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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过一本畅销书，他的研究强调了西方的地理优势和生物优势。而这种解释说不通的核心问题是：所有欧洲国家也具有同样的优势，但只有英国推开了资本主义的大门，其他国家都只是追随者。戴蒙德强调了物质因素，这表示在个人、想法和体制不影响历史发展的前提下，这些因素可以解释导致西方现代化的特定历史事件的原因。*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大卫兰德斯（DavidLandes）是参与详述“西方的崛起”的学者之一，他认为这是气候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但他并没有讲述这些改变西方社会的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面对相同的问题，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Crosby）着重说明了欧洲人对现实基本理解的变化。13世纪，他们用量化方法揣摩世界，促进了数学、天文学、音乐、绘画和簿记方面的发展。科技成果的故事总是令人着迷，克罗斯比坚持认为，智力变化使社会和政治变成了无人过问的概念。迪博拉尔（DeepalLal）则追溯到了更早的11世纪，他认为教宗诏书是“大分流”的根源，它为所有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建立了共同的商业法律。

　　　　拉丁格言“此后，因此，由此”（拉丁文posthoc；ergopropterhoc）说的是因果关系，这提醒了我们，这件事发生之前，还发生过别的事，但它不一定是后续事件的起因。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普遍现象，它有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以长远眼光看待资本主义萌芽的人会注意到很多事件，比如新大陆的发现、印刷机的发明、钟表的使用以及教皇的财产安排。这些在没有改变经济方式的国家里也同样存在。从逻辑上讲，广泛共有的发展不能解释一个国家的特有反应。无数有关西方国家如何向过去挥手告别的理论有一点是正确的，那就是西方打破陈规、走进资本主义有很多因素。可是，请记住，演替不是过程，这一点很重要。过程是一系列有关联的行动，而演替时有中断，而且存在很多偶然性。

　　　　欧洲的分歧

　　　　英国人脱离了农业创新，释放了可用于环球贸易以及开创性机械工业的工人和资金，但这一切并非不可避免。现在回想起来，这一进程似乎天衣无缝，但事实并不一定如此。表观推断反映了人们倾向于相信已经发生的原本就该发生。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资本主义，理解它并不是人类历史注定的篇章，而是对四千年主流惯例的一次背离，那么我们打破这种思维定势很重要。商贸同样也不具有形成资本主义的力量。中国人、阿拉伯人、犹太人，或许有成批的贸易商会在你的脑海中浮现——但他们既不是农业革命的拓荒人，也不是工业革命的先驱者。我们可以说，高度发达的商业体系是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资本主义始于英国，这并不是说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探险活动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没有贡献。15、16世纪，这些大胆的冒险行动打开了英国和其他地方的思想和钱袋子。不过西班牙和葡萄牙也佐证了英国的例外论。尽管这两个国家不断地出外探险，但它们的贵族仍然藐视工作，完全不顾及商人和匠人的需求。正因如此，葡萄牙和西班牙虽在航海方面成绩斐然，但最终还是折回了老路。英国则不同，它向前的脚步从未停留。而且这些发展吸引了评论、争辩和解释。智力参与经济变革的意义在于阻止旧思维方式的回退。因此，新做法和他们敏锐的分析是为了推翻时光沉淀的智慧。许多国家都有过辉煌的过去；但英国却能在各个发展阶段上持续创新，所以才显得更加耀眼。
第6节
　　　　当然，始点没有定数。所有历史发展都有前提条件，有些条件甚至可以倒回数百年。史学家展示给我们的每个历史断面都证明了现代社会的根基扎得非常深。然而17世纪，英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同时代的人也敏锐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些变化。起初，世代沿袭的社会秩序尚可支撑既有的戒律、特权和法规。但一个半世纪后，资本主义获得的动量越来越强，可以对抗地位一成不变和皇室控制的统治方式。大大小小的企业家的风险投资和试错法中出现的成功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所以他们没有了回头路。变化不可逆转且不断累积。最终，增长变成了发展，不只是扩张，而且积少成多。资本不再稀缺，事实如此，荷兰人凭借其在全盛时期，作为世界伟大的贸易商累积起来的储蓄成了欧洲的金融家。

