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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离我们有多远--中国艾滋病调查报告-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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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了指满地飞扬的书本：“你，你……” 豆豆把爸爸艰难地扶到床上，一边拾掇地上散乱的书本一边抽泣着：“爸爸，我错了！往后……我，我要好好……读书！” 爸爸笑了笑，问：“豆豆，今天的课文你背了没有？” 豆豆点了点头：“爸爸，我给你背行不？” 爸爸眨了眨眼睛：“你……你背……背了就行——” 豆豆当着爸爸的面，开始背诵《一个村庄的故事》。豆豆的声音那么稚嫩，那么忧郁，似乎浸着泪水： “在一片河坡上，早先有一个很像样的村庄。村子里住着几十户人家，家家户户都有一两把锋利的斧头。谁家想盖房，谁家想造犁，谁就拎起斧头到山坡上去，把树木一棵棵砍下来。就这样，山坡上出现了裸露的土地。……不管怎样，河坡上家家户户靠着锋利的斧头，日子过得还都不错。 “……然而不知过了多少年，多少代，在一个雨水奇多的８月，大雨没喘过气儿……可是，小村庄却被咆哮的洪水不知卷向了何处。 “什么都没有了——所有靠斧头得到的一切，包括那些锋利的斧头……”
教授的难言之苦
因为非法采血，河南成为中国的艾滋病大省。 一位河南人——河南中医学院年届７５岁的高耀洁教授为自己同胞遭受艾滋病恶魔的侵凌与蹂躏奔走呼号整整５年之久，她的足迹几乎遍及河南各艾滋病高发地区，编写散发防治艾滋病材料数十万份，耗尽了自己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１０多万元钱，小女儿还因为她“防艾”宣传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丢掉了河南一家医院的工作，不得不与老父亲一起远走加拿大。这样一位让人感动，冲锋在防艾第一线上的斗士，却历尽艰辛，遭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一些人甚至认为高教授四处奔走进行防艾宣传是揭了河南的疮疤，有损河南的形象，视教授为不受欢迎的人，对她的行为进行限制或者进行各种各样的刁难。 艾滋病泛滥成灾是老教授的切肤之痛，欲盖弥彰地阻止“防艾”宣传更是老教授的难言之苦。 高耀洁教授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吴晨光的采访时，曾向记者倾诉了两件她“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事情，其中一些反常现象让她百思不得其解： １９９９年，高耀洁被评为国家###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但不知什么原因，高耀洁教授却没有亲赴北京领奖，尽管郑州与北京之间并没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老教授去北京领奖的事还是被人为地拦阻住了。 后来有内部人士告诉高耀洁，没有让高耀洁去北京，是怕她到了北京，见到了中央领导谈河南的艾滋病情况。认为高耀洁的“防艾”宣传是瞎折腾，给河南人脸上抹黑。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日，世界艾滋病日当天中午，郑州电视台请高教授做了一个“防艾常识”讲座。仅仅过了几个小时，一位领导就找高耀洁问罪来了。 这位领导似乎很关心高教授：“耀洁呀，这是为了爱护你，艾滋病不是啥好病。厅（河南卫生厅）里说了，河南至今没有发现一例艾滋病人。” 这位领导在厚颜无耻地公开撒谎！ 中央电视台就曾报道过根据河南省卫生部门（应该不是省卫生厅吧）统计的数字：自１９９５年以来，文楼村（还仅仅是河南的一个小小的村庄！）经确证的艾滋病患者死亡８例，初筛阳性死亡２２例。怎么说没有一例呢？就是这位领导当着高耀洁教授说假话的时候，老教授兜里还揣着一张纸条，上面有１２名艾滋病人的姓名和住址呢！ 此后，对高耀洁的“防艾”宣传阻力一步步增大。 ２０００年８月，《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采访了高耀洁，并对河南省的艾滋病疫情进行了调查。