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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克·安德森以他在报纸上的调查专栏在华盛顿享有盛名，但是他的影响并不像他自以为那么大。伊朗国王被革命者推翻之后，安德森宣称他在几年以前就曾经在他的专栏里预言了国王的倒台。
　　惟一的问题是：人们在核对安德森的专栏的时候，结果发现他并没有那番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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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9世纪，埃里金纳是为数不多的能给人以启迪的学者之一。他很有道理地提出：“理智和权威同样来自神圣的智慧这一源泉。”
　　教会不喜欢这种公然的异端邪说，把埃里金纳的作品列为禁书。4个世纪之后，那些作品仍旧被认为是异端邪说，所以教皇洪诺留三世把他的作品作为“异端的邪恶”而焚毁。
　　在英格兰的索尔兹伯利，一位福音传道者因为他做出的异乎寻常的举动被罚款1700美元，他乘坐一个有发动机的翼伞升上天，这样他就能够从屋顶上面对地上的有罪的人讲道了。他解释道：“我觉得当他们听见来自天空的声音时，他们会以为是上帝在说话。”
　　在13世纪，成千上万的法国男孩相信一个牧童所说的他看见了上帝的身影。孩子们追随他们年轻的领袖踏上了远征去解放圣地的征程。
　　孩子们登上了法国商人们所拥有的船只，这些商人答应免费把孩子们送往耶路撒冷，却把他们卖给了奴隶主做奴隶。
　　亚述人是古代世界最发达的民族：耕作土地的高手，灵巧的手艺人，促进了青铜工具的发展，他们也是在所知道的世界里到处旅行的商人和做生意者。在公元前13世纪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那个时候他们成为了中东的铁腕势力，集聚起庞大的军队横扫他们的敌人。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是：把俘虏的双眼弄瞎，一次数千人，以防止他们造反暴动。
　　双眼失明的奴隶能力受限，生产力低下，他们死在亚述人的手里，而亚述人自己现在也不复存在了。
　　在罗马角斗士盛行的岁月，角斗的前奏是以全副武装的斗士猎杀赤手空拳的人采取悦观众。胜利者的报酬是：他的武器被拿走，他成为下一个牺牲者。
　　一心要推行改革的宗教领袖马丁·路德在上帝的面前宣扬普通人的价值，并且在腐败的宗教权利基础上为穷人争取获得救济。
　　德国农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理解马丁·路德的启蒙信息，他们在1524年揭竿而起，杀死了数十个德国贵族。
　　马丁·路德试图向造反的农民解释“基督徒的责任是要有耐心，而不是拼斗。”
　　农民们在德国各地乡村劫杀富人，宣称是在按上帝的意志行事。
　　当德国军队抓住他们并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农民直到再也没有
　　人去造反的时候，上帝却一言不发。
　　在黑暗的中世纪，巫师和异教徒因为参加疯狂的仪式被迫害和被屠杀，在这些仪式中他们被魔鬼所驾驭，连续几个钟头以无法控制的疯狂热情手舞足蹈，有些时候当邪恶的力量在他们身上发挥魔力的时候，他们会脱得精光，赤身裸体。
　　从14世纪一直到19世纪，在欧洲和美国，虔诚的基督徒会被上帝的幽灵攫住，连续数小时以无法控制的疯狂的热情手舞足蹈，有些时候当上帝的力量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会脱得精光，一丝不挂。
　　在印第安人的夸基欧托部落，部落的权力取决于那些更多地破坏他自己财产的人。于是，追逐权力的疯狂浪潮不仅焚毁了他们的工具、武器和家用物品，也烧毁了他们自己的房屋。
　　他们剩下的就是一无所有的权力。
　　利欲熏心的人并不总是依赖暴力。有时候他们也试着用法律来统治。19世纪末随着汽车的逐渐开始流行，宾夕法尼亚农场主反对汽车协会起草了以下的规定：“如果一匹马在路上拒绝从一辆汽车旁边经过，车主就必须把他的汽车拆散，并且把部件隐藏在树丛里。夜晚在乡村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必须每隔一英里（约1。6公里）发射一支火箭，然后等待10分钟以便让行人躲开。”