　　　　“西方的崛起”在历史书上是非常古老的主题，但很可惜，这个主题在西方和“其他国家与地区”之间进行了很多次不公平的比较。我非常不愿意助长历史传统教育的这种嚣张气焰。我认为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我在解释资本主义方式如何变成新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时，更愿意强调不寻常的时机趋同和恰当的判例引用。聚焦英国似乎有点老套，但最新的学术成果证实了英国确实是独一无二的领导者。

　　　　最近，围绕欧洲在1800年之前是否与其他地方不同这个命题爆发了一场令人兴奋的争论。肯尼思彭慕兰（KennethPomeranz）写了一篇颇具煽动性的研究论文，详细介绍了亚洲的部分地区在18世纪享受着与西欧不相上下的生活水准。在他看来，由于19世纪，欧洲的工业化充分发展，出现了“大分流”，才产生了欧洲霸权。彭慕兰的研究非常有益，促进了新研究，并且推动了对旧观点的彻底重评。他用人的预期寿命、农业生产力和区际贸易等物质因素论证了“全球经济平等”。但彭慕兰没有注意到公众对变化的接受能力，以及政府反应的灵活性等无形资产。他也没有考虑各方面的发展如何相互作用，是加强还是阻碍了成功的创新。资本主义的文化核心是控制资源和启动项目的个人能力。英国伟大且意外的成功促使我们去寻找那些可能被忽视却始终发挥作用的无形影响力。

　　　　某一时间点采用的创造幸福的措施没有过多提及不同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动力。历史给我们讲述了很多这样的先例，有些国家蓬勃发展一阵后，仍然会回到从前的水平。只有英国在16世纪成功地迈出第一步后，仍稳步走向了其他创新。英国的经济发展方式逃脱了习俗的围追堵截，充分利用了变革的影响力。这一事实令人钦佩，并不是证明了民族的优越感，而是说明意外和偶然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中发挥了多么大的作用。我在强调英国特殊性的同时，也强调了资本主义这个革命性新制度的出现多么令人惊讶。

　　　　英国在经济上先进，却在政治上分崩离析。17世纪，英国的宪法和宗教冲突先是公开叫板，而后演变成内战，再后来成了共和实验，最终以君主制复辟的桥段结束。权力的划分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在时间上不谋而合。无论这场旷日持久的政治风暴的成因或假设是什么，创新者和开拓者自此都可以无视粮食生产和销售的古老规则。1688年，君主立宪制恢复了英国的政治稳定，新经济方式的地位也得以确立。这些方式当时已经很完善了，所以老一辈甚至开始抱怨世风转变。
第7节
　　　　经济的变化与分析

　　　　亚当斯密（AdamSmith）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提供了思考资本主义历史的线索。他的《国富论》是第一本有关英国经济变迁的巨著，论述了1776年，也就是这本书出版之前的两个世纪里英国经济的变化。斯密从更长的时间序列上分析了经济的渐进，这些步骤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演变。资本主义的历史毫不费力地向前迈进，这一说法产生了资本主义历史的最大讽刺，它解释了资本主义的起源，说它使自然之事变成了令人震惊的打破先例。这个观点有赖于人们看待资本主义的参照系。在斯密看来，资本主义出现得很自然，从人们的普遍想法逐步过渡到“交换与交易”。而经济发展自身实际上又促进了这一特有的文化特质。斯密把因果颠倒了。对于斯密和他的哲学同事来说，经济变化缓慢且稳定地积累了资本，这些资本后来支付了劳动分工等提高生产力的改进的成本。他们认为文化调整不是必需的，因为面对多样化的着装、饮食、举止等，经济人的心脏——特别是女性经济人的心脏都会疲惫不堪。