调查到的相关情况，经该刊向社会报道后，在河南，在全国反响很大，如同捅了马蜂窝，一些人坐不住了，某领导看了《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后勃然大怒：“高耀洁擅自向记者提供有关艾滋病疫情的资料，以后不准再接受记者采访！” 家丑不可外扬。都什么年代了，还是这么一副背着牛皮不认赃的霸道嘴脸！ 在河南省卫生行政部门内部，对艾滋病疫情的封锁也是众所周知的事，甚至对高耀洁教授的封锁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高耀洁谈到这样一件事：那是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９日，河南省卫生厅一位处长到高耀洁教授家办事，那位处长俨然当年地下工作者进联络站一样警惕地四下望了望，然后紧张地对高教授说：“你见了卫生厅的人，可千万别说我来过。”当高耀洁同这位处长谈起艾滋病的严重性时，处长如同触摸到ＨＩＶ那样恐怖：“不敢说！不敢说……” 为了表彰高耀洁教授在防治艾滋病方面的突出贡献，世界卫生大会将２００１年度“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Ｍａｎｍ健康奖”颁发给了这位在艾滋病疫情泛滥成灾地方涌现出来的“防艾”斗士。这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河南人的骄傲，可是在河南——中国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骄傲却成了高教授挥之不去的烦恼和苦恼。 烦恼何来？苦恼何来？高耀洁教授面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尽诉衷肠—— 新闻周刊：获悉得奖之后，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高耀洁：我只有一种预感，可能去不了美国领奖。 新闻周刊：为什么？ 高耀洁：上面的阻力大。我的领导，上到河南卫生厅，下到我退休前所在的河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一直不赞成我对河南艾滋病的防治与宣传。 新闻周刊：领奖真的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高耀洁：对。５月８日上午，河南中医学院一位领导找到我，开门见山地对我说：“高老师，我看这个奖你还是不要去领了。”听到这话，我很恼火，但我知道，这种事情我自己做不了主，就说：“既然领导这么决定，那不去就不去了。” 第二天，我到省妇联去领稿费——稿费是我用于补贴艾滋病投入的主要经济来源。妇联的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告诉我：“去与不去，不是个人的事，你必须和省里打招呼。”省领导倒表示支持。 新闻周刊：事情出现了转机？ 高耀洁：根本没有。虽然省领导支持我出国领奖，可办手续的时候，又受到了单位的阻挠。出国证明需要一个我的档案所在地——第一附属医院的公章，但到了５月１５日，这个章还没盖下来。 ５月１６日晚，河南中医学院的几个领导一起来到我家。他们催促我表态：“高老师，你就说你不想去领奖。”我说：“这个态我不能表！谁说我不愿意去领奖？我知道你们的意思，你们不想给河南丢面子。如果我一去领奖，全世界都知道河南的艾滋病情况很严重了，某些人会为此而担责任，他们平坦的仕途就会受到阻碍。” 他们一再劝说我，但我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去，那我就不去；但让我自己说不去，绝对不行。” 新闻周刊：如果这次领奖之路没有成行的话，会有什么损失？ 高耀洁：如果能去，可以获得国外一些资金支持，钱对于河南的艾滋病人来说太重要了。 新闻周刊：那您估计您还能出国吗？ 高耀洁：现在不好说。他们告诉我再等几天。但我的最后期限是５月２４日晚。因为美国驻华使馆通知我：５月２５日上午１０点必须到使馆科技处领签证。如果我赶不上５月２４日由郑州到北京的火车，这件事就成不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阻力？高耀洁自有她的一番说法： “因为怕我的宣传断了他们的升官之路。这在我和性病游医斗争时已经有了征兆。１９９８年，我揭开了河南街头性病游医的老底之后，河南省卫生部门的有关领导就受到了严厉批评。相比之下，艾滋病的危害肯定要比性病游医厉害得多，会死很多人的！所以一见真实情况传播出去，有关人员还能不负责任吗？” 一边是一人两人的升官之路，一边是千人万人的生命之路，孰重孰轻，我们的一些当权者应该用良心作答！ 。 想看书来