　　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没有把这些规定纳入法律，正如你能够注意到几乎没有人在马匹面前拆卸汽车。
　　
第11章　愚蠢的艺术
　　艺术家们对于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的理解还不及那些一窍不通的盯着作品在思考的门外汉：那就是艺术？我应该喜欢它吗？我是不是头脑太发热而看不懂它？
　　当然，那谁知道呢？谁又在乎呢？
　　一位沮丧的作家想出了一个新颖的办法来检验一下图书出版商的智力。他把杰西·科金斯基的获奖小说《彩色鸟》重新用打字机打出手稿来，以他自己的名字寄送给10来个大出版社。
　　它们都把稿子给退了，认为它没有出版价值，其中包括实际上出版了科金斯基的小说的那家出版社。
　　文森特·梵高现在被推崇为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可在他那个时代他却是一文不名。19世纪的评论家对他毫不理睬，收藏家对他的作品也不屑一顾。
　　梵高其实在他一生中也卖过一幅画，尽管现在收藏家们相互出售它时会赚上千百万元。
　　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每次指挥演奏菲利克斯·门德尔松的作品时都戴着手套。演出结束之后瓦格纳都会把手套扔掉。
　　为什么？就因为门德尔松是个犹太人。


　　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时期的娱乐界人士托尼·明洛克具有在舞台上所能见到的最奇特的才能之一：他能够忍受痛苦。
　　他的表演中包括把自己像耶稣那样钉在十字架上，同时还要对观众唱歌。
　　西奥多·杰塞尔的第一本书在一家出版社敢于把它印刷出来之前曾经遭到23个纽约的出版社退稿。《想一想我在马尔伯利街见过它》结果销售了几百万册，苏斯博士的许多书也十分畅销。
　　詹姆斯·乔伊斯是历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在付印之前曾被22家出版社所拒绝。此书的第一版被一个仇恨书籍的人买断，他把这一批书全部付之一炬。
　　18世纪的商人梯奠西·德克斯特为自己撰写了传记并且把它出版。这本书除了最后一页之外通篇都没有标点符号。最后一页里是一行又一行的句号、逗号、感叹号和问号，并附有给读者的说明：“它们可能会（给这本书）增添各种味道。”
　　拼写对于德克斯特来说也不是一个大问题。
　　要是下面这些书保持了它们原先不那么吸引人的书名的话，它们当中还有多少能够成为畅销书呢？
　　烧烤（《邮递员总是按两次门铃》）
　　咩！咩！黑色之羊（《飘》）
　　古老的因素（《太阳也升起来》）
　　各种不同的武装（《有无之间》）
　　发生的事情（《人鼠之间》）
　　一个犹太病人开始他的分析（《波特诺伊的牢骚》）
　　魔鬼的恐怖（《大白鲨》）
　　艺术家们通常声称是他们的作品具有重要性，一支歌曲重要的是它本身而不是唱歌的人。不幸的是政府也相信这种冠冕堂皇的谎言。奥古斯蒂·罗丹是法国最伟大的雕塑家。后来在1917年的寒冬他破了产，忍饥挨饿，衣不蔽体。他请求法国政府让他住进收藏有他的作品的博物馆以避寒。政府官员们拒绝了这位艺术家的请求，他在一间没有暖气的阁楼里被冻死。罗丹曾经把他的许多雕塑作品无偿捐赠给了他所热爱的祖国。
　　法国作家居伊·德·莫泊桑对性的喜爱超过了写作。他最后被收进一家精神病院，他在那里宁可去舔地板也不小便，他42岁时死于梅毒。
　　英国作家托马斯·德·昆西（《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忏悔》一书的作者）经常在给他的孩子们上床前讲故事时把自己的头发点燃。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活到了74岁。在埃德·苏利万作为一台星期日电视节目的固定主持人而闻名遐迩之前，他在20世纪20年代是一名戏剧评论家。在他的第一篇评论里，他建议剧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伯格重写他的剧本《父亲》的第二幕。
　　苏利万忽略了一个极端重要的事实：斯特林伯格离开人世已有近12年了。
　　一位评论家就旧金山芭蕾舞团的演出给《旧金山新闻报》写了一篇措辞严厉的评论，特别对主要的女舞蹈演员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