　　　　英国经济发展相关的完整阐述已经持续了两个多世纪——差不多包含了七代人的生活经验——亚当斯密描述的演化过程完全可以借此想象。但是在欧洲大陆上，与工业化一起到来的还有残酷的速度。人们被拽离了传统的农业秩序，终其一生在大小工厂中度过。卡尔马克思（KarlMarx）观察了19世纪中间数十年的分崩离析，他不接受资本主义的出现是英国演进的解释。他认为胁迫才是导致这种转变的绝对必要的原因。马克思认为这股力量来自一个新阶层，他们联合了生产上的共同利益，尤其是他们以新的工作模式组织劳动力。

　　　　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宏图伟略最重要的一点是分离了穷人和私人所有的工具与农田。他还强调，资本积累是摆脱传统经济方式的第一步。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欧洲教堂的实例已经证明，他们拥有建设雄伟建筑以及公路、隧道、风车、灌溉系统和码头等其他构筑物的资金。而文化资本的积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更为关键，尤其是生产的新技术和新思路。这些创新可能来自于一位公爵，琢磨着如何利用自己的财产进行采矿，也可能来自于一名农夫，为了防范动物入侵，利用闲暇时间修建了栅栏。

　　　　工厂的工作关系比佃农和地主之间的关系更直观，所有者就是从每个工人的劳动中赚取利润。工厂销出货物后，工人得到的工资很微薄，但雇主的收益很可观。马克思说，雇主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为扩大再生产积累资金，而扩大再生产可以使他们进一步榨取更多工人自己创造却得不到的财富。工人与雇主的生产关系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这些新行为方式的载体是外来者，也就是脱离了传统社会道德观念的人，狭隘的自身利益驱使他们这样做。而且由于共同的政治目标，这些资本家开始挑战既有秩序，为阶级冲突推波助澜，马克思把这些称为变革的动力。马克思的论证隐含的意思是，17资本家的专有优势指导了市场运作。

　　　　20世纪早期，另一位精明的哲学家马克斯韦伯（MaxWeber）研究了斯密和马克思的宏论，发现了两人都谈及一个决定性特征：人们在资本主义方式开始前后的态度转变。韦伯追问，对于经济进步必不可少的价值观、习惯和推理模式曾植根于近代欧洲的土壤里，它们如何具有了在各个方面都不同的生活节奏和道德词汇。韦伯之前，英国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很少有这样的困扰，他们一直认为男人（很少说是女人）是天生的生意人和永无止境的自我提升者，当幸福感会随生产力增加时，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地提高效率。

　　　　经济分析家受到亚当斯密的影响，假定人类心理能自然适应持续的经济活动。韦伯只一句话就质疑了这个假设：“一个人生性并不渴望挣多少钱，只是单纯地想过自己习惯的生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才要多赚一些。”韦伯从一个有趣的现象开始了这个探讨：发达国家和新教教派的经济联合。他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是16世纪新教改革意料之外的副产品。韦伯研究了改革者反对的天主教国家的形式和情感，详细说明了新教领袖如何教导真正的基督徒处处遵从上帝的旨意。他们把艰苦的道德观念播撒到传统社会的每个角落，用理性之刀切除了天主教的赘生物。韦伯表示，清教徒把道德和理性带入工作世界，改变了人们的习惯。清教徒给工作涂抹了宗教的色彩，遭到了贵族的否定。新教传道士总是向人们不停灌输的观念是，每个人总是晃悠在需要救赎的悬崖边缘，这引发了极大的个人焦虑，也吸引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天意，信徒们开始仔细探寻上帝在每一事件背后留下的线索。经济繁荣经由人们对日常生活的严密考量，变成了神旨的体现。韦伯说，这些都在不经意间把男男女女变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
第8节
　　　　新教的所有召唤都在赞美上帝，它中断了宗教惯常的仪式安抚，成了现代的原型和传统的敌人。韦伯确切指出了先前有关资本主义历史讨论的错误之处：因为这些讨论始于一个未经检验的前提，即假设男男女女都急着除旧迎新。分析家把当代价值观投射在过去，并没有认真研究人们的动机。他们自以为，即使需要改变态度或参与令人不快的活动，但如果有希望能赚更多钱，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积极回应。这些推理从这样的假设出发，扫除了资本主义如何在西方世界取得胜利的所有中心难题。