谁在掩盖事实真相
高耀洁教授的遭遇绝不是特例。 与她携手并肩战斗在“防艾”第一线的还有一位斗士——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科的桂希恩。桂希恩教授也是年逾花甲的人，但他不惜年老体衰，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前后１１次赴河南艾滋病疫区调查，自费为数百名患者作了血检，并在广大患者中间宣传有关防治艾滋病的科学知识。不仅如此，桂教授还自费购买了一批药物，到艾滋病疫情最严重的文楼等地，为当地的ＡＩＤＳ患者送去了关爱与温暖。 就是这样一位被人民誉为“艾滋病村里的白求恩”的好医生、好教授，他在一些地方的行动甚至人生自由受到了威胁和限制。 ２００１年６月，当桂希恩教授携带价值一万多元钱的药品去河南上蔡县文楼村，给那里的艾滋病人提供治疗时，有人跳出来明里暗里警告桂教授“不要破坏当地的形象”，甚至恶狠狠地扬言：“再胡说八道，就给你点颜色看看！” 桂教授闻到了血腥味，他也知道一些人会下毒手的。虽然他光明磊落，心底无私，但文楼的百姓还是如同当年掩护八路军武工队一样把桂希恩教授藏了起来。为了尽快脱离虎口，免遭不幸，当地百姓把桂教授带来的药品分散藏在自己家中，夜深人静的夜半时分，又用摩托把桂教授送到西平火车站，一直护送他上了南下的火车。 临别时，桂希恩说：“我肯定还会再来，那批药品也应该尽快派上用场，那些病人急需帮助啊！” 红道白道都已出笼，文的武的也已亮相，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吗？河南一些地方爆发大规模的艾滋病疫情触目惊心的现实，靠红道白道文的武的极力掩盖，又怎么掩盖得了？！即使是那些ＡＩＤＳ 患者，死后其病因都被说成或被写成“怪病”、“不治之症”，但是河南一些地区卖血风潮几十年来长盛不衰的事实却是尽人皆知的，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的，之中潜伏的罪恶今天不爆发，明天也一定会爆发。一句流行的说法是，早暴露比迟暴露好。对于艾滋病这样的恶魔来说，早防治比迟防治好！ 翻开河南一些地区的卖血史，我们会看到饥饿、贫穷驱赶着成千上万的人践踏出来的一条血路…… 自文革后期开始，河南驻马店、周口地区以及相邻的安徽阜阳一带，就滋生了以卖血为生的“行业”。当时卖血人不太多，还没有形成一股潮流，但对以后形成卖血风潮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因为当时靠挣工分吃饭的农民，在人民公社的旗帜之下，要想挣一分两分钱，却是资本主义行为，总会被一刀剁掉。只有血液是自己的，出卖几百毫升几千毫升属于自己的血液好像与资本主义无关，似乎还为社会做了一点“救死扶伤”的贡献。于是，没有人过问，也没有人拦阻，更没有想到怎么管理，以至于几年之后酿成汹涌的血潮，十几年后酿成惊天血案！ 尝到了甜头，卖血的人开始多了起来，这支卖血大军也就应运而生。 到了８０年代初期，卖血的农民渐渐增多，尤其是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这支鲜红的卖血大军像潮水一样漫卷中原大地。当时豫东、豫南血站密布，涌现出一批卖血专业户、专业村，并且由一个小的自然村扩大到大的行政村，由一个行政村扩大到一个乡，再由一个乡扩大到全县以及相邻几个县。卖血似乎成了振兴当地经济的一种新兴“产业”。 报载，据当地一位有一定身份的知情人士说，在血潮翻滚的年代里，以上蔡县城为中心，从西边无量寺、大路寺，到县南的卢岗、邵店，延伸至县东南的五龙、杨屯以及汝南的金铺、留盆，这周围十来个乡镇形成了一个方圆几十公里的卖血重灾区，现在这些地区也正好是艾滋病高发区。 《南方周末》报记者李玉霄曾采访过这一地区的卖血者，采访中有人告诉他说，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卖血，是因为在当时的情景之下，任何身处其中的人都难免要跟着走。在一些献血村，甚至到了不卖血的小伙子讨不上老婆，不卖血的姑娘嫁不出去的地步！ 究其原因，还是一个“穷”字在作祟。