人，不能指挥军事，若是刘铭传出马，当然没有问题。但无论如何也得有个总司令，否则，平壤的军队就会成了一盘散沙。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