　　　　韦伯否定了斯密，因为斯密认为人们存在的交易与交换的自然倾向无法控制，韦伯还批评了马克思，因为马克思假设在资本主义市场出现之前，市场心态就已存在。斯密把每个人都形容成资本家，他们在市场的物质回报的驱动下，不断寻求自我完善。资本主义正是因为人类这一可靠的禀赋，才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出现。马克思虚构了一帮逐利的人，他们非常有洞察力，可以在脑海中勾画出一个前所未见的世界。韦伯把斯密意指的不懈的经济努力归为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需要解释，而不能认为是理所当然。

　　　　研究的影响

　　　　这些强大的思想家——斯密、马克思和韦伯——对后续有关资本主义的分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为一名学者，我一直着迷于经济发展如何改变了我们对物质世界的看法，如何改变了我们看待自身以及工作和生活的方式。虽然我学习了所有这些主流理论，但对我影响最深的还是韦伯，他强调资本主义形成的偶然因素以及意想不到的结果，他也尊重文化和智力特征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这些都深深地触动了我。我也把自己与当代意识形态的连续体统一了起来。我是一名坚定的左倾自由主义者，有时自相矛盾，但自由主义者的神经仍时刻紧绷。我始终对先进的政治怀有浓厚的兴趣，我相信某个信念正在不恰当地左右我们，而资本主义是个独立的制度，参与者的特征和特定的社会目标并不会影响它。经济的力学模型总是强调无私的意图，但实际上削弱了我们在已有选择范围内的理智的思考能力。

　　　　1967年，我还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教书，就是在那里，我迂回地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所有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美国历史讲师使用的都是同一本基础入门教程。这本书的内容很主流，包括清教徒在新英国一连串的布道，包括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的《利维坦》，约翰洛克（JohnLocke）的《政府契约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托马斯潘恩（ThomasPaine）的《常识》、《联邦党人文集》等，它用一组数据展示了现代社会思想的起源。

　　　　教学是揭露无知的伟大开端。你边听别人的演讲边做笔记时，一切似乎并不困难。可当搞清楚过去的任务落在你肩头时，差异和不合理的推论就会亮起危险警示灯。我在涉及“人性”的定义中很快发现明显的异常。人性是18世纪进入公众讨论的一个术语，我们从未审视过有关人性的想法，因为它似乎是社会的常识性概念。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友谊、婚姻和育儿，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几乎囊括了一切。我的教学还出现了一个问题，如何解释17世纪人性的根本变化。我们早期选择的教科书中，清教徒的布道词和伊丽莎白（Elizabeth）的戏剧集总把男男女女描绘得轻率又任性，再不然就是些彻头彻尾的恶棍。但是往前快进一百年来看，人类心理学的基本假设已经发生了蜕变。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有一些关于人的新观点。斯密认为自己的人性观点很合理，他说：“迅速保存的原则是我们不断改善自身条件的需求，这种需求一般是平稳的且不带任何感晴色彩，自我们从娘胎出来，直到走进坟墓都挥之不去。”他讲到“每个人为了改善自身条件而付出的始终如一的、恒常的和不间断的努力”。我想知道亚当斯密如何得出这个观点，认为人完全理性且会自我完善。当然，这和莎士比亚创造的人物以及清教徒信仰“亚当的堕落是我们所有人犯的罪”并没有相似之处。我在英国轮休了一年，成了大英博物馆的常客，我在那儿阅读了一个新流派的著作，它们最早出现在17世纪20年代，是宣传页、经济短文、传单和建议书等贸易方面的文字记载。顺着这些贯穿17世纪的书面记录，我找到了丰富的线索，可以打破关于人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