周口和驻马店所辖的沈丘、鹿邑、新蔡、平舆、汝南等１８个县，虽然地多但地力薄，这些地方又都是淮河流域的洪水走廊，不少县至今仍然是国家级贫困县。 采访中，上蔡县的一位干部对记者说：“每一个卖血的农民都有一段悲惨的故事。” 在靠卖血为生的农民兄弟生命消亡的背后，大抵都能看到血头、血霸们的发家史。 李玉霄采访了一个名叫陈军的卖血者，他１７岁开始卖血，１９岁结婚。陈军从１９８１年开始卖血一直卖到１９９７年，从“全采”到“单采”，１７年来跟随卖血大军南征北战走遍了全国各地！哪儿贵去哪儿卖，１７年里他和他媳妇一起卖了多少血，谁也记不清了。总之靠卖血挣来的５万多块钱，给老母亲治病花了一些，盖了四间房子花了一些，家倒是像个家了，但自己却因卖血染上了艾滋病，血汗钱中不仅仅是血汗，而且是一条条命啊！ 陈军生命的逐渐消亡就是与一些血霸血头的发家紧密相连的，所以陈军至今都对那些吸人血吃人血的血头血霸恨之入骨。一谈及血头血霸，他总是恨得咬牙切齿：“我恨不得宰了他！” 陈军说，当年在文楼村最大的血头应是上蔡县的医生尼某某了。１９９５年，国家已经禁止地下血站采血，尼某某还是带着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开着一辆车，全家出动，在文楼村租了４间房子，不体检，不化验，来人伸胳臂就采，一连采了整整１０天！ 陈军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记得当时床不够用了，灶台上，柴火垛边都躺着等待采血和正在采血的人。被采者这只胳膊抽两袋血，换只胳膊再抽两袋。 尼某某除了在文楼村设采血点之外，还在黄铺、城北肖庄等地非法采血。尼某某之外，还有齐某某、董某某等人都是远近闻名的血头、血霸。 齐某某的窝点在一个名叫十里铺的村庄。有一段时间，上蔡县卫生局的大楼都腾出来，让齐某某非法采血。卫生领导机关与非法采血者沆瀣一气，成了上蔡一道荒唐而又可笑的风景！ 陈军说，董某某的窝点在董寨。据说董寨卖血的人也非常多，血头血霸多达１０个左右，但其中董氏兄弟有钱有势，形成一霸，有建制，成规模，谁也惹不起，附近几个乡镇都有他的采血点。 据一些卖血者说，血头的出现大概是在８０年代末期，也正是这一时期，非法采血由“全采”变为“单采”。所谓“单采”，就是提取血清后，再将滤下来的红血球输回被采血者的人体内。由于这一变化，加之血头血霸不讲程序、不讲卫生的肆意妄为，导致了１０年后艾滋病疫情爆发的这场大灾大难。 卖血风潮的形成，虽然有穷的因素，有血头血霸惟利是图的因素，但作为卫生防疫主管部门，作为当地行政部门，难道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没有责任就不会遮遮掩掩；没有责任就不会真真假假；没有责任就不会“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阿二不曾偷”！ ２００１年８月２３日，中国政府公布了中国存在着经血液传播艾滋病的事实，河南的文楼村作为这种途径传播艾滋病的类型代表，无可避免地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７日，《参考消息》转载了外电的报道，国外媒体在报道中公开指责，对于河南省艾滋病的发生与流行，河南卫生部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
危境几何
当全世界关注艾滋病的目光都落在文楼——上蔡——河南身上时，中原大地的头脑四肢、五脏六肺感到不自在了。 这种不自在，是鞭策，是压力，更是一声当头棒喝！ 有良心的河南官员感到了这种压力，听到了这声棒喝：“我们感到了极大的压力，河南卫生部门的肩上，可以听到咯吱咯吱的声音。” 美国发现艾滋病病例是１９８０年，这也是全世界发现的第一例后来被命名为“ＡＩＤＳ”的病例；中国发现艾滋病病例是５年后的１９８５年，一名外籍ＡＩＤＳ患者死于北京协和医院；河南省发现首例ＡＩＤＳ患者是１０年后的１９９５年３月８日。现任河南省卫生厅疾病控制处的马士文处长，对当时的情景记得很清楚，当时是他接的一个电话。电话是来自云南的，说河南一农民在云南昆明接受血液检测时，被发现感染了ＨＩＶ！ 这位负责河南全省艾滋病疫情控制和预防日常工作的疾病控制处处长对记者说：“从那个时候起，河南省便开始了防治艾滋病恶魔的漫长历程。” ——在河南发现艾滋病病例的第二天即１９９５年３月９日，河南省人民政府转发了国家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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