　　这篇评论发表之后，观看过这场演出的观众指出，那位批评家不知道——或者说他本来应该知道——他所责难的那个舞剧临时被换了下来，他批评的那位芭蕾舞女主角实际上那天晚上并没有登台演出，不管她演得好还是坏。
　　《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位编辑拒绝承认亨利·米勒的淫秽小说《癌症热带》已经上了畅销书的名单。他不再把整份名单印出来。作为替换，《芝加哥论坛报》开辟了一个有选择的专栏，取名为“在畅销书当中”。
　　艺术家卡西莫·卡瓦拉洛创作了一件装饰艺术作品，他以100美元一天的价格租下了纽约市一家旅馆的一个房间，把房间里所有的物品都用溶化了的奶酪涂上。在他的指导下，主要是格鲁耶尔干奶酪以及瑞士和其他奶酪被扔得到处都是。
　　虽然溶化奶酪艺术的爱好者们对这件作品惊叹不已，但它的主要功能则仿佛是给作家们提供了一连串的与奶酪有关的双关语：“卡瓦拉洛创造了一件门斯特软奶酪作品。这门艺术就像高德干奶酪一样。”
　　需要有些道理才会去读贴在博物馆墙上的这些标不？F面是一则在马萨诸塞州印第安奥查德的“泰坦尼克博物馆”贴出的标示：“这些明信片是由珍尼特·丽宾代表她的叔祖父乔治·罗森席埃恩捐赠的，罗森席埃恩在泰坦尼克号灾难中罹难，他曾做过多年的轮船电话接线员。”
　　19世纪的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临终的时候把他所有的财产留给了他的妻子，但只有一个条件：她必须再嫁人。海涅说，这样就“至少有一个人为我的去世感到遗憾”。
　　伟大的剧作家乔治·萧伯纳曾经写下了一些英语中最精彩、最富有智慧的演讲稿。不幸的是他不知道如何停止说话。在他82岁的时候，他站出来支持法西斯分子墨索里尼，甚至还有希特勒。
　　20世纪30年代，当为好莱坞电影制片厂制作动画的艺术家和动画创作人员组织工会的时候，那些劳工领导人不知道该把他们往哪里放。他们最初把那些动画创作人员划归油漆工人和墙纸工人兄弟联合会。
　　在中世纪时期，天主教会出于保护妇女的道德，禁止她们登上舞台。可是教会要听歌剧的演唱，需要能唱高音部的歌手。
　　教会让它的医学专家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摘除男孩的睾丸，这样当他们长大以后就不会变声。那些经过阉割的男孩被训练来演唱女角。
　　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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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利时音乐家约瑟夫·莫尔林在1760年做出了第一双旱冰鞋，为了给那些贵族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穿着旱冰鞋去了伦敦的一个庆祝会。
　　莫尔林想，光是溜冰鞋还不足以引起轰动，他一边拉着小提琴一边溜进了跳舞的大厅。这样他的两只手都无法帮助他停下来，结果他撞上一面镜子：他受了伤，差点要了他的命。
　　1561年，一本名为《错误与错误分析》的书出版，其中包括15页的勘误表。这本书一共有172页，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这项纪录还有待于令人生厌的校对去打破。
　　英国的审查官员对约翰·福特1935年的关于爱尔兰骚乱的剧本进行了仔细的审查，把剧中每一处提到爱尔兰共和军和骚乱的地方都删除掉——总共129处，使得该影片在英格兰上映时变得完全无法理解。
　　埃及舞台演员哈吉蒂·阿里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令人惊叹的反刍者”有过一段短暂的经历，他能够把纽扣、珠宝、硬币和金鱼吞进肚子里，然后有选择地再把它们吐出来。
　　1977年，一位英国妇女在一家艺术博物馆里一时兴致所至在一幅绘画作品上吻了一下。博物馆花了1260美元把她的口红从画布上清理掉。
　　“我只想吻它一下让它振作起来，”那位妇女解释道，
　　“它看起来过于冷酷无情。”
　　你比演员还要更迷信一些？那几乎不可能。
　　我们都知道演员们在舞台上都喜欢的好运祝愿是“摔断腿”。然而真正摔断一条腿却是一件不走运的事情。
　　剧院的传统认为剧场收养的猫会带来好运，当你走上舞台时嘎吱作响的鞋也表示好运气。
　　霉运出自舞台背景中有鸵鸟的图画，在剧场吹口哨，或者是在排演时重复一场剧的最后一句台词。
　　要是你能够避免上述这些，你的事业就会有保证，尽管如果你会一点表演也能有所帮助。
　　一位日本艺术家在1983年全部以面包为材料制作了一幅蒙娜丽莎的画像。
　　在17世纪的英格兰，任何在小旅店唱歌或者演奏音乐的人都会遭到鞭笞和投进监狱。
　　这些惩罚不是出于评判的裁决，而是基于王族的一种看法，认为任何种类浪漫的民谣或歌曲都是要颠覆他们统治的威胁。
　　才气横溢的大提琴家马友友在纽约一家饭店把他的大提琴放在了一辆出租车的行李厢里，当他抵达音乐厅的时候却把它留在了车上。
　　“我真是干了件蠢事，”马友友说，“我怎么把它忘了。”
　　马友友那把有266年历史的大提琴价值250万美元。他有可能是难以置信地心不在焉，可他却又是难以置信地走运。警察找到了那辆出租车，在行李厢里发现了那把大提琴。
　　16世纪的时候有位音乐家发明了猫琴。猫被放在一个可以激起共鸣的箱子里，它们的尾巴从箱子底部的孔里穿出来。音乐家猛拉它们的尾巴来演出合唱。
　　
第12章　军事假聪明
　　它们也可以用来描述只是坐在作战室纸上谈兵却派遣我们去无谓牺牲的那些人。
　　军事上的愚昧白痴由来已久，那是因为在其他任何需要做出努力的行业里，入门的要求都没有如此的低，而且其付出的又常常令人难以忍受。
　　是的，将军，我们很高兴去完成那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它献身。毕竟我们可以是士兵，但是我们也是白痴。
　　有多少千千万万英勇的年轻人曾经想过：我真的要这样牺牲我的生命吗？
　　不幸的是他们是在平原上向千军万马发起冲锋或者是登上光秃秃的山丘面对某种死亡的时候想到这个问题的，而就在此时此刻，身在后方山腰上发号施令的某位将军却在想：哎呀。
　　或许那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主意。
　　不过，现在已经太迟了。伙计们，祝你们下一次打仗运气更好一点。
　　作为人类，我们为勇气欢呼恰恰是因为在面对所有聪明才智时它稍纵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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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阿金库尔战役里，法国骑士们在英国弓箭手射出的箭雨中冲锋陷阵，那需要极大的勇气，可他们却是十足的白痴。
　　少一点莽撞多动一点脑筋本来会使法国人采用另外的战术。
　　他们本来可以把在人数上处于劣势的英国人团团围住使他们的长弓无法发挥作用，然而他们却全部人马都沿着一条狭窄的山谷直接冲进由重兵把守的阵地射出的箭雨中，给敌人提供了他们惟一的大获全胜的机会。
　　威灵顿公爵曾经说过：“没有比一个勇武的军官更愚蠢的了。”
　　但是没有那种勇武的愚蠢，威灵顿的军队或者任何军队还能够打赢一次仗吗？战争的胜负取决于那些不愿意去动脑筋的人，他们置生死于度外，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锋陷阵。值得注意的是，从来就不缺少这种人。
　　1854年莱特旅的战斗：多么英勇，多么愚蠢，多么的英国式。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一位愚笨之极的军官下令让英国莱特旅的只带有刀剑的600名士兵去攻击俄国军队的阵地。俄国人有6个营的来复枪手，6个骑兵分队和30门大炮。
　　在25分钟的时间内，莱特旅的600人就损失了400人。但是直到四周山头上的俄国士兵朝阵地开枪，死在他们枪口下的自己人同打死的敌人一样多时，莱特旅的战士才被彻底击溃。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乔治·华盛顿率领大陆军在新泽西的特伦顿一仗中出其不意，打败英国人，赢得第一次胜利。
　　华盛顿的出其不意原本不会成功。有个保皇派的间谍要把华盛顿的计划向英国人报告，但他没有被允许见到英国指挥官，因为那个英国上校在玩纸牌的时候不让任何人去打搅他。
　　那位急不可耐的间谍终于让人送进一张纸条，说明敌人正在推进，准备偷袭。英国上校没有打开字条看，顺手把它塞进了衣服口袋里，继续玩他的牌。这一盘是他当庄家。
　　华盛顿获胜之后，在上校的尸体上发现了那张字条。
　　1628年，瑞典海军建成了它最大的也是最危险的战舰，两层甲板上装有64门大炮。这艘战舰由于其设计上的缺陷对于它的船员来说被证明也是危险的，当它下水开始Chu女航的时候在斯德哥尔摩港口